宗教文化論文：扈從詩的宗教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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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富有 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

定都大都后，皇帝宗戚每年回到上都的諸多活動，都深刻體現著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重溫。因而，經年在大都與上都之間奔波，是其內心對本民族生活與文化難以割舍的感情體現，即每次巡幸上都都是這些貴族在精神與情感上的回歸，接受著傳統宗教的洗禮，使之在民族文化與宗教文化氛圍中汲取精神力量、民族認同與心靈歸屬感。反映其民族原始宗教活動的作品如張昱的《輦下曲》、吳萊的《北方巫者降神歌》等都能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其中后者描寫尤為細膩:“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粱鐵鐙懸半空，塞向墐戶跡不通。酒肉滂沱靜幾席，箏琶朋掯凄霜風。暗中鏗然哪敢觸，塞外諸神喚來速。隴坻水草肥馬群，門巷光輝耀狼纛。舉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昆侖。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鶻影勢同飛翻。”該詩歌生動的描繪了女巫降神的過程，從降神音樂、降神儀式、降神場面等幾個方面展示了薩滿教降神活動的場景，以詩歌的形式生動表現了元上都本土民族宗教文化的多神性與豐富性特點。這里特別值得關注的宗教文化價值在于:多神信仰的民族宗教文化體系本身即具有開放性和靈活性，這正是元上都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礎。

不能忽視的另一重要現象是，政治與宗教的相互需要促成了宗教在元代包括元上都的長足發展。無論是佛道，還是儒學，都代表著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層面的社會群體對宗教的認可乃至拉攏，就是對這一社會群體在宗教上的吸納;對于宗教而言，來自于政治的支持也是其獲得發展空間的重要基礎。所以，元代的宗教也相當程度地參與到了元代的社會政治進程之中，藏傳佛教、道教對元代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是以，政治與宗教的相互需要是宗教在元代包括元上都獲得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

基于此，元代在對待各種宗教的宗教政策上，基本上采取了持正、公允的態度，這給各種宗教的生存、發展提供了相對公平的政策與社會環境。“被長生天護佑的成吉思汗，將其他人當成了劣等民族，但并不在宗教的領域內鄙視他們。”據《元史•釋老傳》記載，道教領袖丘處機就曾受成吉思汗召請遠赴漠北，歷盡艱難，轉道遙遠的阿富汗一帶才見到成吉思汗，受到成吉思汗的熱情款待且被成吉思汗尊稱為“神仙”;對于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元廷更是禮遇有加，中統建元年間藏傳佛教領袖八思巴就被封為“帝師”。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朝廷對這兩種宗教基本上持中正態度，當佛道兩種宗教在發展中發生沖突和矛盾不可調和時，元朝政府讓兩種宗教公開論戰而不是自己作武斷的仲裁者。無論其內在主觀想法如何，體現出來的大體上是不偏不倚的態度，對元代多元宗教的平等發展是有利的;至于對伊斯蘭教、基督教及其各個流派，元朝統治集團內部雖然有過紛爭，統治者的信仰也各自不同，但在整體上一如對待佛道，基本都采取了一種開放、中立的態度，任其傳播、發展。

從元上都扈從詩看上都佛教文化的發展

衡量一種宗教的實力和影響，其宗教活動場所是一個重要的物化參照。自從佛教傳入中國，關于佛教寺院、廟塔等描寫的各類作品數量浩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江南春絕句》)就是典型例證;至于楊衒之和他的《洛陽伽藍記》更能證明那個時代佛教的繁盛程度。元上都扈從詩中，以上都佛教寺廟為題材的詩歌數量很多，也能充分顯示佛教在上都的發展概況和在國家政治生活、民眾生活等方面的地位與影響。上都的佛教寺院數量眾多，僅僅詩歌中涉及到的寺廟就有乾元寺、帝師寺、開元寺、黃梅寺、慶安寺等，其中以華嚴寺地位最為崇高，袁桷對此描寫道:“寶構熒煌接帝青，行宮列峙火晶熒。運斤巧斗攢千柱，相杵歌長筑萬釘。(殿基水泉沸涌，以木釘萬枚筑之，其費巨萬)云擁殿心團寶蓋，風翻檐角響金鈴。隃知帝力超千古，側布端能動地靈。”(《華嚴寺》)姑且不論詩歌對華嚴寺高聳入云、巧奪天工等特點的描述說明了這座寺廟是多么金碧輝煌，僅就建設時克服重重困難這些事實，就足以說明元朝統治者對其重視的程度。當然，這樣一類宗教活動場所的存在，也足可說明其雄厚的實力與影響。尤其是，如此規模宏大、建造困難的寺院都是由國家出資興建的，這些無疑都說明上都佛教在元代受到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

關于佛教在元代特別是上都影響的證據，扈從詩中有不少。這些影響，既包括對政治生活的影響，也包括宗教在國家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首先，皇帝每次巡幸上都均要求僧侶、道士扈從，詩人筠軒、馬臻就分別是佛道隨扈隊伍中的著名人物，也是佛教、道教在元代政治生活中擁有重要影響的表現。其次，佛教思想通過影響統治者進而影響元代政治。“梵音通朔漠，法曲廣伊涼。御榻惟經帙，官爐獨篆香。吾皇清凈德，銀管愿垂芳”(袁桷《上京雜詠再次韻十首》)，就從皇帝平時閱讀習慣養成、愛好等角度說明了佛教對元代最高統治者影響程度之深。第三，佛教在上都的城市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百戲游城又及時，西方佛子閱宏規。彩云隠隠旌旗過，翠閣深深玉笛吹。”該詩注釋明確記載:“每年六月望日，帝師以百戲入內，從西華門入，然后登城設宴，謂之游皇城是也。”(楊允孚《灤京雜詠》)可見，游皇城活動的組織者及主角是身為帝師的佛教領袖。另外，上都很多重要社會活動都請佛教徒作法事，以期保證活動順利進行，“雍容環佩肅千官，空設番僧止雨壇。自是半晴天氣好，螺聲吹起宿云寒。”(《灤京雜詠》)楊允孚自注:“西番，種類不一，毎即殊禮燕享大會，則設止雨壇于殿隅，時因所見以發一哂。”類似的例子在宋褧的《詐馬宴》、王沂《上京詩》、張翥《上京即事》等詩歌中都能見到，佛教活動所涉很多方面雖然難免迷信以至于可笑，但佛教參與政治與社會活動并擁有巨大影響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至于佛教對人們思想等方面的影響，則是潛移默化而深遠的，袁桷的《贈華嚴寺長老二首》等詩歌都從不同角度表現了佛教在日常生活中對人們思想行為的影響。“音響偏聞仍梵唄，談笑微中寓禪機。一時遂悟忘形樂，萬事無過盡醉歸。”(許有壬《六十里店飲脫別歹大夫帳》)就是記述、描寫佛教禪機對文人思想感情產生頓悟、“忘形”等影響的詩句。

值得關注的是，佛教的各個派別也在上都得到了發展，除了中原佛教的各分支在上都建有寺院，從事佛教活動之外，源自于西域的藏傳佛教借助其對蒙古族政權的巨大影響，奠定了在中國北方地區的無上地位。

從元上都扈從詩看上都道教文化的發展

與佛教在元上都崇高地位和影響相仿的是道教。道教在元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巨大變化的標志是這一宗教在這個時代從山野走向了廟堂。道教領袖丘處機在成吉思汗時期應詔到達西域覲見，與最高統治者建立了密切關系。自此之后，元代皇帝巡幸上京，多有道士應命扈從，元成宗鐵穆耳時期的道教正一派首領吳全節的經歷便足可說明問題:“每歲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虞集《河圖仙壇之碑》)據流傳下來的元上都扈從詩可知，上都地區著名的道觀有長春宮、崇真萬壽宮、壽寧宮、太一宮等，如劉敏中《上都長春觀和安御史于都事陳秋巖唱和之什》、馬祖常《崇真宮西梨花》、廼賢《次上都崇真宮呈同游諸君子》、許有壬《代祀壽寧宮二首》等作品都能證明這些道觀的存在;道教的各個派別如全真教、正一教、太一教在上都也都有一定影響，而在上都一帶活動過的著名道士除了丘處機，還有李志常、張宗演、張留孫、夏文泳、吳全節、蕭輔道、李居壽等。這一事實說明，元上都不僅接納了不同的宗教，也接納了同一宗教的不同流派，其宗教的多元與開放因此變得更加異彩紛呈。一如佛教，道教之受到重視，與他們同統治階層關系的親密程度有直接關系。如果說這三首詩描寫的道教與元代宮廷關系還僅僅是表象上的，《元史•釋老傳》記載的另一則事例足以說明實質性問題。道教的太一教派首領李居壽深受忽必烈寵信，至元十六年，太子參與朝政之議就是由他提出而被忽必烈采納的。這不僅是一個重大朝政問題，而且事涉異常敏感的皇族內務，非一般關系所能籌劃，其受信任程度可見一斑。

道教的一些宗教領袖本身就雅好文學，有的自己創作了一些與上都有關的詩歌作品，如丘處機的《魚兒濼》、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游記》，尤其如元代大詩人馬臻本身就是一位著名道士，有很多扈從作品傳世;有的在上都生活期間，與文人優游往來，相互唱和，留下了大量有關當時文人道士交往的詩篇，如虞集的《謝吳宗師贈芍藥名酒》，袁桷的《次韻虞伯生題祝丹陽道士摹九歌圖》、《次韻李齊卿呈閑閑嗣師》、《端午謝吳閑閑惠酒》、《嗣天師墨戲四絕》、《閑閑宗師未至》、《贈李道士》、《喜吳宗師至》等。這類詩歌不僅反映了道士隨扈皇帝北上上都的情形，留下了與上都相關的資料，也反映了這些人的文學修養和成就。這樣的愛好、修養與扈從文人志趣相投，使得道教在元上都文人圈中不僅表現活躍，其道觀也往往成為文人唱和、優游交往的活動場所。當時一些文人與道教首領關系過從甚密，僅以崇真宮為例，虞集、袁桷、揭傒斯、廼賢等當時著名文人都有與崇真宮道士相唱和或者以崇真宮為題材的詩歌作品流傳，如揭傒斯的《題上都崇真宮陳真人屋壁李學士所畫墨竹走筆作》，廼賢的《崇真宮夜望司天臺》、《次上都崇真宮呈同游諸君子》，袁桷的《崇真宮闃無一人，經宗師丹房，惟蒲苗楊柳感舊有作》，都是具體例證。

元上都道教各個派別的存在、道教與朝廷的密切關系、道教人士的活躍狀況等，都說明道教在上都得到了充分發展，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元代開放、多元等宗教政策特點。

從元上都扈從詩看上都儒學的發展

關于儒學在元上都的存在及影響情況，雖然還沒有能夠找到足夠數量的扈從詩作品說明當時的具體情形，但有關史料記載頗多，《元史•世祖本紀》就記載忽必烈屢下詔令保護孔廟、祭祀孔廟，并于至元四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廟”;根據著名詩人許有壬《上都孔子廟碑》的記載，仁宗時還在上都的孔廟附近曾設有儒學堂，供國子生讀書，可見儒學在上都受到重視的程度，這也可以使我們大致窺見儒學在上都的地位與影響。對此，可作為佐證的是上都建有“帝師廟”，上都帝師廟是祭奠帝師八思巴的廟宇。以八思巴在元朝崇高的地位與巨大的影響，其廟宇規制必然與其地位相一致，《元史•英宗紀》記載皇慶七年十一月下詔“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就可知道元代各地早就建有孔子廟且規模很大，據此可進一步推測儒學在當時的地位與影響。值得關注的是，儒學本質上并不是一種宗教，其學說及創始人受到與宗教信仰類似的崇奉，這充分說明，儒學在逐漸宗教化的過程中，元代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何況，元代恢復科舉考試以后，當時身為文壇泰斗的很多文人創作了與此相關的詩歌作品，也可側證儒學在元代的重要地位。比如身為扈從詩人的翰林儒臣周伯琦，在上都為皇帝進講，創作了《水晶殿進講魯論作》、《水晶殿進講周易二首》等詩歌。根據這些詩歌作品的題目可以清楚了解到，當時作為侍講大臣的周伯琦給皇上進講的分別是《魯論》、《周易》這些儒家經典;在其他詩歌中，他也曾經寫道:“彤帷對六經”(《五月八日上京慈仁宮進講紀事》)，“學乏明經守典墳”(《越三日恩賜衣幣紀恩作》)，“遺經畢講陳愚戇”(《越四日供職拜覲慈仁宮謝恩作》)。“六經”、“典墳”、“遺經”等儒家傳統經典著作就是他給皇上進講的內容。迺賢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響的蒙古族人士，作為世家子弟，他較嚴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處末世而仍不忘報效元廷。在悠游山水古跡的同時，目睹社會瘡痍和吏治的腐敗，因而多次察訪下情，希圖以詩諷諫，匡正時弊，在詩文中對百姓苦難的同情之心不時有所流露。他對丘處機勸阻成吉思汗殺生所起的作用甚為推崇，甚至進而欽慕道家，迷戀于服食和煉丹。其《塞上曲五首》就全景式地再現了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與文化風俗，寄托了儒家士子一如既往關心民瘼、熱愛生活的赤誠情懷。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有一則頗為耐人尋味的逸事:“孛術魯翀翚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闕哉。’上大悅。”這至少說明，元代在宗教上采取的是崇佛、尊道而用儒的政策。就元代思想的角度看，也更能說明其思想的開放與多元。

小結

元代重視宗教并秉持多元宗教平等發展這一政策產生的影響，至今還是一個仍需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比如佛教在元朝產生的影響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以勒內•格魯塞的觀點為例，一方面他認為“盡管蒙古王朝對佛教備加推崇，佛教卻讓他們的王朝逐步衰落”，而這一觀點還僅僅是從佛教對蒙古族民族性格影響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結論，如果結合佛教寺院大量占有田產、擁有無數特權從而削弱了國家財政實力等方面，格魯塞的觀點恐怕更加無可辯駁。但另一方面，在與各種宗教比較中格魯塞還認識到佛教對中國文化的積極意義，“說佛教挽救了中國文明也毫不過分”。但無論宗教在當時對蒙古族、對元代、對中原地區及其文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元代的宗教政策是開放與多元的。開放、多元的宗教文化并存的事實說明: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元上都文化是一個開放的文化體系，具有兼容并包的特點。這樣的文化體系與思想形成，除了上述原因，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看，游牧經濟發生在一個開放的地理單元內，這樣的地理單元特點就決定了人們的思維與情感特質必然與此相近甚至相一致。另外，與蒙古民族的歷史與性格也不無關系———在蒙古族形成過程中，它從來都不是一個排他的單一民族。這種開放與多元的宗教文化深遠的價值與意義在于:首先，這對于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從文化的角度上是一個巨大的促進，有利于在這個民族共同體內形成各個民族之間共存、共生的關系。其次，開放與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有生命力的文化特質，能夠在發展過程中，汲取其他民族優秀的文化營養，并不斷發展、充實自身的文化，從而確保不被時展的潮流所淘汰。在中國諸少數民族文化發展歷史中，蒙古族文化一直保持著自身特性并對中華民族文化產生持續優質影響這一事實，就是明證。第三，開放與多元的上都宗教文化對于中華民族和諧、多元文化的形成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已經突破了那個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史中最亮麗、最寶貴的一筆財富，是今天多民族、和諧、平等多元文化的發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