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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概念股產業結構升級全球價值鏈
一、研究背景
繼滬港通之后,A股市場近期又掀起了一波新的主題炒作―“一帶一路”。在這種炒作氛圍下,基建、涉外工程、港口等概念股持續受到資金關注,此前遭到冷遇的中國交建、中國鐵建、中材國際等這些傳統基建股自 2014年 10月份起相繼出現20%以上的漲幅,多只與“一帶一路”概念相關的股票出現連續漲停。下表詳細闡述了“一帶一路”的投資主線。如表1所示:
二、“一帶一路”是中國實施開放型經濟的必然選擇
(一)國際資本運動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參與
從資本運動的一般來看,資本國際化和產業間的國際轉移是資本運動的基本規律。一方面,通過資本的國際流動,克服國內資本平均利潤的下降趨勢,獲得高額回報;另一方面,通過資本投資帶動產業在國際間轉移,使工業化生產落戶全球,形成經濟的全球化。從資本運動的個別來看,一國資本的國際運動首先是通過資本輸入進行資本積累,由資本稀缺國變為資本富裕國,爾后再進行資本輸出。資本的國際流動既為輸出國提供了消化過剩產能的途徑,又為輸入國提供了資本積累的外生動力。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并不僅僅是貨幣的流動,更是資源要素的整合,內含了技術、管理與制度,通過產業轉移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生產要素。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發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出口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相對過剩的產能提出了資本輸出和國際間產業轉移的要求。
(二)經濟增長瓶頸與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突圍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無論是量的增長,還是質的提升,無不體現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以及與此相聯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要素的高級化。產品內的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主導的生產布局使得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各國經濟依賴不斷加深,沒有哪一經濟體能夠脫離以全球價值鏈為載體的國際資本運動和產業轉移,以及由此衍生的生產、貿易、投資與服務所形成的復雜的經濟關系而獨善其身。全球價值鏈改變了經濟競爭力的內涵,使各經濟體的競爭更加側重于企業的跨境生產,側重于工序和任務層面的核心能力競爭。如果說傳統模式的產業升級主要表現為一國在不同時期、在不同產業和部門之間的升級更替,那么全球價值鏈下的產業升級則主要表現為產業部門內部的工藝、產品、功能或價值鏈的升級與擴展,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及其主導狀況成為其經濟質量的重要體現。所以,在經濟全球化大勢下,各國經濟發展的首要步驟是參與全球市場,利用全球資本、人力、知識與技術,融入全球價值鏈,為價值鏈創造價值并獲得自己的份額。
(三)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度調整及其主動回應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服務貿易和投資協定成為新一輪貿易談判和規則制定的核心內容;二是更高標準的新自由貿易協定將引領全球貿易新規則;三是WTO多邊貿易體制將日益邊緣化。國際貿易規則的深度調整是國際分工演化的結果。生產分割和生產積聚并存,價值鏈細分與供應鏈塑造形成產品內分工與貿易;制造業“全球化”和“碎片化”成為全球分工和生產體系的重要特征和演進趨勢。首先,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和國際合作新框架,實施更為主動的開放性政策,拓展中歐合作空間,深化與中亞、東南亞、南亞等周邊國家的合作,深化中阿之間的經貿往來,以此來應對美國所帶來的挑戰。其次,“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有助于我國對國際經濟關系規則的適從、參與及主導。“負面清單”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產物,隨著區域主義的興起,未來國際經濟關系的融合中區域經濟將發揮重要作用。我國在對外經濟的參與中,恰恰缺少這一合作平臺,“一帶一路”戰略從本質上看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努力,探索以運輸通道為紐帶,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多元合作機制為特征,以打造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新興區域合作機制。
三、“一帶一路”要求國內全面深化改革
(一)以開放促改革的開放型發展戰略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以開放促改革”。從這一層面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是我國以開放促改革政策的具體體現。(見表2)
首先,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是中國對外依存度提高的必然結果。目前,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世界經濟的市場、能源、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試圖實施封閉經濟來獲取持續的增長已不可能,必須積極主動地應對各種復雜的經濟關系。其次,全球經濟的增長越來越體現出技術進步和知識積累的作用。產業結構升級、全球價值鏈的構造和主導,必須促使企業通過全球化的生產才能獲得能力提升。第三,隨著對國際經濟的全面參與及深度融合,對國際經濟規則的適應、融入、參與、主導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一進程必與國內市場規則的發展相聯系,新一輪對外開放仍將會形成對國內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機制”。第四,只有全球化的發展思維和理念,才能解決發展中的瓶頸,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與國際經濟接軌
首先,我國產業升級遭到封阻。美國等發達國家遵循“優勢產業轉移”模式主導全球產業價值鏈,將世界各國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具有持續技術創新能力的發達國家,一種是沒有技術創新能力的跟隨國家,被“俘獲”于價值鏈的低端。要避免在國際經濟參與中陷入“低端鎖定”,除了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外,還必須構造“制度優勢”,通過技術進步來攀升和主導全球價值鏈。其次,市場機制還未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在最初的5年過渡期內很好地執行了入世承諾,但是,在5年過渡期之后,市場化的規則建設有所放緩,行政化的干預措施有所抬頭。例如,中小企業的發展,國內服務業和壟斷行業對民間企業的開放問題,仍未能很好發揮市場的作用。第三,微觀主體企業還不能完全適應全球化的生產與運營。與大型跨國公司相比較,我國企業的主要問題是:缺乏全球化的戰略思維和視野,立足全球配置資本、人才、技術、市場等各類資源的能力不足;國際化經營總體上處于初級階段,組織框架、營銷模式、管理模式不適應,缺乏國際化人才;研發設計能力弱,研發投入偏低,缺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等,亟需構建中國的跨國公司。由此可見,國內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必然會影響到開放經濟發展的實施效果,可以說,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實施,就是這種開放性政“倒逼”的結果,即國際貿易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機制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高度契合。
(三)區域經濟平衡發展與國家、全球價值鏈
“一帶一路”戰略體現了我國新時期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布局,即在對外開放的方向上東西并重,海陸聯動。就“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國內各地開放態勢聯系而言,將重點涉及東北、西北、西南等沿邊地區。所以,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可以激活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潛力,進一步釋放開發開放和創新創造活力;而且可以優化國內開放型經濟的區域布局,實現各地區協調發展,為提升開放型經濟的整體水平創造重要的戰略機遇。首先,沿邊地區不應走傳統工業化老路,也不應實施沿海區域“兩頭在外”的代工模式,而應走產品價值鏈的模式,積極承接沿海和內地產業的轉移,不僅沿邊地區獲得發展機會,也與內地、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有機聯系在一起,使區域經濟發展獲得動態平衡。其次,通過國內的區域平衡發展和產業轉移構建國家價值鏈,之后,再通過“一帶一路”構建中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沿海區域更加加快開放步伐,在更大的范圍內參與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在它們深入地對外合作中,可以更多地向內地轉移技術和管理經驗,并為內地和沿邊地區騰出國內市場。這樣,國內外兩個市場的拓展為中國產業價值鏈的構建提供了產業空間。
(四)“中等收入陷阱”規避與增長質量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其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增長機制鎖定,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上限的一種發展狀態。首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遇到經濟結構轉型的障礙;其次,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轉型遇到障礙,尤其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不清,難以有效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轉型。如果從增長率的角度觀察,則中國不會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但若以發展方式認識,則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需及時提防。中國自身所面臨的增長動力衰減、經濟結構扭曲、公共服務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會流動弱化、環境污染嚴重、資源約束趨緊等深層次的挑戰,實際上凸顯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所以,如何規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發展方式轉變與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這就要求在未來的經濟增長中高度關注增長的質量,將經濟增長從要素依賴過渡到技術和制度依賴上。“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所形成的內外壓力有助于這一轉變的形成。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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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曾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中國遼闊的疆域導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地區之間呈現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就整個中國古代經濟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經濟發展的重心是由北向南逐步轉移的。我國在封建社會初期及鼎盛時期,黃河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一直居于先進地位,后來長灌流域的經濟逐步發展,并趕上和超過了黃河流域,這一轉變的完成時期大致在五代和北宋時期。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由于普遍使用了換器、牛耕,再加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的發明和推廣,水利工程的興修等,使北方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水平都占絕對優勢。三國時期,黃河流域大批農民為逃避戰亂,南遷長江流域,并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同江南人民一道勞動,使江南地區得到了初步的開發。西晉末年,北方又有大批農民為逃避民族壓迫和戰亂,流亡到江南。到東晉、南朝時,由于南方社會秩序較為安定,長江中下游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南方的生產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時期,南方經濟繼續得到發展。大運河的開鑿,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江南經濟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經濟繼續向閩江、珠江流域擴展,廣州是當時南方的大都會,對外貿易發達,由此可見當時南方經濟的繁榮。
到了五代十國時期,由于南方戰禍較少,相對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勞動力為避戰亂逃亡江南,使南方經濟又獲得更大程度的發展。大約在這一時期,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已開始超過北方。經濟重心已由北方轉移到南方,此后這一趨勢不斷加劇,到南宋時,南方經濟已占絕對優勢,當時太湖周圍地區已成為全國農業產量較高的區域。“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生動地反映了這一狀況。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元朝開通漕運和海運路線,其目的就是實現南糧北調。可以說,元大都的繁華,有賴于南方經濟的強大支撐。明清時期,江南經濟繼續發展,在農業、手工業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商品經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明朝時,全國出現了30多個城市,且大多數處在江南地區。
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緩慢發展。
我國古代經濟重心之所以由原來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轉移到江南,這是當地所在自然環境與整個社會生產力之間辯證發展的必然結果。黃河流域地處溫帶,四季分明,而平原廣闊,土質疏松;江南地區則氣候濕潤,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質堅實。我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古代經濟以農業為主。當上古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農業種植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不僅來得早,且發展得更為容易。因此,黃河中下游地區首先成為我國古代經濟的重心。但秦漢以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頻繁戰爭,使這一地區的經濟遭到破壞,而江南地區相對處于比較安定的環境,這吸引了大批逃避戰亂的北方人口,這為江南地區的開發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自唐代中葉以后,江南水稻的產量在全國糧食生產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從而有了“天下江淮為國命”之說。(作者單位:梅河口市實驗中學)
關鍵詞:經濟管理;思想;古代循環經濟
上世紀六十年代,北美經濟學家波爾丁首先提出循環經濟的概念,并認為循環經濟是生態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上世紀九十年代,循環經濟的概念和發展模式引入國內。相比傳統的單向流動經濟模式,即從資源變成產品,從產品變成廢棄物的模式,循環經濟依托生態規律,保持可持續利用、再生利用的原則,通過節約再生和循環利用的方式,采取降低消耗、減少排放、提高效率的方式,對于廢棄物的處理,先后遵循避免、降解、再生、資源化、熱回收和無害處理的方針,使得傳統的單向流動經濟模式轉變為新型的反饋式經濟模式,即從資源到產品,從產品到再生資源的模式,這種新型反饋式流程不僅符合當前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理念,也可大大緩解目前我國經濟發展與資源利用之間的矛盾。循環經濟的推廣,是為了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沖突,是保持生態環境下進行經濟發展的最優方式,是生態經濟的一種,能夠保證人類在地球上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古代的循環經濟管理思想
我國歷史悠久,經濟管理理念也同樣源遠流長,古代經濟管理思想內容豐富,包括以富國為主要基調的輕重論,以富民為主要基調的治生論。我國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始終保持著農業大國的地位,歷朝歷代都重視農業發展,由于過往生產力水平整體滯后,對于天災的防御能力較弱,因此如何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古代思想家最為關注的話題。春秋時期的思想家孔子、孟子等主張進行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勾畫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畫面,這也是古代最早出現的循環經濟管理體系的初級狀態。
1、按季節安排農業生產
春秋時期楚國大臣孫叔敖主張民眾利用客觀條件,根據季節變化,進行生產安排,例如秋冬季節,進山采摘,春夏季節也依托水利灌溉進行農業生產。管仲則指出“山澤各致其時。”孟軻認為在林木生長茂盛的季節進行伐采,是最為有效的開采方式。通常古代民眾在春天進行播種、夏天進行耕耘、秋天進行收獲、冬天進行藏儲,這種四季分明的生產方式,使得百姓始終擁有富余的糧食,同時這種適度開采的方式,在給予百姓富余糧食的情況下,保證了自然資源的不被破壞。針對古代民眾的農業生產模式,南北朝期間著名的思想家賈思勰在總結分析前人經驗后指出,順應天時地利的農業生產往往事半功倍,否則則勞而無獲。古代思想家們對于順應自然、拒絕過度開采有著共識之識,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循環經濟思想的體現。
2、節儉之道
古代社會的生產力水準較低,經濟增長方式單一,科學技術落后,生產物往往難以充分滿足民眾需要,因此節儉之道成為歷朝歷代所宣揚的思想品德。孔子認為“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墨子則指出開源節流,節儉和生財并不矛盾,并認為古代遇到洪災或旱災時,民眾并不挨餓受凍,正是由于往日的節約行為所致。管仲則指出節約開支,同時也是生財之道。荀況則基于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系,指出富國富民的方式不僅僅在于增加生產,同樣也在于節約消費,生產物品不光可以進行存儲,也可以用于再次生產的原材料,形成不斷增加財富的良性循環。
二、古代循環經濟管理思想對現代的啟示
1、經濟管理要遵循自然規律
古人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總結出遵循自然規律,按照時節生產是獲得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順利進行農業生產的首要前提,并且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我國古代循環經濟管理體系不單單是順應自然變化的樸素生態保護觀,同時也是古代民眾時間生活的經驗概括。由于生產水平和技術的限制,最終并沒有發展成為一種經濟模式,但它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原則反映了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想法,這種初級循環經濟模式,是現代循環經濟體系的雛形,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表現形式之一,對于創建節約型社會、環保型社會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的生態倫理思想以及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都是現代循環經濟的核心思想,既為發展中國模式的循環經濟提供了思想源泉,也是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同時也對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2、節約利用循環利用
古人最初的節約是勤儉持家,后來已經把節用的作用上升到富民富國的高度了,雖略有夸張,但是不能否認節用在建國守業中依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浪費嚴重而導致國家滅亡的歷時教訓數不勝數,而由于節儉勤勞而青史留名的君王也數量不少。節儉之道是鼓勵適度消費,并非約束消費,是民眾按照自身實際情況進行必要的消費,并以此促進社會整理生產。當今社會節儉之道同樣值得宣揚,尤其是民眾的節約環保意識需得以加強,只有節約意識落實于行動之中,改變民眾浪費的不良習慣,才能保證循環經濟體系的執行。古往今來的思想家們公認,節約不僅可以積累更改多財富,促進生產進步,也可以是的資源可以循環利用,保證經濟發展持續高效,節儉之道不僅適用于古代社會,也適用于當今的集約型經濟社會。
3、合理開發高效利用
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開采資源能力較弱,民眾在生產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依賴于資源節約。例如古代水利技術比較落后的時期,如果不注重水利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就會引發不良的后果。這種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生產,在生產過程中進行環境保護的模式,是循環經濟思想的體現,對于現代農業生產發展同樣有著啟示意義。
隨著全球資源日益加劇的開采,現代社會的部分不可再生資源由于長期開采過度,面臨枯竭狀態,因此僅僅使用資源節約的管理方式已經難以緩解當前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社會必須依托現代化科技技術,對資源進行循環利用管理,最大化重復利用產品廢棄物。相比古代社會,如今的生態環境更為脆弱和惡劣,這就使得循環經濟思想的推廣更為緊迫,無論是水資源、土地資源還是其他生產發展中影響的生態資源,我們都要有效利用,合理適度開發,做好充分的事前準備工作,還要不斷完善資源管理辦法,做好一切預防措施,更要注重周邊的生態環境保護。如何實現各類資源有效整合,造福一方民眾或者為企業帶來最大化的效益,如何讓產生經營活動對環境的破壞達到最小,如何與當地的自然資源形成優勢互補等問題都是現代經濟管理所需要思考的內容。
三、結語
古代社會的循環經濟思想有著其時代局限性,例如老子設想的“小國寡民”思路就難以實現,洪亮吉指出的人口數量控制方針則由于相對偏激而無法實施。此外部分過于超前的經濟思想體系,也沒有獲得實踐認可。在學習和借鑒過往經濟思想時,要進行批判吸收,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循環經濟思想的推廣不光能夠弘揚我國傳統文化,同時也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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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經濟法產生的時間應從兩個方面著手:經濟法產生的基礎和經濟法產生的標志。關于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普遍都認為是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在自由競爭與壟斷限制之間的博弈中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以特定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實現經濟的平衡發展。
但在經濟法產生的標志方面,卻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究竟經濟法律規范和經濟法律部門及經濟法律文件之間的關系如何認定?三者是同時產生,同時存在還是經濟法律規范早于經濟法律部門出現?
一、關于經濟法產生時間的不同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了《關于限制最高價格的通知》和《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的法令》,通過立法形式確認了國家對私人經濟干預的權力,使市場經濟除了接受自由競爭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外,還得接受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的調節、管制和監督,極大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我國也在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代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了“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需要各種經濟法”的要求。
盡管經濟法早已經作用于現實生活,并已經開始參與指導民眾的經濟生活,但在經歷了許久的爭執之后,關于“經濟法產生的時間應該如何認定”學界卻始終還沒有定論。
目前關于經濟法產生的時間主要有4種觀點本文由收集整理:
(1)經濟法是在資本主義壟斷階段以后才產生的。有的學者還具體指出,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在資本主義從自由經濟走上了壟斷的時代,到了20世紀初,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才形成的。
(2)經濟法產生于19世紀末,但并不否認“市民革命以前的經濟法的存在”。
(3)隨著國家與法律的產生,經濟法就產生了;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法形成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
(4)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的部門產生于古代社會。
認定經濟法產生的時間應從兩方面進行,一是經濟法產生基礎是否充分;二是從經濟法產生的標志著手確定經濟法產生的時間。對于以上四種觀點,筆者偏向于第二種和第三種觀點的結合,認為經濟法起源于古代,長期以來都存在于經濟生活之中,但是其產生卻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經濟法律文件的頒布、經濟法律部門的產生為標志的。
二、從“起源”與“產生”的角度分析經濟法的產生
(一)經濟法起源與經濟法產生的辨析
對經濟法產生的時間進行分析,首先要明確何為“產生”。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部分出現論,即有學者認為只要構成整體的組成部分出現了,便意味著整體的產生;二是整體出現論,認為在組成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認定上,只有組成部分全部出現才意味著整體的產生。因而,在經濟法產生時間的認定上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經濟法律規范、經濟法律文件和經濟法律部門是同時產生的”,二是“經濟法律規范達到一定數量后才產生了經濟法律部門”。兩種觀點均有各自的邏輯前提支撐,但細細分析,筆者認為二者的根本區別不在于三者是同時產生還是先后產生,而是因為混淆了“起源”與“產生”的概念。
“起源”與“產生”在詞義辨析上屬于近義詞,都表示新興事物的出現。但在認定事物發展方面,二者還是存在一定區別的。從字面含義來分析,起源,《說文解字》講“起,能立者,從走。”說明“起”是事物和現象發展過程中起點;《辭海》則言,“源,水泉之本也。”“源”,即水流之本。即起源是喻指事物和現象的過程和根由。而詞典中講“由已有的事物中出現新的事物”為“產生”。何為已有的事物?“產生”是建立在一定基礎之上的結果,這就說明了“起源”的本質所在。其次,運用量變和質變的方法論來分析,只有“起源”的不斷累積,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催化質變,在“已有的基礎上”最終“產生”新的事物。
對應到經濟法的領域。由于經濟法起源關注的是經濟法律規范是如何產生與發展的,而這些經濟法律規范也被視為是部門法意義上的經濟法產生的必備前提和基礎。其次,作為部門法意義上的經濟法實際上是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經濟法的起源可以理解為經濟法的起始和發源,即經濟法律規范的出現;而經濟法的產生則是指經濟法律部門的產生,是起源階段積累的經濟法律規范達到一定程度后的質變結果。
(二)從起源和產生角度分析“經濟法產生于古代”這一觀點
對于經濟法“產生”于古代這一觀點,支持者原因有三:一是隨著生產力發展產生的奴隸制生產關系,是經濟法得以在奴隸制國家產生的經濟基礎;二是奴隸制國家為了行使其管理經濟的職能,陸續制定或認可一系列經濟法律規范的行為構成了經濟法產生的法制基礎;三是立法者對于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需要制定或認可相應的法律規范的認識則是其產生具備思想條件的表現。事實上,經濟法律規范也確實很早就出現了。如中國很早的《睡虎地秦簡》中,就有“四律”、“廄苑律”、“工律”、“均工律”等經濟法規,對農田水利、旱澇風災、牛馬飼料、種子保管等進行規定。但這并不能充分說明經濟法就是產生于古代。
從“經濟法產生的基礎”角度來分析,上述理由僅能證明經濟法可以產生、經濟法律規范的出現或者統治階級已經認識到經濟法的作用,并不能直接說明經濟法已經產生;從“經濟法產生的標志”來分析,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當經濟法律規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產生經濟法,可關于究竟“何時才能發展到成熟的高度”卻又沒有給出明確的標準,客觀問題的主觀化也無疑增加了判斷難度。
在古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下,國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對經濟實行全面性、經常性調節,某些“調節”措施也多是針對當時較突出問題而緊急施行的,具有間斷性特點。其次,古代的法律多處于“諸法合體”階段,經濟法律規范更是數量少且缺乏體系。此時就認為經濟法已經產生是超越當時立法者認知能力的評判。相比較而言,以此認定經濟法起源于古代似乎更為合理。
三、通過經濟法產生的標志判斷經濟法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
(一)經濟法律規范、經濟法律文件與經濟法律部門之間關系
關于三者之間的關系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為適應經濟關系發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也就形成了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對此,人們的質疑主要是“究竟經濟法律規范的數量達到多少時才能視為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的產生”?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法律規范和經濟法律部門及經濟法律文件是同時產生的。”因為經濟法律文件以經濟法律規范為組成部分,經濟法律部門以經濟法律文件為表現形式,所以,當經濟法律規范產生的時候就意味著經濟法律文件的出現,也標志著經濟法律部門的產生。對于以上兩種觀點,筆者都不完全認同。
1.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早于經濟法律部門
經濟法以經濟法律部門為產生標志是學界的共識,只有經濟法律規范不斷增多,系統性、廣泛性不斷增強才能成為奠定經濟法律部門的基礎。但以古代法為例分析,此時經濟法律規范已經出現,面對無論是在數量、涉及領域還是聯系性上都明顯不足的現實就認為經濟法在古代已經產生實在有些牽強。
2.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早于經濟法律文件的制定
首先,經濟法律文件是指將經濟法律規范按照一定的體系,經過系統編排,綜合整理后通過法律文書的方式公開的法律文件。因而,作為構成要素的“經濟法律規范”自然要早于經濟法律文件產生。其次,古今中外各個國家的法律都是經歷了“諸法合體”階段的。在古代,經濟法律規范是出現在其他法律文件中的,而專門的經濟法律文件的產生則是近代的事情。所以,認為“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律文件是同時產生的”顯然是缺乏歷史依據作為支撐的。
3.經濟法律部門的產生以經濟法律文件的頒布為標志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的個體上又會因個體特質的不同而表現出其特殊性,當其體現在經濟法方面時就可以理解為“法律部門成立的自主性”。由于不同國家在國情、政治、歷史、文化、信仰等方面均會存在些許差別,各國的立法者都有權且有義務根據本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法律體系的建設需要決定本國的法律制度發展和法律部門建設。雖然學者對經濟法產生原因的分析有著不同的觀點,但都認為經濟法是國家以公權力干預經濟發展,為了緩和、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而存在的。所以在這一普遍矛盾的解決上以各國經濟法律文件的頒布作為經濟法律部門成立標志也是對各國國情的特殊性的尊重。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經濟法律規范是最早出現的,當經濟法律規范積累到一定程度,各國可依托本國國情及法制建設需要,出臺專門的經濟法律文件后即可標志著經濟法律部門的產生。
(二)經濟法以經濟法律部門的產生為標志,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
很多學者認為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律是1890年美國頒布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經濟法以“特定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是指國家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序和持續發展而對經濟進行調控所形成的經濟關系,即國家調控經濟關系。強調的是國家通過強制力保證維持經濟發展的秩序,實現利益最大化。從這個角度分析,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有關經濟法律文件的頒布即可表明該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例如圈地法,借助法律規范的形式確保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以特定的經濟關系——國有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為調整對象,盡可能最大程度的實現土地利用,也是符合經濟法要求的。
建設現代化城市是當今城市發展的普遍追求目標,城市現代化離不開文化,城市文化是現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氣質。保護歷史的連續性,保留城市的記憶,保留可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現代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
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關系
應該叫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讓步呢,還是應該犧牲經濟發展的利益?這一直備受爭論。一種開發者的觀點認為在經濟建設的大潮中,城市要發展,人們要生存,就必須要革舊迎新。他們在強大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不甚重視;另一種學者們的觀點則認為,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應當堅定不移地保護。對此,我們首先應該弄清為什么要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在歷史文化遺產豐富的國家,政府非常重視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因為它有獨特的價值。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歷史文化價值、科學價值和經濟價值。首先,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明發展的見證,是城市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是過去的象征和記憶符號,它強有力而不可代替,這是其歷史價值最主要的體現。同時,歷史文化遺產凝聚著古代工匠的創造智慧,能帶給人美的享受,這是其文化藝術價值的體現。其次,人們在歷史研究中發現,歷史古城、建筑、構筑物(如中國的趙州橋、都江堰,埃及的金字塔)等有很深奧的科學道理,凝聚了古代人民的智慧結晶,對科學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再次,如果利用得當,歷史文化遺產能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國5000多年的歷史文化遺產豐富而迷人,它吸引著無數的海內外人士觀摩學習,這些都是發展城市旅游業的重要資源,也是人們游憩、觀光、獲得美的享受的重要場所
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可促進城市的經濟發展
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僅包括物質結構的保護,還涉及到它們的再利用問題。雖然物質結構方面的保護能讓歷史文化遺產保存更長的時間,但從長久來看,經濟振興是必需的,因為遺產的長久保存需要持續的經濟投入,如果只依靠政府的投入,它將很難持續運轉。
在開辟城市的新功能方面,其中一項重要的措施就是發展旅游業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文化活動。旅游或以文化為先導的振興策略鼓勵將城市中的歷史遺產用于發展旅游業,倡導旅游業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這些城市都經歷過反工業化過程,具體表現為就業機會減少,導致高失業率和許多內城用地被荒廢。自然地,城市就開始尋求能夠創造就業機會和重新利用廢棄土地與建筑的替代產業。其二,二戰之后,歐美各國普遍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經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們有充足的時間和金錢來從事工作以外的活動;同時,汽車的普及也使得外出旅游十分方便。這些都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其三,旅游業之所以被看作是一個朝陽產業,重要的一點是它有助于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品牌知名度,從而提升城市的綜合競爭力,這在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顯得格外重要。
城市旅游經濟的發展影響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
我們在發展與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相關的旅游業的時候,必須把握一定的原則。歷史遺跡是一種稀缺性資源,也是不可再生資源,因此在開發強度上一定要控制好。旅游及相關的文化產業對城市歷史遺產保護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 它促使政府部門意識到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從而加大在遺產保護方面資金和政策的投入,使得遺產在物質形態上能夠保存更久
結論
綜上所述,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并不是絕對的、不可調和的。針對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一方面我們應當盡量保護,因為它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財富。另一方面,我們要在保護的前提下,盡力挖掘遺產的經濟、文化等價值,這樣保護才是有意義的和可持續的。發展與歷史文化遺產相關的文化旅游產業是賦予它生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們應尋求更多的方法來平衡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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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作為千年古都的洛陽,其輝煌的古代文化和歷史文明給今天的洛陽帶來了豐富多彩的藝術作品,總體而言,這些古代藝術作品可以分為彩陶藝術、墓葬藝術和佛教雕塑,這些留存下來的藝術作品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史中重要的藝術精品,同時也是今天洛陽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3700多年前,大禹在洛陽建立都城,此后夏、商、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晉等十三個朝代在此立都,從而使洛陽成為中國歷史上建都最早、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的古都,長期以來都占據著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悠悠千載的帝王興替,崢嶸歲月的歷史煙云,時光流逝,帝王不再,曾經輝煌的古代文化和歷史文明給古都洛陽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洛陽現今除地面尚存的眾多歷史文化遺跡之外,地下所存歷代墓葬以上萬計,所出各個時期的各類美術文物數量足以數十萬件計。這些分布廣泛、數量豐富的洛陽古代美術遺存,作為古代文化傳承的一種獨特的符號系統,以其特殊的方式延展著中華民族視覺美術前進的足跡,印證著文明發展的步伐,同時也在今天成為洛陽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
一、根在河洛與彩陶藝術
在中國人心目中,洛陽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古代所稱“中國”即指洛陽一帶;“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謂洛邑,為天下之中也”;“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嚴阻,當秦隴之襟喉,而魏趙之走集”等等。這些都表達了洛陽為“天下之中”的意思。作為“天下之中”的洛陽是最早跨入文明時代,而且在以后的數千年里,長期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成為“東方古代文明的中心和發祥地”。
有一種說法,要了解中國的20年可以到深圳;要了解中國200年可以到上海,要了解中國的500年可以到北京;要了解中國的1000年可以到開封;要了解中國的3000年可以到西安;而要了解中國的5000年,只有到洛陽,正所謂“欲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早在史前時期,我們的先民就在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生產和生活。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這里就已進入到農業文明時代;當時人們不僅居住地穩定,并且基本脫離了茹毛飲血的生活。隨后,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通過長期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不少學者認定最早的洛陽城也是夏王朝的都城,這也是我國“七大古都”(洛陽、西安、北京、南京、開封、杭州、安陽)中最早誕生的都城。由夏以降,商、西周、東周、東漢、三國魏、西晉、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均曾建都洛陽,洛陽由此就有了“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數)或“十三朝故都”的俗稱。
悠久的歷史給洛陽帶來了浩如煙海的藝術寶藏,考古學家在這里不僅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制品,也發現了最早的青銅和青銅器,更為著名的是這里所發現的彩陶藝術品,舉世聞名的仰韶文化遺址也在洛陽轄區內發現的。這些早期人類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陶器盡管是先民為了不同的用途而制作,但其質樸簡潔的造型,明快絢爛的紋飾所顯示出未經磨礪的幼稚和天真,卻帶給人一種恍若返璞歸真的藝術美感。如大莊遺址出土的一件廟底溝文化類型彩繪陶盆,造型堅實挺闊,飾以花瓣紋。其實用與唯美的巧妙結合,體現了河洛先民的聰明智慧與浪漫的氣質。1978年在洛陽附近的臨汝縣問村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件彩陶缸,陶缸腹部彩繪一幅形象生動、色彩鮮明的“鶴鳥銜魚石斧圖”,占畫面主置的是鶴鳥,體形肥碩,通身灰白,長嚎短尾,延頸直立,口銜一條大魚,旁側樹立一件有“x”型標志的有柄石斧,這幅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彩陶繪畫,線條構圖詭異,具有濃厚神秘氛圍,顯示了原始先民結構作品的水平和寫形狀物的能力,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這些彩陶藝術作品無論在造型、紋飾、圖形和色彩上都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對后世藝術產生深遠影響。
二、生在蘇杭。葬在北邙:墓葬文化與藝術
古人云:“生在蘇杭,葬在北邙。”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人眼中,洛陽盆地北高面水,低山環繞,溫暖向陽,洛河、伊河等河流緩緩從盆地中央流過,是典型的避風聚水之地,風水兩者兼而有之,故自夏、商、周以來,成為理想的建都之地和上乘的陰宅之所,是他們無比神往的墓葬之地,故而才出現了“北邙山上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的獨特景況。“洛陽為九朝都會,先民遺址,隨處皆是,地下寶藏,不知既極。”而古墓中,尤其是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所伴隨的不計其數的隨葬品都是珍貴的古代藝術品,既有堪稱古代書法藝術精品的墓志和碑刻,更有顯示出中國古代藝術成就的陵墓雕塑、彩陶和墓室壁畫。
現今已發現的洛陽地區古墓不計其數,其中已確定有皇陵區8處,名人墓11座,著名壁畫墓21座,已發掘各代墓葬五、六千座(包括已發掘西周墓葬總數約800余座,發現東周墓千余座,發掘漢墓近3000座,西晉200座,北朝墓30余座,唐代600多座,其余還發掘有秦、曹魏、北宋墓若干,洛陽市北二、三十座墓冢組成邙山古墓群更是成為了目前洛陽一道獨特的古墓人文景觀。在這巨大古代墓葬文化中,其藝術價值首先是通過洛陽古代陵墓雕塑來反映的。洛陽古代陵墓雕塑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邙山的漢陵區,遺留有大量石人、石馬、石象等雕塑,這些雕塑既是皇陵石雕的開山之作,同時又從建筑藝術形式本身體現了皇帝的權威,以其高超的石刻工藝增加了陵寢的神秘感。唐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位于河南偃師城南的景山上。恭陵坐南朝北,南門外為神道,神道兩側依次排列石象3對、石馬1對、石華表1對。這些石刻雕塑造型碩大生動,雕刻技藝高超精湛,極富盛唐氣息,整體效果和氣勢并不遜于唐代其他皇陵。而在此墓葬群中的宋陵石刻在藝術上更是頗有特點:宋陵武士身軀高大,形象勇猛,雕像甲胄的紋飾細膩傳神;宋陵番使深目高鼻,須髯濃厚,酷似唐朝胡人形象;宋陵石虎造型威武雄壯,四肢前立后蹲,張口咆哮,威風凜凜;宋陵石羊則面目清秀,體態修長,靜臥于旁,展示了石羊恬靜、乖巧的美。這些宋陵雕刻作品人物和獸類造型逼真,裝飾花紋細膩,代表了宋代雕刻藝術的最高水平,體現出了雕刻藝術精湛和成熟。
最能反映洛陽墓葬藝術價值的還有洛陽出土的唐三彩和墓葬壁畫。唐三彩也被稱做“洛陽唐三彩”,這是因為洛陽于唐朝時出產三彩陶器極負盛名,匯成了一種新奇的民族藝術。從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唐代三彩陶器來看,有模仿生活中的各種器物,如住房、假山、柜櫥、牛車等;有各種動物,如馬、駱駝、獅、虎、雞、狗等;也有各色人物,如武士、文吏、貴婦、仕女、牽馬胡人等。這些造型渾厚豐滿,工整細膩,色彩絢麗,神態逼真,氣魄雄偉,刀法簡樸,線條流暢,瀟灑奇特的唐三彩作品雖然歷經一千多年,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輝。從其藝術價值上來說,洛陽唐三彩在人物俑的塑造上,不僅能夠展現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各自不同的鮮明外部整體形象,同時還能準確地捕捉其特有的心理特征,對五官部位巧妙地予以夸張,進行精細地刻劃,達到了形神兼備的效果,如天王俑夸張其雙目,以顯威武;文吏俑微收其雙唇,以露其親和;女侍俑兩眼平視,一副順從的神態。在動物俑的塑造上也同樣能夠展現出不凡的氣勢。同時在工藝上,洛陽唐三彩創造性地運用了低溫鉛釉色彩的絢麗、斑斕,以及我國獨有的流串工藝,使得這些陶器作品在造型上生動逼真;在色彩上光彩絢爛、典雅富麗,成為我國藝術寶庫中難覓的珍品。洛陽墓葬壁畫藝術主要體現在此發現的兩漢墓葬中,現已發現的完整的兩漢壁畫墓室已有十數座。這些墓室壁畫以數量多、年代跨度大、表現技藝豐富高超而居于我國古代三大墓葬壁畫分布區之首。事死如生的漢人在其墓葬壁畫上描繪有攤戲、打鬼、羽化登仙、天文星象、歷史故事、迎賓拜渴、宴飲歌舞、車騎出行等內容,深刻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及生活意趣。1976年出土的西漢卜千秋墓壁畫顯示了漢代繪畫開闊雄渾的氣派,墓室中滿繪壁畫,主室平脊上所繪著名的“升仙圖”以長卷方式描繪了男女墓主夫婦在神仙靈怪的護佑下升入天界的景象,在13塊磚上依次繪有女蝸、月亮、持節仙翁、雙龍、神豹、聚羊、朱雀、白虎、仙女、玉兔、蟾蜍、墓主夫婦、伏羲、太陽、黃蛇等形象,流動的彩云縈繞其間,氣魄深沉雄大,用筆豪放,色彩鮮明,充滿了飄動活躍的氣氛,為研究漢代的歷史和藝術提供了珍貴的視覺形象資料。
洛陽作為古代墓葬的“首善之區”,其歷史和文化價值是舉世皆知的,隨葬在墓中的藝術作品更是埋藏在地下的藝術寶庫,這些藝術作品不僅生動記錄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狀況,是洛陽甚至中國歷史的寫照,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其所體現出的藝術特色在中國古代美術史上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佛像雕塑與龍門石窟
古都幾度興廢,戰火幾度燃燒。歷經悠悠千載的帝王興替,伴隨崢嶸歲月的歷史煙云,洛陽地面上的許多古代美術作品都已經灰飛煙滅,至今屹立不倒的龍門石窟終究讓我們能夠探尋一番洛陽地面美術的過往輝煌。
龍門石窟的建立要歸功于北魏孝文帝的遷都,在他遷都洛陽后,篤信佛教的他把佛教也從山西平城一即云岡石窟,轉移過來。中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以及隋、唐、北宋等朝代,連續大規模營建達四、五百年。據統計,龍門現有佛龕2345個,佛像十萬余尊,佛塔六十余座,碑刻題記二千八百余品。大小不一、高低錯落的佛完如蜂巢般密布于東西兩山崖壁,南北綿延達一千多米,蔚為壯觀。堪稱為一座大型石刻藝術博物館。1961年,國務院公布龍門石窟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11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將龍門石窟列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龍門石窟的佛教雕塑具有巨大的藝術價值,首先體現在造像術上的較大的進步,相對于云崗石窟造像概括洗練,以整體感取勝而言,龍門石窟的魏窟寫實能力大大加強,表現出較多的中國藝術形式,大佛姿態也由云崗石窟的雄健可畏轉變為的溫和可親,洞中的釋迦面露微笑,衣飾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變成了漢族的胞衣薄帶式。進入唐代后,變化則更為明顯,唐代的佛像具有更多的人情味和親切感,形體豐滿健壯,雍容華貴,象征著唐代早期的國勢的強盛和經濟的繁榮。在藝術上,唐代的圓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紋更加流動飄逸,力士夜叉渾身肌肉突起,肌膚和解剖的原理又適當加以夸張,充滿了雄偉的氣勢和向外進發的力量。再次,龍門繼承了云岡的藝術風格,從造像題材來看,云岡石窟以三世佛為主,龍門石窟北魏時期也整體上給予了繼承。但是進入唐代后,由于唐代高僧玄奘說過“天見彌勒佛下生”的話,武則天為了加強其統治,宣揚其就是彌勒的化生,于是她在龍門大造彌勒。龍門成千上萬的造像中,體形最大、體態最美、藝術價值最高、整體設計最嚴密就是奉先寺的主尊盧舍那大佛,女皇武則天鼎力相助的盧舍那大佛,像高17.14米,頭高4米,耳長1.9米,身旁有肋侍菩薩兩尊,佛弟子、金剛、神王各兩尊,這9尊造像或文靜質樸,或飽經滄桑,或雍容華貴,或文或武,性格各異,錯落有致,這一切都本著一個主題,烘托盧舍那大佛的至尊至上,當然這也就是烘托武則天的至尊至上。最后,龍門石窟由于是北魏進駐中原后才開鑿的,它歷經多朝多代,直到明朝還有小規模的雕鑿,其受到的文化熏陶十分強烈,除了佛像外,還有像龍門二十品和藥方洞這種特殊的藝術題材。“龍門二十品”是北魏時期書法藝術的精華之作,它所展現的書法藝術,是在漢代隸書和晉代隸書的基礎上發展演化而來的,是隸書向楷體過渡中的一種字體,字形端正大方、剛健質樸、既具隸書格調,又有楷書因素,是“魏碑”體的代表,在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具有極為崇高的地位。
四、洛陽古代美術的經濟價值
從彩陶藝術到墓葬藝術到佛像雕塑,洛陽古代美術作品以其巨大的藝術價值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比重,為洛陽昨日的文化添上了絢爛的一筆,更是今天洛陽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有學者指出:“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藝術品和藝術所產生的效應除了知識活動、發展文化和贏得他人尊重的一種生活方式的傳播外,同時還是一種經濟來源這一點是得到普遍承認的。只要想一想那些成群結隊去參觀那些藝術名城的人們夠了,這些名城包括巴黎、威尼斯、羅馬、佛羅倫薩等等。”可見,藝術成為了許多人們“慷慨解囊”時不可抗拒的誘惑,藝術與經濟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有著密切的關聯。從上文可知,洛陽作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華夏文化的搖籃,其悠久的歷史遺存下來了豐富多彩彩陶藝術、墓葬藝術和佛像雕塑藝術構成了洛陽極其絢爛的藝術文化風景線,而這些藝術品的遺址則成為了人們流連忘返的名勝古跡。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龍門石窟,每天都吸引著大量的國內外游客,成了洛陽最亮的名片;邙山陵墓群、洛陽古墓博物館,也都成為了國內外游人喜愛的古文化旅游景觀。無疑,洛陽古代美術遺跡成為了洛陽旅游經濟中的一個重要法寶。“在現代旅游活動中,文物資源無疑是主角”。
旅游作為一個朝陽產業,有著傳統產業不可比擬的優勢,許多國家把它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為了使自己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旅游業內人士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文物上,創建特色旅游品牌。文物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和特有的文化個性,又是不可再生的,這正是特色旅游的優勢所在。洛陽經濟的主導產業是工業,但是如果能夠以洛陽古代美術為依托,以“文物搭臺、旅游唱戲”把本地旅游搞出特色,也必定有助于拉動洛陽經濟的更快增長。從旅游學的角度看,旅游開發涉及到許多學術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不言而喻,洛陽的古代墓葬資源具有巨大的開發價值,“名”、“古”、“特”、“新”、“奇”、“用”,這幾項旅游開發的要素在洛陽古代墓葬資源都具備。“生在蘇杭,葬在北邙”就是洛陽古代墓葬“名氣”的最好例證,這種情況在中國找不出第二家;“古”就是古老的程度,洛陽古代影響比較大的墓葬若從周靈王算起,距今也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周靈王陵是有史可證的第一個帝王級別的陵墓,此種情況,其他地方也沒有;“特”即特殊、特別,洛陽古代墓葬時間長,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多,墓葬形制變化大,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大,確實與眾不同;洛陽古代墓葬雖然是古老的文化,但其中蘊涵著許多“新”的東西,如出土的墓志和文物中有許多史籍上沒有記載的東西,可以起到補史和佐史的作用,典型的就是洛陽新安縣的“千唐志齋”,被稱為“石刻的唐史”博物館;“奇”就是奇特,洛陽古代墓葬乃天下奇觀,綿綿二千多年,人們不改初衷,一直把洛陽的北邙當作墓葬的“萬吉之地”,邙山之上累累古冢,在無言地訴說著它的神秘和奇特;“用”就是實用價值,如果我們將洛陽古代墓葬看成是文化資源的話,它就是一筆不可估量的財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洛陽開始認識到歷史文化資源是洛陽最大的優勢,旅游經濟的發展應作為洛陽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和支柱產業,使旅游經濟的發展步入了快車道,旅游經濟在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顯著作用。2000年,洛陽借河南省提出的“三點一線”的黃金旅游發展戰略,打出“黃河旅游帶”品牌的機遇,在發展旅游經濟中有更大作為。“三點一線”匯集了龍門石窟、自馬寺、關林、小浪底、少林寺、清明上河園等一大批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知名度的名勝古跡。
近幾年,洛陽的城市面貌有了明顯改觀,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旅游環境得以改善,投入巨資整治了龍門石窟、白馬寺、關林、漢光武帝陵、千唐志齋、小浪底風景度假區以及白云山、龍峪灣、雞冠洞、洛浦公園等,使洛陽景區面貌一新。龍門石窟等一批精品旅游景區、景點建設初露端倪,洛陽旅游開始有了品牌形象,游客人數增長迅速,成為了洛陽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據統計,第25屆牡丹花會共簽訂各類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合同298個,同比增長21.6%;投資總額462.6億元,同比增長4.4%;合同引進市外資金398.4億元,同比增長9.4%。全市接待游客人數825.5萬人次,入境旅游者6.92萬人次,實現門票收入1.11億元。第26屆花會期間,洛陽市共接待國內旅游者1437.7萬人次,國內旅游收入58.89億元,較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12.23%、20%;接待入境游客11.39萬人次,旅游創匯3029.41萬美元。花會期間,洛陽市共簽訂合同項目284個,投資總額達698.98億元,合同利用市外資金612.17億元。其中外商投資項目21個,投資總額12.75億美元。
[論文摘要] 社會轉型伴隨管理轉型。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本文從這一實踐出發,結合傳統文化、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場經濟本性要求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設以及在此基礎上企業家擇優機制的形成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的關鍵。
一、引言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實踐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提出了建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科學的迫切性。但是,學界仍然在延用20世紀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為理論基礎,提出的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學建構指導思想。其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并未深入探討以我為“主”的內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斷和選擇眾學之“長”,怎樣才能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建構需要從制度基礎和傳統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關系角度出發,建構各種管理文化因素有篩選取舍功能的制度結構。
二、西方管理理論在轉軌時期應用研究
進入市場經濟進程以后,但是,我國在現實管理活動中深受自身獨特的文化積淀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積淀,是缺乏社會化大生產和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的中國農業社會管理思想的延續,浸透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實質。從現實來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由單一計劃型結構向市場契約型多元結構的轉變。經濟多元化的出現導致單一利益關系的分化,形成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利益多元化。市場經濟進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體制內經濟利益分化以外,中國社會還存在體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體或集團,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和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憑借手中政治地位、經濟勢力及支配資源的特殊權力,利用非市場化方式,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額外財富,形成具有投機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團。究其實質,則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雙向尋租行為。盡管尋租行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同樣存在,但是我國轉軌狀態使這種行為差不多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非規范經營行為與尋租行為越重,則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員個人的收益與尋租成功的企業的收益卻越多。于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就會出現相互報酬遞減的關系。這是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經驗基礎上總結概括出來的管理科學,在現階段我國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大都缺少現實的基礎。
三、傳統管理思想在轉型時期應用分析
反觀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其價值取向與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取向可謂格格不入。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本主義,把個體價值歸結于社會價值,倡導重義輕利。但是,以功利主義為原則的市場經濟卻認為唯利是圖是永恒不變的人類本性,強調”經濟人”假設的普遍適用。再者,以孔孟之道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張三綱五常倫理模式為核心的等級制度,宣揚專制式人治主義。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契約型經濟,崇尚以法治國,重視共同的契約式約定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過程。而在具體管理模式上,中國古代管理方略經歷了春秋戰國的雛形期和秦漢以后定型期兩個階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嚴法律民、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以及兼愛非攻、兼愛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則逐步形成以”儒學為主”、”道法相輔”為學派結構的中國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雖多有變化,但終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國”作軀干,添加”援道入儒,無為而治”、”陽儒陰法,德主刑輔”為兩翼的內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顯,管理知識一直未能與治國思想分離而成為專門的科學知識,強調的是以平均和共存為特點的有序、統一、穩定的內部和諧狀態。因此,難以勝任市場經濟時期中國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競爭、創新和科學精神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以求和諧、中庸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議
本文贊同在探求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過程中,廣泛吸取多種管理創新資源,從中國現代獨特的價值、文化視角去發掘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中國古代以“治國之道”表現出來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須強調這種文化的汲取必須由新的企業產權制度的安排來起主要作用。由于該制度的功能機制卻在于企業家作用。現代產權制度的構建需要眾多的真正的企業家在實實在在的經營實踐中去探索、去博采眾家、融貫中西推陳出新。為此,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不僅要求符合市場經濟本性要求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設,而且與完善企業經營者擇優機制是不可分的。在這種擇優機制的作用下,優秀企業家的涌現不是靠親情關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領導賞識,而是靠制度性的競爭,以優勝劣汰的規則產生。因此,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上企業家擇優機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學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相融合而達到建構中國自己的管理科學的充要條件。
另外,在具體操作模式中,既要極力營造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又必須強調允中諧協、知權通變。以平等、開放、寬容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識,從西方管理科學和中國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剝離出各種不同的觀點、思想,審時度勢,在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判斷標準基礎上,將他們應用到實際管理中去,最終建立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
參考文獻: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關鍵詞:交際文化;跨文化交際;研究
交際的文化涉及面非常廣泛,從日常到工作,從語言到經濟討論,從旅游中的禁忌語到平時的行為表達方式等等無處不在,而跨文化交際又是現如今社會發展趨勢的必須條件之一,現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際日漸迫切,所謂跨文化交際則是通過雙方不同的語言環境以及溝通模式而得名[1],我國與他國有著很大的文化差異,很多研究學者就此展開激烈的討論,而學校就是教導跨文化交際的必要場所之一,當然隨著現在很多研究學者對跨文化交際越來越深入,隨著社會現如今的經濟發展趨勢,研究的學習都永無止境,經濟在發展進步,研究永無止境,那么我們今天就看看交際文化與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內容。
一、交際文化的含義
交際文化從古至今源遠流長,我們都知道古代的時候就有鄭和下西洋,西漢張騫開辟的絲綢之路,到宋元時期也逐漸開辟陶瓷之路[2],可見交際文化從古代初期就開始建立,而交際文化就是指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一個文化禮儀,在早期就開始流行起來,從此帶動了中國古文化的發展,成為現社會經濟走向全球化發展的墊腳石。
二、跨文化交際的含義
跨文化交際現如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主要的交際文化,而所謂的跨文化交際指本國與非本國、文化差異較大民族之間、各國人民有語言溝通障礙前提下進行的交際[3],跨文化交際產生的原因就是不同的國家與民族之間文化差異較大,從而導致跨文化的交流產生障礙的結果,但是同時跨文化交際促進了社會經濟全球化的l展。
三、交際文化和跨文化交際的研究
那么為了更好的開拓全球化經濟發展道路,研究學者們就交際文化以及跨文化交際展開了激烈的研討。現如今跨文化交際越來越趨向于研究文化的差異、民族之間的風俗習慣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模式。那就文化差異的研究表明,不僅小到各民族之間,甚至大到各國之間,文化差異的程度都是非常明顯的,但是想一時更改是非常難以進行的,這是就需要各行業之間進行有效的文化差異培訓,以達到全面了解各族和各國之間的差異程度;另外針對民族之間的風俗習慣的研究表明,雖說我國以漢族為主。但是畢竟有56個民族的存在,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們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漢族禮儀就放棄自己的民俗習慣,所以每個民族我們需要得到落實和關注[4],定期到各民族了解民族文化,民族的風俗習慣,以能夠得到更好更全面的道德素質培養;另外現如今,經濟發展逐漸全球化,針對語言的研究表明,現各大高職院校都涉及到語言的教學,可是在教學過程中總會出現一種現象,就是教師再講自己的,學生在想自己的,毫無興趣可言,更別提熟練語言,掌握語言了,因此對于這項研究,研究家們提出,應該改善教學模式,通過PPT教學、電影教學以及文化知識教學方式吸引學生的眼球,另外還應該在課堂上講解相對應語言國家的文化知識,結合該國家的經濟基礎以及風俗習慣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增加學生興趣的同時,也為學生們日后步入社會,相關職業交流溝通上起到重要的作用。諸如此類的研究還有很多很多,經濟在發展進步,研究永無止境,只有更進一步研究,才能促進社會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的發展。
四、結語
綜上所述,如今社會經濟已經逐漸全球化發展,跨文化交際是交際文化的核心,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最主要的交際文化,我們應當呼吁在廣大研究者們潛心研究下,弘揚我國文化精神的同時,也掌握他國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神,融會貫通,做到在文化交際中激勵前進,不放松的精神。尤其現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際日漸迫切,雖然現在很多研究學者對跨文化交際越來越深入,但隨著社會現如今的經濟發展趨勢,研究的學習都永無止境,經濟在發展進步,研究永無止境,只有更進一步研究,才能促進社會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周汶霏.跨文化交際視野下的國際理解教育[D].山東大學,2010.
[2]劉彩霞.跨文化交際禁忌習俗文化研究[D].四川師范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