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學導論全文(5篇)

進入21世紀，新媒體技術及平臺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在社會各個行業均有不同程度的滲透。作為中華民族歷史的記錄與見證，漢語言文學歷經了幾千年的發展，語言體系得到了不斷完善與更新。盡管新媒體技術與漢語言文學不屬于同一范疇，但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在新媒體技術支持下，漢語言文化對外交流以及服務也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呈現出強烈實踐化及跨文化交流發展趨勢。在新媒體技術的支持下，人們能夠借助電腦、手機等多媒體設備獲得網絡信息，并通過網絡平臺建立信息交流與共享，不僅拓寬了漢語言文學的傳播渠道，也推動了新媒體文學的發展。由江冰等著的《新媒體時代的80后文學》以19章的篇幅，分別對80后文學的歷史軌跡、時代背景、青春記憶、代際權利與社會權利、文化氣質與文化意義、傳播學闡釋、后現代風格、市場化趨向、亞文化特征、文體特征、類型化寫作、網絡互動的關系和其中的“偶像消費”和“話語制造”以及80后寫作的文學史意義等方方面面，引證了豐富的材料，做了深入的探討和論述。該書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以及文學愛好者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新媒體時代的80后文學》分為導論、上、中、下編、附錄五個部分。導論主要說明課題研究的緣起與特色；上編主要對80后文學的形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和闡釋；中編則描述了80后這一代人成長的文化環境，其中重點突出了互聯網所帶來的網絡文化空間對80后的深刻影響；下編落在了本課題的核心部分，展示80后文學與網絡互動具體表現與內在緣由；附錄部分展示本課題實證研究的部分成果，同時傳達一種理論闡述如何與實證調查保持良好互動的學術探索態度與方式，試圖在更為真實和形象的基礎上，接近我們的研究對象，并由此體現出本課題的當下性與前沿性。書的第一章節介紹了80后文學的歷史軌跡，首先介紹了80后文學命名的意義，并從80后文學的偶像派寫作、實力派寫作以及另類派寫作三個方面剖析了80后文學的寫作特點。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別從80后文學時代背景、青春記憶以及代際權力、社會權利幾個方面介紹了80后文學的基本特征與文化特點。在新媒體環境下，80后文學呈現出明顯的網絡特征，從第一家網絡文學網站誕生到今天，網絡文學已經有了20多年的發展。網絡文學大概起源于2000年左右，伴隨互聯網技術發展，網絡文學得以興起。然而，彼時網絡文學作為新興行業，受限于上網門檻等因素，網絡文學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視為小眾、非主流的存在，內容創作者們更多是在興趣的推動下去創作，甚至還面臨外界各種的各種不解和批評。新媒體環境下，傳統漢語言文學交流方式被打破，語言文化互動逐漸深入，漢語言文學對外交流水平以及文化素養也得到提升。

該書第五章主要從時代文化征候、文化反哺以及文化品格方面探究了80后世作的文化氣質與文化意義。第六章闡述了80后文學傳播學，新媒體時代的帶來，使得每個人都成為一個自媒體，人人都是文化的傳播者。作者釋放思想、才情的途徑更加廣泛。第七章介紹了80后文學的后現代風格，主要包括世俗化浪漫生活、超現實魔幻想象、網絡游戲書寫以及復合范式幾個方面。新媒體環境使得漢語言文化創作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是網絡用語的應用，不僅能夠豐富漢語言文化的表達方式，還提升了文學藝術的趣味性。書的后半部分則從80后文學市場化趨向、亞文化特征、文體特征以及類型化寫作等方面全面分析了新媒體環境下漢語言文學的多元發展態勢。與此同時還就80后文學與漢語網絡文學的關系文體進行分析，針對網絡互動中的“偶像消費”“話語制造”等問題進行探討。新媒體的發展為漢語言文學增添了更多新的要素，使漢語言文學發展空間不斷擴展，同時也使得漢語言文學各項活動能夠在現實媒介環境中開展。新媒體環境對傳統文學生產資料進行了重構與消解。新媒體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在這種模式下，80后文學順應時展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新媒體滋生的網絡用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創造性，也為漢語言文學創作增添了生機與活力。部分網絡用語是從社會某一熱點事件、人物中衍生出來的，運用這些網絡用語進行漢語言文學創作不僅彰顯了80后文學創作的風格與特點，也豐富了漢語言文學詞庫。

當前，新媒體環境對漢語言文學發展也具有一定的負面作用。如為了吸引大眾眼球刻意寫錯別字，不符合漢語言文學創作規范，對青少年語言文學學習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要加強對網絡語言環境的監測，提取精華，避免盲目模仿，合理應用新媒體語言。新媒體環境更新了漢語言文學的創造方式與發展路徑，《新媒體時代的80后文學》一書全方位揭示了新媒體時代80后文學的創作特征及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與參考價值。

作者：王曉紅 單位：上海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一

晚清“京師大學堂”的“文學科”，以及復旦公學的“國文部”可以視為我國大學“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現代意義的中文專業應當是1910年3月21日京師大學堂分設“中國文門”本科教育。因此，我國大學中文專業設置已經有一百零二年的歷史了。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來的中文系往往屬于所在大學的“強勢”學科，特別是1952年雖經全國院系調整而未撤銷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強的辦學底蘊。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綜合性大學和老牌的師范大學。1977年恢復高考后，這些大學的中文系經歷了一段順暢發展時期。第二類大致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經有三十多年的辦學歷史，具有比較好的辦學基礎，辦學特色也在逐漸顯現。第三類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為了滿足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需要，原先非綜合性大學的理、工、農、醫、財經、政法類院校在原來大學語文教研室或寫作教研室基礎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對于前兩類中文系，這類中文系的辦學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與所在大學其他院系相比，實力明顯不足。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讓中國高等教育成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體系中那些后辦的中文系在這次跟跑中頗覺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慮；同時，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臨著畢業生如何適應社會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問題。面對新世紀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變化，中文系如何調整自己的辦學策略，適應社會需求，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呢？中國大學中文系的應對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更加強調專業基礎，向專門化、高端化發展。一種是走學科交叉與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應變能力。

二

北京大學中文系走的是一條強化專業化的“精英”教學之路。中文系下設中國文學、漢語語言學、古典文獻學、應用語言學（中文信處理）四個專業。他們的教學理念，據北大招生網宣稱：在本科層次堅持“精英教育”、“優才優育”的教育理念，為培養學術型、研究型、文化創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礎。以向上一教育層次輸送中文及其他門類研究生為主業，同時兼顧向社會輸送高素質漢語言文學和文化實用人才。北大的這個表述體現了在大眾化高等教育時代堅持精英教育之路的辦學理念，著重于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層次設定本科培養目標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豐厚的中文底蘊，教學力量排在全國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師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國家中文方面著名學者，因此在學術研究上具有強大的優勢。其次，北京大學錄取的本科生質量優異，每一個年級都有數名省市級高考的文科“狀元”，這個優勢，沒有第二個學校可以與之爭美。再次，北京大學中文系是中國大學中文系的“老大”，百年辦學歷史形成崇高的聲譽，社會認可度極高，這是其他學校難以比肩的。從實際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這個辦學理念符合社會對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業尚未成為“問題”，北大宣稱：90％以上的本科畢業生都可獲得免試推薦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華、復旦、南京大學等名校研究生的資格，出國深造也是重要選擇之一，眾多同學去了哈佛、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康奈爾、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學，他們的知識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歐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聲譽，許多國外大學都樂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學生。愿意就業的學生就業情況良好，近年就業率在100%到98％之間，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過一些應用型熱門專業。但是北大中文系的這一種做法不可復制。尤其是非綜合類大學中文系，由于辦學時間短，師資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學術傳統，不具備走北大模式的條件。然而我們有理由懷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調處理了他們對中文系辦學思路的調整。北大中文系并沒有躺在傳統優勢上吃老本，他們興辦的第四個專業叫應用語言學（中文信息處理），這個專業于2003年開始招生，文理科兼收，與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聯合培養，該專業的培養目標是：中文系應用語言學（中文信息處理）專業本科學生應比較系統地掌握漢語言文字學的基礎知識，比較系統地掌握與計算機中文信息處理相關的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具有較高的寫作能力和外語水平，具有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和從事高新科學研究和實踐的能力，成為具備較高的人文科學素養和自然科學素養、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發展的復合型人才。顯然，該專業的培養目標與前面三個專業的相差很大。我們可以從該專業的課程設置的專業選修課中更清楚地看出來：專業選修課程設置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屬于語言學課程，包括漢語方言學、漢語音韻學、理論語言學、漢語發展史、文字學、現代漢語詞匯專題、現代漢語虛詞研究、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語音學等39門課程，這一類課程依托的是漢語語言學專業優勢，顯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漢語基礎研究上的強大實力。第二類有邏輯導論、數理邏輯導論、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離散數學、幾何與代數引論、微積分等六門課程，強調基礎數學知識，目的是為計算機信息處理打基礎。第三類有數據結構、數據庫概論、計算語言學導論、自然語言處理基礎、機器翻譯導論、計算機輔助語言研究、漢字數字化研究、VB編程與古籍整理、計算機操作系統等14門課程，屬于技術類課程。從以上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看，該專業方向有兩個特點：第一是突出應用性；第二是強調學科交叉，其課程跨文學、理學和工學三大門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設置這個專業，就是為了適應語言文學數字化要求，是應對目前正在爆發的全球信息數字化挑戰的一個戰略選擇。我們由此判斷，北大中文系已經走在全國中文系改革的前沿。與前面三個專業的實踐相比，北大中文系應用語言學本科專業的做法具有示范意義。社會對于漢字數字化處理的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來越大，需求層次也不相同，需求行業從數字出版到政府機構分布廣泛，將來的多媒體閱讀將替代現有的紙質載體閱讀。

三

其他重點大學中文專業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復旦大學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開設了秘書學和文化事業管理兩個專科專業，但一直沒有在本科層次開設這個專業。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只有兩個專業：中國文學與漢語語言學，將應用語言學專業開設在研究生碩士和博士教育層次。非綜合類大學中文系的改革與創新，中央財經大學的做法值得關注。中央財經大學設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專業方向為財經文秘，培養目標為：本專業方向培養具有漢語言文學理論素養，適應經濟領域及傳播媒介業發展的需要，能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媒體特別是財經類行業、中外企業從事文秘、管理、公共關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復合型專門人才。專業課程分公共基礎類、專業類和財經類三個類別。專業類主要有語言學概論、應用寫作學、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秘書學、文書檔案學、新聞采訪與寫作、大眾傳媒概論、應用語言學、公關寫作；公共基礎類主要有公共關系學、行政管理學、公關策劃、社交禮儀、社會調查、廣告學、中國當代文化發展戰略與政策；財經類課程主要有西方經濟學、財政學、貨幣銀行學、會計學、統計學、管理學原理、經濟法概論。中央財經大學中文系走的是一條與經濟、管理類學科相融合之路，以漢語言文學主干課程為主，適當插入經濟學、管理學的部分課程。類似于中央財經大學做法的還有西南財經大學通識教育學院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浙江財經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等。與經濟管理類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農科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積極探索漢語言文學與所在學校優勢學科相結合之路。如安徽農業大學的漢語言文學與園林學結合，華東政法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與法學、商學的融合、西安外國語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與對外漢語教學的融合等。這些大學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優勢學科，創具有特色化的漢語言文學專業。這些嘗試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專業融合或者專業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多學科融合不是相關課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學反應。從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淺問題；從最終結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現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學校在注重專業融合的同時弱化了漢語言文學主干課程的教學和研究。同時，中文系的教學人員和管理人員對于期待融合的學科了解甚少，監管難以到位；而優勢學科對于輔助中文系創特色不一定有積極性，因而教學與管理效果自然不好。

四

摘要：電大開放教育中文專業的畢業論文寫作，對于即將畢業的學生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具體的論文寫作過程中，學生的重視程度不夠，缺乏基本的寫作技能，抄襲、拼湊、剽竊等問題比較嚴重，這些都嚴重影響著學生的論文寫作質量，使得畢業學生的論文寫作不能達到合理的要求。故而，本文主要通過對于電大開放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寫作問題進行研究，結合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一些合理的意見和建議，以期進一步提升畢業論文的寫作質量。

關鍵詞：電大開放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論文寫作

近年來，在電大開放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畢業論文寫作過程中，學生的論文質量存在較大問題，不僅學生的論文寫作技能存在嚴重不足，而且學生的寫作態度也非常不認真，存在嚴重的抄襲、剽竊等現象。因此，需要加強對于電大開放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的寫作教學，轉變學生對于論文寫作的認識和態度，提升學生的論文寫作技巧，促進畢業學生論文寫作質量得到有效提升。本文主要通過對于電大開放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寫作問題進行研究，結合具體的寫作問題，提出一些有益的對策，增強該專業學生的論文寫作質量。

一、電大開放教育中文專業畢業論文寫作存在的問題

（一）學生對于畢業論文不重視

由于接受電大開放教育的中文專業學生，基本上都是在職人員，平時主要忙于實際工作，很少有時間投入到畢業論文寫作中來。同時，學校和教師對于電大開放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畢業論文要求不高，批改和答辯比較容易通過。這就使得很多該專業的學生對于論文寫作不夠重視，在論文寫作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很多學生選擇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希望利用剽竊、抄襲、拼湊等行為來蒙混過關，這就嚴重影響畢業論文的寫作質量。

（二）學生缺乏論文寫作技能的訓練

【提要】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人們文化水平的提升，漢語言文學教育在現代社會也持續地發展與健全，更有效地促進了漢語言文化的強化。近幾年新媒體的產生，為漢語言文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更加開闊的機遇和平臺，并且，基于新媒體背景下的漢語言文學也面臨著較大的威脅與挑戰。怎樣在新媒體背景下更好地發展漢語言文學，是現時期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本文主要對新媒體背景下漢語言文化發展面對的問題開展研究，旨在探索出高效的處理對策，為相關研究學者提供參考依據。

【關鍵詞】新媒體；漢語言文學；發展；困境

引言

漢語言文學在以往與現在的實用價值是十分強的，在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著自身特有的文學魅力。然而最近幾年，新媒體網絡技術的涌現使得漢語言文學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實踐過程中易于造成漢語言文學教育難以穩定地實施的困難。所以，有必要對目前新媒體環境下的漢語言文學開展相關探討，針對其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措施，進而提高漢語言文學在現代教育中的效用。

一、新媒體背景下漢語言文學的特征

（一）新媒體環境背景

新媒體環境作為一種嶄新的新媒體狀態，是在多媒體技能、網絡互聯網技能以及信息科技等眾多支持下構成的，數字報紙與雜志、數字電視以及智能終端等均是其詳細表現。新媒體顯著區別于報紙、電視以及廣播等陳舊媒體，新媒體環境當然也是在新興技能前提下發展而來的順應時代發展形勢的大眾傳播環境。在這種背景下，地方信息傳播的時間、空間被沖破，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信息傳播渠道，把視頻、音頻以及文字結合在一起，為廣大人民帶來不一樣的體驗。大學生信息獲得渠道與學習方法在新媒體背景下得到了較大變化，這一變化對漢語言文學而言不僅是難得的新機會，也是較大的挑戰。現代大學生使用信息網絡查詢所需要的數據信息，使用視頻課程學習新知識，深刻理解并掌握知識點，應用多媒體平臺實現與專業人員的有效交流，拓寬了學習新渠道。新媒體背景下的教師教學、學生學習都有了全新的渠道與方式，為人們視野的開闊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理念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學者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①。日后，學術界將雷馬克將所言的“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具化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與宗教”等。比較文學的“跨學科”一詞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1975年，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提出，比較文學研究不應該受制于學科界限，可以從“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角度，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和交流②。這是比較文學領域首次出現“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一詞。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吁求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1987年，楊周翰在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較文學的一般定義，它包括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國別、不同民族或不同語言的文學的比較研究;它還包括文學和其他學科、其他藝術或其他表現領域之關系的研究”③。他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工作者在前一個領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在“跨學科”領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為此，他發出呼吁:“我們需要具備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還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文學”①。

歷史上，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又被稱為“科際整合研究”，即把人類社會童年時期處于同一個母體的、日后被細化的社會分工所割裂開來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學科重新整合起來，以文學為中心，從文學的外圍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較的視野中，對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律進行研究。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構建，得益于20世紀世界文學的發展和文學觀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視野的拓寬和思維方式的嬗變。這種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化，語言的、國別的、傳統的、人為的界限早已打破。傳統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①，而且已不能滿足宏觀視野下綜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時空觀念，超越學科界限和超越文學自身的綜合性研究，既可為當代比較文學研究開辟新的、廣闊的研究領域，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順應時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擇。其實，在提出“跨學科”理念的同時，雷馬克就談到了“科際整合”或曰綜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們必須綜合，除非我們寧愿讓文學研究永遠支離破碎。只要我們有雄心加入人類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們就必須隨時把文學研究中得出的見解和成果集中起來，把有意義的結論貢獻給別的學科，貢獻給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為比較文學“是把人類創造活動本質上有關而表面上分開的各個領域連結起來的橋梁。”如果想發揮這座橋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領域上做文章，即“不僅把幾種文學互相聯系起來，而且把文學與人類知識與活動的其他領域聯系起來”③。跨學科研究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邊緣性、滲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外延，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空間，使文學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閉的藩籬，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學現象連成了一個整體。與此同時，跨學科研究又將文學置于同其他學科相關聯的時空領域中，不但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開辟出一條文學與其他學科溝通與對話的渠道，還使我們有機會站在文學以外，站在其他學科的視角上觀察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學，從而對文學有新的認識和新的發現。如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徑已為比較文學界所認可和接受。

二、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現狀

中國比較文學的文獻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紀80年代。1982年，張隆溪選編的《比較文學譯文集》選入了美國學者里恩•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的《文學與思想史》和瑪麗•蓋塞的《文學與藝術》;1985年，干永昌、廖鴻鈞、倪瑞琴編選的《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也選入了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選編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除了將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文章選入外，還選入了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錢仲聯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7年，楊周翰、樂黛云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除了繼續收錄樂黛云和錢仲聯的同名成果外，還收錄了傅鴻杰的《奧尼爾與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潛與尼采》、朱維之的《禪與詩人的宗教》等;1989年，樂黛云、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除了王寧的長篇《導論》外，還收錄了很多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樂黛云的《文學與其他學科》及《文學與其他藝術》、許明的《文學與哲學》、王錦園的《進化論與文學》、徐志嘯的《文學與宗教》、伍曉明的《文學與音樂》、王長俊的《文學與繪畫》、王寧的《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孫津的《中西文論的哲學背景》等。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內容也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以“非本科范圍研究”為題介簡要提及了“社會學與文學”、“神話、民俗學與文學”、“哲學與文學”、“宗教與文學”、“思想史與文學”、“語言與文學”以及“其他藝術與文學的關系”等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在“科際整合”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與藝術”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等跨學科內容。

同年，陳惇、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和藝術”、“文學和宗教”、“文學和心理學”以及“文學和哲學”等跨學科內容。90年代及至21世紀，“跨學科研究”不但成為比較文學教材必不可少的內容，外延還拉伸到“文學和經濟學”、“文學和歷史學”、“文學與社會學”、“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系統論”、“文學與信息論”、“文學與控制論”等領域。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現于20世紀尾聲和21世紀初葉。如陳洪的《文學與宗教》、龔每律、譚桂林的《當代中國文學與宗教文化》、馮川的《文學與心理學》、葉舒憲的《文學與人類學》、彭兆榮的《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麻承照的《文學與民俗》、許建昆、陳又凌的《文學與電影的對話》、阮慶岳的《文學與建筑相問》、王寧的《文學與精神分析學》等。此外，一些非文學工作者也在自身學術視野內探索文學與其專業的關系，如羅小平的《音樂與文學》、蔣容理的《音樂與文學的對話》、羅立剛的《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唐德剛的《史學與文學》、周群的《宗教與文學》等。另外，還有學者將“跨學科研究”引入具體的學術領域中，如鄭杰文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學科研究》、陳致文的《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等。與著作類成果相比，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在論文類成果上呈輻射式和多元化態勢。除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及“文學與宗教”外，在“文學與計算機”、“文學與網絡”、“文學與動漫”、“文學與醫學”及“文學與農業”等方面均有數量不等的成果出現，展現出一種較為可觀的局面。縱觀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歷程，有如下問題值得關注:(1)全方位、多視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經形成。其內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馬克當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隨新興學科發展的腳步不斷延伸，使比較文學的“邊緣性”、“交叉性”和“滲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學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自身的學術追求出發，深入探討所在學科與文學的關系，如“繪畫與文學”、“建筑與文學”、“醫學與文學”等，有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趕超文學之勢。(3)整體理論性探索不夠，實踐闡釋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層，流于文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泛泛敘述。系統的、有理論探索的、有實踐個案的、有學術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學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研究成果也無法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論。

三、“跨學科研究”在比較文學教學中的角色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