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監管全文(5篇)

摘要：流動性風險是國際國內監管機構的重要監管對象。經歷了國際監管理念的變遷和國內監管規則的修訂，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正式出臺。該規定貫徹差異化監管理念，初步引入宏觀審慎監管原則，形成了最新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框架。隨著辦法的進一步實行，我國流動性監管框架出現新問題，如管理體系需細化、監管理念貫徹不徹底、監管范圍較局限、宏觀審慎監管原則沒有得到重視等。

關鍵詞：流動性風險；差異化監管；監管指標

2018年5月23日，《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流動性辦法》），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構建了最新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框架。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活躍度越來越高，金融危機在世界層面的傳遞速度逐漸加快。《流動性辦法》是在我國強調健全金融監管體系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擔負著深化金融改革、應對多樣化的商業銀行融資和經營方式、應對金融科技進程等重要任務。跨越4年終于摘掉“試行”帽子的《流動性辦法》創新了指標計算方式，設立“中國式”監管指標，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框架。本文擬探析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本身及其監管邏輯，探討有待完善監管的流動性風險新問題。

1《流動性辦法》制定背景

“國際清算銀行（BIS）下設的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CGFS）曾在1999年公布的報告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領域中數次局部性銀行危機爆發和蔓延最初的誘因均是公眾對未來流動性的擔憂所引發的拋售行為。”“巴塞爾資本協議源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社會加強銀行業監管的需要”，從最初開始關注流動性風險監管到構建流動性監管框架，巴塞爾資本協議經歷了兩個階段。

1．1流動性監管體系初步形成階段

1990年以來，伴隨著金融創新不斷加強，銀行危機事件多發，流動性風險越來越成為各國監管者關注的重心。各監管機構相繼監管手冊與指引，逐步采用各種流動性風險模型，并有意從單純的指標監管轉向流動性管理體系的建設。但總體來看，每個獨立的銀行個體的流動性壓力作為測試與監管的對象，很少將整個市場范圍內出現的流動性危機的情形考慮在內。全球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流動性監管的指標。巴塞爾委員會在危機爆發前就已經明確了流動性風險管理對整個風險管理體系的重要性，并在1992年制定了《計量與管理流動性框架》。該文件以國際層面的銀行所適用的監管流動性風險辦法為基礎，提出了一個穩健的流動性計量與管理框架，并強調應安排合理的流動性報告制度、信息系統投入以及流動性狀況的定期回溯和審核的必要性。此外，需要應對外幣流動性敞口的跨國銀行應具備一些國際上通行的管理框架安排，同時要求銀行制定一套支撐流動性策略，以應對日常融入外幣的能力遭到破壞的情況。2000年2月，巴塞爾委員會根據流動性管理情況的變化，對《計量和管理流動性的框架》進行了補充細化和修改，公布了《銀行機構流動性管理的穩健做法》，從八個方面闡述了銀行進行有效流動性管理的十四項關鍵原則。這些文稿的制定細化了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內部管理體系的構建及監管者所扮演角色的討論，試圖從銀行內部流動性風險管理框架的角度推動各國金融機構達成共識。這一階段，巴塞爾委員會主導的流動性管理框架已逐漸成形，管理方法逐漸由資產和負債管理的角度轉移到現金流量的考察上來，但未能提出明確且便于操作的流動性風險監管辦法。

摘要:在華盛頓、倫敦和匹茲堡召開的三次峰會中，大家都聚焦了有關商業銀行會計制度的相關問題。其中“銀行的會計制度將如何影響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核算”這一問題一直都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只有全面認識這一問題才能夠更好地解決G20議題。

關鍵詞:商業銀行;會計制度;資本監管;監管影響

在現行的監管制度框架之內，商業銀行受到了會計監管和資本監管的雙重約束。會計監管本身也與資本監管的目標和定位存在著很大的沖突。廣大商業銀行在執行這些目標時勢必會和捆綁在一起的制度產生很大的矛盾，進而對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產生巨大的負面效應。本文主要就商業銀行會計監管和資本監管之間的沖突和解決的策略進行全面的分析和介紹。

一、商業銀行會計監管與資本監管之間存在的沖突

從性質上看，商業銀行主要是經營存款、放款和轉賬業務的，它是主要以盈利為目標的金融機構。但是會計監管制度則是商業銀行在編制財務報表時所公認的會計原則。在現行的監管制度框架內，商業銀行既要全面執行證券機構所披露出來的會計信息，又要徹底規范銀行監管機構所頒布的監管要求。但是這兩種制度從層面上都存在著理論和制度兩個方面的沖突。“自由市場的理論”強調市場能夠通過自身的調節來解決運行中所產生的所有問題，最終使得資源能夠實現最優化配置。而會計監管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市場透明度的建設，從而能夠讓市場資源優化更好地提供支持。但是市場的建設和調節有時也會存在調節失敗的情況，尤其需要外力去解決自身無法應對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會計監管一直致力于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問題，但資本監管卻是以市場失靈事件發生的嚴重程度和頻率為基礎的，這兩者在理論上本身就存在著沖突。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商業銀行的會計監管和資本監管的核心目標存在差異，前者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從而讓他們更好地實現投資，后者則是為了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安全。

二、商業銀行會計制度對資本監管的影響方式

(一)透過金融工具產生的影響

我國商業銀行貸款業務風險類型及成因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第四節A款指出銀行經營中面臨的主要風險有信用風險、國家和轉移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作為銀行資產業務中最重要的貸款業務，上述風險或多或少存在。就我國而言，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業務中信用風險、法律風險、操作風險比較突出。下面逐一分析。

1貸款信用風險及成因

貸款是銀行的主要資產業務，貸款本息的安全收回是銀行盈利的保障。但現實中，銀行會因交易對象到期日無力履約致使貸款本息不能安全或足額收回，此即信用風險。從我國銀行貸款實踐看，信用風險是當前銀行業面臨的主要風險［1］。信用風險形成的原因有四：第一，信息資源不對稱。在貸款博奕過程中,借貸雙方對信息資訊的獲取和在此基礎上做出的判斷左右著貸款的命運。在目前我國信用市場極不完善、有關征信管理法規缺失的條件下,信息不對稱現象異常突出。無論是貸前對企業的調查、客戶信用評估還是貸后對企業的守信情況進行準確認定都缺乏信息保障，其結果極易導致逆行選擇和道德風險，前者使金融機構在貸款時可能選擇有高風險傾向的對象，后者表現為借款人的多頭騙款、資產重復抵押、關聯擔保等行為，兩相結合最終導致貸款收回的落空。第二，國有企業的產權界定不夠清晰，累積了國有金融機構貸款風險。在我國，國有企業是金融機構貸款支持的主要對象。從理論上講，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借款還本付息的信用準則和法制監控下是能夠正常循環的。但是因我國相關法律不完善致使產權模糊，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沒有內在的壓力和自我約束機制為保障自己的信譽和生存而力爭履行借貸契約的義務、保證及時清償債務。當不履行契約的收益遠大于其成本時，企業以各種形式和理由盡其可能地逃避債務，致使銀行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債權的負擔，銀行信用風險因此而生。第三，行政干預隱含的風險會加重信用風險。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政企不分、政府直接插手干預企業經營的現象大為減少,但由于我國銀行長期以來由國家經營,計劃體制下根深蒂固的行政經濟體制和觀念尚未得到根本扭轉,在銀行經營活動特別是貸款發放決策中還存在著一定的行政權力干預。如政府行政干預的“點貸”行為,往往使得商業銀行實際了政府財政職能,銀行經營自主權難以落實,貸款資金往往有去無回而形成銀行不良資產。第四，商業銀行缺乏足夠的自律、自警機制。有的銀行在日常的經營過程中未能意識到自身所處的行業的高風險性,違背穩健經營的原則,為圖一時的業務增長、規模擴張而放松風險防范和內控機制建設。目前銀行業的通病是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貸款風險戰略計劃,對市場的供求判斷缺乏系統的分析,當見到某個貸款項目有利可圖,便不加分析盲目放貸,或集中對單個借款人或一組相關借款人貸款。其結果，如果控制不當，會招致很大的貸款損失風險。

2貸款法律風險及成因

法律風險是因為法律因素發揮主要影響從而給貸款業務帶來不利結果的一種風險表現形式。主要包括法律本身變化提高銀行貸款成本，交易對象的法律權力未能界定，因不完善、不正確的法律意見和文件而造成同預計情況相比資產價值下降或負債加大，有關某一銀行的法庭案例可能對整個銀行業務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從而增加該行本身乃至其他或所有銀行的成本，現有法律可能無法解決與銀行有關的法律問題等等。貸款的法律風險貫穿在貸款調查、貸款審查、貸款合同訂立、履行的整個過程。貸款調查階段，貸款人應當對借款人的信用等級以及借款的合法性進行調查，核實抵押物、質物、保證人情況，測定貸款的風險度。貸款審批階段，貸款人應當建立審貸分離、分級審批的貸款管理制度。審查人員應當對調查人員提供的資料復測貸款風險度。但實踐中，有些商業銀行疏于調查和審查，使貸款收回缺乏法律保障。借款合同和擔保合同的真實性、合法性、有效性亦是商業銀行面臨的一個主要法律風險。所有貸款應當由貸款人與借款人簽訂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應當約定借款種類，借款用途、金額、利率，借款期限，還款方式，借、貸雙方的權利、義務，違約責任和雙方認為需要約定的其他事項。借款合同主體不合格、當事人意思不真實一致、內容不合法均屬于無效的合同，會使商業銀行承擔法律風險。而且，我國商業銀行的借款合同多為格式合同，意味著不同程度地會存在下列法律風險：如銀行過于強調保護自身利益而忽略了借款人或其他相對人的利益保護，違反公平原則從而影響合同效力；對免除或限制貸款人責任條款未以適當方式提請借款人注意，對借款人不產生約束力；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的風險以及可能承擔免除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無效的風險。擔保有保證、抵押、質押等形式。保證貸款應當由保證人與貸款人簽訂保證合同，或保證人在借款合同上載明與貸款人協商一致的保證條款，加蓋保證人的法人公章，并由保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權人簽署姓名。抵押貸款、質押貸款應當由抵押人、出質人與貸款人簽訂抵押合同、質押合同，需要辦理登記的，應依法辦理登記。擔保的充分、有效是貸款權益的最終保障，但實踐中，無擔保資格或無保證能力的單位充當保證人、企業間互保、貸款抵押物不易變現、貸款抵押無效、沒有進行抵押登記等問題還比較嚴重。商業銀行經營中忽視相關法律對其經營管理的約束也會引發法律風險。我國商業銀行法對商業銀行貸款規定了貸款人應當遵守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各項指標以及不得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向關系人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不得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等限制。《貸款通則》亦進一步細化了對貸款人的限制規定，如對于沒有公布所經營貸款的種類、期限、利率的，沒有公開貸款條件和發放貸款時要審查的內容的，沒有在規定期限內答復借款人貸款申請的，貸款人違反規定代墊委托貸款資金的，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對自然人發放外幣貸款的等等均做出處罰規定。最后，借款人違約后貸款超訴訟時效的現象較普遍，導致相當數量貸款喪失勝訴權。現在各銀行一般通過采用向企業發送催款通知單方式來中斷貸款訴訟時效，但一旦面臨企業拒絕簽字蓋章或無人簽收，銀行信貸人員往往不懂得依法采用其他有效方法來延長貸款訴訟時效，任憑貸款超訴訟時效問題發生。另外，由于不及時追索貸款保證人的擔保責任，致使保證人依法免除保證責任的問題也比較突出。

3貸款操作風險及成因

一、監管資本及資本管理簡析

商業銀行是經營風險的企業，通過承擔金融風險而獲得收益，只有擁有足夠的資本才有能力應付可能的損失，并確立市場信譽，因此充足的資本已經成為現代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根據對損失的預測能力，可將商業銀行所面臨的損失分為預期損失（ExpectedLoss，EL）和非預期損失（UnexpectedLoss，UL）兩大類。通常情況下，預期損失可以通過計提撥備的方法予以彌補，而非預期損失則需要通過持有一定量的資本予以抵御。從廣義來講，商業銀行資本分為賬面資本、監管資本和經濟資本三種類型[7]，其中賬面資本是指財務報表中的所有者權益，監管資本是指監管部門規定商業銀行必須持有的與資產狀況相對應的最低資本數量（JonesDandJMingo,1998）[8]，經濟資本（EconomicCapital）則是指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一定時間內彌補銀行非預期損失所需要的資本水平（CareyM，2001）[9]。新資本協議較大幅度地豐富并改進了各類風險的監管資本計量方法，其中，高級計量方法下的監管資本更加符合經濟資本的核心理念，但為了確保計量方法的多國適用性、公平性及可比性，新資本協議監管資本公式忽略個體化差異，同時未考慮組合風險分散化效應。由于信用風險是商業銀行在日常經營過程中所遇到的最主要風險，其所需要的監管資本占比最大，因此相較于其他類風險監管資本計算方法調整所產生的影響，實施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的影響最大。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監管資本公式采用了漸進單風險因子模型（AsymptoticSingleRiskFactor，AS-RF）和默頓模型（MertonModel）的思想，認為商業銀行為覆蓋風險暴露的預期損失和非預期損失所必須持有的總體經濟資源，應等于該風險暴露的組合風險價值（Var）。在假設資產組合不變性的前提下①，風險暴露的條件預期損失可以表示為PD*LGD，其中違約概率（probabilityofdefault，PD）反映了系統風險因子處于一定保守水平時該風險暴露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違約可能性，違約損失率（lossgivendefault，LGD）為該風險暴露在經濟衰退期發生違約時所可能產生的損失率[11]，則非預期損失為：K=[LGD×N[(1-R)-0.5×G(PD)+(R1-R)0.5×G(0.999)]-PD×LGD]×[1(1-1.5×b)×(1+(M-2.5)×b)]（1）其中：函數G（PD）代表采用以PD為參數的標準正態分布逆函數，作為違約門檻。函數G（0.999）代表采用置信區間為99.9%的標準正態分布逆函數，作為系統性因素的保守估值。LGD作為ASRF模型和預期損失的輸入參數。1(1-1.5×b)×(1+(M-2.5)×b)為完整的成熟期調整。在統一的模型構建原則與思路下，結合不同風險暴露與系統風險因素相關性差異等特點，針對不同風險暴露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設置了差異化的資本計量公式，因此單筆風險暴露的監管資本需求將取決于其所歸屬的風險暴露類別以及自身風險參數水平。這也為尋找資本套利策略提供了突破口，因此需要商業銀行深入解析監管資本要求（K）與各風險參數之間的相關性，探求監管資本變化規律。圖1商業銀行風險暴露組合風險價值示意圖

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監管資本計量公式解析

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利用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有效期限（M）、違約風險暴露（EAD）等風險參數，較為全面地勾勒出單筆風險暴露所面臨的風險，亦將其作為監管資本公式的重要輸入變量，以確定所需的監管資本水平。

（一）監管資本要求與違約概率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違約概率（PD）是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債務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償還銀行貸款本息或履行相關義務的可能性。在內部評級法中，PD由商業銀行自行估測。在非零售內評體系中，PD是針對債務人自身風險的評估，多受到債務人財務情況、經營特點、系統性風險等因素的影響。在零售內評體系中，PD則是針對債項而言，除了受到債務人自身風險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抵質押品、保證、業務品種等債項因素的影響。從監管資本公式結構來看，PD對監管資本要求（K）的影響最為復雜，不僅僅來自于自身，還來自于資產相關性（R）、期限因子（b）等中間參數，且影響是非線性的，故較難得到K與PD之間清晰明了的數理解析關系。鑒于此，本文采用圖形法分析K值與PD之間的相關關系求K與PD之間關系具有一定的共性。K（PD）是PD的非線性上凸函數，在[0,1]的PD取值空間內，K值存在極大值點，所對應的PD為PDK極大值。當PD小于PDK極大值時，K與PD呈正相關關系，即PD越大K越大，而當K大于PDK極大值時，K與PD呈負相關關系。以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為例，當LGD為45%，M為2.5年時，該PD接近30%時，K達到極大值0.1991，RW為248.83%，而大部分非違約零售客戶違約概率在30%以下，即服從PD越大K越大的規律。值得注意的是，在PD低于PDK極大值時，K隨PD變化彈性從富有彈性逐漸變化為缺乏彈性。資本要求K與違約概率PD值之間“先升后降”的相關關系，充分體現了內評法對資本、撥備等風險抵御措施的目標界定。當違約風險足夠高（即PD大于PDK極大值）的時候，風險暴露所蘊含的風險基本可被預測由撥備所覆蓋，體現為預期損失PD*LGD，相應地無法被預測的非預期損失會隨PD的增加而減少，體現為監管資本要求（K）的逐步下降。目前大部分商業銀行采用主標尺進行PD估測，即將PD∈[0,1]的取值區間劃分為若干個風險級別，用各區間平均PD作為該級別所有債務人的PD值進行監管資本計算，由于PD較低時，K相對于PD的變化是富有彈性的，所以應盡可能細化低PD風險級別劃分規則，減少因級別平均PD替代債務人真實PD而產生的資本耗費。同時，在非零售內評初級法下，合格保證的風險緩釋作用表現為保證人PD替代債務人，即在滿足監管要求的情況下，將債務視作合格保證人的債務，采用較低的保證人PD替代債務人PD計算監管資本需求，因此選擇低風險的保證人是獲取資本套利的有效途徑。

（二）監管資本要求與違約損失率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摘要:目前各國均建立了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并構建了相應的銀行退出機制。從比較法的視野來看，雖然制度設計存在差別，但實現兩者的密切配合是至關重要的。通過進行比較，研究在不同的存款保險制度下各國銀行退出機制構建和運行存在的區別，對我國完善銀行退出機制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存款保險制度;銀行退出機制;銀行監管;制度配合

存款保險制度與銀行退出機制是保障銀行業穩健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是保護存款人利益最終防護網，體系化的銀行退出機制有利于實現銀行業的有序經營。一國銀行退出機制的設計往往建立在存款保險制度的模型上，兩種制度配合的實質即為一國對問題銀行的監管主體，對應的監管模式和監管權的分配問題。

一、制度概述

(一)存款保險制度

目前主要有三種模式，其一為“付款箱”，存款保險機構的職責僅限于對承保存款進行償付;其二為“風險最小化”，機構為降低自身面臨的風險和損失，擁有與此相對應的監管權;其三為“成本最小化”，機構為將銀行倒閉造成的損失最小化而擁有更為廣泛的監管權。

(二)銀行退出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