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學校教育全文(5篇)

〔摘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東方戰場的中國在“洋務運動”、“”等社會浪潮的推動下迎來了極大發展機會，民國政府教育部門在當時的教育政策中把美術列為發展的學科，同時社會大眾對美術的消費欲求也迅速膨脹。本文主要對民國時期廣東美術教育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

〔關鍵詞〕民國時期；廣東地區；教育政策；美術教育

一、民國時期廣東地區的教育政策與教育環境

作為辛亥革命根據地之一的廣東，在中華民國成立后積極落實教育部頒發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力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這樣，民間興起了辦學熱潮，一批學校順勢而生。廣東原本是商業出口的主要地區，但因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和國內軍閥混戰，廣東經濟受到重創。就在這樣極其困難的時候，“南天王”陳濟棠在1932年頒布的《廣東三年施政計劃》中，強調“教育是立國之本”。“從《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編》的數據顯示，當時陳濟棠規定的各縣經費支出比例是：教育費31%、建設費29%、公安費21%、其他19%。由此數據可見，陳濟棠對廣東地區教育經費投入是巨大的。”[2]　　陳濟棠認為要改變當時傳統的經商出口行業，振興粵區工業，需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在他的努力下，廣東地區在1927年間相繼創辦了勷勤大學、中山大學、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佛山市立藝術專科學校、廣州音樂學院、中醫專科學校、體育專科學校等一系列高等專科學校。除此之外，陳濟棠也意識到中小學教育的必要性。“當時政府頒布的《廣東第一期三年施政計劃實施概要》指出，要讓適齡兒童全部入學。同時為了掃除文盲，提高民眾文化素養，全省在政府推動下，還開辦了私立學校、民眾夜校、民眾閱報處、民眾問字處、通俗講演所、圖書館等公共教育設施。”[3]

二、民國時期的廣東地區美術教育

（一）民國初期的廣東地區留洋潮與私立美術學校的出現

1.留洋先驅與美術教育體制改革

一、發達國家職業教育多元化籌資的共有經驗梳理

1.職業教育辦學過程中形成了多主體共同參與的籌資格局

在職業教育的籌資主體中，政府、企業、個人等主體分別承擔著不同的角色，共同為職業教育的發展助力。職業教育在法、美、德、日的經濟騰飛和工業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國都十分重視對職業教育的投資。首先，職業院校能夠直接從政府那里獲得撥款，以維持其辦學過程中的經常性開支。其次，在政府投資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引導企業參與對職業教育的投資，由此企業也成為職業教育投資的重要主體。再次，職業教育在以上各國有著較高的社會認同，公眾能夠通過參與職業教育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所以大部分群體愿意對職業教育進行投資，學費收入自然成為職業教育辦學收入的重要來源。最后，社會捐贈在各國職業教育的資金投入中也占據一定的比重，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等不同主體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感，為了回饋職業教育對社會發展進步的貢獻，各個有實力的群體或組織愿意將一部分收入向教育領域進行捐贈，職業院校的這部分收入通常被稱為志愿收入。四國對各個職業教育資金籌措主體的投資范圍和作用有著較為清晰的界定。政府在教育經費投資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但并等于說政府在不同教育階段要實現投資的對等化，政府對不同教育層次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可以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在義務教育階段，教育資金的籌措主體較為單一，各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高等教育階段，各個國家主要以中央為主導，地方政府為重要補充。在職業教育階段，企業的參與度最高，主要是因為職業院校直接向企業輸送人才，企業是重要的獲益主體之一，同時企業還要對自身員工進行職業教育和培訓，因此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個人和家庭的學費支出在各級各類學校的經費比例中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四國職業教育院校的經費投入還有一部分來源于自我創收，通過校企合作和科研轉化不斷增強自我造血功能，實現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2.綜合運用了政府模式、市場模式和志愿模式等混合籌資模式

四國的職業教育籌資模式并不是單一具體的，而是政府籌資、企業籌資以及志愿投資三種籌資模式交相呼應、相互融合。單一地依靠政府籌資模式難以有效地將市場和志愿機制納入籌資當中，而企業對職業教育的需求較為旺盛，可以綜合采用市場籌資模式和志愿機制籌措企業的內部培訓資金。公民個人作為受教育主體，既可以作為職業教育志愿模式中的捐贈者，也可以是市場籌資模式中的投資者，因此四國對于社會大眾的籌資模式綜合采用了志愿模式和市場模式。根據公共產品理論，“職業教育是一種介于純私人產品和純公共產品之間的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公共產品”，既包含了“公有”成分，也囊括了“私有”部分，針對其“公有”部分可以運用政府籌資或志愿籌資模式進行解決，而對于“私有”部分一般要通過市場模式進行供給。在以上四國職業教育的籌資過程中，政府、市場和志愿這三種模式發生混合，如此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為職業教育辦學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供給。在各級各類的教育籌資過程中，政府籌資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隨著四國市場經濟的日益發達，市場主體和志愿主體在教育籌資中越來越活躍，政府在職業教育領域的公共財政支出比重逐漸減少，隨著政府的“退讓”，市場和志愿在職業教育的資金籌措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且以上三種模式在職業教育資金籌措中所承擔的角色有所不同。國家是唯一運用政府籌資機制的主體，為了保障和滿足社會大眾的職業教育需求，政府通過各種稅收形式籌措職業教育資金；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主要進行市場籌資，主要包括收繳學費或以營利為目的所進行的投資，以滿足社會大眾的差異性和多元化需求；志愿籌資主體包括企業、個人和非營利性組織機構，志愿籌資模式主要是在政府和市場模式發揮作用的基礎之上起到查缺補漏的作用。因此，根據四國的籌資情況，完全依靠政府籌資機制的僅僅為義務教育階段等較低層次的教育，職業教育領域需要共同發揮政府、市場和志愿等多渠道的作用。具體來說，就是以政府和企業為主、以志愿機制為輔，共同籌措職業教育的發展資金。

3“.大市場、小政府”，充分發揮市場在職業教育籌資中的作用

“從發達國家在教育籌措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共同經歷了由最初的政府主導，再到多元化籌資的發展進程。”當前，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職業教育多元化籌資模式，并且充分發揮市場在職業教育籌資中的作用，激發市場競爭活力，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具體來看，法、美、德、日等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主要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首先，由前期的政府主導“包辦”向市場籌資轉軌階段。政府主導的模式早期主要源于那些高福利國家，以法國為代表，由于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相對忽略了市場在教育籌資中的作用，不論是義務教育還是其他教育都由政府統籌包攬所有資金的投入。然而，隨著社會發展，完全以政府“包辦”的教育和高福利開支給財政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為了緩解政府的壓力，以法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探索，逐步向市場化有序轉變。其次，公私并舉的教育資金籌措階段。在這一階段，社會力量參與職業教育的趨勢逐漸顯現，私立學校大量興起。該階段的典型代表國家是美國，在義務教育層次的經費開支主要由政府承擔，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其他教育層次主要由市場統籌，并且制定完備的法律予以保障，由此形成了多元化的辦學機制。為了保障市場力量參與的積極性，美國政府制定了相應的稅收優惠和激勵政策，鼓勵私人創辦職業培訓院校，為了保護職業教育發展的公平化、民主化和大眾化，政府也會對私立職業培訓機構和學校進行一定的財政補貼。最后，發達國家當前普遍經歷的“大市場、小政府”階段。該階段職業教育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非常高，而且形成了全民參與的市場文化氛圍，私立職業院校在學校數量、在校生數量等方面都占據較大比重。即使在義務教育階段，市場主體的參與積極性和供給程度已達到很高的水平，當然政府在義務教育層次仍然承擔著主要籌資責任，市場作為補充形式來滿足社會大眾的多樣化需求。

【摘要】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2月，不到一年東北全境淪陷。日本在東北扶持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中國東北長達14年的奴役和殖民統治。在這期間，日本侵略者不僅進行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還對于廣大東北民眾實施了欺騙性的教育。偽滿洲國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之下，建立了完善的殖民奴化教育，妄圖從思想上掌控東北人民。日本為了加強自身的殖民統治，肆意扭曲篡改歷史。瘋狂破壞原有的教學制度，通過制定“新學制”來強化對于東北學生的奴化教育。

【關鍵詞】偽滿時期；東北學校；教育制度；演變

在東北淪陷的14年間，日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學校教育制度，對于其自身的殖民統治確實起到了一定的運用。本文主要從偽滿時期的東北學校教育制度的演變和特點進行討論，為人們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于東北學生的奴化教育的本質。

一、偽滿時期東北學校教育制度的演變

（一）九一八事變之前的東北教育情況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東北的教育在全國范圍內是處于領先的狀態。據統計，當時東北地區共有中小學14660所，學生人數826000余人。同時，東北還有高等學校30余所，已經形成了較完善的教育體制，基本上可以滿足當時人才培養的需求。

（二）偽滿政府建立初期的東北教育情況

金昌市金川區，地處甘肅省河西走廊東端，龍首山北麓，阿拉善臺地南緣，金川區現有普通中小學25所（不含私立學校）；在校中小學生30700多人。“農村孩子進縣城、縣城孩子進省城”是近十年來金川學生擇校流動的熱門趨勢，金川區教育管理部門因勢利導，并沒有采取強制措施圍追堵截這些莘莘學子的求學路。這樣一來，絕大多數學生都不得不離開父母的懷抱，走進寄宿制學校，走向獨立生活、學習之路。

一、寄宿制學校暴露的管理漏洞

近幾年來，隨著農村學校生源逐漸地減少，甘肅省各縣市為了適應教育教學的改革和科學辦校的需要，撤點并校成為新的改革潮流，新農村的寄宿制學校像一朵閃爍的金花，給外出務工的空巢家庭帶來了福音。寄宿制學校給公平的優質教育提供了好的平臺，但是，寄宿制的管理和硬件投入等也面臨新的挑戰，新出現的管理問題、教育漏洞也日益暴露。管理跟不上，影響孩子心理全面健康發展。個別學校領導對于寄宿學生的管理意識跟不上，宿管教師管理松懈、簡單，致使沒有家長陪護的學生放學后不能自覺學習，完成家庭作業，不能按時休息，按時起床，很多孩子同伴相約，成群結隊到處閑逛，玩耍，既影響了學習，又存在很多安全隱患。家長教育跟不上。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學生家長，特別關注孩子的身體發展，不能科學、合理的對學生進行心理疏導，更不能對學生進行心理教育。每位父母“望子成龍，盼女成風”的心愿很強烈，期望孩子成績好，將來考上重點大學有一個舒適、安逸、穩定的工作。但是由于認識上的局限、知識上的不足，只能憧憬重點中學、重點大學頭上美麗的光環，卻始終看不到自身孩子基礎上的弱點，學習習慣上的不足，學習成績方面遙遙落后的差距，好高騖遠地給孩子定目標，卻又不能提供一點科學可行的幫助，這些行為甚至促使學生心理的不健康。

二、加強寄宿制學校管理的有效措施

1.選好班主任，配備好生活教師

班主任是班集體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確定班主任至關重要，特別是低年級的班主任。實踐證明，低年級班主任的首選條件應該是具有愛心、責任心及耐心的教師。小學生生活自理能力較弱，經常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例如，從床上摔下來，尿床等。生活教師要能夠照管學生，在學生出現事故或生病時得到及時處理，讓學生學得安心，家長在家放心。

2.實行教師晚上輪流值日制度

摘要：澳大利亞以其優質的教育資源和領先的教育理念聞名于世，而同處亞太地區的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教育體制。在教育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兩種體制間的交流勢在必行，東西方教育理念與教育實踐的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將有益于推進全球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澳大利亞；中學教育；教學實踐

一澳大利亞中學教育概況

澳大利亞的中學階段涵蓋七到十二年級（少數州例外，如南澳）。其中，七到十年級為middleschool（初中階段）；十年級后，主有三條出口供學生選擇。一是進入高中（secondaryschool）進行十一和十二年級的學習，參加VCE（VictoriaCertificateofEducation）考試；二是進入職業學院（TAFE：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進行職業技能方面的學習，獲得VCAL（VictorianCertificateofAppliedLearning）證書；三則是選擇直接就業。在中學的分類上，一般分為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兩種。除了學費與選拔模式的不同以外，公立學校通常嚴格遵照澳洲課程大綱或本州課程大綱進行教學，私立學校在這一方面比較自由，除了前述的兩大課程大綱外，還可以選擇其他標準。作為聯邦制國家，澳大利亞的各州和領地政府負責教育事務，聯邦政府較少介入。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各州和領地可以根據自身發展情況制訂教育政策，但與此同時，這也導致了各州和領地之間包括課程大綱在內的教育政策差距較大，對于教師教學的要求也不盡相同。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育公平和全國教育的協同發展。為了提高總體教育質量，平衡各地區教育發展水平，ACARA（澳大利亞課程設置、考評與管理報告局）在各方基于《墨爾本宣言》之共識的背景下，于2008年成立。其職責為負責制定國家課程，國家評估計劃以及支持澳大利亞學生學習的國家數據收集和報告計劃。由于這一變化，以維州為例，當前存在兩套課程大綱。其一是澳洲課程(AustralianCurriculum）；其二是維州課程(VictorianCurriculum）。雖然這兩套標準存在些微差異，但總體目標是一致的，即《墨爾本宣言》中所提出的：（1）追求卓越與公平的學校教育;(2)幫助澳大利亞的青年人成為“成功的學習者、自信且有創造力的個體、主動且明智的公民”。基于上述目標，澳大利亞中學在課程設置上比較靈活，除了涉及讀寫能力（literacy）和數理能力（numeracy）的課程作為必修課程（一般是English和maths）外，學校有一定的課程自主權設置教學科目，學生也可以選擇其感興趣的科目。特別是在高中階段（11和12年級），參加維州高考（VCE）的學生可以選擇一門或幾門選修科目作為應試科目，比如像法律、金融等在中國只會在大學中設置的專業，維州的學生在高中就有機會學習這些內容，這為明確他們今后的學習方向乃至職業生涯提供了很好的指導。在教學方法上，西方普遍認為學習是一個社會互動的過程，因此澳大利亞的中學鼓勵學生自己探究與實踐，著重培養學生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團隊合作能力。探究式教學法是比較典型的一種教學方法。“學生中心”是這一教學法的核心原則，課堂教學一般會圍繞一個主題展開，由淺至深進行學習。課堂活動包括小組討論、快速問答、動手實驗甚至是游戲等，取決于課程內容的需要。傳統教學模式中占據核心地位的教師講述，在澳大利亞的中學教學中的占比較小。在考核方式上，除了傳統的試卷考核外，還有演講、小組作業等形式，如此培養學生收集、分析、使用各類資料的能力以及表達溝通能力，從而使他們獲得全面的提升。

二澳大利亞當地中學實習體會

包括莫納什大學在內，澳大利亞各大學為教師專業的學生提供了多樣化的實習機會，且作為必選項納入成績考核。第一和第二學期，筆者在墨爾本肯辛頓社區高中（KensingtonCommunityHighSchool，簡稱KCHS）各進行了為期三周的實習。KCHS成立于1975年，定位于主流中學的替代環境（alternativesetting），旨在為那些無法適應主流學校學習生活的學生提供的學習環境。KCHS規模較小，僅有三個初中班和兩個高中班（VCAL）在內的約90名學生，學生主要來自附近社區。實習包括了聽課、講課、教學研討、教師學習等內容，涵蓋了學校生活的諸多方面。在實習過程中，筆者完成了四課時人文課程的教學，參與了各項活動，并與學校老師（特別指定的導師）、學生進行了充分地交流。零距離的接觸給了筆者寶貴的實踐經驗，并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體會。首先，為學生創造適宜學習環境。鑒于KCHS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困難，主要是心理問題如“創傷后壓力癥候群”PTSD（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以及與社會問題如問題，因此KCHS的一個關鍵目標是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和包容的環境，以盡量減少他們對學校教育的恐懼。因此，那里的教師致力于改善個人的學習經歷。例如，他們經常使用鼓勵性的詞語，即使對于諸如“準時到達學校”等微不足道的行為也是如此。上課節奏相比主流中學偏慢，留出時間供學生書寫、理解和提問。同時，學生的“聲音”受到高度重視，他們有順暢的渠道向課堂內外的老師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即使有些聽上去是不切實際的，教師也會耐心傾聽。同時，教師在制定課程計劃時會考慮他們的反饋，選修課程也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和偏好進行調整。其次，尊重學生多元背景，鼓勵他們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據觀察，不少學生無法在上課時專心聽講，筆者在教學期間也遇到了這個實際問題。雖然課堂上有輔助人員（teachingaid）和社會工作者，但有些學生仍然表現得不恰當。在教學實踐工作中，筆者的導師教會了筆者一些維持秩序的策略，例如舉起手臂直到每個人都安靜，這是基于教師和學生之前的協議。與此同時，KCHS采用了一些策略來激勵學生在學校中的良好表現。“綠色獎券”（greenslip）是他們使用的一種激勵方法。每個人都有機會贏得獎券，只要他們有良好的表現，比如上課積極回答問題、幫助他人、甚至是在上課期間保持安靜等。總之，任何積極的、有進步的行為都可能會被獎勵，且這些獎券可以在年終時用于兌換學習用品、午餐券等。對于這些存在學習困難的學生來說，了解社會規則，明晰是非對錯在一定程度上比文化知識更為重要，因此，類似“綠色獎券”這類傳統的激勵機制在這所學校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第三，教師在課堂上重視學生參與并鼓勵學生挑戰困難任務。在此次實習過程中，筆者的導師向筆者介紹了“GANAG”（目標，獲取先前知識，新信息，應用，概括目標）作為KCHS的教學方法，這是基于探究式教學原則下的一種教學方法，旨在培養學生的從低階到高階的思維技能。在實踐中，由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相對于主流學校學生而言較弱，特別是在英語、數學和人文等課程上，因此，教師的講課仍然是課程的主要部分。同時，大規模的小組學習在該校較難展開，因此，教師一般讓學生使用個人終端（ipad）在互聯網上搜索資料或同桌之間的協作學習來探索主題并應用新信息。課程結束時，他們不會進行傳統的試卷考核，也沒有學術成績的評價，而是采取多樣化的形式來檢驗他們的學習成果。在他們的教室中，就張貼著上一學期歷史課的學習成果。上學期人文課學習的是歷史科目“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內容，因此，一些學生的作業是他們對于戰爭認識的小作文，還有一些學生則用圖畫來展示自己的成果，還有一些是學生們參加集體活動即參觀墨爾本戰爭紀念館的照片。通過這些形式，幫助學生形成對相關主題的認知。第四，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緊密聯系當地社區，培養學生實踐技能。由于學生在高年級都會選擇VCAL，學校在課程設置上側重于實踐技能的培養。每天下午是KCHS的選修課時間，學校提供了多樣化的課程供學生選擇。如食品科技，藝術，photoshop，美發等，這樣學生就可以在實踐中培養技能。同時，在人文學科等必修課中，教學內容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在學習過程中，學生被鼓勵反思自己的個人經歷，并實踐和應用他們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實踐中，筆者發現一些在必修課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卻在某些選修課中展示了他們突出的才能。比如在筆者參與食品科技課時，一些學生可以獨立的、熟練的制作菜品；而在photoshop課上，有學生可以設計精美的卡通人物形象，這讓我們教育工作者對啟發不同學生個性才能展示提供了借鑒。KCHS的實習更新了我們對中學教育的認知。一方面，學生的聲音需要被尊重，他們的才能需要被發掘，學校需要提供合適的場所，幫助他們找尋個人未來發展的適宜路徑；另一方面，教師在學校中有著多種角色。他們既是講課者，也是學習活動組織者，討論促進者，直接指導提供者和提問者等。換句話說，雖然在教育環境中更多的人接受以學生為中心，但教師的責任卻得到了加強而不是削弱。

三澳大利亞教學實踐后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