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歷史理論全文(5篇)

一

我的判斷，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總體上很落后，表現為:其一，理論體系不完備，不穩定，學術界對文學批評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識。其二，批評家人數相對較少，批評家的理論素養和批評素養總體不高，大批評家尚未出現。其三，文學批評的影響有限，作家對文學批評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顧，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學批評的基礎上，對文學批評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認同。在造成當代文學批評落后的眾多原因中，高校文學教育體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根據高校文學課程體系，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是基礎課，而文學批評甚至連選修課都不是，僅在文學理論和美學中略有涉及。文學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養文學研究的學者，而非培養文學批評家，這便造成了文學研究生教育中重學術研究能力輕批評實踐能力的現狀。這樣，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狀況就是:一方面，文學史研究、文論研究隊伍龐大、人才濟濟，因而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相對成熟、成果豐碩;另一方面，文學批評隊伍弱小，且多由“學院批評”、“媒體批評”、“作家批評”構成的“烏合之眾”為主。“學院批評”越來越成為文學批評的主力軍，雖然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是高學歷、高潛資，但很多均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過系統的文學批評的學術訓練，且只在學術之余兼做文學批評。

與作協的理論機構不同，在大學中文專業中，文學研究在人們的意識中實際上是分層的，古代文學是最純正的學術，其次是文學理論和現代文學，再次是當代文學，文學批評是極端邊緣化的領域。究其原因，與文學批評自身的學術性關系不大，而是文學批評作為一個學科尚缺乏充分的積累和建樹。而研究機構的文學批評和媒體的文學批評就更糟糕，無論是學術訓練還是專業知識都非常欠缺，其反應的遲鈍以及批評上的淺薄與當代文學創作的繁榮構成巨大的反差。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既不真正切中當代文學的創作實際，也不能為文學史、文學理論研究提倡有效的幫助和借鑒，不僅作家不買賬，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界也不認同。基于此，中國當代文學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現象都沒有得到真正的批評，當代文學批評很少提出真正有價值的理論問題，它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和定位是很不準確的。于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學史研究的補課來完成。在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讀”成為文學史借以完成文學批評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事實上，當代文學批評缺乏有效的組織和準確的定位，面對復雜的文學現象和紛繁的作品，批評家們似乎手足無措，不知道什么是重點什么是非重點?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應該從什么地方下手來展開文學批評?批評家們缺乏足夠的學術和批評的訓練:對于新的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問題缺失必要的敏感和歷史反思，對于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他們的評論要么缺乏真知卓見、流于膚淺，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惡意攻擊;要么泛泛而談，空洞無聊，不著邊際，簡直是“放之四海皆準”。近年來，在文學評價制度的影響下，文學批評成為掌握話語權力和操作權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則和標準的批評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熱衷于各種評獎和作品推廣和研討會，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實際的評論和評價。

而當前的文學評價制度也為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和可能。近10年來，中國文學興起了各種各樣的文學獎，官方的，民間的，其中很多批評家都參與其中，很多批評家更像行為藝術家，而不是批評家。也就是說他們“出場”的意義遠大于他們批評的意義。但憑心而論，這么多文學獎中真正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少得可憐。可悲的還在于，有些獎反而成了負面經驗，文學史可以據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斷，文學批評在當代似乎已經喪失了其基本功能，變得可有可無。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它與審美批評的缺失和混亂有著密切關聯。如果從更寬泛的視界來理解，審美批評就是重視文學性、藝術性和美感的文學批評。與其它文學批評不同，審美批評更重視文學的內部構成和形式，比如寫作技巧、寫作手法、敘事方式、結構、虛構、想像、聯想、語言、風格、意象、形象、修辭、文體等，通過解剖和分析文學作品，用理性的語言呈現向讀者呈現作品之美。作為一種對作品的評價和判斷，文學批評與其說是對文學創作的反應，還不如說是對作品的推介、賞析與引導，這種引導包括對作家和對讀者的引導。雖然文學批評類型各樣、層次各一，但審美批評則是建立在審美基礎之上的基本的、基礎的、第一層次的批評。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的缺失、不健全，恰恰應證了當前文學批評的“基礎設施”依然相當落后。縱觀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功利主義的文學批評，包括社會批評、政治批評、倫理批評、歷史批評以及文化批評等，其特點是重視文學作品的內容，強調文學對社會的作用和意義;二是審美批評，其特點是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形式，強調文學的審美性以及文學作品對人的美感作用;三是從西方學習和借鑒而來的各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文學批評，包括諸如語義學、接受理論、讀者閱讀理論、闡釋學、符號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前兩者是傳統批評，第三種則是現代批評。當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邏輯層次上，現代文學批評具有極大包容性，它包含了傳統的審美批評和社會功利批評，比如象征主義批評、意象派批評、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語義學批評、敘事學批評等就更接近審美批評，而精神分析批評、存在主義批評、荒誕派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則更接近于社會功利批評。

但是，現代文學批評中的審美傾向或者審美因素與傳統的審美批評有著本質的區別，同樣，現代批評中的社會批評傾向、因素與傳統的社會功利批評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屬于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而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則屬于現代批評中的社會批評，二者之間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觀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異。再如語義學批評和傳統的語義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質的區別，它們實際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批評理念，也是以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科作為理論基礎，傳統的語義分析依托于語言學，而現代語義學批評則是“意義”詩學。所以上述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三種類型的劃分其實也是權宜之計。當前，社會文化批評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占絕對的優勢，是主流和主體，傳統悠久、體系嚴密，從方法到觀念都較為成熟，擁有廣泛的讀者群，認同度較高。審美批評雖然也有悠久的歷史，但其影響要小得多。其理論價值為大家所認同，而實際上它很難產生社會文化批評那樣廣泛的社會效應。而現代批評本質上是現代各種文學理論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紹、探討和闡釋，主要是理論探討，并沒有真正進入操作層面。主要是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有些實驗性的運用，比如運用某種西方文學理論和方法重新評價文學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讀一些經典作品。有人認為:“80年代中期以前，社會歷史批評在批評史上占據著絕對權威的地位，構成主流批評樣態;在此后由于社會文化語境的轉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基(經濟基礎、意識形態)，處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評形態如歷史文化批評、文化原型批評、文本語言批評、解構批評、新文化批評等，居于批評的主導地位。”①對此，我不敢茍同。在我看來，中國自近代以來，社會歷史批評一直居于主導地位，80年代是這樣，90年代、新世紀仍然是這樣。

二

沒有人會反對審美批評，源自對于審美批評的內涵、地位以及與其它批評之間關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爭議。我認為，審美批評和其它文學批評并不完全是同一層面上的，審美批評是一切文學批評的基礎，是其它文學批評顯在或者潛在的條件。只有審美批評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構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可操作性，變成思維性的東西，其它文學批評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來。文學的本質是什么?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說文學的本質就是審美，這當然是不準確的，因為文學顯然不只是審美，但另一方面，我們說審美是文學的基本特性這卻是沒有錯的。文學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學性”，即泛審美性。前蘇聯美學家斯托洛維奇認為，藝術與其它形式的勞動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它不僅有意地創造審美價值，而且創造這種價值是藝術創作的基本任務”②。文學當然不只有審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歷史性，還有倫理、道德、友誼、愛情、時代、階級、民族、社會等，文學是人學，一切與人有關的東西都可以在文學中得到展示和表達，但無論是人性，還是思想，抑或情感，這一切都不能獨立于文本和文學而存在，都必須通過審美方式來完成，否則它稱不上文學，或者不成其為好的文學。魯迅曾引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社會人之看事物和現象，最初是從功利底觀點的，到后來才移到審美底觀點去。”人“享樂著美的時候，雖然幾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學底分析而被發見。所以美底享樂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樂的根抵里，倘不伏著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見得美了”①。的確，人們看事物和現象，首先是從功利的角度來看的，但僅只是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所看的對象并不能轉變成藝術的對象，于文學來說，一個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無審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學作品。

一、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早期發展階段

18世紀至19世紀，伴隨著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出現，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迅速發展，反映資產階級要求的社會思想逐漸形成。達爾文生物進化學說的提出，在觀念和理論上為文化進化論提供了思想基礎。資產階級學者對世界各國文化進行比較和排隊，并按進化階段的時間序列，將資本主義文化排列在發展的頂點，認為人類文化是不斷進化的，在進化鏈條中，歐美國家已經發展到最先進、最文明的階段，而其他國家和民族，特別是那些土著部落，仍處在進化過程的初始階段，即最粗野、最野蠻的階段。在這一時期，西方中心主義和優越感甚囂塵上。進化論學派主要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過程，認為人類的社會文化與生物進化一樣，也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逐漸地發展，這種循序漸進的進化過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發展規律，造成這種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類心理的一致性。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伯納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為一個中心概念提了出來，指出文化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習慣的復合體。

①這是學術界第一次給文化下的一個整體性定義，其影響重大而深遠，它為后來眾多的社會科學家表述文化現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畫出了一個基本的范圍和輪廓。以愛德華•伯納特•泰勒為代表的進化論學派認為，同樣的心理和精神活動必然產生同樣的文化發展規律，人類本質的一致性決定了文化發展的單一性。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都將遵循同一路線向前發展，各國、各民族社會發展的不同程度，實際上代表了這條路線的各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前一階段的產物，并對將來的進程起著相當大的決定作用。人類文化史是自然歷史的一部分，整個自然界是不斷發展、逐步進化的，而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社會當然也不例外。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而帝國主義者是不愿意繼續進步的，因為再進步，資本主義制度便不能永世長存了。帝國主義者也不允許殖民地國家獨立地進步，而只讓其借用資本主義文化，即把資本主義文化傳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國家，使殖民地國家借用，而后得到發展和進步，以適應帝國主義者進一步統治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需要尋找新的理論依據，并出于與馬克思主義相對抗的需要，出現了反對進化論、另立新論的思潮，其中，傳播論學派成為反進化論的先鋒。②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的文化傳播學派反對進化論學派的理論，認為文化傳播是歷史發展過程的主要內容，人類文化史歸根結底是文化傳播、借用的歷史。該學派主張從空間上研究文化，認為人類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傳播的概念來解釋，每一種文化現象都是在某一個地點一次產生，一旦產生后，便開始向各個地方傳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發明的，而主要是從其他文化發明中心向外傳播著的文化現象中借用來的。以德國人類學家弗里茨•格雷布納為代表的文化傳播學派，反對用進化的眼光看待人類的社會文化現象，認為文化理論研究應主要關注文化現象的傳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區的較優秀民族才能創造和發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從這些優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成熟階段

19世紀末，整個西方社會充斥著“歐美中心論”、“白人種族優越論”等種族主義思想。在這種形勢下，于20世紀初在美國產生的歷史特殊論學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該學派既反對進化論學派“單線進化”、“心理一致”的觀點，又反對文化傳播學派所堅持的文化傳播和借用的主張。歷史特殊論學派認為，每個社會和每種文化各有其獨特經歷，經歷不同，社會文化的性質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國人類學家弗郎茲•博厄斯主張文化相對論和歷史特殊論。他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各民族文化沒有優劣、高低之分，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一切評價標準都是相對的。文化現象是歷史形成的，并通過學習過程逐代傳承，文化主宰著人們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進而提出以文化相對論為原則構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對歐美中心論和種族偏見，力主對有限范圍內的具體文化做詳細、精確的描述和記錄;只有具體的事物，才是歷史的;只有歷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茲•博厄斯深信科學的工作就是觀察現象和收集資料，只要資料完備，一個個文化的整體機制就能得到顯現。同一歷史時期，在法國出現了社會學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國社會學家D．E．涂爾干基本贊同文化進化論思想，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漸發展的，但他反對用人類心理一致性作為解釋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階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張社會決定論，認為社會事實自成其類，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化簡到心理層次和生物層次。

社會是由若干個人組成的，社會現象產生于個體之間的互動，但社會現象不能還原到組成社會或生成社會互動的個體上去，不能通過個體狀況來理解社會，社會不是個體的簡單總和，而是他們結合的一種體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種特殊現實，應當嚴格用科學的、實證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年刊派將社會定義為個人外部的一切行動、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人們對自然界的分類依據社會文化分類，社會文化分類則依據兩元對立原理。③該學派認為，集體觀念是同一社會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別于個體觀念，集體觀念不是從個人自身的生活經驗中汲取的，而是通過社會環境，即教育、社會輿論、習俗灌輸到人的意識中的。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的殘酷統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殖民統治受到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劇烈沖擊，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陷入危機，急需尋找一種新的統治方法挽救危局。人類學家從功能觀點出發，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主張人類學研究應集中在對現存文化或社會的分析和說明上，認為任何一種社會文化對其社會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種實地研究的方法論，而對殖民地社會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對殖民地的了解，從而能進一步地進行統治并避免危機的發生。④因此，文化功能主義學派的理論，從某種意義上適應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

文化功能主義學派于20世紀20年代產生于英國，該學派對進化論學派、文化傳播學派和歷史特殊論學派都持批評態度，認為他們都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歷史文獻的情況下，試圖臆測或構擬無法知道的以往歷史。文化功能主義學者主張把文化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來考察，弄清楚這個有機統一體中各個組成部分對整體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將每一種文化都作為在功能上相互聯系的系統，并力圖找出作為整體人類社會的功能的一般法則。其代表人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B．馬凌諾夫斯基認為，文化實際上是滿足人類需要的手段，是一種物體、態度和活動的體系;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其各個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創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現，這正是人類進步的關鍵所在。該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還特別注重對社會結構的研究，他將社會結構定義為，在由制度即社會上已確立的行為規范或模式規定或支配關系中，人的不斷配置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確了社會的結構，才能真正找到構成這一結構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階級在與他人的接觸來往中習得的思想、感覺和活動方式，是人們在相互交往中獲得知識、技能、體驗、觀念、信仰和情操的過程，文化只有在社會結構發揮功能時才能顯現出來，如果離開社會結構體系就觀察不到文化。20世紀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響下，美國一部分人類學家轉向文化與個人關系的研究，形成美國心理學派，該學派強調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或由個人產生的心理事件存在著密切的聯系，認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經歷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這種大體相同的人格便是這個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化命運，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異造成的。他們重點研究個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會或文化要素的影響，如何在該文化的范圍內構筑自己的人格的，強調人格是由文化決定的。

一、社會文化觀(SocioculturalTheory)

社會文化觀是20世紀30年代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斯基(Vygotsky)提出的,作為前蘇聯著名的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研究具有兩大特點：第一，研究人的心理問題立足于以語言為基礎的維度。維果斯基認為在社會活動和交往過程中，個體的心理機能是伴隨著對符號系統的掌握和內化而發展的。符號系統作為心理工具為人類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刺激形式，人們可以使用它們來影響和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在符號中，詞、言語是最為常用的刺激手段。詞和言語先于語言社團中形成，而后成為個人的心理手段。第二，研究人的心理問題采納一種以文化為取向的研究策略。作為社會文化歷史學派的創始者，維果斯基不僅“更重視大的社會環境和小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更強調文化和歷史的社會因素和個人特點的關系”。還認為個體認知的發展是由語言工具及社會文化歷史經歷所決定的，言語思維不是天生的自然行為形式，而是受到歷史文化過程制約。由此開辟了在心理語言學研究中引入社會文化和歷史元素的先河。維果斯基從語言、社會歷史文化和社會互動的角度揭示人的心理活動與心智發展，從而創立了社會文化發展理論，該理論有以下幾個要點：

(一)教學在發展之前(LearningPrecedesDevelopment)。在認知能力與學生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派以傳統心理學家皮亞杰為代表，認為成熟也就是智力發展是學習的前提，學習只有在心智和腦力都發展成熟的情況下才是有意義的；另一派以維果斯基為代表，他們強調教導對孩子的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認為只有在發展之前的學習活動才是有意義的。

(二)語言是認知活動的重要媒介。學習媒介一向被人們視為是社會文化觀的理論中心。媒介的字面意思是指幫助完成任務的某種工具，比方說是農夫耕作的鋤頭，裁縫縫紉的剪刀等。社會文化觀就強調人類需要借助工具和符號系統對自身行為進行調節，其中語言作為最有利的一種符號媒介可以幫助人們將外界的社會語言內化為個體內部的心理機能。

(三)社會互動和知識內化。維果斯基強調一切學習活動的基礎是社會互動，社會互動先于知識和能力的發展。因此缺乏互動的學習行為與維果斯基的教育理念是矛盾的。

(四)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維果斯基認為在兒童的認知能力發展過程中要經歷兩個水平：現有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這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區域即是“最近發展區”。最近發展區可以說是社會文化理論中最著名的一個概念。透過這個概念，一方面人們看到了要想使教育對學生的發展起主導和促進作用，就必須確立學生發展的兩種水平：一是其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表現為學生能獨立解決問題的智力水平，二是學生借助他人的協助可以達到的發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投放到了如何幫助學生穿越最近發展區，向其潛在發展水平靠攏這一問題上來。在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中，比較知名，影響也較大的就是基于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由布魯納(Bruner)、伍德(Wood)等人提出的“支架”理論。

二、支架式語言教學(ScaffoldingInstruction)

摘要：維果斯基提出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個人主體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歷史環境不斷交互的結果。社會文化理論把學習看作是一種建構過程，并關注學習的社會性、文化性。在學習理論的基礎上，社會文化理論提出的關于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教學過程等的基本教學思想，對以語言文化交流為根本目的的大學英語寫作教學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建構；大學英語寫作；教學

社會文化理論作為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一個分支，認為知識的學了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外，還受到文化、歷史和風俗習慣背景等的影響。1999年頒布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修訂本）明確指出：“文化與語言有著密切的聯系，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識有助于促進語言英語能力的提高”。［1］大學英語教學需要學生在了解英語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習俗等社會環境的基礎上進行，才能使學生深入理解和掌握英語語言的學習。另外，我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改革中增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翻譯和寫作，要求學生具備用英語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的能力，體現了在英語學習中滲透國學的趨勢。寫作作為一種重要的溝通方法，在交流傳播文化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根據相關研究，結合日常英語寫作教學觀察分析，筆者認為制約學生英語寫作學習的最大障礙并不是語言形式本身，如詞匯、語法、句子結構等，而是語言文化知識的欠缺。因此，本文嘗試從社會文化理論出發，分析其對英語寫作教學的啟示。我們希望能從文化交際的角度進行英語寫作教學，培養學生恰當地使用語言進行跨文化寫作交流的能力。

一、社會文化理論觀點

社會文化理論是關于人的認知如何發展的理論。［2］該理論認為，人的心智活動本質上是社會的，人類認知的發展是個人主體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或稱客體）不斷交互的結果，［3］且交互并不直接發生，連接二者并促成發展的是工具及其中介作用。［2］中介通過工具和符號來實現，人們通過工具控制和調節外在行為，通過語言符號調節內在意識。工具和符號都與特定文化相關，又稱文化制品。人類通過語言和符號，在人類和世界之間建立一種間接的中介關系。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思想，即人的高級心理智能是通過中介實現的。語言學習，屬于高級心理智能的范疇。社會互動和心理語言過程并不是彼此獨立的，社會互動和文化制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如何調節自己的心理過程。具體而言，二語寫作習得過程，就是學習者運用工具和語言在社會互動中學習寫作的過程。社會文化理論把學習看作是一種建構過程，其關注學習的社會性，重視知識學習與文化、歷史、風俗習慣背景的密切聯系，強調知識主要來源于不同的社會實踐活動。個體是在一定的社會交往、社會規范、社會文化等背景條件下，以自己原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通過一系列活動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最終達到活動的目標。［4］（P183）學習應該像實際活動一樣展開，個體在為達到某種目標而進行的實踐活動中解決所遇到的實際問題，從而學習某種知識。在這樣的學習活動中，學生對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都處于主動地位，而且可以獲得一定的外部支持，有利于把“最近發展區”水平轉化為現實水平，推動知識和學習向更高層次發展。

二、社會文化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

社會文化理論在其認知學習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教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這有助于將其理論應用于教育教學實際。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個特征

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起始階段上具有文化啟蒙的特質

中國近現代歷史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性文化接觸、沖突以及融合。中國歷史在漫長的封建時期都具有封閉的特征，而中國傳統文化則具有穩固性，外來文化往往無法動搖其根基反而被中國傳統文化所吸收和改造。近代歷史開始打破中國傳統文化的支配性和穩固性地位，當西方列強侵入中國社會時，西方強勢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立開始凸顯出來。但是，初期人們并沒有深層地把握到這兩種不同文化類型的對立，往往寄希望于在傳統社會文化基礎上吸收西方文明的器物因素。這一時期，“知識界先后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觀點和思路”。人們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地位，把西學僅僅看作應用層面的問題，沒有透視到中西文化對立乃是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之間的對立。甲午中日戰爭不僅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同時也使人們認識到僅僅通過學習西方文化的器物層面來改造中國傳統文化是行不通的。接下來，人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制度層面，希望通過制度改革來改變文化的弱勢地位。維新派主張通過變法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辛亥革命則進一步通過暴力的方式來改變政治制度。但是，它們都缺乏社會文化的基礎，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在隨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必須從根本上改造落后的國民性，在思想文化領域對民眾進行現代思想啟蒙，中國現代化的追求和夢想才能變為現實。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對中國傳統精神文化作了總體否定性的審視和批判，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被大量地介紹到中國來。”在思想觀念的層面上，新文化運動已經觸及到文化轉型的問題，但是當時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軍閥統治在根本上是阻礙文化轉型的。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產生了三種不同的文化立場:一是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西化派;二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三是以陳獨秀、等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傳播就以新文化運動為背景，以創立刊物、宣傳等為傳播途徑，是新文化啟蒙的重要組成部分。

2．在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用于指導黨的革命實踐，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實際改造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具有歷史的先進性和徹底的批判性，是真正致力于探索人的徹底解放的理論。這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啟蒙不會停留在觀念的層面上。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堅定地參加中國的革命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國現代歷史的實際層面。無可置疑，觀念層面的文化啟蒙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它不能越過社會的物質和制度基礎。如果把一個社會的文化比喻成金字塔，那觀念形態的文化就是文化金字塔的塔尖。這就決定了通過西方先進文化在觀念層面來進行傳統文化改造不能觸動文化金字塔的龐大基礎，因為這種啟蒙和改造具有外在性。要真正實現中國文化的改造就必須深入到文化的基礎層面，通過徹底改造社會的物質和制度基礎來進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真正做到了在基礎層面上改造社會文化。這取決于馬克思主義自身具有實踐的訴求，以改變現實世界為根本目的。在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及改造時期，馬克思主義通過實踐生成為中國獨特的革命文化傳統。

3．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用于指導社會主義建設，重視推動社會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在時期，我國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質的認識曾出現偏差。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應該轉向改造落后的物質世界，為提高人們的自由和解放奠定現實的基礎。但是，錯誤的認識導致人們只看到革命的階級性也即政治性，遮蔽了革命的社會性質。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達到新的歷史高度。鄧小平理論擴展和深化了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內涵的理解，充分顯明了革命所具有的社會內涵:解放思想、發展生產力、推進體制改革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闡釋了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普遍意義和歷史先進性。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集中闡釋了馬克思主義致力于社會發展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歷史本質。當前，我國社會已進入全面現代化的階段，這必然會推進城鎮化建設，從而深層地改變鄉村社會的文化結構。鄉村社會具有大量的人口和地域比例，在文化上則構成一個龐大日常生活世界。傳統文化主要棲身在鄉村社會的龐大生活世界之中，它具有自在性、習慣性和穩固性，對現代性文明具有排斥特征。要推進我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一個核心的步驟就是進行文化轉型。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先進性將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上發揮它的引領作用。從馬克思中國化進程中的三個基本特征，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并不在觀念上簡單地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實基礎上發展自身并參與傳統文化的改造和發展。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雖然我們是在歷史的縱向過程中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啟蒙和革命品質并沒有成為過去的東西，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以自身繼承為前提的。在大學思想政治教育中，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啟蒙作用得到了迅速的發揮。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革命品質，能夠堅定人們的信仰，能夠把資本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批判始終保持在人們的視野之中。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講是關于人類解放的理論，在我國社會全面現代化的背景下，人的解放則以社會的全面發展為前提，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形態又必然成為關于社會發展的理論。社會發展離不開教育，因為只有現代大學教育才能為社會培養大量的人才。大學培養人才必然涉及到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和怎么培養的問題。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質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內涵，通過它可以很好地透視這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