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貿易全文(5篇)

摘要:清中期是揚州漆器的發展高峰,其時,揚州漆器形成了極具地域特征的藝術表現形式。作為揚州城市居民的主體,鹽商對清中期揚州漆器的審美形態、藝術表現和圖案構成形式等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在這種審美環境中,揚州漆器逐漸形成了崇工尚巧、錯彩鏤金的藝術趣味。在圖案表現方面,市民審美對揚州漆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圖案主題的選擇、圖案構成形式的嬗變與圖案裝飾風格的轉變三個方面。

關鍵詞:揚州漆器;市民審美;清中期;鹽商

作為全世界最早制作和使用漆器的國家,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漆器是發現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遺址中的漆碗。漆碗為木胎,整體髹飾朱漆,木胎厚,工藝較原始。隨后,經過先秦時期的醞釀,至秦漢,我國漆藝迎來了第一次發展高峰,并成為貴族喜愛的日用工藝。唐宋時期,漆藝得到進一步發展,裝飾技法逐漸完善,形成了貼箔、螺鈿等工藝,大大增強了漆藝的表現力。至明清,漆藝發展已完全成熟,表現技法更為多元,形成了以螺鈿、貼箔、金繕、犀皮、云雕、剔紅、百寶嵌等為主的十幾種工藝形式,從而將傳統漆藝的發展推向高峰。在此過程中,揚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早在唐宋時期,揚州漆器就已名滿天下。清中期,受漕運經濟和鹽業貿易的影響,揚州漆器成為鹽商夸耀資本、炫耀財富的重要工具,不僅在制作工藝上日趨完善,而且還出現了許多前代鮮有的大型漆器,無論工藝形式還是圖案類型,均表現出獨特的特點。這種整體風格的變化明顯受到其時揚州社會審美環境的影響,本文以此為關注點,詳細探討了清中期揚州市民審美對漆器藝術產生的重要影響。

一、清中期揚州社會經濟發展概況

揚州位于江蘇省中部,古稱維揚、廣陵、江都。作為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其建城可追朔至春秋時期江浙百越民族在此建立的邗國。由于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加上自戰國起就開始修造的運河,使揚州地區形成了發達的漕運貿易。從明清開始,江蘇鹽場便成為全國主要的鹽業生產基地,商品鹽于沿海地區曬制完成后,先于揚州集中,后經運河、長江,通過水路運往全國各地。為管理鹽業貿易,明朝廷在揚州設置專門官員,清代延續了這種制度,順治二年,清廷在揚州設立兩淮巡鹽檢察院署和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專司食鹽運銷、征課、錢糧支兌以及查辦各類緝私案件等,揚州亦逐漸成為中國鹽業貿易的中心。作為生活必需品,民眾對食鹽的需求量極大,因此,鹽業貿易利潤很高。至清代,官方改變了食鹽管理和銷售制度,開始開放食鹽銷售權,任何地區的商人只要繳納一定金額的費用,就能獲得食鹽銷售權。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商人云集揚州,“四方豪商大賈,鱗集糜至,僑寄戶居者,不下數十萬”。①這些商人在揚州通過鹽業貿易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后又將大量財富用于揚州的城市建設,終于讓揚州在清中期進入全盛,成為東南第一都會。由于鹽業貿易與揚州經濟關系密切,因此,清中期揚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表現出強烈的鹽商色彩。鹽商通過鹽業貿易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并形成了較高的物質生活需求。于是,揚州也逐漸形成了發達的商品貿易與服務業。據揚州地方志記載,清中期揚州已經成為一個較為成熟的消費型城市,城內居民的日常所需都能夠通過商品交易獲得。②除一般的吃穿用度外,甚至連洗澡用的熱在揚州城內都有門市專門銷售。揚州不但具有健全的商業門類,而且商業活動的規模也日益擴大,并逐漸形成了較為規范的管理體系。其時,除有商人自發組成的商業行會負責日常商業管理外,政府也會積極介入商業管理中,以強制力對商業活動進行有效管控。此外,發達的消費型經濟也催生了激烈的商業競爭行為,各大商號之間的競爭與鹽商對奢侈品的需求共同促進了商家和手工業者對商品質量的追求。由此可見,清中期的揚州已成為一個以商品為核心的消費型城市。發達的城市經濟對周邊農村產生了強大的吸引效應,于是,周邊人口不斷向揚州聚攏,使揚州城人口迅速激增。據相關文獻統計,清中期揚州人口達50余萬,居世界第六位。大量的外來人口擴充了揚州的市民數量,也使揚州在人口結構上發生變化,形成了以鹽商為核心的數量龐大的市民階層。具體來看,新涌入的人口迅速被發達的城市商業活動所消化,一部分成為城市小商業經營者、手工藝人等,變成市場經濟中的一環,另一部分則成為鹽商的家仆、傭人,變成鹽商的人口附庸。

二、清中期揚州漆器的工藝與圖案特征

清中期是揚州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也是揚州漆器的發展高峰。其時,揚州漆器名工薈萃,人才濟濟,如盧映之、王國琛、盧葵生等,他們對揚州漆器的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外,由于鹽商的財力投入,清代揚州漆器的制作往往不計成本,工藝日趨復雜,材料愈發華貴,審美也更加繁復。在此背景下,揚州逐漸取代北京、蘇州、成都等地,成為當時最負盛名的漆器產區,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揚派漆器。具體來看,清中期揚州漆器的藝術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工藝形態上,清中期揚州漆器在繼承明代工藝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髹漆工藝全面繁榮。揚州傳統的螺鈿鑲嵌、百寶鑲嵌、剔紅等髹漆工藝盛名不衰,波羅漆、八寶灰、刻漆、填漆、戧金、描金、描銀、描漆、剔彩、剔黑、嵌銀絲、嵌琺瑯、仿紫砂漆、綠沉漆、金髹、綠紋漆等工藝,較明代呈現出更為豐富的面貌。③特別是清中期揚州漆工盧映之、王國琛等人大膽創新,將雕漆工藝與百寶嵌工藝相結合,開創了“雕漆百寶嵌”這一揚州特有的髹漆工藝,極大地拓寬了揚州漆器的表現形式,成為揚州最具代表性的漆器工藝。除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髹漆工藝外,清中期的揚州漆器還表現出崇奇尚巧的特點。作為一種實用工藝,漆器制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天然生漆防水耐腐的特性延長木質器具的使用壽命。但是,清中期揚州漆器的制作目的卻遠超于此,逐漸成為一種彰顯身份的奢侈品。因此,漆工在髹漆過程中往往不計工時,精心研磨,在制作技巧上更是精益求精,喜歡在一件器物上運用多種表現技巧,務必使器物外觀繁復華麗,令人目不暇接。其次,在漆器品種上,清中期揚州漆器突破傳統漆器以日用品和文玩用品為主的局限,通過結合髹漆工藝與家具工藝,設計出了陳設感更強的大型漆器家具。清代中期,由于深厚的文化積累和發達的社會經濟,蘇揚兩地成為江南手工業中心,漆器工藝的發展不分伯仲。但是,對比兩地漆器不難發現,較蘇州而言,揚州漆器更擅長制作大型家具,如南京博物院藏海梅邊玻璃面嵌玉獨扇人物大地屏、洛陽博物館藏紫檀邊嵌清玉竹石掛屏、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嵌玉大屏風等。這些漆器體量巨大,具有更充分的表現空間,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揚州漆器的表現力,豐富了漆器的整體藝術效果。最后,在藝術趣味上,不同于其他漆器種類,揚州漆器表現出雅俗共賞的藝術趣味。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民間工藝,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漆器因其產地文化氛圍與使用人群的不同,逐漸形成了不同的藝術趣味。例如,江浙一帶富家嫁女要大量使用漆器作嫁妝,因多為朱漆所作,故被稱為“十里紅妝”。這些漆器的圖案構成充滿濃厚的民俗意味,具有大量鳳穿牡丹、百年好合等民間美術圖案。相比之下,同為江浙地區的蘇州所產文房漆器則大都素面無花,專注表現黑漆的沉靜、素雅之美。總之,清中期揚州漆器將民用漆器與文房漆器的藝術趣味完美融合,最終形成了雅俗共賞的審美趣味。由此可見,作為揚州漆器的發展高峰,清中期揚州漆器無論是制作技術、器物類型,還是藝術趣味,都表現出不同于其他漆器的藝術特征,這種特點與清中期揚州的社會經濟狀況密不可分。

本文作者：王俠 單位：華廈職業學院

以泉州港為主體海外貿易的興盛，是宋元福建社會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核心推動力量。分析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繁榮發展的原因，借鑒其有益經驗，有助于海西經濟區的建設與發展。

1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的發展與繁榮

福建位于我國東南沿海，綿延曲折的海岸線和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條件。特別是擁有“三灣十二支港”①的泉州，成為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的強大支撐力量。

1.1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發展概況

福建海外交通始于南北朝時期，當時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五代年間開始，泉州地方主宰者憑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傳統，積極開拓海上貿易事業，為宋元福建對外貿易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進入宋代，隨著宋王朝實施對外開放型政策，以及福建社會經濟的快速崛起，泉州港海外貿易煥發出更大活力，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到北宋中前期，泉州港已是一個“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②的繁華港口。此時的泉州港雖不及廣州之盛，卻居于杭、明(今寧波)二州之上，成為全國第二大海港。正是鑒于這樣的發展勢頭，北宋政府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增置福建市舶司，以“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③。泉州市舶司的設立，在福建對外貿易史上是一件大事，標志著泉州進入我國最重要的海外交通貿易大港行列，泉州港遂進入全面繁榮發展時期，其地位迅速上升，超越廣州，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港口，“況今閩粵莫盛泉”④。

綜觀宋代泉州港海外貿易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貿易形式多樣化。不但有以朝貢形式出現的政府間貿易，還有垂涎于奇珍異寶和暴利的權貴官僚私牟貿易，更多的是以發財致富和謀求生計而興販海外的民間貿易。二是貿易地區相當廣泛。據曾于嘉定至寶慶年間(1208—1227年)任福建市舶提舉的趙汝適《諸蕃志》記載，這一時期同泉州發生貿易關系的國家或地區不下60處，其范圍包括今天的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以及非洲的廣大地區。三是貿易商品種類繁多。輸出貨品大致可分為陶瓷器、紡織品、金屬及其制品、農副產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藥材、文化藝術品、化妝品和桐油等，其中以瓷器和絲綢最多，故有“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之稱。

摘要：隨著地球環境的日益惡化，低碳發展也已經成為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主要議題，而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也已經影響到了國際貿易的未來發展趨勢，諸多區域性貿易協定將氣候環境變化與低碳經濟項目納入到內容體系當中就是佐證。在這種國際經濟貿易發展背景下，我國也應該首先了解國際范圍內低碳規則的競爭現狀，關注本國區域及國境內外雙邊貿易協定中有關低碳經濟規則的相關內容及發展趨勢，與其他國家一同參與到低碳經濟領域當中，為更好應對其規則，促進國家出口貿易低碳發展提出有益對策，上述內容將成為本課題討論的主題重點。

關鍵詞：低碳經濟；國際貿易規則；影響；中國出口貿易；對策

伴隨全球氣候變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與日俱增，它也已經成為國際貿易和各國經濟決策中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為此，低碳經濟這一理論應運而生，它已經成為21世紀全球經濟競爭優勢的主要源泉之一。以我國為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也希望通過低碳經濟這一契機來適應國際規則，發展國際貿易，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現實差距。在一系列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僅是產品、技術等等服務環節，在規則方面的競爭也成為國家關注的重點。為了迎合低碳經濟貿易規則的制定，我國也應該及早了解并掌握低碳經濟對于國際貿易規則的具體影響要點，做到主動接受、主動參與、主動轉化，合理利用規則來提升中國在世界經濟貿易領域的競爭力。

一、關于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是由氣候變暖所引發極端生態災害及人類活動污染而出現的經濟生態環境，因為環境的惡劣變化也導致了人類使用能源的劣化甚至枯竭，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而據相關調查資料顯示，全球氣候變暖每升高2℃就會導致世界上15%～40%的物種瀕臨滅絕，每升高4℃就會導致全球生態系統進一步脆弱化，在這種背景下，人類必須解決能源日益短缺和高碳排放所造成的資源浪費問題。為此，低碳經濟應該是人類解決當前氣候惡化危機的最佳途徑，也是人類尋求未來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盡管說低碳經濟已經成為目前國內外所研究熱議的話題，但實際上它還并沒有在社會中形成約定俗成的統一定義，這一方面是因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歷史還尚早，它的內容研究存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學科交叉性，研究體系十分復雜。一方面也是因為低碳經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簡單任務，而是復雜且漫長的社會系統工程，它必須配合國際規范法則和政府政策，同時融入大量科技研發投入，確保其能夠穩定的適應國家經濟發展態勢，所以說低碳經濟的內涵與外延同樣日新月異，而它對國際貿易規則這樣的全球問題影響也是巨大的[1]。

二、低碳經濟對國際貿易規則的影響分析

目前，低碳經濟正在逐漸升溫，成為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的關鍵領域，為此，像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借此來制定國際規則，希望主導國際低碳經濟，并為本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取得有利優勢地位，就此他們展開了大量的單邊及雙邊貿易工作，以深刻影響國際貿易相關法規。可以說，全球低碳經濟及投資將極大程度推動低碳經濟貿易領域規則的制定方向，甚至對現有國際貿易規則產生重大影響。為此，我國必須做出正確反應，明確本國在國際貿易規則改變過程中自身在國際經濟領域應有的地位變化，與發達國家一樣，爭取從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規則的參與者，最后逐漸參與到規則的制定過程中，讓國家在未來規則競爭態勢中占據主動地位。

〔摘要〕胡人與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樣在南方絲綢之路發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駱駝載樂”漢畫像展示的即是胡人與絲路民間藝術交流的場景。胡人有著與漢人迥異的形象，通過與漢人進行貿易、文化、藝術、經濟、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對漢代社會影響巨大。胡人選擇南方絲綢之路進入巴蜀是基于“從蜀宜徑，又無寇”的考量，胡人在與蜀人的貿易交流中帶來了異域多樣的藝術形式，與巴蜀當地的民間藝術交融化合，極大地豐富并促進了當地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

〔關鍵詞〕胡人；駱駝載樂；南方絲綢之路；和平交往

胡人，在漢代主要是指匈奴人，后來泛指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游牧民族，也泛指漢族域外的外族人。胡人是漢代墓室畫像磚（石）、雕塑、青銅器、壁畫等藝術題材常見的藝術形象，其造型表現多樣，內涵豐富。目前在巴蜀地區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有“駱駝載樂”畫像磚、巴蜀吹笛胡人陶俑等。至于三星堆、金沙遺址的青銅人像、面具，雖然形象迥異于蜀人，但身份尚且未有定論，有可能是胡人或更遠的外國人。下面以“駱駝載樂”畫像磚為例分析胡人與巴蜀的關系。

一、“駱駝載樂”中的胡人形象

“駱駝載樂”畫像磚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屬東漢時期。四川是目前國內漢畫像發現最為集中的地區，尤其是成都平原出土的畫像磚最具典型性。“駱駝載樂”畫像磚是一個獨幅畫面，長方形，運用淺浮雕加凸線刻、陰線刻等方法雕刻而成，線條勾勒清晰，凸凹有致，形象生動，具有很強的立體美感。畫像磚中的胡人和駱駝的形象均用了極為夸張的手法表現。駱駝昂首長嘯，步伐大而矯健。駱駝前峰跪坐一胡人，頭戴尖頂高帽，大眼高鼻，正賣力甩袖擊鼓。從畫面殘損的情況看，駝峰上還有一個胡人與之對應，共同擊鼓。“駱駝載樂”畫像磚中的胡人有著與漢人迥異的形象，“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多戴尖頂帽、著胡服等。這從諸多漢畫像的人物相貌、衣著、神態、姿勢及相互比對中可以看出，而且胡人對漢代的社會影響也是巨大的。《后漢書•五行志》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顯然，胡人和異域的文化不斷地輸入內地，統治者倍加追捧，上行下效且蔚然成風。胡人通過駱駝與漢人進行貿易、文化、經濟、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當然也因領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引起戰爭糾紛，不過總體上看文明交往、友好交流遠遠多于爭端。

二、胡人擊打建鼓考究

“駱駝載樂”畫像磚中，駝背上胡人擊打的鼓不是一般的樂器，據考究屬于建鼓。而且擊打漢代建鼓的樂手是胡人而非漢人，這是極為罕見的。那么，“駱駝載樂”中的建鼓擊打者為什么選擇域外的胡人？不妨做一推斷，首先胡人的身份、地位相當高，或者有一定官職，或者是朝廷欽點的樂隊指揮，抑或是異域的重要使臣，這樣才能被官方委派為樂隊要員擊打建鼓。建鼓為歷代宮廷所用，多用于儀仗出行、禮儀活動等重要場合，并且演奏建鼓的一般是官府人員或樂隊重要人物。如《國語•吳語》中有：“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陣。”《周禮》記載：“將軍執晉鼓（即建鼓）”。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和舉世矚目的戰國編鐘擺放在一起，表明建鼓的地位相當權威。建鼓在宮廷也一直在沿用到明清時期。在明代中和韶樂和清皇朝祭司樂中，建鼓均為開典領奏樂器。至今博物館收藏建鼓還將其陳列在歷代宮廷樂器中。顯然，建鼓非民間一般樂器，也不是一般人士就能擊打。當然，從另外角度講，漢代社會讖緯迷信盛行，相信人死后去西方極樂世界，而畫像磚（石）本來就是墓葬的重要構筑材料，胡人、駱駝來自西方區域，漢人選擇他們超度靈魂非常合適。這種推測的可能性也很大。

【摘要】廣西作為中國與越南接壤的省區之一，開展雙邊貿易合作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廣西與越南貿易合作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廣西；越南；貿易；“一帶一路”；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

廣西作為中國與越南對接的門戶，區位優勢極其顯著，雙方邊境線長達1020公里。廣西在中越陸地邊境線上擁有國家一類口岸6個，二類口岸7個，邊貿互市點25個，是中越雙邊經貿合作的“橋頭堡”和“前沿”。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與越南的貿易合作迎來新的歷史機遇。

一、廣西與越南貿易合作的歷程與特征

（一）貿易總量

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1996年廣西與越南進出口貿易額為3.9511億美元，其中，廣西對越南出口貿易額為2.7291億美元，自越南進口貿易額為0.373億美元，廣西對越南貿易順差為2.3561億美元。2003～2015年，廣西與越南進出口貿易保持高速增長，2006年首次突破10億美元。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宣布建成，廣西與越南雙邊貿易合作邁入自貿區時代。2013年，中國與東盟宣布啟動自貿區“升級版”談判，當年廣西與越南進出口貿易金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達到126.9744億美元。2016年，廣西與越南進出口貿易額達239.75億美元，同比微降2.69%，其中，對越南出口貿易額為123.34億美元，降幅為31.17%；自越南進口貿易額為67.31億美元，增長0.17%，廣西貿易順差56.03億美元，同比下降49.97%。

（二）貿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