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育全文(5篇)

引言

河南處于中國的中東部，民間素有游中原者知中華的說法，河南豐富的歷史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古都文化、宗教文化、武術文化、紅色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和商品文化等魅力獨特，異彩紛呈，為河南旅游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資源基礎和條件。人們可以把這些豐富的資源融入到蒙氏教學中來，也可以借鑒蒙氏教育的體系，將民族地域文化融入到蒙氏教育的各個區域中，使蒙氏教育本土化。河南豐富的旅游文化與蒙氏教育的有機結合是本文研究的重點。要想使河南本地的旅游文化與蒙氏教育融合在一起，首先必須了解蒙氏教育的特點。

一、蒙臺梭利教育特點

蒙臺梭利認為：兒童具有巨大的潛能，他生命的發展是走向獨立。其通過具體的練習，如生活基本能力練習、五官感覺練習、智能練習（語言、數學、科學）等形式，形成健全人格的基礎。蒙氏教室就像是一個社會的雛形，孩子在其中學習如何分享自己學會的知識技巧，學會尊重別人，接受別人，學會如何領導別人。蒙氏的教育環境培養了幼兒的情感與智商。蒙臺梭利課程，包括智能、動作、感覺、道德和語言的發展等，它使個體成為一個身心統一的人。“自由”與“紀律”并存，“個性”與“群體”兼顧。蒙氏教育旨在激發幼兒本身的潛能，使他們自己主動尋求解決困難的方法，達到自我構建和心智發展。

二、蒙臺梭利教育原則

蒙氏教育倡導以兒童為主，為幼兒打造的一個以他們為中心，讓他們可以獨立“做自己”的“兒童世界”。孩子是靠感官來學習的，蒙氏教育體系中多感官刺激的教具提供能給幼兒多方面、多感官的刺激，刺激越多就越能激發幼兒的內在潛能。其提供豐富的教材（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的教材等），以誘發幼兒自我學習的樂趣。蒙氏教育是不“教”的教育，反對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傳統教育，主張創設寬松的學習環境，提供豐富的教具，讓兒童主動去接觸、探索、研究，最終形成智慧。蒙臺梭利認為0～6歲的兒童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會出現對不同事物的偏好的各種“敏感期”。蒙臺梭利教育體系強調掌握兒童“敏感期”，從而適時給予幼兒科學的學習方法。蒙臺梭利研發的蒙氏教具是一套蘊含無限教育價值教具，這套教具利用幼兒感覺的敏感性，通過幼兒動手操作讓孩子們輕松愉快地在操作中探索，在探索中理解并掌握抽象的概念。這套教具的科學性也是其一大亮點，它尊重幼兒重復練習的特性，所有學具幼兒可以反復操作，可以滿足幼兒生理、心理上的需要。蒙臺梭利教育體系要求教師必須放棄傳統的教育方式，做一個善于觀察、善于發現、能夠適時從旁地給予兒童協助與引導的“朋友”，讓兒童成為教育的主體，讓他們主動動腦筋、獲得智慧。了解了蒙臺梭利教育體系的特點后，人們可以遵循著蒙氏教學的原則科學、巧妙地把河南旅游文化融入到蒙氏五大領域中去。

（一）科學文化與自然歷史文化

一、杜威與蒙臺梭利的游戲思想比較

杜威與蒙臺梭利的共同之處是，都注重游戲與工作在幼兒教育中的重要意義，并且兩者都“注意于自由自動、兒童自己教育”。杜威認為游戲與主動作業是幼兒

園的主要活動，幼兒的游戲通常指向一定的目的，幼兒的工作通常帶著游戲的態度。“兒童從早期開始就沒有全部游戲活動時期和全部工作時期的區別，即使很幼小的兒童，他們也期望一定的結果，而且嘗試要達到這樣的結果，他們對參與成人的作業有著濃厚的興趣，單就這一點而言，就能達到這個目的。”杜威重視游戲的主動性，幼兒通過游戲與工作從做中學，從做中獲取經驗。在這一點上，蒙氏與杜威可以說是異曲同工的。然而蒙臺梭利的思想與杜威的理念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杜威的學生克伯屈對蒙氏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蒙臺梭利運動在美國一段時間的沉寂。“蒙氏受官能心理學的影響，按照先從感覺到觀念，然后到觀念的聯絡的方式，將活動中的經驗劃分得極為細致，蒙氏的每種教具，都有著其特定的目的。”然而，作為自然經驗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杜威則認為游戲應給幼兒帶來整體性的經驗，注重游戲要立足幼兒的社會與生活經驗。因此，杜威更強調游戲中生活與模仿的重要性，兒童通過對周遭生活自主模仿的游戲進行學習，“他們的游戲越多，他們的用具與計劃亦越精密，他們的生活亦因之豐富。因為他們所做的游戲，其全局是他們父母日常生活惟妙惟肖的一幅畫面，模仿能夠養成兒童的習慣、集中兒童的注意、深入兒童的思想。”此外，杜威也強調要創造適宜兒童模仿的環境，為兒童提供簡單的游戲材料以及兒童游戲中想象力的作用。這對于今天的幼兒園游戲教育實踐，依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德可樂利與蒙臺梭利的游戲思想比較

德可樂利與蒙臺梭利的相同之處在于，他也采用教具為主要材料，讓兒童在操作教具的過程中主動學習，在其著作《比利時德可樂利的新教育法》中，制作了專門的游戲教具，以促進幼兒感知覺的發展，并詳細闡述了其使用的方法。“與蒙臺梭利游戲體系不同的是，他的游戲材料完全取自自然，取自兒童周圍的日常用品，這使得他的這套游戲體系具備較強的游戲性。這套游戲教學體系共包括三方面內容：（1）發展兒童視覺的；（2）發展兒童運動覺的；（3）發展兒童聽覺的。并在此基礎上列入了比較的方法，如要求兒童比較近和遠、過去和現在等。他認為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兒童的思維發展”。此外，德可樂利在其教材的設計中有著杜威經驗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他強調幼兒園的游戲活動要結合幼兒的社會生活，給予幼兒社會生活經驗，因此，可以說德可樂利的游戲思想是蒙臺梭利和杜威兩者理念的結合。當然，德可樂利的游戲教學體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雖然他提倡游戲給予幼兒社會生活經驗，其教具能給予幼兒的經驗較為有限，但就其游戲及游戲材料的自然性與源于生活而言，在現今開展的幼兒園游戲活動的過程中，依然需要提倡。

三、維果斯基與蒙臺梭利的游戲思想比較

維果斯基作為社會文化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在肯定游戲的社會文化作用的同時，也強調游戲對幼兒認知發展的作用。在他看來游戲就像一個放大鏡，能使兒童潛在的新能力在真實情境中表現出來之前，就在游戲中首先展現它們。因此，相對于蒙臺梭利對于感知訓練的強調，維果斯基更加強調象征性游戲中幼兒想象力的發揮，認為當發展過程中超出了實際的，兒童不能實現愿望時就發生了游戲，游戲創造著兒童的最近發展區，兒童在游戲中不斷地遭遇困難和問題，通過創造性地解決有挑戰性的問題而獲得發展。因此，維果斯基認為幼兒通過象征性游戲進行學習，并促進其思維發展，譬如幼兒在游戲中用木棍代替馬這樣一個替代物的使用，是幼兒具象性思維向抽象性思維過渡的重要體現。而蒙臺梭利則認為象征類的游戲只會導致幼兒漫無目的的想象，不利于幼兒內在秩序的形成。相對于蒙氏對象征性游戲的否定，維果斯基強調幼兒游戲中象征性游戲的重要作用，這是值得肯定的。相對蒙氏“我們教師只能像仆人侍奉主人那樣地幫助兒童進行工作”的觀點，他更強調教師的指導作用，認為教師應把握游戲中兒童的最近發展區，搭建具備發展適宜性的“支架”。在他的游戲思想的指引下，支架式游戲模式成為游戲作為幼兒園基本活動實踐中所運用的一種重要的游戲教學方式，但在具體運用中，如何防止教育者對幼兒游戲的過分干預與指導，依然需要審慎考慮。

1讓幼兒“接觸”古典音樂

臺灣立恩蒙特梭利教育方案將蒙氏原有的五大教育領域擴展為十大教育領域,分別為:日常生活訓練、感覺教育、語言教育、數學教育、文化教育、體能教育、音樂教育、美術教育、戲劇、社會教育。蒙特梭利認為,孩子能向周圍的環境吸收一切,而0～6歲是最佳吸收期。因此,針對0～1歲左右的孩子,蒙氏教育設置了NIDO課程(NIDO是意大利文“鳥巢”的意思),引導嬰幼兒早期建立大腦和身體相互協調的統合發展能力。“鳥巢”為新生兒提供味覺、聽覺、視覺、觸覺等多感官環境,循序漸進的對幼兒進行感官引導,以促使幼兒感覺統合。在開學初期,這間“鳥巢”里一共接收了8名嬰幼兒,其中6～7個月的幼兒兩名,10～11個月的幼兒3名,12～14個月左右的3名。幾乎每一名剛剛來到“鳥巢”的幼兒都離不開媽媽的呵護,離不開媽媽的懷抱,不時地發出陣陣哭鬧。這時,通過教室里的音響器材,輕輕地傳出了維瓦爾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四季》是協奏套曲《和聲與創意的嘗試》中的頭四部分,即春、夏、秋、冬。作品大約創作于1725年,其中以《春》的第一樂章(快板)最為著名。

這是一段歌頌美好春光的音樂,強弱交替的力度對比使音樂增添了歡樂的氣氛。我們驚喜地發現,剛才還流淚滿面的幼兒不知何時已停止了哭鬧,不時地向四周張望,想發現鳥兒在哪兒歌唱？充滿欣喜、充滿渴望,情緒慢慢穩定下來。音樂給幼兒帶來的沖擊是非常細膩而有力的。在不斷重復播放《四季》時,幼兒會表現出各種不同的反映,有的非常激動,左顧右盼,有的情緒穩定,靜靜地聽,一般在播放半個小時左右時大部分幼兒會聽著樂曲在媽媽的懷抱里慢慢睡著了,總的來說,這間“鳥巢”里的大部分幼兒對古典音樂的反映不太明顯,還無法感知到古典音樂的精致美妙。這樣過了一個多月,隨著來到次數、時間的增加,那3個稍大點的孩子中有兩個在聽到小提琴協奏曲《四季》——春E大調時開始跟著音樂的節奏扭動自己的身體了,還不時的喃喃細語;隨著音樂身體律動是這段年齡的小朋友生來具有的本能,喜歡抓握、觸摸,逐漸完成從翻身到爬行、站立到行走的過程。把幼兒放置在這樣一個充滿古典音樂的環境中,他們將很容易受到感覺刺激。通過對這8個幼兒的觀察不難發現,這3個月在“鳥巢”里播放古典音樂,古典音樂對幼兒還沒產生什么吸引力,主要是讓幼兒身處充滿古典音樂的環境,讓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接觸”古典音樂,讓古典音樂潛移默化、循序漸進地對幼兒產生影響。

在往后的第3～4個月,繼續重復播放維瓦爾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同時又新增加了莫扎特的《嬉游曲》和圣.桑的《動物狂歡節》,莫扎特的音樂典雅秀麗,如同珍珠一樣玲瓏剔透,又似陽光一般熱情溫暖,洋溢著青春的生命力。而圣•桑的《動物狂歡節》這首別出心裁、諧趣橫生的管弦樂組曲具有十分感人的魅力,作者以生動的手法,描寫動物們在熱鬧的節日聚會中,各種滑稽有趣的情形。整部組曲由十四個分曲組成。在跟蹤觀察中發現,反復播放《動物狂歡節》旋律的過程中,一歲半的“琪琪”在聽到(一)序奏及獅王的行進時,眼瞪得大大的,就好似威嚴的獅子;聽到(二)公雞和母雞時一歲多的孩子走到音響旁,四處張望想發現公雞和母雞藏在什么地方？當聽到第(八)毛驢時高興地手舞足蹈,聽到(十三)天鵝這段最優美、最動人的旋律時,“琪琪”和另一名幼兒靜靜地趴在音響旁,生怕把美麗的天鵝趕走他們不厭其煩地反復聽、模仿并重復著公雞和毛驢的聲音,充滿表情而又富有音樂性的牙牙學語;當然睡覺的時間也要聽,一天要聽二三十遍,還不許教師關掉,百聽不厭。醫學專家認為,幼兒的聽覺在母體內4個月時就已經形成,在一個人經驗形成的感覺通道中,聆聽是最重要又最不被重視的能力之一,讓幼兒反復聆聽會幫助記憶,也能獲得單純的喜悅。

而音樂是聽覺的藝術,是人類的世界語言,兒童天生就具有最高級的藝術欣賞能力。但也明顯看出,年齡偏小的幼兒相對年齡偏大的幼兒來講普遍存在對古典音樂反應遲緩、漠不關心的情況,甚至有一名7個月幼兒每當聽到圣•桑的《動物狂歡節》時,總是不停地哭鬧,老師只好把她抱到其它教室里去,這種現象存在了兩個多月。蒙特梭利稱這種傾向為“吸收性的心智”,在她的著作中,常用海棉來比喻兒童的頭腦,對一個兒童來說,運用全身所有的感官,去研究他周遭這個有趣的環境而獲得訊息,是一個自然而且愉快的活動。像傳聲板、傳聲簡、蒙特梭利鈴(分辨音高之用),這些是為訓練幼兒耳朵分辨聲音的能力的,大部分幼兒都能拿起來玩耍,并且還相互之間聆聽,相互互換使用,在真實的生活體驗中自由成長。通過觀察他們的肢體動作,可以發現古典音樂對他們有了初步的影響。

2讓幼兒“感受”古典音樂

幼兒對古典音樂的感覺，首先是對旋律的感覺；而古典音樂對幼兒的影響，應該是在節奏方面。日本著名音樂教育家鈴木鎮一經過長期研究、試驗，總結出兒童在音樂才能的發展上有敏感期，嬰兒降生后對音響就能產生反應；大約在5個月左右就能開始對音樂的音響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反應和記憶力；大約在7個月就可能會模仿簡單的節奏；9個月時會辨別不同的旋律；16個月可以學唱部分旋律；兩歲時就會學唱較完整的旋律。而在蒙特梭利看來，兒童是永恒的求知者。他們“從周圍環境中吸收各種信息，并將它們納入自身”[1]在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引起學習者興趣的環境中，兒童會有目的地、自由地與環境相互作用，“琪琪”等幼兒在蒙特梭利幼教中心已經待了6個多月了，古典音樂繼續天天播放，一部分幼兒能把聽到的聲音“收錄”下來，然后他們就會用自己的行動或語言“回放”出來，“琪琪”等幼兒還會把幾個月前聽到的維瓦爾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春的片段“模仿”出來，雖然不是太完整、準確，但不難發現幼兒對聽到的古典音樂有了比較長期的記憶。

朱熹是我國南宋極負盛名的大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極大，尤其是其子孫繁衍之處。我校地處朱氏筆村。據《朱氏族譜》介紹：朱熹之曾孫朱澄，字國郎，號翔扶，是南宋理學家、教育家。生二子，長子崇德，次子崇禮。由于后來遭遇宋亂，朱澄不能返回福建，便在黃埔區橫沙落籍。后卒葬廣州市華南植物園內，享年53歲。朱澄之長子崇德生四子，長孫朝鳳居橫沙，次子朝符居筆村。筆村就是我校校址所在的地方。有此淵源，我校近水樓臺，對于養成教育，更顯親切和體認。顯然深受朱子學問的影響，加之眾多本地孩童的入學和成長，代代相傳，在豐富和發展朱子學問方面有一定的得天獨厚的條件。

一、朱熹的養成教育介紹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把人的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階段。他說：“古人之學，因以致知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于小學。”為了說明蒙學（小學）的重要性，他還把蒙學階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為“打坯璞”階段，認為此階段的任務就是培養“圣賢坯璞”。同時指出，“蒙養弗端，長益浮靡”，若兒童時期沒有打好基礎，長大就會做出違背倫理綱常的事，再要彌補，就極為困難了。因此，朱熹認為蒙學教育對一個人得成長非常重要，必須抓緊、抓好。在朱熹看來，蒙童德育最突出的特點是“先入為主”。他認為蒙童思想單純，獨立性不夠，辨別是非能力不強，最易受社會上各種思想影響，一旦接受了“異端邪說”，就難以改變。朱熹強調幼兒的早期教育十分重要。長到6歲，要教以數目、方名等淺易知識。8—15歲為小學階段。“人生8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章句》）朱熹主張家長對蒙童必須嚴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嬌生慣養。因為“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亦兇狠”（《小學•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絲毫放松。為便于教育從幼年抓起，朱熹親自為兒童編寫了一本《童蒙須知》作為教材之用。

二、朱熹養成教育的現代心理學剖析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蒙童的感知已逐漸完善，其方位知覺、空間知覺和時間知覺在教育的影響下不斷發展，觀察事物更加細致有序。其思維的基本特征是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要形式過渡為以抽象邏輯思維為主要形式。朱熹的《蒙學須知》中對蒙童讀書有嚴格要求。小學生注意力不能長久集中，看書時難免會少看、多看，“逐字看”對于小學生來說有點難。但是若長久這樣要求，就培養了他們認真細致的習慣，注意力也得到加強。養成教育，不僅僅在孩童時代，更事關人的一生。民間有諺“三歲看小，六歲看老”就是這樣一個意思，故不能掉以輕心。從心理學角度看，兒童年幼，學習能力很弱，自制力又差，對其讀書學習做出規定對他們的學習習慣養成很有幫助。要培養小學生的學習習慣，須有相關的規定，但規定要本著以人為本的思想，不要壓抑了學生的個性發展。在學校，教師要監督學生；在家里，父母要監督好。如此長久下來，兒童就會形成良好的學習行為習慣了。

三、踐行朱熹養成教育的措施

如何能有效地培養蒙童的道德行為習慣呢？朱熹的《童學須知》中對蒙童衣服冠履、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灑掃應對、讀書寫字等日常生活習慣和行為準則都按照儒家的標準作了具體規范，要求青少年遵循不違，誠履篤行。我校從2011年3月至2013年12月圍繞“弘揚傳統文化精華，培育文明禮儀校園”這個主題，圍繞“品學兼優、身心俱健、可持續發展”的育人目標，以朱子文化教育為內容，以經典誦讀為主線，以養成教育為途徑，以德育活動為載體，引導學生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成長的道德力量，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使學生成為具有健康的身心、優良的品性、遠大的志向的時代新人。我校在滲透朱子文化的舉措舉隅，現以語文學科為例：讀的方面：（1）低年級：《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主要是識字教學、養成教育方面）；（2）中年級：《千字文》《朱子家訓》《增廣賢文》《聲律啟蒙》（主要是文化知識、為人處世方面）；（3）高年級：《孝經》（節選）、《論語》（節選）（主要是文學、傳統思想教育方面）。寫的方面：（1）每天20分鐘的寫字，練習硬筆、軟筆書法。（2）思與行的計劃：通過文本學習，引導學生追求真善美，組織誦讀競賽、書法比賽、知識競賽等活動，激勵學生廣泛參與。我校以“蒙學經典誦讀”為切入點，通過讀、寫、思、行，對學生進行倫理道德、傳統美德、文明禮儀、文化知識等方面的教育，讓學生學習、生活、成長在一種濃厚的傳統文化氛圍中。在朱熹的蒙學教育精神引導下，我們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做下去，堅持下去，把讀書和實踐結合起來，重視孩童的養成教育和道德行為習慣的培養。我們相信，如此養成教育定能在孩子身上有好的收獲。

古代蒙學書法教育的特點

(一)蒙學書法教育的職能主要是服務于科舉

科舉制度誕生后，整個社會的文人蜂擁擠向科舉，力爭入仕，蒙學教育也在這種背景刺激之下得到發展與普及。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舉設“童子科”，規定兒童“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書•選舉志》)可以證明。蒙學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士人將來參加科舉打好最早的基礎，甚至一些蒙學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為科舉的。正是這樣互相銜接的關系，在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影響之下，蒙學教育的出現、發展、興盛，無不打上了科舉的烙印。唐代參加科舉者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生徒”，一為“鄉貢”。“鄉貢”中以私學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選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這恰恰說明出身“鄉貢”的士子們，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學階段教育的部分，而當中也必然有學習書法的經歷。

(二)蒙學教育中的書法教材以識字、習字為主要內容

唐代蒙學課程由于傳統儒學的影響，教育的主要內容仍是學經，如《孝經》既是“童子科”的考試內容之一，也是國子監中的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的共同課程。唐玄宗時期，明令老百姓須讀《孝經》。這些做法自然而然會對當時的蒙學教育內容產生影響。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科舉制度的需要，教育內容還包括了識字、史學、詩賦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書法在官學和科舉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蒙學教育。唐代保存和流傳下來的書法教學的論文數量相當多，足以證明這一點。本文在此通過對《千字文》的簡述，希望能對唐代蒙學的書法教育現象有個大致了解。《千字文》的來源和編著情況說法不一，現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書》中記載的內容為通行觀點:“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制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為主。”［6］《千字文》作為通俗識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廣記》卷二零七“僧智永”條載，隋時曾經臨摹八百本《千字文》散發于人。《朝野僉載》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歲被武則天召進宮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封氏聞見記》卷十還有天寶間進士周逖改編《千字文》一事。另外，據今人高明士考證，在敦煌遺書中，《千字文》的書本多達32種，更有藏華對照本、漢蕃對音本。《唐摭言》卷十記載:“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杰……甲辰淮浙荒亂，避地廣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于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7］1969年在新疆吐魯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發現了唐景龍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原風里義學生卜天壽的《論語鄭玄注》抄本殘卷，該卷后附雜抄部分，就有《千字文》開頭五句。這不僅說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學教育中較普遍的初級識字、習字教材，同時卜天壽抄本殘卷的發現也證明了唐代蒙學教育的普及(不僅中原地區相當發達，而且也滲透到少數民族地區，并且學習的內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見《千字文》波及范圍有多廣)。

(三)蒙學階級的習字教學方法和內容主要是圍繞執筆、用筆、結構來進行

“楷法遒美”的科舉要求直接影響到唐代官學和私學中書法教育的各個層面，蒙學中的書法教學也大都集中在對楷法的詮釋上。楷書風格在唐代成熟，為總結漢字的造型規律提供了有效的現實經驗。在唐代出現了許多關于楷書的初級習字教學法。如歐陽詢的《八訣》《三十六法》和《用筆論》。《八訣》講怎么寫筆畫，《三十六法》講怎樣結構造型，《用筆論》則專談筆方法。蔡希悰《法書論》中記載“旭嘗云:或問書法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變通適懷……其次在紙筆精佳。”［8］張旭強調了學習的次序，即首先是執筆，其次是用筆，再次是結構，最后是變通適懷和紙筆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級書法教學的主要內容。可見唐代蒙學中的書法教學受科舉重書等原因的影響，以實用性為主，形成了大量相對成熟的針對蒙學兒童的教學方法，對后世的影響也極其深遠，不少教學思想和方法至今在書法教材中屢見不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