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概論論文全文(5篇)

〔摘要〕我國傳統的聲樂藝術教育在教學實踐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聲樂藝術理論建設研究尤其是順應當代社會較高層次整體知識結構的學術研究方面卻一直“在路上”，缺乏整體有效的學科學術體系。余篤剛教授終生致力于我國當代聲樂藝術理論建設方面的創作和研究，并碩果累累。他不僅自己卓有建樹，還策劃、主編多部聲樂藝術理論書籍。他對我國當代聲樂藝術理論建設和聲樂理論學科建設在學術上起到了領航和集大成者的作用，是我國當代不可多得的聲樂藝術理論教育家和音樂文化專家。

〔關鍵詞〕余篤剛;聲樂藝術’理論研究’學科建設

余篤剛（筆名余銓、余礦丁）先生是我國著名藝術理論家、聲樂藝術教育家、音樂文化專家、湖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曾擔任湖南師范大學音樂系副主任、湖南省高等學校高級職稱藝術評審組副組長、中國音樂家協會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音樂教育協會聲樂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余篤剛先生長期從事聲樂藝術教學與理論研究，終生致力于當代聲樂藝術理論的研究，策劃與主編多種聲樂藝術理論書籍，在藝術理論、語言學、聲樂美學、聲樂創作學、聲樂文學、聲樂表演藝術學等多個領域均有突出的成果并處于全國領先地位，發表了大量系列論文、專著，主編聲樂藝術教育系列叢書，多次獲得教學、科研成果獎。在以上領域，余先生專著和主編的系列叢書已經蜚聲中國音樂教育界，迄今為止整理策劃出版的書籍有50余部，總計400多萬字，是我國卓有建樹的聲樂藝術理論教育家和音樂文化專家。對余篤剛先生在當代中國聲樂藝術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創新等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進行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開拓和創新當代中國聲樂藝術理論教育

余篤剛先生，祖籍江蘇武進，1935年11月生于天津，自幼長在北京，少年時代隨父母來到湖南，1957年大學畢業于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擔任《文學概論》《語言學概論》等課程的教學，同年參加籌備和組建湖南藝術學院音樂系，后因兩校合并入湖南師范學院藝術系工作，直至湖南師范大學音樂系退休。1950年代，余先生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藝青年，大學在校期間和留校任教后更是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和大型活動策劃者、組織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曾組織參與當年師范學院師生“紅旗”文工團排演大型歌劇《紅霞》《洪湖赤衛隊》《三月三》《紅鷹》等在省內巡演。七十年代初開始，余先生主筆湖南省中小學教師參考用書《歌唱基礎知識》，供全省音樂教師使用。1980年至1993年間，余先生先后以筆名余銓出版《歌詞創作簡論》（上海文藝出版社，20萬字，首印發行6萬冊）、《聲樂語言藝術》（湖南大學出版社，28萬字，2000年湖南文藝出版社修訂再版，先后發行數十萬冊）、《聲樂藝術美學》（高等教育出版社，30萬字，2005年人民音樂出版社修訂再版）等專著。其中，《歌詞創作簡論》當年受出版社邀請去上海為全國歌詞創作愛好者舉辦講座；《聲樂語言藝術》一書的出版為我國高等藝術院校的聲樂專業創立了一門嶄新的學科課程，填補了學術空白，“聲樂語言藝術”一詞也悄然流行，國內至今一直沿用此書作為教材，這是教學成果的結晶；《聲樂藝術美學》一書是我國聲樂藝術美學方面第一部理論專著，開辟了聲樂藝術美學研究的先河，該書出版后很多論述和觀點被國內有關聲樂理論文章和著作多次引用，在學術界和音樂界影響很大。1994年開始，余先生整理策劃并主編“聲樂藝術教育叢書”出版。其中包括“聲樂教學曲庫”和“聲樂教學文庫”兩大系列（以下簡稱“曲庫”和“文庫”）。余篤剛先生作為“曲庫”的實際策劃人和主編執行者，在1995年至2005年間，召集中央、中國、天津、武漢、星海等專業音樂學院及首都師范大學、西南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等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教師參與，遴選包含中外各種語言和各種聲樂藝術形態的歌曲作品，共計16大卷40分冊（其中中國作品8卷，外國作品6卷），寫作教學總論與演唱提示總計300余萬字，陸續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發行。余先生親自撰寫導言和總序，并撰寫部分內容，全程由余先生統稿。1999年開始，為了適應高校聲樂藝術學科專業發展，提高聲樂理論水平，全面對接聲樂學科的教學、創作、表演、鑒賞之急需，余先生又策劃和主編“文庫”的出版工作。“文庫”于2001年至2005年間先后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中有《聲樂學基礎》（石惟正著）、《聲樂藝術心理學》（鄒長海著）、《聲樂藝術美學》（余篤剛著）、《西方聲樂藝術史》（管謹義著）等。這批聲樂理論專著的問世，支撐起我國聲樂理論研究的整體構架，為進一步務實高效地培養聲樂藝術人才奠定了重要的學術理論基礎。2004年間，他主編全國高師統編教材《聲樂基礎教程》（人民音樂出版社，31萬字，分上下冊），親自撰寫17萬字并為全書統稿。同年被選為中國音樂教育協會聲樂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分工主管聲樂理論研究與教材研究。2005年他又參編王耀華主編的《音樂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72萬字），撰寫了其中的《音樂表演藝術學》（第五章，6萬字）。2004年至2015年間，為了從聲樂藝術本體和相關依存體的關系出發去構架聲樂學科的創新體系，“聲樂藝術教育新學科叢書”系列工作陸續展開。它將以音樂學的分支學科和多學科交叉，形成相對獨立和較為完備的新學科體系。誠如叢書總序中所言：“聲樂藝術實踐的深入必然激發理論的探究，它不僅是藝術理論的責任，更是人類審美意識與建設的追求。理論本就落后于實踐，這就更需要聲樂的理論建設，在異彩紛呈的聲樂世界中梳理出客觀的規律來。這不僅是一般發聲的歌唱知識，它是審美哲學、審美文化學、審美生理學、審美心理學、審美形態學、審美表演學、審美教育學，乃至聲樂美學與聲樂史學——所有相關學科與不斷的聲樂實踐的交叉融合，是責無旁貸的理論建設使命。”①余先生策劃多種選題并親自為專著書稿校對、修改，撰寫總序和主編識語。新學科叢書由余先生全程統稿，并在廣泛開拓研究領域和創建聲樂藝術理論體系的實踐中率先垂范。其中《聲樂語音學》（鄭茂平著）、《聲樂文化學》（郭建民著）、《藝術歌曲概論》（王大燕著）、《聲樂教育學》（蔡遠鴻著）、《民族聲樂學》（徐敦廣著）已先后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發行，部分著作也即將面世。筆者是余先生的學生，多年跟隨余先生豁然發現：余先生的當代聲樂藝術理論建設研究結出了累累碩果，令人驚嘆不已！首先是時間跨度長：幾乎是近五十年、橫跨半個世紀；其次是學術范圍廣：其研究涉及了聲樂本體及相鄰交叉學科中的多個傳統學科及新學科；第三是藝術成果豐碩，鴻篇巨制，洋洋灑灑。像“聲樂藝術教育叢書”和“聲樂藝術教育新學科叢書”的組織編撰出版等，都是復雜而細致的聲樂藝術教育研究系統工程，更是一個新時期較為全面涵蓋聲樂教學曲目建設和聲樂各學科之間系列理論的艱巨工程。經過這幾十年的不懈展望和卓越追求，余先生為當代中國聲樂藝術領域開拓出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引領了當代中國聲樂藝術教育理論航向，最終初步建立和夯實了中國聲樂教學的曲目體系和理論研究體系。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工程，必將載入當代中國聲樂藝術的歷史史冊！余先生的理論建設研究成果，為我國當代聲樂理論建設的藝術寶庫，增添了極為寶貴的財富，也產生了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二、領航和引跑當代中國聲樂藝術理論研究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聲樂教學，大都是師傅帶徒弟的口傳心授式的教學模式，缺乏較為系統的聲樂藝術理論資料，少量“如何唱好歌”之類的零星讀物及心得體會式的論文，不足以支撐起一個完備的學科理論體系。即便是改革開放以后的20世紀末前，系統的聲樂藝術理論專著仍然是屈指可數。故而在當時的中國高校，聲樂教材建設特別是聲樂理論教材建設遠遠滯后于聲樂藝術學科的發展，聲樂教學好像無理論可尋，只要唱好歌就行了。“縱觀那些已出版的聲樂技法理論著述，包括散見于各個歷史時期期刊、雜志發表的聲樂表演和聲樂教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的確，有不少頗有見地和深度，然而，仔細閱讀起來，其中大多談及的卻是歌唱心得或表演藝術經驗總結，極少見到超出聲樂藝術本體的研究成果。”②所以，當中國當代聲樂藝術研究領域呼喚較為系統的學科教材建設和學術理論研究成果，甚至期待有一位領軍人物的出現時，余篤剛先生將歷史的重任擔在了自己肩上。在學術上，余先生與其同仁們達成了共識：全方位為我國高校當代聲樂藝術教育發展與聲樂教學提供全新的科學理念，在高校聲樂教師內部自身理論認識上深入提升積極性和創造性，在聲樂藝術理論研究上努力開拓更廣闊和深遠的視野，在聲樂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的結合上更加明確互動結合的研究方向。如余先生早年的專著《聲樂語言藝術》。他從學生在唱歌語言上的問題與束縛，感受到了“語言藝術”在歌唱中的重要性以及對學生歌唱水平提高的緊迫性。故以“聲樂語言藝術”概念為核心抓手，對聲樂演唱中語言的藝術特征、發音發聲、語言基礎、依字行腔、語調色彩、情感體現、形象塑造、藝術風格等展開了全面討論和論述。在談及歌唱各種學派時，余先生認為語言是文化的產物，而語言作為文化構成的核心要素，它是觀念產生的源頭，也是審閱方法及其審美形成的源泉。聲樂各種學派歸根到底其實就是語言的學派，所有的學派都講求語言的純粹與詩意表現。意、法、德、俄等各聲樂學派的特色也都是源于語言。從聲樂語言的角度看待歌唱藝術，就必須要做到聲樂語言高度的準確性、鮮明的形象性、豐富的音樂性和強烈的動作性。同時，聲樂藝術美的語言創造必然要突顯辭章的詩情美、曲調的旋律美和演唱的聲腔美。這些理論研究成果為后續的聲樂藝術研究方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余先生另一部專著《聲樂藝術美學》的寫作，是一項沒有任何借鑒的工作，必須從全新的視角進行探索。該書從藝術哲學、藝術心理學、藝術形態學等視角，以系統論和比較學的方法，去整體研究、闡述聲樂藝術美的總體構成。不僅從宏觀的視野闡明它的本質特征，探討其美的構成規律及其審美功能，還以微觀的觸角分別深入其各構成要素，剖析它文學的、曲調的、演唱的本體美特質與從屬體的依存性特征。除了從美學的角度考量外，還需從歌唱音響的資料中挖掘感性材料，完成理性與感性的結合。《聲樂藝術美學》是我國第一部作為音樂美學分支學科全面系統闡述聲樂藝術美學的專著。該書除“導論”外,共分四篇十三章。首篇開宗明義，以綜合性、集體性、時間性、聽覺性、形象性、語義性、口頭性、表情性八大聲樂藝術特征高度概括和凝練了聲樂藝術美的本質特性，并分別從各種特性中延伸出其分支特性；續篇在音樂文學的本體構成、詩化的文學性與可唱的音樂性上鋪陳闡釋，展開了對音樂文學論的理性分析；第三篇在旋律美、節奏美及和聲美的探討中，揭示了曲調內在美的規律；末篇在音質、字音、行腔的演唱論上充滿了對二度創作實踐美的遐想。如前所述，余先生率先研究的個人聲樂理論成果，包括“曲庫”“文庫”“聲樂藝術教育新學科叢書”等的先后出版，為高校聲樂藝術教學增添了豐富的營養和后勁。迄今為止，因為有了系列聲樂理論研究成果和教材作為支撐，聲樂學科建設日新月異，全國已有多所高校可招收聲樂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學術恍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假如沒有像余先生這樣的領頭羊帶領大家進行理論探索和科學研究，進行學術拓展和著書立說，中國高校的聲樂理論研究和教學將會原地踏步，止步不前！余篤剛先生的成就已被全國同行普遍公認，無愧于當代中國聲樂藝術理論教育研究的領航者和引跑者。

內容摘要：義務教育階段正是青少年階段打下對傳統美學初印象的最好時期，認識并認同傳統美學不光能促進傳統文化的繼承，還能增加學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歸屬感。本研究在強調傳統美學地位及其面臨危機的同時建設性地提出改進意見，旨在幫助義務教育階段的傳統美學文化以經典作品為載體，更好地回歸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生活。

關鍵詞：義務教育;傳統美學;回歸路徑

當今在偏理科的學習、就業趨勢下，文科整個大群體逐漸滑出主流，經典閱讀的地位更是如此。傳統美學也因缺少研究和專門學科而逐步蒙塵。在義務教育階段，幫助孩子們增強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加文化自信，傳統美學和經典作品承載著傳承經典文化和傳統精神的使命。這種長期熏陶、充滿中國傳統美的氣息能幫助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更好地認識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為將來的繼承和弘揚打下良好基礎。本研究著重于將傳統美學重新帶回公眾視野，幫助傳統美學更好地在義務教育階段回歸，從而弘揚傳統精神和文化。

一.傳統美學的具現化

說到傳統美學，傳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屬于美學的范疇。留存至今的只有少數精神和更少數的物質文化遺產。許多傳統美學都以貼近生活的方式保留。有些是陽春白雪，有些是下里巴人，但無一例外，都能在現代生活中發現其影子。在我們周圍，就有許多傳統美學的具現：如女生喜歡穿漢服走在街頭，她們把傳統穿在身上，把美學烙在言行，傳統美學內化在她們的心里，外化在她們馮虛御風的姿影中。傳統美學具現化的又一實例為雕刻核桃的手藝人，他們巧奪天工的技藝無不讓人嘆服，很難想象那么精致的核舟是出自這布滿老繭的粗糙雙手上。故宮進行文物修復的工作人員更是把這當成一種榮耀，一種使命。還有我們周圍形形色色熱愛傳統讀物、經典作品的人們，他們身上都閃耀著傳統之美。在遠離傳統農耕生活的現代，傳統美學似乎只能以類似方式體現。但其實它不光以物質化的方式具現，也以精神化的方式具現。傳統美學在現代建筑景觀、現代文創設計、數字化攝影中都有體現，相關文論也不乏，如邵琛寓（2020）的《傳統園林美學在現代建筑景觀中的運用研究》、丁以涵（2020）的《試論傳統漆器美學在現代文創設計中的運用》、李慶國、王曉云和郭顯峰（2019）的《數字化時代的攝影技術與傳統美學的融合》等。但對比其他學科的論文數量，美學這一學科的論文顯得有些單薄。并不是這一學科沒有作用或不重要才導致相關研究數量相對稀少。正是因為它太重要，重要到能分散在生活很多方面，才導致它的地位不被重視。水袖丹青、楊花扶柳、白墻瓦黛、淡藍卷草。如果要結合特點形容它們，將它們含括在一個具體的名詞里———不是現代的休閑美學，只能是傳統美學。在遠離傳統生活的現代，為何傳統文化、傳統美學遲遲沒有消失在我們現代生活里？為何已是破損不堪的楠木還要修修補補？為何風雨交籌之下破損的古跡還要翻新？

二.傳統美學的現代化新道路

傳統美學之于我們而言究竟是什么？以王開嶺（2010）為代表的作家們已經放棄了現代化傳統經典作品，他們為傳統美學另辟蹊徑。著重在美學二字上，他們把傳統解釋為傳統精神，然后以生活為載體闡釋傳統精神和道理。這樣也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辦法，他們沒有先入為主地只關注傳統二字，而是有所放棄。這其實就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精神。吳志遠（2019）將“摹仿”作為傳統美學藝術論的核心概念，并把“再現”作為分析美學藝術論的核心概念。他在《從摹仿到再現—傳統美學與分析美學藝術論核心概念轉變研究》中提出：柏拉圖“理論式”立場認為文藝世界是摹仿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又是摹仿理式世界，只是“影子的影子”，我們無法在其中獲得真理。屬于文藝作品分類的傳統經典作品按這套理論來說，也是無法“獲得真理”，只是對現實世界的摹仿。亞里士多德卻認為，文藝作品遵循著一定的原理對現實進行描摹或想象，并不低于現實世界。甚至有人將其解讀為文藝作品因其描繪的現實事物的普遍性高于現實世界，也就是說“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142張耀天和李羽茜（2020）著重講述了中國當代休閑美學體系的產生，也同時點出了整個中國傳統美學在當代的窘境和危機。他們提出：“中國當代休閑美學的誕生，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科技進步的成果，也是當下人為了擺脫經濟壓力、現實壓力，尋求個體精神解放的結果。”但同時科技發展也給中國當代休閑美學帶來了重大危機。這份危機為中國傳統美學共享。中國的美學史帶有農耕文化和儒道文化的色彩，中國傳統美學也是以這兩者為宗旨。但在農耕文明不是底色，甚至開始陷入僵化的現代，傳統美學與生活的溝壑日漸加深，到現在已達天塹的程度。與作品的時代、內容遠離無疑是傳統美學在當代難以回歸的主因。傳統美學何時回歸、傳統美學如何回歸都成為了許多學者研究的重點。一些優秀美學作品也順勢而生，如《美學概論》（2003）、《古典之殤》（2010）。

一、加強實踐性

面向改革開放，面向廣大城市和農村小學教育的需要，在課程設置的設計上加強了實踐性研究，第一，處理好“大”與“小”的關系，要培養新型的小學教師，又要使畢業生切實具有大學本科水平，既不能搞簡單的中師“延長”，也不能搞普通高師的“照搬”。在必修課里開設了《現代漢語》、《高等數學》、《寫作》、《普通生理學》等課程，在選修課中開設《古代漢語》、《兒童文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自然辯證法》、《科技發展簡史》等，使學生掌握較為寬廣、扎實的文化科學基礎知識。第二，我國農村人口多，居住分散，小學校小人少，有的學校還在進行復式教學，因此我們的畢業生的能力應是多方面的，即“多能一專”型。這樣在課程設計中還開設《體育》、《大學音樂教育》、《大學美術教育》、《大學英語》、《計算機》、《社會科學概論》、《自然科學概論》等必修課，還開設了文化素質課程要求每位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2-3門選修課，目的是讓學生各方面素質能力都有提高，更好地為小學服務，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第三，重視學生的教育實踐和社會實踐活動，加大教育實踐的比例，一、二、三年級各進行一周教育見習，四年級十八周教育實習，包括教育調查與畢業論文，對畢業論文以往的中師和專科生沒有明確要求，只是號召通過教育實習寫出心得體會，在小學教育本科專業，論文答辯不通過不能畢業，這充分體現了小教本科學生較強的研究能力和實踐能力。

二、強化綜合性

小學教育的特點是綜合性，小學生的特點是對教師有更多的模仿性，小學教師必須對小學生的德、智、體、美、勞各方面和諧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當代科學發展的一大趨勢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日趨整合。而在小學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過程中，課程的綜合化又是教學改革的主旋律。因此我們新的課程設置必須面對這種挑戰，適應這種要求。第一，在科學文化素質上，必須從小學教育實際出發，為師范生構建一個較完備的知識系統，建立以語文、數學、教育專業知識為主的知識體系。如語文學科的構建，本著“大語文教育”的思想，增加課時比重，融文學與寫作、教師口語、語言文字基礎知識、書寫等課為一體。語文學科的性質比較復雜，從語言文字上說具有工具性，從思想內容上說具有文學性，從知識內容（包括社會歷史生活知識、科學知識、理論知識以及語文知識）上說還具有知識性。這些性質是綜合在一起的，因此語文學科具有綜合性的特點。師范院校的語文教學在高中語文教學的基礎上進行語言和思維的綜合訓練，以思維增強語感，促進語言的鑒賞、評析和表達能力，使師范生掌握較系統的漢語知識、文學基礎理論和寫作理論等；同時通過大量文學作品的選讀，了解和把握中外文學發展的歷史概貌，以形成語言、文學、寫作等有機組合的知識體系。充分融合聽話、說話、閱讀、文學、寫作、書寫等語文能力的培養，在此基礎上形成勝任小學語文教學的能力。數學知識方面，在高中學習的基礎上，開設高等數學等課程，這些課程的學習對提高學生的數學修養、培養學生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強調理性抽象的數學思維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為勝任小學數學教學，特別是提高了學生畢業后指導小學數學競賽和小學數學課外興趣小組活動的能力。在形成以語文、數學、教育學科為主干的課程體系的同時，特別強調教育專業課的特殊地位與作用，力求科學構建系統的完整的課程結構。第二，在以語文、數學、教育學科為主干的課程體系中，還加大了思想政治課課程的比例，充分發揮學校思想政治課的德育主渠道作用，使未來的小學教師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具有良好的教師職業道德。除了國家規定的課程之外，還在選修課中開設倫理學、美學概論、社會學等課程。這些課程的開設不僅在于對學生進行文化知識的教育，而更重要的在于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紀律教育、法制教育，為小學教師綜合素質的提高奠定基礎。第三，在高中學習了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這六大基礎課的基礎上，開設兩門綜合性較強的必修課，即《社會科學概論》和《自然科學概論》。這兩門課程既注意了知識的橫向聯系，又體現了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的綜合訓練，同時要反映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研究的新進展，使師范生的知識面更開闊，為他們繼續深造終身學習打好基礎。

三、體現靈活性

以往的課程設置中，必修課安排的較多，選修課和活動課較少，學生的學習不可能有自主性和選擇性，畢業生在座談會上也說：“在校時學的課程有些沒有用，多開點選修課和活動課有利于我們的個性發展和創造能力的培養”。在小學教育專業課程設置中我們進行了一些嘗試。第一，加大了任意選修課的門類和比重，現設選修課30門，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興趣去選擇性的學習，而且鼓勵學生多選課，從評價制度上得以體現。評價制度中有合格加特長的學分，學生選學的課多，他的特長學分也多，這對學生的綜合能力評價是一個重要內容，這無論對學生的就業和對社會的貢獻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選修課的門類、內容還可以由學校靈活掌握。第二，加強對活動課程的管理和研究，活動課對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和創造能力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過去的課程設置中沒有被高度重視在組織管理上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將活動課分為三大類，即興趣組與社團活動，軍訓，勞動教育，而且這些課的開設遵循三個原則即求是性原則、實踐性原則、時代性原則。保證活動課有明確的目的和要求，內容和形式有利于學生的興趣和特長發展，同時有利于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獨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其次，活動課納入課程方案，就一定加強管理，要有授課計劃和教學評價體系，建立科學的活動課學習成績檔案，進行等級評價和成果匯報，將成績記入學生學籍。

四、確保發展性

在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體系中，文藝學作為基礎性理論課程，對研習其他文學課程，培養學生文學價值觀和建立知識能力結構，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對高等師范學院小學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文藝學理論課程的重要性延伸到職業培訓這樣的實用領域，延伸到文化素質養成這樣的綜合領域。該課程的教學改革必須調整思路，走出學院化知識的圈子，突出滿足專業建設需要的應對能力，增強理論課程服務職業型、文化型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適應能力。從目前教材建設來看，國內已出版幾種針對小學教育專業的文學理論基礎教材，如姚文放、趙慧平、王確等人出版的幾種文學概論教材，均是小學教育專業漢語言文學基礎系列教材之一［1］，但對于文藝學理論課程而言，這僅僅在具體課程上做了一定的嘗試，而其他相關的文藝學理論課程大多使用普通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材，并沒有明顯的專業特色。以管窺豹，文藝學理論課程以群像展開的針對小學教育專業的課程建設并不完善，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因此，綜合考量文藝學理論課程對小學教育專業發展的影響和意義，整體反思該系列課程教學改革的方向和路徑，是該課程群擺脫學院派純理論建設瓶頸，適應師范院校人才職業發展、綜合發展需求的初步嘗試。

一、適應培養方案，尋找課改契點

國內培養小學教育專業人才的高等師范院校，大多制定出定向于服務基礎教育，定位于綜合素質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以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為例，在“努力把學校建設成為以培養高素質小學師資為主的特色鮮明、湖南領先、全國知名的教學型本科師范院校”［2］的辦學理念下，該院經歷了由專科層次小學教師培養到本科層次小學教師培養的成長道路，逐漸摸索出本科階段小學教師培養目標，即“培養面向基礎教育第一線的綜合素質優良，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實用型、技能型小學教師”［3］。在這個目標下培養出的一線小學教師，既要具備小學教學、教育及管理的職業素養，又要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文化與藝體的綜合素質。這實際上就是職業型、文化型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培養目標。從培養目標看，社會對小學教育專業學生呈現出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小學教育專業文藝學理論課程的改革也迎來更大的契機。根據自己的學科特點，小學教育專業必然要突破傳統漢語言文學課程設置的限制，打破一般師范類及普通綜合類院校的模式，向實用性、專業型和開放性、素質型過渡，使學生在研習理論課程時，除了理性思辨的培養，理論體系的消化，還要適應復合型小學教師培養模式，從課程結構、教學內容、實踐方法、考評方式等方面進行全面改革，走出學院化理論知識教學的舊框，突出對新問題、新領域的應對能力，探索合理科學的文藝學課程教學的具體途徑。

二、調整課程結構，培植特色課程

文藝學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二級學科，擔負著傳授文學理論知識、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文藝觀念、訓練學生理性思辨能力和創作鑒賞文本等任務。小學教育專業的文藝學理論課程同樣肩負著傳授基礎文學理論的任務，但基于有特色的復合型小學教師培養目標，與普通高校同名課程存在著差異，需要在講授一定理論知識的基礎上，調整課程的結構，培植具有職業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文藝學理論課程，彰顯其獨特地專業價值，以及面對小學教師培養的適應能力。以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為例，文學概論、中西方文論是必修的基礎課程，從課程設置上來看與其他普通院校無異。而美學課程在以往都是文藝學限選課程，學院將其與小學教育教學聯系起來，開設了“小學美育”這樣的特色課程，這種適度改良是創新性的嘗試，開辟出一塊小學教育教學研究的新領域。該課程明確小學美育的專業定位，建構包括接受論、主體論、過程論、環境論等全方位的課程體系，秉著實踐性、審美性、師范性的原則，架設起完整理論體系與小學教育職業實踐之間的橋梁，探索諸如小學生的審美心理與審美活動的特點、小學教師的美育角色、小學各科教學的美育功能以及授課教師的審美修養等問題，為培養職業型、文化型相結合的復合型小學教師提供理論課程的實際支撐。結合教學實踐和小學教育專業學生的實際情況，對文藝學課程體系作這種結構性調整實屬必要。循著“小學美育”課程改革的思路，文藝學其他理論課程也可以進行有效調整。如文藝心理學，可以適當簡化基礎知識結構，選擇有專業依據的針對性知識要點，與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掛鉤，探尋小學教學中創作與閱讀文本的心理學特征，從而加強理論課程的職業化儲備和人文素質培養。寫作學課程除了講授寫作主體素養、寫作客體要素、寫作文體技法等基礎理論之外，應挖掘寫作技能實踐，歸納多樣化的訓練活動，開辟與學術論文寫作和小學教師職業寫作相關的專題，助推文藝學理論課程適應小學教師培養目標的整體框架建設。

三、整合教材優勢，完善教學內容

縱觀目前的教材建設，包括普通高校通行文藝學教材與針對小學教育專業編寫的文藝學教材，還是存在偏重體系化和缺乏職業針對性等不足，因而有必要兼顧體系化與專業化雙重特點，進一步完善文藝學理論各級課程的教學內容。高校通行教材往往從宏觀的角度建構理論課程嚴密而龐大的體系，強調體系的完整與內容的系統，強調“本質化”，內容上出現“哲學化”傾向，整個體系從理論到理論，不免艱澀。但作為理論課程，這種教材表現出理論的嚴整性和邏輯性，有利于學生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辨能力的養成，這是其明顯的優勢。而針對小學教育專業的文藝學教材，主要圍繞“文學概論”展開，并未輻射到其他相關理論課程，單就文學概論的教材來說，它們減少了純粹理論闡述的份額，降低了理論教材的閱讀難度，更有針對性的建立理論知識框架，將傳統型知識要點、前沿知識導入與職業一線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這是其突出的優勢。如果僅就“文學概論”而言，我們能比較輕松地整合兩類教材的優勢，完善教學內容，既保證理論課程的系統性和連貫性，又以前瞻性的眼光完善理論課程的實用性，滿足小學教育專業培養目標下職業素養培養和文化素養培養的需要。具體來說，“文學概論”課的教學內容可以緊扣小學教師文學鑒賞與文學創作的能力培養，提高其文學領域的指導能力，并增設“兒童文學概論”這一極具專業針對性的章節，以精深理論與批判眼光架設理論知識與特色專業的橋梁。這在目前的文學概論教材里還未出現，只是在“兒童文學”這個新的研究領域里涉及到，以一種“史”的眼光梳理兒童文學的發展情況，這種研究缺少開闊厚重的文藝學理論背景，也不具有獨立的理論研究條件，難以從理論的高度俯視整體兒童文學現象，概括兒童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因此，這是一塊亟待開墾的責任田。文藝學理論其他課程也應該嘗試將傳統理論體系與實用職業技能結合起來，在教學內容中增加針對小學教師文學教育水平與教學科研能力的實用知識，增強理論與實踐的粘合度，在強化學生職業意識的同時，打破封閉的理論體系，融入人文審美因子，培育學生情感性、體驗性、形象性的審美感知，實現綜合文化素養的提升。像文學批評課程，無論是中國文學批評理論，還是20世紀以來西方前沿性文學批評理論，都是純理論的，將這種艱深的理論知識全盤灌輸給小學教育專業的學生，并不具有適應性，大多學生都感到枯燥無味、艱澀難懂。如果將中西方文學批評理論與小學語文教學聯系起來，為小學語文教材與課外閱讀文本提供科學實用的文學批評依據，一定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課堂參與的熱情，并為培養合格的小學語文教師做出具體貢獻。如果將20世紀以來西方的文學批評流派帶入到對當下各種文化現象的解讀，像80后寫作、網絡小說、青春類小說、手機文學、超文本等青年學生關注和喜愛的現象，當然能拓展學生的人文素養，和關注當下、批評當下的能力。

一、新彝文的出臺及彝語文專業的設置

1950年,中央西南各民族訪問團在西昌專區訪問期間,就協助西昌軍管會對彝族語文進行了科學的調查研究,1951年1月設計了一套拼寫彝語的新文字。同年2月2日西昌專署召開發展彝族語文座談會,決定實驗推行這種新文字。中共西昌地委書記梁文英在這次座談會上,號召專區各機關干部努力學習彝族語文,決心長期為彝族人民服務。這個號召得到各民族干部和西昌民族干部學校、省立西昌師范學校全體師生的熱烈響應,從3月到7月,便先后在西昌和大涼山中心區的昭覺一帶,掀起了學習彝族語文的高潮。參加學習的干部和學員們都認識到學習彝語文的重要性,把這項工作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完成。西昌專區民族干部學校、省立西昌師范和昭覺的基層干部訓練團是當時熱烈學習彝語文的三大中心。發展彝族語言和實驗推行彝族新文字的工作,從一開始起,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結合著彝族人民的需要來進行的。因此,如彝族師資的培養,彝族小學和民族干部學校各科教材的編譯,彝族干部的識字教育,以及漢族干部的彝語文教學等工作,從1951年3月初便有步驟地展開了。西南民族學院也為了適應彝族地區社會需求,設立了彝語文專修科。這就是彝語言文學專業的前身。彝語文專修科開辦以后,采取了多層次辦學,多學制并舉的辦法,共培養新彝文編譯、教師和推行人員近2000人,成為新彝文最大的實驗教學基地。針對學生的不同層次和不同學制,編寫多種教材,在編寫教材和進行教學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開展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為新彝文的實驗教學以至新彝文方案的修訂完善工作作出了貢獻。彝族、漢族、白族、納西族、僳僳族等各族學員畢業后,有的被分配在彝族地區開展彝語文工作,有的在地方民主改革工作隊工作,有的在政府和部隊當翻譯;有的被分配到國務院彝文翻譯處為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全國黨代會和其他全國性的會議及活動做翻譯;有的被分配到省級機關和教育部門繼續進行彝語文人才的培養工作。1958年,民族語文工作受到嚴重挫折,民族語言委員會等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單位被撤銷,并取消了彝文學習、實驗推行等工作。彝語文專修科中斷招生。1960年5月24日,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四屆人民代表會議正式通過了撤銷“新彝文”的決議。

二、規范彞文的推行與彝語文專業的復興

彝語文工作曾經走過較長的一段彎路,教訓是深刻的。正如四川省委川發(1975)72號文件中指出的,“1951年創制的《涼山彝語拼音方案》(即新彝文)離開原有彝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條件不具備,沒有搞成。1958年停止推行后,又離開原有彝文直接推行漢文。也由于絕大多數彝族不懂漢話,只學漢文,形成語言和文字脫節,不容易學,也不容易鞏固”。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廣大彝族干部群眾一致強烈要求使用自己的原有文字。1974年9月,四川省委決定采用原有彝文,在整理、規范的基礎上予以推行。根據省委的決定,四川省民委和涼山州政府對原有彝文進行了整理規范,在原有彝文字的基礎上,以四川涼山喜德語音為標準音、以圣乍話為基礎方言,從近萬個原有彝文字中選出了819個原字加上次高調符號及一個替音符號共1165個規范彝文,并引入現代標點符號等新成份,制定出了《彝文規范方案》。規范后的彝文為表音的音節文字,不論其詞義有何不同,只要讀音相同,均用一個字表示。規范彝文有43個聲母,10個韻母,4個聲調;為了使書寫統一,彝、漢文對照翻譯時排列一致和使用方便,規范書寫格式一律從左到右橫排。《彝文規范方案》還確定使用國際通用的阿拉伯數字和彝文原有的數字。四川規范彝文使用范圍是北部方言區,包括涼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地區、甘孜州、樂山地區、云南西北部的寧蒗縣、昭通地區等。彝族人口共有230多萬,不懂漢語的占80%。規范彝文通過在四川省成功推行后,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西南民族學院也恢復了彝語文專業。當年,彝語文專業的考生除了參加全國統一高考以外,還要進行彝語文口試及面試,彝語文面試是委托考生所在地的語言文字工作部門進行的。當時,160多名彝族青年踴躍報考西南民院彝語文專業。最后錄取了49位作為恢復后的第一批彝語文專業大學生。

由于受當時條件限制,彝語文專業缺師資,缺教材,教師們夜以繼日地工作———編教材,用蠟紙刻印教材和輔助學習材料等,克服困難,艱苦奮斗,創造條件把彝語文專業辦得非常成功。當時彝語文專業在教育部的教學大綱中還未設立,所以,該專業不能以彝語文專業畢業,必須同時學完教學大綱規定的漢語文專業的全部課程方能畢業。為此,學生的學習負擔加重了一倍,一方面要學完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全部課程,一方面還要完成彝語言文學專業的全部課程,再加上學校為了辦好第一屆彝語文本科專業,要求教師在工作上一絲不茍,創造性、摸索性地教學,教學質量要求高,教學的各個環節一環扣一環,學生們背負雙重學習任務,刻苦學習,最后除了一位同學降級以外,其余48位學生都以優異成績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被分配到中央機關、中央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云南民族學院、四川省級機關、四川省教育廳、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四川省廣播電臺以及涼山彝族自治州州級機關和縣政府工作,成為第一批各條戰線的規范彝文工作骨干。由于師資力量有限,另一方面為了認真總結經驗和進一步改善、加強彝語言文學專業的辦學條件和教學大綱的制定,西南民族學院停止了1978年的彝語言文學專業的招生。在做好充分準備后,1979年開始,按照彝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大綱,進行了每年的常規招生。1977年恢復招生后,彝語言文學專業與藏語言文學專業和漢語言文學專業合并成立語文系。1984年,彝語文專業和藏語文專業脫離語文系成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1992年,單獨成立了彝語言文學系。2000年,彝語言文學系更名為彝學系。

2003年,彝學系更名為彝學學院。目前彝語言文學專業在校學生500余人,其中,本科生421人,碩士研究生70余人,彝學方向博士研究生11人。30多年來,彝語言文學專業先后開辦了短期進修、專業證書、中專、專科、本科、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各種層次的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班。迄今為止,已經在四川、云南、貴州、廣西、浙江等省區的彝、漢、白、藏、納西、哈尼、傈僳、壯、侗、佤等16個民族的考生中招生。先后培養了3000多名不同層次的彝語言文學人才。一批批彝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走向彝族地區,成為彝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建設者和骨干,為西南民族地區,特別是廣大彝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民族團結做出了積極貢獻。此外,還先后接收了來自美國、法國、瑞士、德國、波蘭、捷克、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和臺灣地區的留學生前來學習彝語文和彝族文化,為加強國際交流、宣傳彝族文化、逐步實現“中國彝學、世界彝學”的學科發展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歷經60年的艱辛創業,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的蓬勃發展,彝語言文學專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堅定地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辦學之路。目前,彝語言文學專業已經發展成為國家民委和四川省的重點學科、四川省品牌(特色)專業和教育部特色專業。2001年,彝學系被確定為四川省彝漢雙語本科人才培養基地。這些成績的取得,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的結果,是學校黨委正確領導的結果,是社會各界關心支持的結果。是一代代潛心于彝學事業的志士仁人無私奉獻、銳意進取、改革創新、傾注畢生的心血,共同寫就了彝語言文學專業發展壯大的華麗篇章。

三、彝語言文學學科專業在改革中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