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思想史全文(5篇)

[摘要]研討式教學在課堂上圍繞著問題進行研討，而《經濟思想史》是一門側重于理論的課程，如何在這類課程中應用研討式教學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本文基于在課堂上開展研討式教學的切身體會，深入探討《經濟思想史》課堂開展研討式教學的必要性，開展和構建研討式教學的情況，最后提出應用研討式教學的建議。

[關鍵詞]研討式教學；《經濟思想史》；教學構建；經濟學專業

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迅猛發展，人才競爭日益激烈，當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文化的進步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依賴知識的生產和人才的運用。作為傳承文化、傳遞知識、培養人才的根本途徑，高等教育正面臨著各種挑戰。為了順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國高校教學改革的現實需要及對具有綜合素質人才的必然需求，大學的教學任務不再是單純的傳授知識，而是讓學生在發展智力的同時更多地掌握學習方法和途徑，真正教會學生如何選擇知識、并將知識用于實踐以及用所掌握的知識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而研討式教學法有利于師生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互動，可以充分發揮師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由探索的習慣和批判、開拓創新精神。國內很多學者和一線教育工作者對研討式教學法的內涵進行了論述。郭漢民教授認為，研討式教學法就是將“討論”與“研究”組合在教學的全過程中具體開展五個程序即教師示范與布置任務－學生查找資料、撰寫講稿－學生參與講課、師生共同討論-教學總結、評價的教學方法[1]。苗東利等認為，研討式教學是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教師創設問題情境，然后師生共同查找資料，研究、討論、實踐、探索，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使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2]。曾明星等將用研討的方式開展教學的一種教學方法稱為研討式教學。雖然經濟學相關課程教學方法和手段逐步多元化，但涉及探討研討式教學在該專業教學中運用的文獻不多[3]。張連輝，分析了研討式教學在本科經濟史教學中的應用，并指出，首先需選擇合適的研討題目；其次示范講解；課后還需適時檢查指導學生的準備工作；再次組織課堂討論，最后總結評述[4]。金賽美根據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特點規律，認為運用研討式教學模式首先要堅持以問題為牽引，引導學生通過相互探討來研究、解答西方經濟學的疑難問題[5]。鄒曉涓通過問卷調查和實踐表明，研討式教學應注意以下三個問題中的實現：“營造平等有序的討論氛圍；及時、客觀評價學生討論的效果；鼓勵學生追求真理的探究精神”[6]。本文以筆者在《經濟思想史》課堂上開展研討式教學的情況和體會為基礎，深入探討《經濟思想史》課堂開展研討式教學的必要性、構建情況和應用建議。

一、《經濟思想史》課堂實施研討式教學的必要性

(一)當前普通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需要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要全面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而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以倡導啟發式教學和研究性學習為核心，探索教學理念、培養模式和管理機制的全方位創新。在《經濟思想史》課堂上實施研討式教學符合這一創新要求，也是報告加快教育現代化，實現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需要。

(二)信息化條件下教學模式的要義所在

摘 要：  

理論的形成與構建離不開相關出版物的載體傳播。民國時期財政理論體系的構建過程，在這一時期的財政類出版物中得以反映。本文從分項數量、框架比例等方面對民國時期財政理論的出版發行狀況進統計分析，以時間序列對財政理論體系進行回顧，以學科類別的橫向差別對其進行區分，不僅是對民國時期財政理論形成的過程進行再現，也對其結構特征展開了分析，從而清晰地描繪出民國時期財政理論體系構建的基本軌跡。

關鍵詞：民國時期; 財政理論; 出版物

一、引 言

思想本質上是社會意識的理論化。就思想與社會的關系而言，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某些特定的歷史進程就是整個社會的觀念和意識在平民大眾的 “需求”與 “意向” 基礎之上激發的能動。正如梅爾茨所說: “潛在的思想”包括 “成千上萬的人抱有的朦朧的向往……數不盡的希望，無數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決實際問題的努力。”［1］因此，思想史不僅除不去社會的時代烙印，更是撇不掉平民大眾所代表的一般性屬性。而長久以來，針對思想史的研究，精英智者和經典文本成為重中之重，在評定影響的過程中，精英智者和經典文本占據了所有的決定性，進而在精英經典與平民大眾的選擇中失之偏頗。財政思想史學的研究也概莫能外。葛兆光曾針對此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看法，他反對思想史僅僅是精英史和經典史，提出精英與經典未必就起決定性作用，認為還有一種 “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的歷史”［2］不容忽視。這并不是否認精英與經典的性，也并非是要挑起精英經典與平民大眾之間的抵牾，而是在思想史研究過程中，更強調作為精英與經典的知識源泉———平民大眾 “潛在”思想的性。民國時期，財政成為經濟領域內一大內容，財政理論在經濟學界同樣占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日益窘迫的財政現實問題面前，從政府官員到學界學者，從業界精英到報刊記者，無不投身激辯、討論當中。借出版物表達自己言論更是成為常態，或以書籍出版為窗口著書立說，或借有 “短平快” 的期刊為論辯陣地。可以說，民國時期財政理論體系的構建發端于現實財政問題，交織糅合進西式財政學理解中，而催熟于財政類出版物的載體交流中。因此，使用現代經濟學的統計分析方法，以出版物為樣本，對民國時期財政理論的出版發行狀況進行統計分析，不僅是對民國時期財政理論形成的過程再現，可以對其結構特征進行分析，還能清晰地掌握財政理論體系構建的基本軌跡。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數據的選擇

( 一) 研究方法

農業是為國民經濟提供原料和保障的第一產業。農業發展的歷史悠久，但農業思想并沒有伴隨農業的發展而發展，而是滯后于農業的發展。最初農業思想只是零星的農業經驗的敘述，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而社會主義農業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包括沒有現實政權支撐的理論構建和有現實政權支撐的社會主義建設兩個時期。對以往的社會思想史研究不僅僅是總結過去的農業演變史，更是希望能通過分析、研究過去農業思想演變，對當前的農業思想的建設給予啟示。農業生產者大部分依據前人經驗進行生產，讓他們進行經驗總結、形成系統思想并不現實，因而農業生產與理論研究之間有一定距離，農業思想研究出現空白，急需填充。由李典軍著寫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史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6月版）一書，詳細探討了從思潮到運動時期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的演變，整合散落的各類著作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形成系統的理論，從而為當前農業的政治工作和農業建設提供參考。總覽全書，呈現出以下特點。

1、脈絡清晰，為政治工作提供系統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

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它是某一階級或團體為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有計劃地用一定的思想觀念對人們產生一定的影響，并最終使得這種影響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工作。本書以起源、形成、發展的時間順序，分國家進行敘述，系統研究社會主義從思潮到運動時期的農業思想。本書共九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三章，介紹了英國、法國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起源以及英法兩國因為國情不同而將古典經濟學分別發展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情況；第二部分是第四章到第七章，主要敘述社會主義農業思想起源后，馬克思恩格斯農業思想的形成，談論第一國際對土地問題的爭論、法國工人黨的土地綱領、德國社會農民爭論等問題；第三部分為最后兩章，主要講在馬克思恩格斯農業思想形成后，其影響輻射到其他國家，在各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這些農業思想與其他的政治經濟學一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這樣脈絡清晰的理論陳述，勢必為政治工作的思想工作建設提供便利。

2、敘述生動客觀，為政治工作建設做生動宣傳

不同于一般的晦澀高深的思想史研究書籍，本書開篇給人輕松、生動的感覺，通俗易懂。本書用類似講故事的手法陳述，如從莫爾的生平引入，再結合他的著作《烏托邦》，介紹英國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的源頭之一的“農業烏托邦”，通俗而貼近現實；從下層貧民溫斯坦萊的生平引入，結合他的著作《自由法》闡述英國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的另一源頭“土地自由論”。此外介紹法國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時也是采取同樣的方式，闡述摩萊里的農業思想、馬布里的農業哲學等法國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的起源，這樣的角度切入，不會晦澀深奧，容易消化接收，同時能夠有效宣傳社會主義農業思想，為政治工作服務。再是觀點敘述客觀，如在介紹古希臘思想家農業思想的影響時，闡發“隨著人類人口的不斷增加和向農業的轉變需要立法來維持”“農業和手工業是城邦的基礎”“土地平均分配思想”等，就用“柏拉圖認為”“在柏拉圖看來”來陳述觀點。這說明本書的編著客觀生動，便于理解，利于政治工作宣傳。

3、角度新穎，將農業和社會主義思想結合，創新政治工作思維

本書將農業與社會主義發展脈絡相結合，為政治工作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改變了以往從政治角度敘述的單一而沒有創新的現象，考慮到現實情況的多樣和變動。將思想研究與農業領域結合，開拓了新領域，這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因而研究早期社會主義農業思想，把握農業和社會主義的辯證關系，深入了解他們的差異和聯系，了解社會主義背景下的政治工作與經濟、思想的關系，能夠更好地服務當前的農業理論和政治工作，也利于改變固有的思維、創新政治工作思想、開創新的政治工作思路、尋求新的政治工作方法。綜上，本書脈絡清晰，能為政治工作提供系統的社會主義農業思想；敘述生動客觀，能為政治工作建設作生動宣傳；角度新穎，將農業和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能創新政治工作思維。本書這些優點，突顯了居于所有工作首位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對政治工作的思想工作、宣傳工作起到建設性作用。

〔提要〕經濟增長的多寡意味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經濟增長注定伴隨資源環境約束。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隨著問題的出現，人類面對、研究、解決，并最終逐步達成共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下，尋求人類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

〔關鍵詞〕經濟增長;生態經濟學;環境

一、經濟增長與超載的世界

經濟增長支配著當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須服務經濟增長。現行的經濟、政治、社會系統穩定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沒有盡頭的經濟擴張和與此關聯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創造高稅收才能減少赤字；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財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維持社會凝聚力也需要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至上主義”已經讓世界超負荷運轉并惡化了環境問題、氣候問題、收入不均等問題。世界經濟在增長，但生態系統不會隨之增長。增長意味著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腸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資源轉換成更多的廢物，以滿足經常性破壞性的個人欲望（Daly，HermanE，2014）。當今天的科學家們談論氣候變化條件下“沙塵暴”越來越多時，實際上預示著一種劇烈的生態與社會的改變。這些可預計的危機也必將帶來劇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態經濟學的歷史發展過程

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自古希臘人以來就一直爭論著，包括財富創造的極限、美好生活的意義、如何實現個人福祉和社會福祉、倫理與行為、價值認識論和炫耀性消費的心理和社會影響。這些現代主題的推理與觀念線索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料中均可檢索到，并喚起很多被主流經濟學家遺棄和忽略的話題，包括亞當•斯密（1759）有關社會動因的作品、馬爾薩斯（1798）關于人口與貧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關于對再生能源依賴的作品、約翰•斯圖爾特•米爾（1848）關于穩態經濟的作品、馬克思（1867）關于剝削、階級沖突與資本積累的作品、凡勃侖（1899）關于演進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費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經濟學的浪漫主義批判作品也與這些主題相關聯。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態經濟學歷史脈絡中的一些有限嘗試，但最具價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關于能源—環境方面的論文。生態經濟學雖發軔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僅有濫觴之力，盡管一些經濟學家在形式上和實質上表達了至今仍舊流行于生態經濟學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經濟學與環境的關系，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論和基于環境問題制度分析的廣泛寫作。但其不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評在廣度與深度上遠遠領先于那個時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關現代工業經濟的著作各自涵蓋了自我控制市場經濟體與公司的興起，兩者都明確地將其主題與環境退化聯系起來。20世紀60年代，《寂靜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彈》（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預示了對環境問題一種更普遍和廣泛的社會覺醒。經濟增長問題也被置于議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運動倡導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去物質化、選擇簡單隨意公社式的生活。不過，流行的環境文學作品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風生水起，然后進入到經濟辯論之中。辯題也從人口增長（EhrlichandHoldren，1971）擴展到對經濟增長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對生產方式的質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長對社會的巨大影響（Hirsch，1977）。與此同時，激進的環保主義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經濟學里，能源危機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環境問題（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這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輕蔑與反對（如Beckerman，1974），這類經濟學家過去和現在都與公眾認知大相徑庭，對技術工業污染給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脅不以為然。滴滴涕與人類和動物的出生缺陷之間的關聯性是一個開端，武器測試的核輻射、核工業事故、溫室氣體、臭氧層空洞、酸性沉積物、濫伐森林陸續成了政治議題和國際研究項目。工業技術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強加給人類很多的怨恨、憂慮、恐懼和無奈。以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后果而言，經濟增長具有惡劣的誤導性（Mishan，1969）。人們認為，環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經濟學以外的價值（Krutilla，1967），但這些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論框架（Kneese，1984）。最基礎的訪談數據結果對人類心理學與動機的經濟模型提出了質疑（Spash，2008）。在正統經濟學內部，偏好功利主義、最優控制模型、折現、一元論價值體系和教義化的數學，嚴重限制了批評、創新和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的能力。然而，環境經濟學家也沒有能力開宗立派，他們固執地教授一個核心模型，將污染描述為易于糾正的兩個參與者之間的局部問題，是一次性的市場失靈（Spash，2010）；更糟的是，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將污染視為一種最優行為（Mishan，1971）。因而，20世紀70年代，那些對環境問題發表激烈評論的經濟學家普遍發現他們以及他們的思想在那個十年被邊緣化了，其因在于他們的評論太具強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發表了一篇經濟熵的文章，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長遠地看，增長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礎性改革。他從人口規模、生態系統壓力到變革需要的時間以及人類系統可能變化的速度之間的推理導致對人類社會的懷疑。經濟系統與倫理道德判斷的分割，既要關注活著的同類，也要關注未來子孫。赫爾曼•戴利（1977，1992）認為，面對經濟熵定律和對增長的批判，最好的目標選擇是“穩態經濟”。否則，大自然的反饋循環將迫使我們這樣做，那時可能就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更多激進文學作品和思想者的潛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屬于主流陣營，將其廣泛的多產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義思想體系之內，包括機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義，而正是它們限制了環境經濟學家的早期努力。為實施環境評估，測度與價值問題成為生態經濟學的高頻議題，部分原因是嘗試理論“包裝”，以便為采取行動吸引經濟和政治支持。后來，環境影響的物理計量技術也被開發出來，如生態足跡。更多的成本，如效益類型的研究也擴展到生態事務當中。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如果像在市場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樣處理生態系統會存在嚴重問題（Spash，2008b）。于是，一種“混改”式的作品出現了，因為沒有哪一個經濟理論能從過去經濟學實踐中發展一個連貫一致的價值理論的基本問題。

三、結語

摘要：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家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高度重視。多次提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整個經濟領域的重要性。在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學教育體系“西化”現象嚴重。但是由于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很多方面存在的差異，決定了西方經濟學將永遠替代不了政治經濟學。面向當代經濟，創新政治經濟學科，從理論到實踐增加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把握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是發展經濟學教育體系的根本途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學教育體系；“西化”

一、提出背景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國經濟逐步和國際接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現實經濟問題也逐漸浮現，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理解我國現實經濟問題有極大的幫助，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重大的意義。多次要求把現實經濟和政治經濟學聯系起來，提倡學好政治經濟學，用政治經濟學來解決現實問題。2014年7月8日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主持召開第三次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再次強調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領域出發，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而并不是服從和照搬方法論原理，因此需要對不同的經濟制度加以界定。

二、經濟學教育體系的“西化”現象

目前我國經濟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于經濟學教育體系嚴重被“西化”，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處于不利地位。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教學設置上，諸多財經類高校熱衷于西方經濟學。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學課時少，并且有選修化趨勢。在相關的課程安排方面，西方經濟學開設的課程遠遠大于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涉及到的科目從本科、碩士到博士有微觀經濟學（初中高級）、宏觀經濟學（初中高級）、計量經濟學（初中高級）等。相比之下，政治經濟學科目僅僅涉及到一小部分，其中本科生開設的科目最少，而大部分高校碩士階段開設的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科目也不多，只有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等。部分高校將這類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學科作為選修課程設置，有的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經濟學。在教學內容上，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傳統，缺乏創新。很多高校關于政治經濟學局限于資本論的講述，在教學過程中照搬原物，沒有對授課內容進行思考，這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講解變得枯燥和死板。長期采用的死板型、灌輸型的教學方式與學生的預期形成對比，導致大部分學生對該學科具有抵觸情緒，學習熱情低迷。部分高校老師試圖作出改變，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創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受到國家以及高校投入科研經費的限制，使得政治經濟學科的教研水平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導致政治經濟教學成為教條主義。在招生方面，目前絕大部分高校在碩士博士招生過程中并沒有將政治經濟學作為考試內容，而是將西方經濟學作為考察重點。部分高校將政治經濟學學科納入考試內容也出現如下特點：西方經濟學所占的比重高于政治經濟學，使得考生在學習過程中將重點放在了西方經濟學上。從招生結果來看，政治經濟學相關專業，例如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等專業錄取分數平均低于西方經濟學。另外，在課程的培養方案方面，盡管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個經濟學科都從屬于經濟學，但絕大部分高校對于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培養方案不一樣，西方經濟學的課時普遍高于政治經濟學，這同樣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程度降低。在師資力量方面，目前國內重點院校在招聘過程中除了看重學術能力外，還關注學歷背景。為了提高學校學術績效，有些院校在招聘過程中直接貼著海歸字眼，部分高校將重點放在西方經濟學上面，認為海歸所掌握的西方經濟學更加受到歡迎，同時海歸掌握的計量方法在期刊方面收獲更大，因此造成了經濟院校師資力量方面也逐漸海歸化。另外，在評職稱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現象，嚴重打擊了國內政治經濟學研究學者的積極性，也使得國內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程度逐步降低。在分析工具方面，現代中國經濟研究盛行著“計量拜物教”潮流。關于“計量拜物教”潮流問題，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對于的一項要求就是必須有西方經濟學的計量分析，眾多的研究學者都知道如沒有計量的分析工具，經濟學論文很難在一些權威的期刊上刊登。譬如SSCI這種權威期刊已經成為了西方經濟學的基地，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相關期刊是不可能在該刊物上刊登的。現在經濟學研究將分析工具重點放在計量上，主要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度不夠，理論與實踐差距較大，難以體現專業性。

三、經濟學教育體系“西化”替代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