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形勢政策全文(5篇)

摘要:我國開始面臨嚴重的經濟金融問題，只有根據金融行業實際情況采取科學的宏觀調整措施，才能緩解嚴重的金融壓力，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提高我國經濟水平，該問題已經成為政府部門急需解決的問題。嚴峻的金融環境和貨幣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加，農村信貸制度也在不斷變化，這些問題使宏觀經濟金融形勢更加復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現出我國已經進入經濟改革的重要時期，所以，要根據國家的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制定相應的宏觀調整措施，幫助企業發展和進步，從而推動我國經濟飛速發展。

關鍵詞:宏觀經濟；金融形勢；金融支持經濟發展；探討

在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和產業不斷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全新的宏觀經濟金融形勢下，金融行業要根據發展經濟的要求促進經濟發展，開發各種金融產品。因此，要以我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為基礎，做好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對此，本文首先說明宏觀經濟金融的形勢，然后詳細闡述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措施。

一、宏觀經濟金融形勢

(一)制造業投資出現回落現象根據近幾年制造行業的投資情況可以看出，制造行業投資增速在漸漸下降，例如在2018年，如果以企業注冊類型為劃分標準，私人控股所占的比例為整體制造行業的69%，國有控股占整體制造行業的16.3%，通過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市場的變化直接決定制造行業的增長速度。如果以目前國內外的市場情況來看，預計我國制造行業投資增長速度會出現回落現象[1]。

(二)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斷增大目前，我國貨幣的供應數量在不斷上漲，和過去相比上漲了十個百分點，將現有貨幣供應數量和上期比較，得出上漲的比例大概是25%，增加貨幣印刷數量的措施主要是因為中央銀行為了解決快速增長的外幣儲備以及不斷擴大的銀行信貸規模等問題，從2019年銀行人民幣貸款的數額來看，與之前相比也增加了大概20億元左右，如果和同期的增長數量相比也大概有8%的增長率。貸款總金額已經遠遠超過過去整年的增長量。若是按照這樣的速度發展，那么估計貸款數額也會不斷增加，甚至在某一年會達到最高貸款額。有關部門曾做過相關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貸款金額都是向商業銀行申請的，少部分的貸款是采用其他形式發放的；并且調查結果也可以看出貸款的使用類型，其中建設基礎設施大約為20%左右，農業貸款在15%左右，個人戶和私營企業在20%左右，票據大約在25%左右，消費貸款大約在25%左右，這些貸款類型總計實現15000億的貸款資金。根據這些調查結果可以清楚的看出很多新增的貸款項目沒有任何秩序，申請貸款的人員無法充分利用貸款投資，隨意投資各種項目，把貸款資金投資到鋼鐵或者金屬等比較成熟的行業中，導致出現貸款資金浪費的問題，那些需要資金支持的行業反而得不到支持，使其無法在市場競爭中更好的生存，甚至面臨破產等問題。另外，消費需求和投資增長之間無法匹配，導致消費和積累的矛盾越來越嚴重。這些現象都代表通貨膨脹的壓力在不斷增加，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甚至可能阻礙未來經濟的發展，給經濟帶來較大的波動。因此，要認真調整貨幣政策，減少銀行貸款數量，讓資金回籠。

(三)經濟金融宏觀調控壓力較大宏觀調控經濟金融需要面對較大的社會壓力，宏觀調控經濟金融不僅需要面對內部壓力，例如政治擴張需要經濟支持、拉動內需需要經濟支持等，而且還需要面對國際壓力，比如，各個大國一直蠢蠢欲動想占據我國經濟市場、我國人民幣現階段面對通貨膨脹問題，使人民幣被迫升值。所以，我國宏觀調控經濟金融要面臨巨大的壓力，如何調控成為現階段發展經濟，提高經濟水平的關鍵問題，綜合如今經濟發展的形式來看，第一步要解決人民幣被迫升值的問題，使人民幣匯率趨于平穩，但是接下來應該解決哪個壓力問題并不明朗，比如，如果想更好的管理中央銀行房貸業務工作，就要面對社會各界人士的反對，國務院下發保護房地產企業發展的有關通告被社會各界人士所支持，而中央銀行和政府部門的一些有關宏觀調控經濟金融的政策反響卻不是很好，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一些強勢的經濟集團在起著主導作用。國內和國際的經濟環境比較復雜，嚴重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對提高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我國要平衡好各個方面的關系，使國內的消費需求不斷增大，降低對國外經濟的依賴程度，使經濟向著可持續方向發展，滿足建設小康社會的需求和要求[2]。

摘要：我國的經濟形勢更加復雜，宏觀調控的重點內容發生變化，經濟運行仍然面臨挑戰。結構性減稅具有重要意義，能夠推動穩定經濟社會秩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深化稅制改革。為了使經濟社會穩態發展，我國需要采用結構性減稅政策，構建新的政策體系。

關鍵詞：結構性減稅；稅收制度；改革策略

一、新形勢下我國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原因及重要意義

（一）新形勢下我國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原因。首先，我國的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政府宏觀調控需要加強，結構性減稅作為重要的調控手段，順應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經濟危機爆發之后，我國經濟受到影響，國家頒布了新的財政貨幣政策，形成了新的經濟發展計劃，并確定了投資規模，將產業發展作為重點。在國家調控作用下，經濟發展狀態逐漸趨于穩定。在之后幾年間，我國政府加強了宏觀調控，將著眼點放在經濟結構上，變革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穩固了我國的經濟基礎，帶動了各個行業的經濟增長［1］。從工業經濟來看，我國工業企業逐漸增多，工業經濟附加值不斷增加，且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越來越大。從農業經濟來看，我國農業生產水平不斷提升，農產品價格穩中有變，糧食供應較為充足。從社會消費上來看，國民消費水平越來越高，拉動了經濟發展，改善了我國的經濟形勢。其次，隨著時代的不斷更迭，如何加速經濟發展，改進經濟模式，成為國家關注的重要問題，結構性減稅有助于緩解矛盾問題，降低經濟風險。我國開展產業結構調整，制定了經濟結構戰略，實現了產業的協同發展。政府擔任著重要的工作責任，需要進一步擴大內需，構建長效發展機制，逐步擴大投資規模，滿足人們的現實需求［2］。在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也需要看到經濟社會存在的問題：通貨膨脹危機仍然潛伏，對政府宏觀調控提出了挑戰；產業發展模式仍然滯后，產能過剩問題仍然明顯；居民收入差距懸殊，消費能力有待提升；國際貿易矛盾猶存，擴大外需十分必要。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仍然面臨以上問題，為了保證宏觀調控的靈活性，使經濟社會穩態發展，我國提出了結構性納稅政策，構建新的政策體系。（二）新形勢下我國實施結構性減稅的重要意義。具體而言，結構性減稅的重要意義如下：首先，結構性減稅可以穩定社會秩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在經濟危機爆發后，我國對當下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分析，根據經濟發展形勢制定了減稅增稅方案。對于購置1.6L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車，可以適當減少汽車購置稅。對于煙草企業，適當增加煙草消費稅。這些措施不僅推動了社會發展，且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其次，結構性減稅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為了讓人們有房可住，政府采用了系列減稅舉措，包括租房減免稅收、購房減免稅收等等。如果個人購買九十平米或以下的住房，可以降低稅率征稅。在經濟逐步穩定后，我國又出臺了新的政策，調整了征稅方式，豐富了增稅政策的內容［3］。政府在收入分配調節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免收個人所得稅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收入。再次，結構性減稅可以增加我國的對外貿易額。為了增加貿易額，優化進出口產品結構，我國適當降低了關稅，使“引進來”與“走出去”充分結合。國際經濟形勢不斷變化，我國對稅率進行了靈活調整，提高和降低了不同產品的退稅率。最后，結構性減稅可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包括所得稅優惠政策、增值稅優惠政策等等。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作用下，我國探索了節能減排之路，相關企業可以得到稅收優惠，實現穩態發展。上述結構性減稅政策都對社會發展產生裨益作用，穩定了經濟秩序。為了助推國家發展，我國應該繼續發揮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作用，實現宏觀調控的大目標。

二、新形勢下的結構性減稅與稅制改革策略

結構性納稅是一種調控政策，具有靈活性特征。結構性納稅對經濟發展有裨益作用。在2009年我國實施了新增值稅等條例，結構性減稅被落實到制度上。增值稅抵扣范圍加大，對部分人群的稅務征收率降低。結構性減稅并不是一味地“減稅”，而是有增有減，能夠順遂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國開展了稅收體制改革，結構性減稅助推了稅收改革的發展，加快了稅收改革的步伐，優化了我國的稅收政策體系。（一）收入調節。我國征收個人所得稅，構建了完整的稅收機制。當前我國搭建了稅收信息網絡平臺，整合了個人的繳稅信息，掌控了納稅人的個人情況。但是各職能部門、各管理部門的信息互通仍然不足，網絡對接條件仍然欠缺［4］。當前我國并未完全獲取納稅人的信息，需要通過結構性減稅政策，對個人收入分配進行有效調節。個人所得稅征收機制的完善勢在必行，我國應該改進計征方法，對個人薪資計征方式進行有效調整。在完善征收機制的同時，也應該適當增加個人工資收入，滿足個人的現實需求，保證個體能夠改善生活條件，提高生活水平。當前我國形成了科學的稅率結構，各個級別的差距擴大，這樣能夠緩解部分人的繳稅壓力，擴大個體的可支配收入空間。科學稅率結構對高收入者產生影響，其可以刺激高收入者消費，調動高收入者的消費欲望。在結構性減稅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應該考慮各類勞動的稅負情況。我國應該進一步減輕稅負，嚴格按照稅率征稅，保證社會公平，實現個體發展。（二）刺激消費。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個體工商戶越來越多，為了增加其收入，需要降低貨物勞務稅收，增強個體工商戶的生存能力。在必要情況下應該提高稅起征點，國家需要準確評估國民消費水平，科學分析利潤率水平。為了緩解工商戶的生存壓力，保障其經濟利益，可以將增值稅起征點改為免征額，這一稅收政策能夠擴大工商戶的經營性收入，帶動工商戶的消費。我國可以適當降低消費品增值稅稅率，刺激居民消費。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會應用各類產品，稅率過高會影響產品購買，因此應該對日用品采取低稅率手段。我國目前構建了完整的稅收政策體系，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政府可以推行優惠政策，鼓勵支持引導服務行業的大力發展，推動現代服務業的變革。從長期來看，應該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不斷完善稅收結構。從短期上來看，應該體現稅收的調節作用，加大管理力度，凸顯管理實效［5］。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政府需要把握市場經濟的發展脈搏，培育一批新興產業。在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可以采用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引導新興產業更新產品結構，為消費者提供便利。對于不符合節能減排要求的企業，應該適當加大消費稅，以此在全社會形成可持續發展風氣，增強企業的發展活力。（三）結構調整。稅收政策會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裨益作用，我國應該改進經濟發展方式，將稅收政策作為結構調整的鑰匙。創新是民族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我國應該鼓勵企業大力創新，為企業預留科技開發風險準備金等，解決企業的后顧之憂。政府應該增強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對于高科技成果給予政策優惠。近幾年來，新興產業出現，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6］。我國應該將著眼點放在新興產業上，出臺相應的稅收政策，使新興產業享受政策優惠。為了培育高科技人才，政府應該給予個人所得稅優惠。企業內高素質勞動者可以享受政策優惠，減免個人所得稅。經濟社會需要與生態社會協調發展，政府應該構建生態稅收體系，強調生態保護和資源節約。以資源稅為例，政府應該調整計稅依據，按照資源儲量來確定起征點等。

參考文獻

一、2012年世界經濟形勢依然比較嚴峻

（一）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債務困境、失業困境、經濟增長乏力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效力遞減困境等挑戰

從債務形勢看，歐債危機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目前已經出現了由希臘等“外圍國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國家”蔓延，從公共部門向銀行業蔓延，從西歐地區向東中歐地區蔓延的趨勢。由于歐元區內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國家經濟增長疲弱，借債成本增加，歐債危機形勢可能還會繼續惡化。2012年一季度，歐元區部分國家陸續到期的國債總額近1萬億歐元，資金缺口在7000億歐元左右，到時很可能出現部分國家違約的風險。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100%，奧巴馬推動的減赤計劃進展也不順利。考慮到州和地方政府情況，美國債務形勢更加嚴峻，處于危機邊緣。日本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高達200%，中央財政支出每年用于國債利息支付的比重約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債務融資。盡管日本債務主要由國內投資者持有，但債務的惡性循環與日本國內政局動蕩疊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債務形勢惡化。2012年若出現歐債危機的“重災國”無序違約的情況，很可能會導致主要發達國家集中進行債務重組，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沖擊。從就業形勢看，失業率高企是主要發達國家的頭號難題，預計主要發達國家嚴峻的失業形勢將延續至2012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失業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現出長期化的趨勢，出現了四五十歲白領大量失業的問題。歐元區2011年11月份的失業率上升至10.3%，創1998年6月以來的新高。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失業率均創下歷史新高，分別高達22.8%、18.3%和12.9%；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失業率分別為9.8%、8.5%和8.3%，都創下了2011年以來新高；德國和荷蘭失業率分別為5.5%和4.8%，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從經濟增長形勢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均比較疲弱。美國經濟復蘇放緩，2011年前三個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分別為0.4%、1.3%和2.0%（均為環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總體上看，2012年美國經濟形勢有可能維持低速復蘇的態勢。歐元區經濟下行風險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歐債危機拖累，歐元區經濟下行趨勢明顯，二季度經濟增長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環比），曾經表現強勢的德、法兩國經濟幾近停滯，三季度歐元區經濟僅同比增長0.2%。目前，反映歐元區經濟信心的經濟敏感指數、商業景氣指數和制造業PMI指數已經連續7個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長期平均水平。日本經濟在地震災后重建帶動下實現了緩慢復蘇。但從中長期看，日本經濟仍面臨債務負擔沉重、勞動力缺乏、內需不足、產業空心化等很多深層次問題，導致經濟發展缺少動力，在世界經濟中難以發揮重大作用。從政策空間看，受制于主權債務高企，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受到嚴重制約。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也很有限。美聯儲在金融市場上“賣短買長”，實施“扭轉操作”，但能否啟動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前景仍不明朗。同時，工資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劇了美國的核心通脹壓力，美聯儲有可能被迫提前結束低利率政策。歐洲央行連續小幅降息，將歐元區內利率降至1%，近期又啟動了期限長達3年的長期再融資計劃，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但對解決歐債危機和促進歐元區實體經濟增長可能仍然不夠。加之歐元區內通脹抬頭，將對歐洲央行的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形成制約。

（二）新興經濟體整體上經濟增長較快，但還難以承擔起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經濟增長預期下降

盡管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已經率先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實現了全面復蘇，但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大規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負面效果也開始顯現，同時發達經濟體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新興經濟體國內的通脹壓力不斷加大。在金磚五國中，印度和俄羅斯的通脹率均高達9%以上，巴西和中國的通脹率也分別達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疲弱,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新興經濟體，使其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摩根斯坦利預計拉美各經濟體2011年經濟增速將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至3.7%，而此前為4%。高盛下調巴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自4.5%至3.8%。俄羅斯經濟一季度增長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長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長4.8%，但總體上看增長速度仍然緩慢，摩根大通將俄羅斯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4.5%下調至3.7%。印度政府將2011—2012財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8.2%，之前對經濟增長的預期為9%。近期隨著經濟的減速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化，部分新興經濟體匯率明顯貶值。2011年4月底以來，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貨幣對美元匯率均貶值10%以上，有的貶值幅度達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時間內，這些國家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也出現了幅度在6%以上的貶值，上述國家貨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多數發生在7月份以后的3個月內。貨幣貶值反過來加快了資本流出的步伐，國際收支狀況惡化，有的已經影響到實體經濟部門，工業生產減速甚至出現下降。新興經濟大國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上述情況，這些現象的同時發生，在歷史上往往是新興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國的對策

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以及由此帶來的政策取向，將對我國經濟走勢和宏觀調控帶來挑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將抑制我國外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將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使我國可能再次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輸入型通脹壓力、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壓力和“熱錢”流入壓力，加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國際經濟的嚴峻性和復雜性，堅持“穩中求進”的指導思想，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下，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2012年世界經濟形勢依然比較嚴峻

（一）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債務困境、失業困境、經濟增長乏力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效力遞減困境等挑戰

從債務形勢看，歐債危機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目前已經出現了由希臘等“外圍國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國家”蔓延，從公共部門向銀行業蔓延，從西歐地區向東中歐地區蔓延的趨勢。由于歐元區內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國家經濟增長疲弱，借債成本增加，歐債危機形勢可能還會繼續惡化。2012年一季度，歐元區部分國家陸續到期的國債總額近1萬億歐元，資金缺口在7000億歐元左右，到時很可能出現部分國家違約的風險。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100%，奧巴馬推動的減赤計劃進展也不順利。考慮到州和地方政府情況，美國債務形勢更加嚴峻，處于危機邊緣。日本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高達200%，中央財政支出每年用于國債利息支付的比重約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債務融資。盡管日本債務主要由國內投資者持有，但債務的惡性循環與日本國內政局動蕩疊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債務形勢惡化。2012年若出現歐債危機的“重災國”無序違約的情況，很可能會導致主要發達國家集中進行債務重組，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沖擊。從就業形勢看，失業率高企是主要發達國家的頭號難題，預計主要發達國家嚴峻的失業形勢將延續至2012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失業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現出長期化的趨勢，出現了四五十歲白領大量失業的問題。歐元區2011年11月份的失業率上升至10.3%，創1998年6月以來的新高。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失業率均創下歷史新高，分別高達22.8%、18.3%和12.9%；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失業率分別為9.8%、8.5%和8.3%，都創下了2011年以來新高；德國和荷蘭失業率分別為5.5%和4.8%，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從經濟增長形勢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均比較疲弱。美國經濟復蘇放緩，2011年前三個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分別為0.4%、1.3%和2.0%（均為環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總體上看，2012年美國經濟形勢有可能維持低速復蘇的態勢。歐元區經濟下行風險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歐債危機拖累，歐元區經濟下行趨勢明顯，二季度經濟增長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環比），曾經表現強勢的德、法兩國經濟幾近停滯，三季度歐元區經濟僅同比增長0.2%。目前，反映歐元區經濟信心的經濟敏感指數、商業景氣指數和制造業PMI指數已經連續7個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長期平均水平。日本經濟在地震災后重建帶動下實現了緩慢復蘇。但從中長期看，日本經濟仍面臨債務負擔沉重、勞動力缺乏、內需不足、產業空心化等很多深層次問題，導致經濟發展缺少動力，在世界經濟中難以發揮重大作用。從政策空間看，受制于主權債務高企，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受到嚴重制約。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也很有限。美聯儲在金融市場上“賣短買長”，實施“扭轉操作”，但能否啟動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前景仍不明朗。同時，工資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劇了美國的核心通脹壓力，美聯儲有可能被迫提前結束低利率政策。歐洲央行連續小幅降息，將歐元區內利率降至1%，近期又啟動了期限長達3年的長期再融資計劃，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但對解決歐債危機和促進歐元區實體經濟增長可能仍然不夠。加之歐元區內通脹抬頭，將對歐洲央行的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形成制約。

（二）新興經濟體整體上經濟增長較快，但還難以承擔起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經濟增長預期下降

盡管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已經率先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實現了全面復蘇，但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大規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負面效果也開始顯現，同時發達經濟體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新興經濟體國內的通脹壓力不斷加大。在金磚五國中，印度和俄羅斯的通脹率均高達9%以上，巴西和中國的通脹率也分別達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疲弱,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新興經濟體，使其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摩根斯坦利預計拉美各經濟體2011年經濟增速將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至3.7%，而此前為4%。高盛下調巴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自4.5%至3.8%。俄羅斯經濟一季度增長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長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長4.8%，但總體上看增長速度仍然緩慢，摩根大通將俄羅斯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4.5%下調至3.7%。印度政府將2011—2012財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8.2%，之前對經濟增長的預期為9%。近期隨著經濟的減速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化，部分新興經濟體匯率明顯貶值。2011年4月底以來，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貨幣對美元匯率均貶值10%以上，有的貶值幅度達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時間內，這些國家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也出現了幅度在6%以上的貶值，上述國家貨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多數發生在7月份以后的3個月內。貨幣貶值反過來加快了資本流出的步伐，國際收支狀況惡化，有的已經影響到實體經濟部門，工業生產減速甚至出現下降。新興經濟大國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上述情況，這些現象的同時發生，在歷史上往往是新興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國的對策

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以及由此帶來的政策取向，將對我國經濟走勢和宏觀調控帶來挑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將抑制我國外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將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使我國可能再次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輸入型通脹壓力、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壓力和“熱錢”流入壓力，加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國際經濟的嚴峻性和復雜性，堅持“穩中求進”的指導思想，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下，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摘要：從我國的國家體制上來看，我國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治理能力比較強，在關鍵性的領域有著很強的把控力。而財政稅收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方式，也是國家進行整體經濟部署以及建設的重要資金保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通過對財政稅收體制進行調整改革，能夠實現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下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保證收入分配的科學性合理性，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在新形勢下，中國以及世界都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華民族崛起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階段需要根據經濟發展的具體形勢，對財政稅收體制進行不斷的優化和調整，促進國家的宏觀調控，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潛力與活力，保證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新形勢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與任務。

關鍵詞：新形勢；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

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稅收都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國家進行經濟建設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客觀來說，我國屬于稅收比較高的國家，這是由社會主義體制制度決定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真正的將財政稅收收入，造福于人民，因此稅收收入對我國的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財政稅收體制并不是一成不變，需要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形勢靈活的進行調整，才能維持市場的穩定以及國家的繁榮。在新形勢下，國內國際的經濟形勢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國內正在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另一方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出現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對世界經濟造成了沖擊，中國經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此發展形勢下對財政稅收體制進行改革，并對體制進行適當的創新已經勢在必行。

一、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稅收體制結構的完善性不足稅收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整，以及進行日常管理工作的重要資金保障，也是保證執政有效性的重要基礎，而稅收體制改革就是進一步發揮稅收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穩定國家的資金來源。總體上來說，我國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是在新形勢下，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這是稅收體制改革中需要重點關注的風險因素，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從財政收入的構成上來看，財政稅收收入的資金占比存在不平衡的問題，這就導致了財政稅收體制改革與稅務管理出現了組成結構上問題。過去幾十年，我國在很大層度上以杠桿撬動經濟的發展，在新形勢下，想要解決財政稅收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比較有效的方式就是進行杠杠性調節，針對經濟結構中一些不平衡不合理的地方進行調整和優化。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根據實際的經濟發展情況對財政稅收的比例進行調整。從目前的經濟發展態勢上來看，以往的財政稅收體制體現了一定的滯后性，反映在稅收體制上就是財政管理環節與實際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差距。從當前的財政稅收體制實施的效果上來看，財政稅收在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變差，另外由于與當前的經濟發展不協調，因此相關的法規也出現了相應的情況，在特定情況下，出現了重復收稅的問題。

2.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在新形勢下存在局限性健全財政稅收機制，是保證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發揮作用前提，也是改革的重要內容。隨著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當前的財政稅收體制暴露出了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當前的市場經濟出現了很多不確定性因素，也出現了很多的新經濟模式，因此導致稅收機制的全面性不足，財政稅收無法適應新形勢下的經濟發展形勢，這也導致了在財政稅后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結構性的問題。目前來看，財政稅收在發揮收入分配功能時，集中性比較強，同時也存在集中向上的發展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給財政稅收制度落實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最終導致財政稅收體制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的下降，也引發了財政力量向不平衡的方式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稅務的種類也在增加，在這個過程中合理的劃分稅種十分的重要，但是從現實的情況上來看，很多稅種得不到合理的劃分，而這些稅種往往與環境資源有很大的相關性，這其中有很多稅種都沒有納入到財政稅收的范圍內，導致財政稅收政策的整體性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國有資產收入以及資源性的收入，在財政稅收的收入之外，因此這些收入往往不被納入到財政收入的管理范圍內，這在很大程度上對稅收管理工作造成了影響，也導致了政策的穩定性，一貫性遭到了破壞。

二、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在新形勢下的創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