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學全文(5篇)

本文作者：楊敏、馬策 單位：云南省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本文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利用SPSS110統計分析軟件，在收集云南10年的相關統計數據的基礎上，以云南某綜合型國有投資公司為例，將其10年的投資數據作為單獨變量納入系統進行整體分析，建立回歸模型，從定量角度客觀、獨立的對各個變量對云南經濟發展作用的大小做出評價。

數據采集

通過查閱2002～2011年的《云南統計年鑒》，提取了云南生產總值（GDP）、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國有經濟投資3項指標的10年數據，并分別以“云南生產總值（GDP）”代表云南經濟發展指標，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代表投資指標，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一欄的數據代表“國有經濟投資額”。此外，還收集到云南某綜合型國有投資公司2001～2010年的投資數據，以此判斷國有投資公司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具體數據見表1。

變量間相關性及多重共線性檢驗

從圖1可以初步判斷各變量間發展趨勢基本呈正向相關關系。根據經驗分析，GDP與投資、國有經濟投資和國有投資公司投資之間應具有明顯的相關性，但是投資、國有經濟投資和國有投資公司投資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及強度大小，我們尚不清楚。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當把超過1個的自變量加入模型進行多重回歸時，不僅要處理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還要兼顧自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1］。如果自變量之間存在很強的協變關系的話，則會導致多重共線性問題［2］。這樣，原本希望更多自變量的加入會提高擬合優度，從而提高預測的精確度，但結果卻可能是擬合優度的確提高了，而同時估計回歸方程的顯著性卻降低了，這反而又會降低預測的精確度［3］。因此，在建立回歸模型之前，本文首先對云南生產總值（GDP）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有經濟投資和國有投資公司投資之間的相關性和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根據上述統計數據，利用SPSS110統計分析軟件，我們得出變量間相關性及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3個變量與GDP之間的線性相關度均在094以上，為強線性相關。其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線性相關度最高，達到099以上，接近于1，表明兩個變量聯系緊密，同增同減。同時，從表2中也可以看到，3個自變量之間的線性相關也均在085以上，而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如果兩個自變量之間的簡單相關系數r比較高，譬如超過07或08，那就意味著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多重共線性［4］。由此可以斷定，在未來模型的構建中，為保證模型的擬合效果，增強對現實情況的說明程度，3個自變量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同一模型中，而只能建立單一變量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為進一步驗證各變量對GDP的影響和貢獻大小，以及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本文以下將分別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逐一探討。

GDP與投資的回歸模型

摘要：作為我國整體經濟的命脈，國有企業的發展對于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不言而喻。長期以來，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宏觀調控著經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國有企業在經濟管理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由于國家政策的傾向，不少國有企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面對這種現況，本文以國有企業目前的經濟管理模式為切入點，分析經濟管理在國有企業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加強國有企業經濟管理的方法對策，希望對國有企業的發展有所裨益。

關鍵詞：國有企業；經濟管理；舉措分析

在新的發展背景下，國有企業要想在市場中占得一席之地還需不斷努力。面對這樣的狀況，緊抓經濟管理工作在企業提升競爭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國有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要以自身實際情況為出發點，不斷提升企業的管理能力和建設能力。將現有的管理機制實現優化處理，并對國有企業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針對性分析，進而提出可靠的應對措施，以促進我國國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與此同時，經濟管理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微觀經濟學，其二是宏觀經濟學。其中宏觀經濟學可以在國民的實際經濟活動中起到有效的控制與調節作用。在微觀經濟管理中，其主要體現在對個人組織的經濟活動等的一種監督管理。在此基礎上，經濟管理主要是借助在多種行業與技術的綜合基礎上加以融合，其在國有企業的發展與運行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因此相關部門應該引起重視。我國的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于國有經濟，國家經濟得到迅速增長，國有企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伴隨著國家經濟快速的發展，國有企業在管理方面不斷完善自身的不足，由于國家政策主要傾向于國有企業，導致有些國有企業在管理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有經濟的支撐，國有經濟的發展在我國的整體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先導作用。新經濟時期的到來促進了各個行業的發展，在這樣的經濟前提下，國有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將經濟管理當作工作重心，只有不斷改進固有的經濟管理體系和方式，才能更深層次地發掘國有企業的發展優勢，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做好帶頭作用，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撐力量。

一、經濟管理在國有企業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現如今，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我國國有企業在經濟管理方面也開展了相應一系列的創新與改革措施。經濟管理的存在，就是將現有的國家經濟水平進行有效的調節，在合理的協調作用以及嚴格的紀律約束下，實現對現有的社會經濟的組織與管理。因此，我們在分析國有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濟管理體制為企業帶來的眾多積極影響作用時，首先便要從其自身的管理措施以及內容作為出發點。一定程度上，經濟管理在運行中其相關決策與工作部署的內容均是按照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規劃設計以及風險來制定的。經濟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彌補國有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足與缺陷，由于其特殊性，國有企業的發展與規劃過程中融入經濟管理措施，可以起到一定的引領性與促進作用，同時也能夠在企業管理層中做到警醒的作用，從而有效提升防控能力。

（一）促進與補充我國在邁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后，在新經濟形勢的影響下，將國有經濟體系推向了高峰。當前，國有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主要變現在以產業經濟為主的發展體系，除此之外，可以通過產業經濟在多個區域與行業中實施工作計劃。在這一過程中，將眾多企業聯合起來，在緊緊相連中，促進多方共同學習，共同進步，并共同為國民經濟貢獻力量。

（二）協調中促進穩定從大局發展角度分析，國有企業的發展與一般企業無二，在經營過程中也會受到市場環境的影響。在我國整體的市場經濟發展史中，國有企業在其中不僅能起到協調的作用，還能進一步確保經濟發展局面的穩定，繼而在有效調節中實現對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干預，并且還能有效地對社會資源加以優化與配置。除此之外，鑒于我國的南北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在地區差異性作用下，國有企業在期間展開了較為有效的協調工作，在工作中實現了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的局面，進一步縮短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差異。

摘要：所有制即為常規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個觀點，依附于生產資料的主體可以分成公、私兩類，前者涵蓋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而后者則囊括了非囯有的企業、個人以及外資所有的體系。混合所有制是公、私并存的另外一類形式，即為通過差異化性質的所有人員，在此基礎上依附于相關標準，實現資本融合經營的一種體系，也就是包括了囯有、集體、個體、私營以及外資等資本形式，企業出資結構具有較強的繁瑣性。因此將以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風險及防控初探作為切入點，在此基礎上予以深入的探究，相關內容如下所述。

關鍵詞：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風險；防控

1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

眾所周知，政企分離即以產權構架的多元化為基礎，在國企改革緩解全面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能夠從根本弱化國企股東持股比率，進而完善國企股權構架，達到投資主體與產權多元化，為深化公司法人治理構架、拓展市場化體系奠定良好的基礎。依附于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能夠讓企業受到差異化性質所有制投資主體的約束，進而弱化上級部門對企業經營的干預，企業能夠依附于市場化標準擇取最為有效的發展戰略，因此構建合理、高效的內部制度，深化決策的有效性，避免“內部人控制”的弊病，最終實現政企分離。國企能夠經兼并重組、產權轉讓以及增資擴股等方法，促進國有資本進一步向支柱產業集中，經資本的流動完善國有經濟體系。混合所有制經濟對潛在投資主體不會有身份的約束，國企能夠經融資，拓展資金來源，進而完善資本構架，提高發展速度，并加強國企影響力。經不同形式引入非公資本參與國企改革，能夠讓國企獲取增量資本，并制定靈活的經營模式，最終達到提經濟活力及帶動力的目的。

2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風險點

以整體分布為基礎進行分析，國有經濟整體格局存在過寬的問題，尤其是在特定的競爭領域，國企數量較大，不過“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逐漸凸顯，具備較強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鳳毛麟角。在公益性領域與民生領域，國有經濟需要起到更為主要的作用，不過實際上卻存在著缺位與“欠賬”等弊病。而且，國有經濟在發展戰略性產業領域無法起到引導作用，未構建有指向性的作用。雖然現階段國內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國企進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形式上逐漸過渡為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以及經理層的內部治理構架，不過其運行模式與實際效果，較之現代企業制度還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國有股東通常兼顧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不但能夠行使股東權利去改變企業決策，同時還能夠利用行政權力去引導企業經營，這在很大程度上會使企業出現經營目標多元化的問題，這從根本提高了企業治理的難度。而且，董事會基本都是以內部董事與控股股東代表為主，因此大股東會存在“越位”而影響企業經營、侵犯小股東利益的問題，或是所有者缺位、制衡體系缺失，導致出現“內部人控制”的弊病。

3防控措施

一、低碳經濟發展新趨勢

(一)專業生產要素和創新體系加速形成和構建

發展低碳經濟，創造其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是首要條件，低碳經濟需要適應低碳經濟發展的專業的生產要素，比如低碳技術型人才、專業化的基礎設施和設備、良好的碳金融融資渠道等。同時，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是低碳技術創新，高效的低碳技術創新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專業生產要素的獲得和創新體系的構建需要長期投資和建設。以2008年清華大學率先成立的“低碳經濟研究院”為標志，企業通過與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合作，我國在低碳技術性人才培養、先進的低碳知識生產和技術研發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

(二)區域性的低碳產業集群正在形成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

近年來，中國低碳環保產業年均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15%～20%，未來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態勢。“十二五”期間，國家環保部等部門將通過多種措施推動低碳環保產業發展，預計我國低碳環保產業投資將超過3萬億圓，這將進一步促進相關低碳產業在一定區域內聚集，形成低碳產業集群。在集群內部，低碳產業、相關產業及支持性產業共用某些技術、共享營銷渠道或服務，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這些產業通過空間集聚而形成經濟增長極，這個經濟增長極具有較強的創新和增長能力，并能通過擴散效應以自身的發展帶動其他產業和周圍腹地的發展。

(三)經濟活動主體通過市場或非市場的行為獲得合理的低碳發展成本收益

低碳經濟是作為市場經濟的經濟形態之一而出現的，它從屬于市場經濟，但在市場經濟之外又有所突破。它在運行和發展過程當中，受市場機制的調節，市場機制仍然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通過市場機制調節，建立一個同時獲得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低碳經濟市場體系。同時，它又允許或者說是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等非市場行為，以此來推動可持續性的低碳經濟市場體系的構建和低碳經濟發展道路的拓展。任何一種理論分析都要以一定的主要的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作為前提和基礎，在大力倡導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國有企業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主要踐行主體，研究其經濟行為目標演變，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制度的選擇與安排方能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

一、改革方式、戰略選擇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國青年一代的經濟學家先跨出了第一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方法論去思考和觀察中國經濟改革，希望在理論上能夠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事實。這個集體的努力也在事實上推動了本土經濟學家向現代壯行的進程。中國的GDP在過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長，而俄羅斯、中東歐國家在過去的四年卻經歷了15%到50%不等的生產下降。在生產上出現的這一差異使得比較這些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尋求中國的經驗可能為其他過渡經濟提供的教訓(如果有的話)變得相當有價值。(1)價格雙軌制:企業高于計劃配額的生產不受計劃的限制，其銷售價格也不受控制;對于生產和銷售，兩類價格同時存在。雙軌定價的好處是它避免了國有企業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會逐步減少配額，而市場價格存在收斂趨勢。(2)增量改革:經濟的自由化政策僅允許新興的經濟部門擴張和建立，而不允許整個經濟部門失去政府控制;經濟的新成分是在計劃之外獲得鼓勵和增長的。(3)微觀改革走在宏觀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產品市場的激勵搞對而不是把要素市場的激勵搞對，也不是把要素市場的價格搞對。雖然中國通過雙軌定價逐步使產品市場價格自由化了，但為了保持轉型的平穩，大多要素價格而未被自由化。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微觀經濟的改善是產出增長的基礎。(4)經濟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經濟改革是在給定的政治體制內執行的。雖然中國經歷了財政分權，黨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員。從經驗上看，政治集中的體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觀的穩定。

二、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關于經濟發展和制度轉型，必然引起我們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政治維度的興趣。首先，從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過程看，突出地表現為一種伴隨所有制結構改革，尤其是重塑公有制形式的過程，其中重要的是構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改革實踐證明，哪個領域、哪個地區所有制結構改革的力度大，哪里的市場經濟進程就加快。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國改革初中期對傳統“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結構的突破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而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還需要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作保證。其次，從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否定看，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是對計劃經濟背后的制度層次的否定，而不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計劃經濟的體制或機制層次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作為傳統計劃經濟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意味著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否定。以市場取代計劃為基礎機制配置資源，主要是對計劃經濟運行的機制的否定，解決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體制必須走世界各國共同的道路，即市場取向的問題，卻并不表明解決了市場經濟體制或機制所依賴的制度基礎問題。基本經濟制度作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制度層次否定，具體體現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對單一公有制結構的否定。由傳統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構成的公有制結構，曾是計劃經濟賴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礎。這種公有制結構自我封閉、自我循環，缺乏開放和活力，排斥市場和流通。而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制為主體”，則突破了這種公有制結構。這里“公有制”，除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外，還有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從而使公有經濟成分具有了充滿活力的新增長點，并以之帶動對傳統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改革。二是對單一“公有公營”實現形式的否定。與單一的公有制結構相適應，傳統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僅有“國有國營”和“集體所有、集體民營”兩種。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經營的公有形式，也就不能不采取以指令性計劃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而要完善的基本經濟制度則強調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該多樣化，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三是對公有制那種由低級向高級“窮過渡”的否定。傳統的公有制結構不但形式單一，而且追求高級化，于是不顧生產力發展狀況和特點，推行集體所有制向國家所有制的過渡，從而也加劇了公有制更加單一化。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從我國生產力發展總體上比較落后，且又呈現多層次的特征出發，實行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相結合，根除了指令性計劃所賴以的國有經濟包打天下的制度基礎。

三、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貢獻

中國的發展及其經驗既給予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信心，也給予他們可以借鑒的政策方向。林毅夫說:“中國有很多的經驗，不管是在發展方面，在轉型方面，還是在解決危機方面，這些經驗可以和其他國家共享，這對世界其他國家均會有幫助。”為應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也曾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結果一方面實現了經濟較快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建設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解決了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為下一階段經濟更快發展奠定了基礎。林毅夫和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均認為，中國這一應對危機的成功經驗，尤其是投資于瓶頸領域以促進長遠發展的經驗，對危機下的其他國家都有所助益。當然，在新中國60年來的發展中，中國經濟政策也有過諸多失誤。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向世界敞開大門，中國也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從而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決策為中國應對各種經濟挑戰打下了堅實基礎。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在接受新華網記者采訪時就舉例說，正是由于中國在過去多年一直采取負責任和審慎的財政政策，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額都很低，從而使中國有空間采取有力措施，“由于政府有能力采取有力的應對措施，可以說，中國人民正在享受政府此前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好處”。當然，中國的發展還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中國發展模式也需要不斷深化和豐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指出，中國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可應變的戰略和政策基礎上的;而一系列舊問題得以解決，新問題又會產生，中國的政策和戰略也必須進行轉變。中國經濟在持續發展，中國發展模式也在順勢調整與創新，并會由此產生新模式。毫無疑問的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有利于中國人民，也將對世界經濟做出貢獻。斯蒂格利茨評價道:“我們希望中國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取得成功，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從中得益。”

四、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