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文化全文(5篇)

摘要:中國法制史介紹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文化的發展變化過程，是法學專業學生必須學習并掌握的基本課程。本文從當前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面臨的困境出發，探討了將傳統文學作品運用到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的途徑及優勢。通過傳統文學作品有效融入到中國法制史課程的教學方式可以使教學質量、效果快速提高，并為法制史教學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關鍵詞: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困境;傳統文學作品;優勢

中國法制史教材大多通過引用大量文獻證實幾千年來中國存在的具體法律制度。但由于法律制度的知識點脫離當前語境、教師課堂教學方法單一，學生學習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此要提高教學質量必須認清當前法制史教學存在的問題。基于此，作者在課堂教學中將傳統文學作品融入到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中，從而達到深化知識點，增強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目的。這種教學方法對于高校法制史教學改革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

對法學專業的每一位學生來說，學好中國法制史有助于系統理解我國法律文化的發展演變，正確認識我國的傳統法律制度。課堂思維訓練的培養也有助于部門法的學習、理解，在司法實踐中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目前大多學生不愿學習法制史，導致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面臨困境，主要問題表現為以下方面。

(一)對中國法制史課程的認識存在誤區

中國法制史是一門培養學生法律意識的基礎課程，但部分學生錯誤地認為在實際應用中甚少，因此在課程開展中根本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原因［1］:第一，清朝時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的思想文化及生產技術均遠遠落后西方國家，為了改變我國的落后狀態，曾大規模引進西方文化，包括法律制度。大多學者一味重視學習西方法律文化，而本國傳統法律卻被束之高閣，無人深入研究，甚至還有不少人認為傳統的法律制度都是糟粕，不值得學習。第二，中國法制史課程內容是典型的法律理論知識，與司法實踐內容相差太大，導致學生認為該課程缺乏實踐性指導，就算學好它對今后的升學及工作也沒有任何幫助。另外，現在的司法考試中法制史課程所占的分值非常少;法官、律師、檢察官等職業考試內容與法制史課程幾乎也沒什么聯系，這些實際情況更讓學生證實了自己的想法，無視學好該課程的價值，認識上的誤區使學生從思想上就不重視該課程的學習。

2020年5月，教育部印發了《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強調在高校價值塑造、知識傳授、能力培養“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目標中，價值塑造是第一要務。課程思政建設要寓價值觀引導于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之中，幫助學生塑造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思政課建設不僅是傳統的政治思想教育，更要求教師在教育的過程中，全面體現思政元素，特別是在專業課學習中發揮育人合力，課程育人，堅持知識傳授和價值引領相統一，堅持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讓學生在學習中凈化心靈、陶冶情操、提高認知、塑造人格，在潛移默化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環境科學是一門自然科學。傳統的教學要講授復雜繁多的定理、公式、理論、模型等。但是，環境科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活動與環境演化規律之間相互作用關系、探索人類社會與環境協同持續發展途徑與方法的科學，因此，教師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不同途徑、不同教學技巧，在講授專業理論過程中納入思政元素。例如，在教授《流域水質模型與模擬》《水資源評價與規劃》等課程時，教師力求把環境科學教育與我國優秀的哲學思想、生態文明理念納入教材，通過教學引導、思想交流、討論互動等教學環節，引導學生了解我國傳統文化、增強民族自信、遵紀守法，從而達到教書育人的目的。進行傳統哲學思想教育。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精華。

在思政教育中，有必要通過傳統文化教育，講授我國歷史上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完善大學生的道德品質和哲學素養。我國古代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周易》中也有“天地之大德曰生”論述。春秋戰國時期，不同學派的哲學思想中都有人地和諧的理念。例如，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孟子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張載認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些思想都體現了人與萬物平等的理念，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環境科學教學中，教師應充分講解我國古代哲學思想，讓學生了解古代先哲的智慧，體會民族文化的先進性，讓他們認識到，在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中，要關照自然，做到人地和諧共生；在日常生活中，要愛護大自然、保護大自然，做到節約水資源、垃圾分類、綠色出行等。

進行生態文明教育。南開大學原校長龔克說，近年來，我國已經在生態文明認識和治理上有許多進展，“十三五”時期是迄今為止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最好的五年。特別是在生態文明教育上，第一點是初步實現了以課程為載體的多學科集成的生態文明教育模式；第二點是形成了全國高校生態文明聯盟，并在這基礎上開展了大學生生態文明意識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大學生對生態文明雖有認同度，但缺乏踐行度和具有較強的政府依賴；第三點是推進了生態文明教育與實踐的結合。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態，它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以引導人們走上持續、和諧的發展道路為著眼點。生態文明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處共融，既追求人與生態的和諧，也追求人與人的和諧。在環境科學教學中，通過開展生態文明教育，可以讓學生了解生態文明理論的發展歷程、我國環境現狀深層次問題，深入了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迫切性和重要意義，準確把握生態文明的精神實質，引導學生在生活中自覺行動，保護自然、愛護自然，為實現美麗中國夢而努力。

進行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教育。牢固樹立法治觀念，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是思政教育的內容之一。在環境科學教學中，教師應結合環境保護法律、水資源保護等相關法律學習，增強學生對法治理念、法治原則、重要法律概念的認知，提高其法治思維。環境保護法律建設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環境科學中有很多內容涉及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如《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在教學中，教師不僅要讓學生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更要讓學生知道，我國環境保護“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的基本原則，了解破壞環境、污染環境要受到法律制裁，從而形成遵紀守法的法律意識。大學生作為基本公民要正確對待權利義務關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也要履行法律賦予公民的義務，以社會主義法律為武器，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在享有個人所擁有的權利時，尊重和承認他人的合法權益，不忘履行對國家、對社會、對他人的義務。

總之，在環境科學專業教學中，筆者不斷創新教學方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引導學生深入思考，潛移默化地開展思政教育，達到“和風細雨潤無聲，生態文明進心中”的效果，做到全程、全方位育人，力求更好、更多地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作者：李春暉 毛建素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學院

【摘要】我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傳統道德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傳統道德不僅在我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中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當代社會也意義重大。大學生作為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接班人，傳統道德對當代大學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同樣的對大學生法律意識也具有獨特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傳統道德；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其中傳統道德是當代中國政治建設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和依據，它為我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資源。在當前“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背景下，傳統道德對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具有重要的影響。此外，對我國當代大學生的道德規范教育和法制文化教育改革也具有現實價值。

一、中國傳統道德以及大學生法律意識概述

尊禮重德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在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孕育形成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傳統道德包含了善、誠、義、公、孝、忠等內容，主要以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道德為主要內容，其中還包括了墨家、道家、法家等傳統道德思想的精華在內。在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儒、墨、道、法等各家倫理思想以及佛家所說的心性之間相互影響，互相吸收，進而形成了最具中國特色的倫理道德傳統［1］。我國傳統文化深刻的影響和支配著大多數人的思想和行為，傳統文化對個人的生活工作以及人與人的交往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傳統道德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道德文化的不斷發揚和傳承，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是中國各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是大學生在新時期對法律現象的認識、評價和解釋，以及大學生的法律心理、法律態度以及法律觀念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最終決定了他們在相關法律和社會層面上的心態和行為。

二、中國傳統道德和大學生法律意識的關系

中國傳統道德與法律意識的關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我國傳統道德文化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到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心里，形成了民族共同的心理，形成了歷史性的并具有傳承性的傳統道德文化。當代大學生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未來，對于傳統道德文化的學習、傳承以及發揚，有利于引導他們的法律意識更好的形成以及強化。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傳統道德也有優劣好壞之分，良好的中國傳統道德對于大學生系統地形成法律意識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而不良的中國傳統道德則會有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形成，甚至對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世界觀具有不利的影響［2］。因此，在對大學生通過傳統道德進行法律意識培養的同時，要注重對傳統道德進行篩選，根據大學生自身情況，因材施教，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隨著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程度的不斷深化，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為培養高層次對外漢語專門性人才的作用日趨明顯。作為該專業基礎課程之一的中國古代文學，由于受傳統的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設置影響，在教學上出現了一些難以適應的新問題。本文從教學內容篩選、教法選擇與課后要求三方面呼吁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古代文學課程進行一些探索，以期充分發揮該門課程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培養體系中的作用。

一、注重教學內容選點，兼顧培養學生興趣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培養目標是注重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較全面的了解，進一步培養有潛能的對外漢語專門人才。然而，許多學生將這個專業理解為教外國人說漢語，不可能再深入到教外國人學中國文學經典。有相當部分的學生忽略了漢語國際教育所承載的文化傳播與交流作用。在此錯誤觀念基礎上，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古代文學課程學習現狀從開始就偏離了應有的方向。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古代文學課程設置僅有80學時，時間短，任務重，老師縮減授課內容，最終卻顧此失彼，無法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學生聽課猶如走馬觀花、蜻蜓點水，既領略不到文學瀚海的博大精深，也難以對課程知識留下深刻印象，更不用說對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學作品產生濃厚的興趣和喜好，古代文學課程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中所發揮的作用明顯不足。因此，結合該專業需求，合理選擇教學內容，激發學生興趣，是漢語國際專業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值得思考的問題。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重在文學史的構建，以時段為界將古代文學劃分為幾個部分，同時，對代表作家的生平、創作思想內容、作品藝術特色加以介紹分析，重在知識的傳授，重結論，輕賞析，與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教育目標有一定距離。作為新興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要想發揮古代文學課程應有的作用，就要結合教學內容在教學過程中注意培養學生的賞析能力，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使學生領略到古代文學經典之美。以講授杜甫為例。學校課時差別大，選擇內容不同，可以說體現了一個學校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主觀傾向。筆者以古代文學史精品課程在網上搜索，從幾所高校公開的精品課程設置的課時進行比較:淄博師專3課時，陜西師范大學8課時，長江大學4課時，鄭州大學2課時。從課時數字比較可以看出，一個經典作家的教學設計，在課時設置差別較大。最多的8課時，最少的只有2課時。在內容選擇上，有的略去了生平。在創作方面，有的略去了古體詩，較多學校只講律詩。可以說，內容的選擇和處理，體現了教師的教學改革觀念，由此也決定了課時長短。筆者認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應充分發揮學生預習的空間。學生自己能讀懂的，可不講或少講。如杜甫的生平，完全可以教給學生去預習，不必要占用課時來講述。對內容的選擇從量的方面去考慮，可以先不講杜甫的古體詩，課堂上集中時間和精力來講杜甫的律詩，在講授律詩時，也不必過分從詩歌史的方面去梳理，強調詩歌題材轉變、律詩形成過程和敘事技巧完備等，而應結合具體作品來理解和感悟杜甫詩歌的主要風格。當然，在內容篩選方面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在一定量的基礎上兼顧學生的興趣培養。也就是說，在教學內容的選定方面，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必須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我們還以杜甫為例，由于時代原因，這些90后的學生很難理解杜甫的憂國憂民及其詩歌的精神內蘊。既要讓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走進杜甫詩歌，又不至于感覺太枯燥，在授課時就要選擇合適的角度。筆者所從教的漢語國際教育班級，學生大多為女生，她們對于古代女子的關注以及對愛情婚姻的關注會更多。經典的《兵車行》《三吏》《北征》等，她們不太感興趣，而且中學階段大多了解。在這樣的基礎上，筆者轉換視角，結合杜甫其他作品來理解，如選講杜甫《即事》:“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拋云髻，腰支勝寶衣。群兇猶索戰，回首意多違”［1］。這首詩是寫唐代寧國公主慘淡回國，途徑秦州(天水)的事情。安史之亂之后，肅宗為向回紇借兵，平息戰亂，把寧國公主嫁給回紇王，當時才14歲，但回紇王第二年就去世。按風俗寧國公主當殉葬，據理力爭后達成妥協條件:寧國公主用割面毀容的方法來免于殉葬。寧國公主用刀子把面容劃破，放還唐朝。杜甫路過秦州，知此事后，把這段史實濃縮成五律《即事》。對于寧國公主的遭遇等，學生興趣非常高。這樣教師可以趁此講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杜甫敘事詩特點、“詩史”特點，等等。又如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三)詠王昭君:“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筆者結合許多詠昭君的詩詞來幫助學生理解此詩，同時也兼顧了學生的興趣。如聯系南朝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李白詠昭君詩:“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畫圖，死留青冢使人嗟。”王安石《明妃曲》有“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角垂”，姜夔詞有《疏影》:“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塑造的昭君多是凄苦、憔悴的哀婦形象。吳瞻泰《杜詩提要》這樣評價杜甫的昭君詩:“發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謂山水逶迤，鐘靈毓秀，始產一明妃。說得窈窕紅顏，驚天動地。”意思是說，杜甫正是為了抬高昭君這個“窈窕紅顏”，要把她寫得“驚天動地”。在比較不同的詠昭君題材的作品后，觀看有關王昭君內容的視頻，如“當代梅蘭芳”李玉剛表演的《昭君出塞》、雜劇《漢宮秋》的片段等，詩樂舞一體，古代史實與當代明星相結合，讓學生欣賞、沉浸在令人震撼的美感之中，真實感受古代文學作品之美。從而理解杜甫詩的“詩史”特點，這樣的效果顯然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另外，針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注重國際文化交流的特點，講課時就要對于國際影響大的詩人多補充些資料。如李白與杜甫詩歌講授時，除了傳統的古代文學內容外，應增加他們在國際交流方面的資料。如以故事的形式講日本著名學者吉川幸次郎對杜甫的崇拜、日本學者專門到南陽白河岸邊尋找當年李白的足跡，等等，這樣既可以加深學生對這些大家的印象，又和他們的專業密切相關，他們的興趣點自然會有所提高。

二、注重學生參與，走出多媒體教學的誤區

長期以來，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課堂形成了重講輕練、老師熱情講、學生被動聽的局面。多媒體的使用，成了古代文學課堂授課必不可少的教學手段。據集美大學孫桂平在調查的基礎上指出:“多媒體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國古代文學課堂類似于‘漫隨天外云卷云舒’的可能性詩意，而傾向于使教師變成傳授古代文學知識的理性工具。”多媒體教學在古代文學課堂上所發揮的作用已超過了其應有的作用而開始走向反面。多媒體教學在形式上顯得過于張揚，而情感心靈等內容實質被光電環境擠壓，致使“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科特征和固有的人文精神正被不斷消解”。復旦大學駱玉明教授在講授古代文學課時，就很少用或不用多媒體。即使用了多媒體，還是要在黑板上板書，用他的話來說:“在黑板上寫字，是當老師的快感。”他講課時，書上有的就不講，避免重復。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講課也很少或不用多媒體。他在講杜甫時，也講作家生平，但他善于結合自己的情感和游歷的經歷，使人感到不枯燥，效果要比用課件詳細展示杜甫生平卻印象深得多。當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古代文學課，在教學方法上，就要努力學習著名學者們授課的精講的本領，而不是把備課功夫都用如何使用多媒體上。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應該放手，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意識。從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將來要具備傳播中國文化的這一目標出發，在能力方面要有意識培養傳播文化知識的實際操作能力。這不但要求學生具備扎實的基本功，而且還要將掌握的知識傳遞給他人。因此，筆者曾嘗試發動學生搜集資料，結合中國文化交流的熱點問題，在課堂上引入“唐文化的魅力———以XXX為例”微課試講活動。在課堂上利用幾分鐘時間讓學生試講，集體評論。具體步驟是:教師將一個班進行分組，每組選定一個教學內容，集體備課，一人試講，全班師生進行評議。每節課小組輪流，通過這樣的方式，深化對中國文學對中國文化傳播的重要性的認識，也鍛煉了學生傳播中國文化的操作能力。學生從學習中國文學的被動角色轉入傳播中國文化的主動角色，這既提升了學生的參與度，又體現了本專業建設的特點。只要持之以恒地開展類似活動，總會顯現出專業建設的長遠優勢，也有利用在教學中營造互動環境。當然，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古代文學課堂上還可讓學生吟詠背誦，可以就一個話題討論，可以讓交流自己的心得，等等。總之，老師的講授是在學生充分參與基礎之上才去進行的教學方法。讓學生成為真正的參與者、實踐型的學習者。而不是一個可有可無、沒有任何壓力、領略多媒體的聽眾。

三、注重課后管理，強化積累習慣的培養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在能力方面要求掌握基本的人文知識，熟悉中國國情和社會文化，對中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法律等有較全面的了解。有人認為，對該專業的學生，在古代文學作品背誦方面，不應該像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一樣要求那么高。筆者卻不以為然。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要實現專業能力培養目標，將來勝任在國外傳播中國文化的工作，自己不能僅僅滿足于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較全面了解，而是要有對此有很深的感情和強烈的愛。要達到此境界，對古代文學作品沒有扎實的背誦能力和積累習慣是遠遠不夠的。要想影響身邊的人去構建漢語語境，或者說去構建學習中國文化的語境，古代文學作品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這就要求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必須在背誦、積累上下功夫。周紹賢在《道家與神仙》一書中說:“誦詩可使六腑安寧，穢氣消亡，可以啟智悟道，招吉納祥。”強化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背誦能力，對于陶冶他們的道德情操，輔助對古文名篇的理解，提高語言表達的能力都非常有益。漢語國際教育古代文學課后重視吟誦體悟，多讀多背，強化習慣培養，應該說是與該專業學生的長遠發展利益相一致的。培養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背誦積累習慣，剛開始要求不要太高，設置目標要讓他們覺得可以實現。如要求每天背誦一首詩。堅持兩個月，如果真能做到，已經很不容易了(據課堂提問，一周能背7首作品的學生很少)。在達到較低目標之后再逐步提高要求，如一學期需達到多少的背誦量、積累量。我們要給每位學生以期望和鼓勵，因為正確的評價、適當的表揚可以激發學生的上進心，提高他們的背誦、積累興趣。筆者在教課中，經常強調背誦的重要性，強調用零碎時間背誦，比如利用等車，路上走路的空隙，兩三個同學就可以相互檢查督促等。課堂隨時花三五分鐘的時間檢查，雖然只是提問幾個同學背一兩首詩，但是效果還是很好的，培養了學生吟誦的習慣。福建師范大學李小榮教授曾在《旗山訪談錄之名師有約》節目中接受采訪時說:“我讓每人背一首唐詩，有的學生就背李白的《靜夜思》這首小學的詩來應付老師。”出現這樣的例子，李老師心里特感到悲涼。后來他嘗試一些抽背等強化背誦、積累的方法，所教年級背誦情況大有改觀。作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古代文學課，在課后管理要求上，也要注重學生文學作品背誦積累習慣的培養。長期堅持，也能達到與漢語言文學專業一樣的基本功，也只有這樣，古代文學在該專業中的支撐作用才能得以彰顯。綜上所述，國際漢語教育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在內容選擇上，應充分考慮學生心理承受和興趣，同時兼顧國際文化交流特點。在教學方法方面，應該努力糾正以老師為本位，過多講座式的講授，走出過分依賴多媒體教學的誤區，強化學生的參與意識和主體地位，探討注重學生操作能力培養的“微課試講”教學方法。在課后要求方面，強化督促檢查，注重背誦和積累習慣的培養。三方面齊抓共管，向有限的教學時間資源和空間要質量，才能使該專業學生在文學知識儲備、作品審美鑒賞解讀能力、文化傳播能力等方面有所提高，只有這樣，漢語國際專業古代文學課程的設置才能在本專業課程體系中發揮應有作用。

一、畢業論文選題分化現狀及特點

畢業論文選題是寫好論文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真所謂“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題目選得太難，工作量太大，自己限于能力、時間或材料等條件，作不下來，或者功力不夠，作成虎頭蛇尾那就不合適。所以題目的大小難易要適中，最好還有研究的興趣。如果平時對某個感興趣的問題早有思考，畢業論文的選題就會“水到渠成”。但現實表明，大部分學生論文設計并不是自己考慮成熟或準備充分的。據調查，大約80％的學生是在選定指導教師后才根據自己的學習情況和老師的研究方向確定自己的畢業論文方向。筆者在對宜賓學院文學與新聞傳媒學院近5年879份畢業論文調查的基礎上，發現由于各方面原因，畢業論文選題出現的“分化選擇”如后表所示。由表中，我們不難看出二本院校大學生畢業論文選題在學科研究領域出現以下分化特點：

1．畢業論文設計上，學生傾向于文學研究。三大文學研究（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古代文學）在5屆學生的畢業論文選題中不低于60％（2006年69％；2007年73％；2008年69％；2009年73％；2010年60％），而語言類研究比例最高9％（2006年），最低3％（2008年）。在語言類論文的選題中，古代漢語研究的論文可謂少之又少，2008、2009年沒有學生以古代漢語研究作為畢業論文設計的方向。

2．傳統學科研究的比例有所調整。如現當代文學研究一直是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較佳選擇，但我們亦不難看出，從2006年的40％到2008年的20％，2009年的25％和2010年的26％，比例變化比較大。古代文學研究論文比例則從2006年的22％上升到2008年的46％。

3．畢業論文設計出現不同學科的融會貫通。許多學生選擇跨學科研究，出現文學與民俗學（如喪葬習俗、婚俗、巫術、禁忌、宗教）、旅游學（《古鎮文化資源調查保護與旅游開發》）、政治學（《特定文本的歷史價值———從〈施公案〉看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哲學（《博弈視角下的〈戰國策〉解讀》）、經濟學（《論范蠡的政治智慧與商業頭腦》）等學科整合研究。

此外，據對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調查，在研究內容和價值訴求上，也出現了明顯的群體分化特征：

1．研究內容上，畢業論文由過去的純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轉變。學生比較關注當前熱門的文化現象，文藝學、文化學研究從2006年的8％上升到2010年的25％。2006年的《大眾語境下的當代相聲藝術》、《〈手機〉背后的深厚思考》，2007年的《新科技帶來的新文化———電子游戲的文化價值》、《無可比擬的心靈風景———從民族文化分析〈康定情歌〉中的跑馬山》、《現象背后的文化述微———論“超女”與同類型平民選秀節目比較》、《迷失在十字路口的流行音樂》、《濤聲依舊，滾滾西流———當今尊孔讀經現象的反思》、《四川色達藏區天葬習俗考略》、《論〈增廣賢文〉的人文價值》、《天籟之音———論劉小平詩集〈鄂西倒影〉土家族民族文化之關聯》，2009年的《傳統文化的詩意表達———淺論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意蘊》、《全梁詩中酒詩考》、《〈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解析》、《淺析加爾多斯現代小說的宗教思想》，2010年的《博弈視角下的〈戰國策〉解讀》、《特定文本的歷史價值———從〈施公案〉看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論范蠡的政治智慧與商業頭腦》等論文均體現了這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