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稅收入管理全文(5篇)

一、高校涉稅業務

高校作為社會公益事業單位，其主要職能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傳承創新。為充分履行四大職能，高校相應開展各類業務，這些業務中存在較多涉稅事項。現在就高校主要涉稅業務分稅種做如下總結。

(一)營業稅

在2012年，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之前，營業稅是高校繳納的主要稅種之一。高校教育培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轉讓等均屬于營業稅征收范圍。根據當前政策，除一些免征項目外(如學歷教育收取的學費收入、食堂向師生提供的餐飲收入)，高校營業稅應稅事務主要包括：非學歷教育和社會培訓、部分經營性業務(如不動產租賃)等

(二)增值稅

2012年，在全國范圍“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之后，高校研發和技術服務、有形動產租賃、鑒證咨詢服務等成為增值稅征收范圍。

(三)印花稅

摘要：近年來，我國進行了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環保、社保等一系列現代稅收制度的改革完善，會進一步助推人民銀行經理國庫的發展變化，對人民銀行經理國庫的會計核算、監督管理、統計分析、內控管理等的理論、制度、實踐都會產生深遠影響，必須在制度建設、內控管理、流程再造等方面加強研究，以便更好地履行經理國庫職責。

關鍵詞：稅務征管；財稅體制；國庫職責

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發揮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是構建現代財政制度的重要內容，對人民銀行經理國庫的理論、實踐都會產生深遠影響，必須在制度建設、內控管理、流程再造等方面加強研究，以便更好地履行經理國庫職責。

一、建立現代稅收制度，助推經理國庫發展變化

（一）助推經理國庫基本制度發展變化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建立以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為主的新流轉稅課稅體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2012年我國實行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2016年5月全面推開，營業稅退出了歷史舞臺。營改增實行產品、服務增值環節的環環征稅、層層抵扣，避免重復征稅、不能抵扣、不能退稅的缺陷，稅收對經濟調節的方式變了。“費改稅”“間接稅改直接稅”等稅收制度改革，為完善我國稅收制度，調整稅收結構，增加直接稅的比重提供了基礎條件，可以逐步實現直接稅促進社會公平的職能。稅收制度是經理國庫的主要基礎，人民銀行經理國庫的主要基礎發生了變化，經理國庫的基本制度、預算科目、征收機構、對賬主體及系統參數、統計指標、分析框架等都將發生變化。

（二）助推經理國庫基本方法發展變化我國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是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將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營改增取消了屬于地方主體稅的營業稅，改增后的增值稅為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的共享稅，上劃中央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返給地方，增量收入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營改增改變了中央與地方財源結構，規范了稅收返還、轉移支付方式，調動了中央與地方的積極性，提升國家治理水平。人民銀行經理國庫是按照一級財政、一級國庫的要求進行，財政體制是經理國庫的起點，其變化涉及到預算收入的分級、共享收入的計算、轉移支付的分配等核心變化，財政體制變化，經理國庫的基本方法、會計核算內容方式、統計分析方式方法等都會隨之變化。

（三）助推經理國庫執行效率發展變化我國稅收制度的改革，需要現代化的收入征管體系與之配套，如個人所得稅改革，當征管信息和技術支持跟不上時，只能主要依靠源泉扣繳，采用分類征收，征管體系不斷健全，可以實行個人和家庭申報，分類和綜合結合征收。社保、非稅收入征管職責劃轉，涉及10多億納稅人和繳費人，收入的規模、種類，收納的主體、方式等都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對社會、經濟將產生全面的影響，不僅使非稅收入和社保收入在制度上更具規范性，在執行上更具剛性，而且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為未來稅費制度改革、統一政府收入體系、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創造條件，夯實國家治理現代化基礎。通過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在全國范圍內構建起一個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稅收征管體系，提升稅收是經理國庫預算執行的重要環節，也將在收入經收主體、方式，入庫、退庫規模、方式等方面發生變化，必將推進人民銀行經理國庫不斷提高執行力和效率。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當前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事業單位財政稅收存在的具體問題，探尋完善我國事業單位財政稅收管理的優化策略，以期對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的我國事業單位財政稅收制度改革提供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事業單位;財政稅收;優化策略

一、經濟新常態下事業單位財政稅收存在的具體問題

(一)財政稅收管理制度不完善一項工作能否扎實有效的推進不僅僅取決于執行者的態度和意志，更多的是依仗外部監督管理機制的強化。當前我國多數事業單位的內部管理相當不規范，財務制度特別是財政稅收管理制度多形同虛設，并不能落實到位，且部分事業單位還會將財政稅收這方面工作外包給第三方機構，這樣就更增加了監督和管理的難度。由于當前我國事業單位財政稅收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事業單位的財政稅收監督效果低下。

(二)財政稅收票據管理不規范我國事業單位建立初期的財政稅收相關政策及法律法規并不健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財政稅收相關方面雖然取得了進步但也尚不完善，因此，事業單位財務人員多數都缺乏財政稅收基本管理和納稅的規范化能力。隨著我國經濟新常態的逐步形成，這種缺點就更加擴大化，造成了當前我國事業單位票據管理制度不健全，財政稅收的相關票據信息出現不真實、不準確、不全面的現象，進而造成財政稅收工作的整體性混亂。

(三)非稅收入管理不嚴格不同于其他企業的是，事業單位存在一部分非稅收繳納范圍的收入，我國具備執法職能的行政事業單位所收繳的罰款收入按規定需足額上繳至財政而不進行稅收繳納，單位內部不允許截留拖欠。然而，當前我國多數事業單位對非稅收入的管理相當不嚴格，部分單位領導認為單位有權支配這類資金，或故意拖欠和延長資金上繳的時間為單位謀取利益。此外，部分事業單位也存在濫用職權、設小金庫、多收費、多罰款的現象，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事業單位非稅收入管理方面的監督規范欠缺。

二、經濟新常態下事業單位財政稅收的優化策略

一、穩定稅負

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全面深化財稅改革的基本約束長期以來，我國稅收結構以貨物與勞務稅為主，稅收通過市場通道擴散，與價格高度嵌合，導致稅負歸宿不明確、商品比價關系扭曲、價格傳導機制不通暢，并推升一般物價水平，使得削減“稅楔”與稅收中性成為稅負調整的基本取向，由此從總量上訴求稅負水平的穩定而非增加，從結構上訴求稅負分配由初次分配環節的支出流，轉向再分配環節的動態收入流與財產的靜態存量，以減低稅收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干擾，拓展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為空間。

二、當前我國宏觀稅負、稅負結構的實際狀況與“穩定稅負”的實質內涵

（一）當前我國宏觀稅負的實際狀況及形成機理

鑒于我國政府收支的現實國情，學界對我國宏觀稅負的統計口徑公認有寬窄之分。如表1所示，從收入角度看，2013年我國小口徑宏觀稅負，即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9.42%，中口徑宏觀稅負即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22.7%，全口徑政府收入（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占GDP比重為37.94%；從支出角度看，2013年我國窄口徑宏觀稅負即公共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為24.56%，寬口徑宏觀稅負即全部政府支出（公共財政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社保基金支出和國有資本經營支出）占GDP比重為39.43%。由于稅收是納稅人消費公共品的價格，單從宏觀稅負數字大小的形式層面無法判斷一國稅負水平的輕重，因此，從實質的層面，即從納稅人通過讓渡稅收（包括非稅負擔）所獲得的公共品的質量與實效角度來判斷，則更切中宏觀稅負問題的要害。當前，囿于制度體系與治理能力的不健全，我國公共品供給的稅收價格相對昂貴。具體而言：一是納稅人與政府之間的需求表達與回饋機制不順暢，推高了公共品價格。當前，就政府激勵而言，公共權力內部上級對下級的激勵，要遠大于納稅人對其激勵效應，由此導致政府行為的“對上優先”模式，即政府更多供給能夠滿足其政績考核要求的公共品（如經濟乘數較大的基建投資），而納稅人的真實需求偏好卻難以成為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剛性依據，從而導致有效公共品供給不足。正是由于政府收入更多地投向“對上”公共品，而“對下”公共品供給的財力不足迫使政府產生汲取更多收入的沖動，從而推升公共品的實際價格。二是政府間縱向財政責權劃分不明晰，推高了宏觀稅負水平。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政府間逐步呈現支出責任層層下放、財力逐級上移的配置格局，導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化。為籌措公共品供給所需的財力，地方政府對上“跑部錢進”，對下則利用其掌握的各種要素資源“竭地開源”，導致缺失剛性制動機制的國TaxReform稅制改革

（二）當前我國稅負結構的實際狀況及形成機理

當前，我國稅負結構呈現出非稅收入規模偏大、間接稅與企業稅比重畸高的基本格局。從稅收收入與非稅收入關系看，2013年我國實現稅收收入110497億元，占全部政府收入的比重為51.19%，非稅收入為105355.29億元，占全部政府收入比重高達48.81%（見表1）；從間接稅與直接稅關系看，2013年我國具有間接稅性質的稅種占稅收收入比重高達70%，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比重僅為26.2%，財產稅比重更是微小；從企業稅與居民個人稅關系看，2013年我國來自企業繳納的稅收占稅收收入比重高達90%，由居民個人繳納的稅收占比不足10%(見表2)。而上述稅負分布失衡格局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制度與管理成因。一是稅權與“費權”的錯位配置。前已述及，1994年分稅制改革使得財力逐級上移，導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的財力薄弱，由于稅權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無稅收決定權，為彌補公共品供給的財力缺口，地方政府通過收費、賣地、發債等方式籌措資金，實際導致在稅權缺失下地方政府擁有“費權”，而對納稅人而言，費與稅均構成其實質意義上的財政負擔，且費的地方執行力更強，由此導致非稅收入規模偏大甚至“費擠稅”的格局。二是偏收入取向的稅制體系構建。長期以來，在效率優先的價值取向下，我國稅制建設高度重視稅收的收入籌措功能，對稅收的調節職能則相對關注不足，我國歷次稅制改革均是在維持原稅負不變的基礎上進行的，尤其對于稅源豐富的貨物與勞務稅和相對易于征管的企業稅更是偏愛有加，而對于有土地出讓收入、各種費類收入、債務收入等快速增長，由此不僅增加公共資金運行的交易成本，而且在正稅之外為宏觀稅負的任意增加劃開了口子，并使得制度內的減稅效應被制度外的增收措施削減甚至消解。三是政府間橫向財政責權劃分不合理，變相推高了公共品價格。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部門的財政責權配置過于分散，各部門大都擁有一定的財政資金支配權與財政政策制定權，導致專項資金過多過散、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困境。而財政資金被政府部門過度分割的結果是：政府支出的部門化與資金配置的“咸淡不均”，即有的部門資金過剩，導致低效、無效支出，而有的部門資金不足，又產生新的增稅要求。且正是部門支出的效率損失與稅負的額外增加，使得部分公共品的供給“質次價高”。四是財政治理水平薄弱，削弱公共品供給的公平性與實效。當前，對于納稅人需求強烈的民生性公共服務，我國政府的欠賬較多、供給不足，而即便是在有財力支撐的民生公共品供給上，由于無法對受益人的相關信息進行通透有效的管理，無力區分真實受益人與虛假受益人，從而導致部分公共品的分配（如經濟適用房、低保、醫保等）存在強者受益的貧富“倒掛”現象，公共品享用的實效欠佳。因此，不難得出結論：從稅收是納稅人消費公共品價格的角度分析，當前不健全的制度體系與治理能力導致了我國公共品供給價格相對昂貴；而結合全口徑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分析，我國的宏觀稅負無疑已經進入相對偏高的狀態。可能對經濟、稅收增長產生“擠出”效應的資源環境稅與資本利得稅等稅種的改革則較為謹慎。三是涉稅信息管理能力薄弱的鉗制。長期以來，我國稅收信息治理處于分散管理、單邊管理、多頭重復管理的格局，未能實現對納稅人收入、支出、財產、行為等多元涉稅信息的綜合、協同、歸戶管理，導致個人所得稅無法實現對納稅人多元收入的綜合課征，并削弱現代房地產稅、遺產稅開征的實踐基礎，最終導致我國直接稅與居民個人稅收入增長及改革滯緩。

摘要:隨著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及全球化，數字支付廣泛滲透到各領域，由此衍生出許多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交易類型，而這些也給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帶來挑戰，而這種挑戰能否給經濟帶來影響，將是文章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文章將從數字經濟的角度出發，系統回顧數字經濟與數字支付的發展歷程，試圖分析稅源與經濟的關系，探討數字支付時代下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對經濟的影響，從而為完善我國增值稅稅源管理制度提供參考。

關鍵詞:稅源管理;稅收管理;增值稅稅源管理;數字支付

1引言

隨著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及全球化，稅源管理的重要性更為突出(陳莞爾，2020)。有研究認為，在稅收征管過程中，若能加強稅源管理工作并加以重視，則能使稅收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李峰，2020)。張慶玲(2020)則認為，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端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稅收征管部門已將稅源管理作為稅收征管工作的重要工作，其認為稅源管理在稅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做好稅源管理工作，需要將其放在稅收征管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做到稅源管理專人專崗，稅源管理系統化，這樣才能使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工作處于良好狀態(劉冰，2020)。張國鈞、李偉和吳俊培(2020)研究認為，隨著數字經濟高速發展，新的商業模式不斷出現，稅源信息日益復雜化，從而導致傳統稅收征收管理已很難適應新經濟體系下的稅源管理要求，新經濟體系時代的稅源管理應更加多元化。因此，在數字經濟迅速發展，數字支付廣泛滲透到各領域，稅源管理是否對經濟產生影響，這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基于此，文章將從數字經濟的角度出發，系統回顧數字經濟與數字支付的發展歷程，試圖分析稅源與經濟的關系，探討數字支付時代下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源管理對經濟的影響，最后嘗試得出相關結論。

2數字經濟

在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全球化后，且還在不斷地擴散和惡化，從而造成全球經濟發生前所未有的經濟風險，也加劇了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分化與衰退。同時，也造成全球經濟貿易規則的重整，世界經濟的不斷低落，但由于數字經濟的特性，即加速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及全球化，使數字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也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顯示，目前，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不斷提升，數字經濟占GDP比重也不斷增大，在2019年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高達36.2%。而根據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編撰的《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和《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都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驅動下，全球工業互聯網平臺市場規模呈持續活躍創新態勢，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也將呈積極態勢，同時預測其市場規模到2025年將同步增長到199億美元，中國今年也將達到3億美元以上的市場規模。因此，數字經濟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也將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3數字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