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減稅對企業去杠桿影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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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去杠桿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任務之一，財稅手段是推動企業去杠桿、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和財務風險的重要政策工具。增值稅為價外稅、流轉稅，其減稅政策是否會影響企業杠桿率有待論證。本文通過指標分解法和理論分析法研究了增值稅減稅政策對企業去杠桿的影響機制和效果。研究結果表明，增值稅減稅政策會通過現金流效應與盈余效應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增強企業償債能力，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助力企業去杠桿。在以后的稅制改革中，應考慮優化稅制結構，適當提高企業所得稅等直接稅比重，降低增值稅等流轉稅比重，同時進一步簡并增值稅稅率。

關鍵詞:增值稅減稅；去杠桿；現金流效應；盈余效應

一、引言

近年來，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促進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改革主要涉及到產能過剩、樓市庫存大、債務比率高這三個方面，為解決好這一問題，就要推行“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這其中關鍵在于去杠桿(王旭，2018)。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2020年度中國杠桿率報告》，2020年末我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按照政府、居民、企業和金融四部門分別測算，負債比例最高的為非金融企業部門，為162%。非金融企業部門去杠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去杠桿的關鍵。企業利用負債融資可以提升凈資產收益率和市場價值，拉動經濟增長，但杠桿率的提高亦會帶來財務風險的加大(陸岷封、葛和平，2016)，成為阻礙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因素(楊楠、譚小芬，2016)。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經營風險本就增加，再加之較高的財務風險，則會使企業面臨極高的總風險。歷史經驗表明高杠桿率往往會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陸婷，2015)。理論上企業去杠桿途徑包括通貨膨脹去杠桿、家庭加杠桿、政府加杠桿、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去杠桿、限制借款、債務重組、債轉股和財政補貼等。此外，稅收政策在降低企業負擔，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和盈利能力，進而促進企業去杠桿方面有積極的促進和引導作用。在企業成本上升、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經濟轉型時期，企業稅負會比經濟繁榮時期更加受到社會各界關注(李建軍、張書瑤，2018)，而同時稅收政策改革的經濟效應則更加顯著和關鍵，要實現去杠桿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減稅顯然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馮海波，2017)。現有文獻對“營改增”(申廣軍，2018)和企業所得稅優惠(馮海波，2017)等改革措施的去杠桿效應進行了深入探討，但對增值稅減稅如何促進企業去杠桿卻較少關注。增值稅不同于企業所得稅、營業稅以及環保稅等稅種，后者對企業的影響更加直接和明顯，稅負變動直接會影響到企業經營行為、經營成本、經營業績以及杠桿率，而增值稅稅負具有轉嫁性，并不直接影響企業的收入和成本。增值稅減稅政策是否能夠促進企業去杠桿，增值稅以何種機制和途徑影響企業杠桿率，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二、增值稅減稅政策梳理

我國增值稅自1994年全面開征，是以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新創造的部分價值，即增值額為課稅對象的采用稅款抵扣法核算的增值稅。開征多年來，我國增值稅制度多次改革，日趨完善。這其中，最為突出的改革為2016年5月的全面“營改增”。除此之外，還有簡并稅率，留抵退稅，加計抵減以及改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等多項改革措施。

(一)增值稅稅率簡并與下調

表1列出了自2016年5月全面“營改增”之后，我國增值稅稅率的變遷表。稅率已由4檔降為3檔，最高稅率由17%降至了13%，兩檔較低稅率合并后，降至了9%，最低稅率一直未變。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政策整理。基本稅率包括銷售貨物、勞務、有形動產租賃以及進口貨物等;較低稅率包括交通運輸、郵政、基礎電信、建筑、不動產租賃服務，銷售不動產，轉讓土地使用權以及銷售或者進口糧食等農產品，飼料、化肥、農藥、農機等農業生產資料，自來水、暖氣、冷氣、熱水、煤氣、天然氣、沼氣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以及圖書、報紙、雜志、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等文化產品;低稅率則涉及納稅人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以及增值電信服務等。

(二)其他減稅政策

除稅率調整外，增值稅減稅政策還有:調整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小規模納稅人的年銷售額標準至500萬元;購進不動產及不動產在建工程的進項稅額一次性抵扣;兩次調高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征點;生產、生活服務業一般納稅人加計抵減10%、15%;符合條件的全行業企業可申請留抵退稅等。

(三)減稅規模

2017年全國減稅降費超過1萬億元，其中“營改增”以及增值稅稅率下調共減稅9186億元;2018年全國減稅降費1.3萬億元，其中5月－12月的稅率下調減稅約2700億元，小規模納稅人的年銷售額標準上調政策惠及50萬戶納稅人，減稅約80億元，留抵退稅辦理退稅1148億元;2019年全國減稅降費超2萬億元，增值稅改革減稅超1萬億元。

三、增值稅減稅政策的去杠桿效應分析

從名義上來說，增值稅為流轉稅、價外稅。當企業購進設備、原材料時，除支付購買價款外，還需支付增值稅，計入進項稅額;而當其出售產品取得銷售收入時會同時從購買方收取增值稅，計入己方銷項稅額;二者相抵之后的差額上交國家，增值稅稅負由此轉嫁到購買方。增值稅應納稅額并不進入企業的利潤核算系統，不影響企業的收入、費用和利潤。但實際上，并非所有的企業在各種市場交易中都能實現完美的稅負轉嫁。在稅負不能完全轉嫁，發生視同銷售行為以及考慮支付進行稅額的融資成本，考慮城建稅與教育費附加等情形下，增值稅稅負對企業來說便不再是完全中性。而增值稅減稅政策可以通過增加“現金流效應”“盈余效應”等影響企業杠桿率。

(一)企業杠桿率的分解

為了闡釋增值稅減稅政策對企業杠桿率的影響機制，首先對企業杠桿率進行分解。對于微觀企業個體，其杠桿率為當期期末負債與資產的比值，可以表示如下:LEV=DebAss=DebDeb+NetAss=Ass－OEAss其中，LEV為企業杠桿率，Ass為企業期末資產，Deb為期末負債，OE為期末所有者權益，NetAss為凈資產。以OEbeg表示企業期初所有者權益，Pro為當期凈利潤，則OE=OEbeg+Pro。以Inc表示企業銷售收入，以Exp表示費用，以Pri表示產品單價，Qua表示銷量，則Pro=Inc－Exp=Pri×Qua－Exp。由此，上式可進一步分解如下:可以看出:企業現金流量(CF)增加和負債(Deb)的減少，凈資產(NetAss)或者股東權益(OE)的增加，收入(Inc)、單價(Pri)和銷量(Qua)的提高以及成本費用(Exp)的降低等，都會降低企業的杠桿率(LEV)。

(二)增值稅減稅的“現金流效應”

當增值稅稅率簡并與下調以后，企業購買商品、接受勞務和服務支付的現金會減少，這會減少經營過程中的資金占用，降低企業負債融資額。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要購進固定資產、原材料、電力、能源等貨物以及交通運輸、建筑等各項服務，支付的購買價款為包括商品、服務售價和增值稅進項稅額在內的含稅價格。企業購進的商品、服務用于生產經營，并產生增值，增值稅進項稅額則為墊支狀態。待企業出售產品并取得收入時，同時從購買方收取增值稅銷項稅額，至此，企業的墊支的增值稅得以收回。增值稅下調會降低企業墊支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增加企業可支配的現金(CF)，減少企業融資額度，降低企業杠桿率(LEV)。假設某企業需購進生產用原材料的不含稅價格為p，在增值稅稅率由17%下降為13%后，如果含稅購買價格由1.17p降至1.13p，則該貨物購買環節的現金支出減少3.54%(1－1.13p/1.17p)，支付的增值稅進項稅額減少23.53%(1－0.13p/0.17p)。另外，增值稅留抵退稅、購進固定資產進項稅額的一次性抵扣等政策推行以后，企業可以提前收回墊支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增加現金持有量(CF)，減少負債融資額度(Deb)或是償還部分借款，杠桿率(LEV)得以降低。

(三)增值稅減稅的“盈余效應”

除“現金流效應”外，增值稅稅率還可能通過影響企業產品銷量、銷售收入以及成本費用而影響企業利潤，進而影響企業的所有者權益數額和股權比率，并最終影響杠桿率，我們稱之為“盈余效應”。雖然增值稅屬于價外稅，名義上由最終消費者承擔，但是增值稅稅負仍然可能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企業盈利。第一種途徑是降低產品含稅售價，提高產品需求;第二種途徑是減少購買支出，加快產品流通;第三種途徑是降低企業稅負，提高企業利潤。接下來，分別展開論證。1.降低產品含稅售價，提高產品需求和銷量增值稅稅率的調整會影響到企業產品交易過程中的增值稅稅額以及含稅價格，如果稅負在各個環節都能夠完整地、不間斷地向下游轉嫁，那么產品的需求不會因稅率或者產品含稅價格的調整而改變。但事實上并非所有企業在所有情形下都能將增值稅稅負完全地轉嫁給最終消費者(劉行、葉康濤，2018)。如果購買方將產品用于非增值稅應稅項目、集體福利或者個人消費，或者購買方為最終消費者時，稅率的變化對需求的影響會更加顯著。我們仍舊假設企業產品價格為p，如果增值稅稅率為t，那么購買方或者消費者需要支付的購買價格為(1+t)p;如果增值稅稅率調整為t'(t'＜t)，那么購買方或者消費者需要支付的購買價格為(1+t')p。對于大多數產品來說，價格的下降(tp－t'p)帶來的是需求量和銷售量(Qua)的上升。此種情況下，即使企業產品的不含稅價格不變，也會帶來其盈利(Pro)的增加。另外，在企業產品的銷量上升以后，其對上游企業產品的需求量也會上升，上游企業的盈利亦會增加。2.減少購買支出，加快產品流通增值稅稅負的下降使得企業產品的含稅價格下降。這對購買方來說，不僅降低了其購買支出，而且會緩解其資金約束，減少負債融資(Deb)，增強其購買能力。同時，資金實力有限的潛在客戶可能成為真正的購買方。含稅交易價格的下降加速了產品流通，存貨周轉率提高，營業周期縮短，償債能力和盈利(Pro)能力增強，企業資金回收速度加快，可支配現金流增加，負債融資(Deb)亦減少。3.降低企業稅負和交易成本，提高企業利潤企業經營過程中常會發生增值稅視同銷售行為，產生增值稅銷項稅額。而視同銷售行為無法取得銷售收入，更無法回收資金，稅負完全由企業承擔。增值稅減稅相當于減少了企業負擔的視同銷售行為中的增值稅稅額，降低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此外，企業核算應納增值稅稅額后，還要以增值稅稅額為基數計算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增值稅稅負的降低同時減少了企業這部分稅費支出，這同樣也降低了企業經營成本(Exp)，提高了企業利潤(Pro)。除前文所述“現金流效應”和“盈余效應”外，2018年4月開始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加計抵減政策和2019年1月開始的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征點提高政策將直接減少企業的應納增值稅稅額，增加企業權益資金(OE)，降低企業杠桿率(LEV)。綜合來看，增值稅稅率下調等減稅政策將通過“現金流效應”和“盈余效應”等增加企業的可支配現金，減少融資額度，提高盈利能力，增加盈余，并最終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增值稅減稅政策能夠促進企業去杠桿，減稅力度越大，去杠桿效應越強。

四、結論與建議

盡管增值稅為價外稅、流轉稅，具有稅收中性的特點，增值稅稅額亦不進入企業的利潤核算體系，但其稅負的高低仍會通過現金流效應、盈余效應等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與盈利能力，最終影響杠桿率與財務風險。增值稅減稅政策可以有效地促進我國企業去杠桿。在我國經濟增速減緩、全球疫情以及經濟衰退的多重背景下，我國企業仍面臨著較高的經營風險與財務風險，部分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基于此，本文認為在未來增值稅改革中應重點考慮以下幾方面。首先是優化稅制結構，適當提高企業所得稅等直接稅比重，降低增值稅等流轉稅比重。增值稅不同于所得稅，無論企業是否盈利均應繳納。實際上，盈利能力差，市場地位低，杠桿率高的企業通常難以將稅負轉嫁給供應商或者客戶，因而要承擔較多的增值稅負;而市場地位高、盈利能力強的大中型企業與國有企業在市場交易中更具話語權，因而承擔較少的稅負。以企業所得稅為主的直接稅則恰好相反。因此，應繼續優化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增值稅等流轉稅比重，以降低高杠桿、高風險、低盈利企業的稅收負擔，優化其資本結構。其次是進一步簡并增值稅稅率。當前13%、9%與6%的增值稅稅率檔次較多，且13%的基本稅率仍然較高，企業仍然面臨較高的增值稅稅負。增值稅稅負的降低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現金流量，增強企業資產的流動性，降低杠桿率和財務風險。同時，增值稅稅負的降低還可以增加消費者消費需求，提升企業產品銷量、收入和利潤，縮短經營周期。建議將三檔稅率簡并為兩檔或者一檔，基本稅率降為8%－10%，以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增強企業活力，降低高杠桿企業財務風險。第三是加大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力度。小微企業貢獻了全國80%以上的就業，70%以上的發明專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但其在市場競爭中一直處于劣勢地位，在與大中型企業、國有企業的交易中通常不具有話語權，因而能夠獲取的增值稅減稅收益較少。例如，盡管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征點先后提升至10萬元和15萬元，但是部分小規模納稅人將產品或服務銷售給大中型企業時，被要求必須轉為一般納稅人，按照相應稅率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難以享受“起征點”的優惠政策。因此，應考慮推出針對小微企業的多樣化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如增加“加計抵減”，超過一定稅負的“即征即退”等。

作者:劉永久 董培苓 單位:貴州商學院會計學院 東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