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背景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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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如今，互聯網的發展使得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在實踐中無法較好地應對互聯網背景下的著作權糾紛。文章分析了互聯網技術給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帶來的沖擊以及在互聯網背景下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提出了完善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建議，以期促進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發展。

[關鍵詞]互聯網；合理使用；著作權；法律保護

在互聯網時代，相當一部分潛在的著作權客體從傳統的著作權載體轉移到了互聯網載體，并且可以預見這一數量保持跨越式地增長。由于互聯網信息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信息數量大、主體受體轉化迅速等特點，法律對互聯網信息傳播的監管和規范具有不可避免的滯后性。由于互聯網用戶在網絡中往往具有數量多，追責難的特點，使得互聯網著作權侵權行為成為互聯網上最普遍的現象。

一、網絡對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沖擊

分析網絡對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沖擊時，首先要結合合理使用制度自身的特點。著作權法律制度在保護著作權人應當享有著作權益的同時，又要面向社會公眾促進作品的傳播，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顯然，這兩個目的之間的沖突要求著作權法律制度找到一種利益平衡機制，具體來說就是著作權的限制制度。限制制度的目的即“通過對著作權的適當限制，平衡創作者、傳播者和使用者的利益，確保公眾能接觸和使用作品，以促進整個社會科學文化事業的進步。”①合理使用制度的制度目的是為了平衡利益，即平衡著作權人對其作品的專有權和社會公眾對信息進行自由獲取的公眾利益。這一目的是其最終落腳點，也是這項制度進行設計的出發點。從這個出發點來看，合理使用制度既要保護作者創造智力成果的創作積極性，又要激發社會公眾對作品吸收并進行再創作的積極性，使得整個社會的知識文化層面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因此，其本質是一個利益平衡工具，網絡對它造成的沖擊便是打破了這一利益平衡。著作權人權利的擴張在網絡環境的催化下，致使合理使用空間不斷萎縮。若將傳統的合理使用行為與網絡上的合理使用行為相比，就會發現法律規定的針對互聯網環境下合理使用行為的類型大大減少。

（一）數量減少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了12種傳統的合理使用行為，而我國針對互聯網作品所出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6條僅規定了8種合理使用行為。通過比較發現，一些原來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傳統的合理使用行為不再適用于信息網絡傳播的作品，主要有“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等。這種合理使用適用對象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合理使用行為在互聯網上的“萎縮”。

（二）內容壓縮

數字化的傳輸手段在實質上改變并擴充了著作權的保護對象和權利內容。著作權的客體從最初的印刷品，到錄音錄像作品，到電影作品，再到如今的計算機軟件、多媒體作品和電子數據庫，種類不斷豐富，又不斷統一。豐富的是形式，而其統一的是普遍脫離實體存在轉而成為互聯網數據載體。最高人民法院的《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包括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的各類作品的數字化形式”和《著作權法》第10條規定“對著作權各項權利的規定均適用于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②這顯然極大地延伸了著作權可保護的范圍，而擴大的同時并未擴張合理使用制度的適用范圍，使得《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合理使用行為在事實上受到了分割。

（三）出現新規定

為應對互聯網導致的劇烈變化，我國《著作權法》也增加了“信息網絡傳播權”。我國的網絡空間曾一度被稱為著作權的“不毛之地”，而數字化傳輸所產生的數字化著作權作品，對一直以“病態免費”著稱的我國網絡空間進行著激烈的改造。這些改造的導火線就是近年來大量的以信息網絡傳播權為核心的著作權糾紛。但“信息網絡傳播”的概念沒有清晰到將每一項著作權人權利在互聯網環境中固定下來，使得大量混淆不清的“著作權人權利”在網絡上橫行一時，視合理使用制度為無物。這種著作權人對自己作品權利的過度保護和對使用者合理使用行為的侵害，進一步加劇了合理使用空間的萎縮。

二、互聯網背景下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面臨的困境

雖然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我國的《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制度的規定愈發完備，但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混亂。不言而喻，其主要原因就是不斷變化的互聯網發展情形和法律的滯后性之間的沖突。

（一）缺乏“合理性”判斷標準

我國《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行為的規范始終落后于現實情況的一大原因是，《著作權法》過于著重對每一種合理使用的情形進行列舉，但卻缺少一個原則性的“合理性”判斷標準。這是我國作為成文法國家在立法環節中無可避免的問題。列舉情況固然有利于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對號入座，降低案件的審理難度，但同時，法官只能機械地適用法律條款，缺乏統一的根本對“合理”二字進行判斷，當然也無法應對高速發展的互聯網情況。因為“判斷一種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不能簡單地對號入座，有時更需要法官在分析具體案情和理解著作權合理使用精神的基礎上做出合理、合法的評判。”③所以，從理論上來說，以立法的形式確認“合理性”的判斷標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合理使用的范圍不明確

從我國《著作權法》可以看出，我國《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制度的相關規定采用的是規則主義的立法模式。隨著數字技術和網絡的發展，新的作品形式和使用方式頻頻出現，遠遠超出了《著作權法》對于合理使用所列舉的情形，使合理使用制度無法解決網絡環境下的侵權糾紛，原有合理使用的范圍在新環境下顯得無所適從。在互聯網背景下，作品復制傳播的門檻越來越低，傳統的法律規范已經不能適應不斷發展的互聯網要求，如果持續把傳統的合理使用制度照搬到互聯網環境下，很有可能導致作者、傳播者及使用者之問的利益失衡不斷加劇。綜上所述，建立有關合理使用的標準并確定網絡環境下合理使用的范圍具有現實的意義。“合理性”判斷標準不但彌補了現有列舉式條文的不足，也指導了后續立法的方向和“合理”的程度，為合理使用范圍留下了靈活的適用空間。

三、完善我國網絡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構想

（一）規則主義和要素主義相結合的立法模式

立法模式是法律制度的形成方式，大多數國家在著作權的相關立法中都設有對合理使用行為進行規范的法律規定，但立法模式各有千秋，主要有“因素主義”和“規則主義”兩種。對比而言，例如美國作為判例法國家所體現出的特點，“因素主義”立法模式能夠較好的適應社會情況的發展與變化，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這并不切合我國基層司法實踐所需。而“規則主義”立法模式秉承了大陸法系條文具體、便于操作的優點。但具體的規定不能窮盡所有的情形，且對新的法律問題不能給出合乎法律規定的解釋，進而違反了規則主義的初衷。在傳統著作權的適用范圍內，顯然“規則主義”更具有普適的、明確的優點，所以“規則主義”立法模式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適用。但是，在日新月異的互聯網背景下，必須要認識到如果繼續嚴格采用“規則主義”的立法模式對具體情形進行列舉，不但無法改善滯后性的問題，反而造成大量試圖打法律擦邊球的侵權行為滋生。因此，在考慮我國現有立法模式的基礎上，可以借鑒國外立法成熟的先進經驗，集中兩種立法模式的優點為己所用。

（二）制定網絡環境下的“合理性”判斷標準

合理使用應當在《著作權法》中明確其標準，避免給合理使用制度不清楚的公眾和有心曲解合理使用范圍的侵權人留出自由解釋的空間。傳統《著作權法》認為，大多以非營利為使用目的的使用方式是合理使用行為，反之則否。但在以傳播為主要手段的互聯網背景下，從傳統《著作權法》中帶來的合理觀念則不能很好地適應新情況。因為在互聯網環境中，非營利的行為才是主流，營利性目的往往是非營利性行為的副產品。例如有些作品是對原作品的二次創新，甚至是原封不動地使用，但由于互聯網獲取信息的便捷性和及時性，不但沒有影響原作品潛在的市場價值，而且會提高原作品，更多的是原作者的曝光度和知名度，為著作權人帶來更多的利潤空間和價值。這雖然與前文所述的侵權行為相同，但確實導致了完全不同的行為后果。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合理使用的范圍確定就勢在必行了。例如網絡服務提供商在互聯網上通過搜索引擎或門戶網站鏈接的使用方式，顯然可以視為合理使用，甚至往往著作權人會尋求通過與網絡服務提供商簽訂協議以換取對自己信息提供權的“侵犯”。所以，在制定互聯網合理使用制度的合理性標準時，應當明確的是，若該使用行為會明顯地損害著作權人的潛在商業利益，自然構成侵權。反之，輕微商業利益的損害不應當被排除在出合理使用之外。這就是“舍小以保大”，嚴格來說都屬于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卻因為其對潛在利益的不同影響而出現不同的定性，這才反映了互聯網活動參與者的需求。

（三）明確網絡環境下合理使用的范圍

傳統著作權中合理使用制度平衡權益的功能在互聯網環境中仍存在著充沛的生命力。欲使合理使用制度繼續發揮其在傳統著作權方面較好的利益平衡作用，立法者就要從互聯網活動參與者的角度思考和預見互聯網未來發展趨勢，對互聯網著作權問題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敏銳的關注。對新糾紛、新案例保持較高的關注度和立法思考。全方位、多角度地考慮互聯網環境下的互聯網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行為，并及時通過立法對合理使用行為的范圍進行明確。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都對《著作權法》進行了概括性補充，但對比域外立法和我國互聯網發展情況，我國當前的立法仍然不夠明確。首先，要制定合理使用范圍的原則性標準。這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這一標準該如何確定，是立法學者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筆者認為，標準的核心要件，即是找到權利人和使用人利益的平衡點。在互聯網發展的浪潮中，新興技術和新的作品隨時有可能出現，合理使用的空間持續處于變動之中，因此，這一平衡點是一個動態的點，在立法中要給平衡的移動保留合理的閾值。找到平衡點，合理使用范圍就變得靈活機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我國《著作權法》面對互聯網狀況時的滯后性和封閉性。其次，對常見的互聯網合理使用的具體情形進行列舉。這是我國《著作權法》的現狀，但列舉的情形要及時在條例中跟隨新作品和新使用方式的涌現而豐富。避免原本為在司法實踐中減輕法官壓力的舉措變成依法適用的阻礙。例如近來涌現的個人網絡視頻改編、個人網絡錄音作品改編和網絡游戲直播等使用方式是否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在立法上還沒有進行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這些案例已經出現，經過法官和律師在多起案例中的反復研究和定性，這些新的作品和新的使用方式在法律上完全具備了成熟的認知，應當通過立法寫入合理使用的范圍。最后，對一些原本屬于合理使用的行為，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作品使用方式的普及已經不是公眾使用信息的主流手段，應當置入兜底性規定予以修訂。如此方可使合理使用制度常用常新。以網絡游戲產業鏈為例，從開發商相互抄襲的問題，到直播平臺的直播、轉播授權問題，其上下游的紛爭從未平息。這些都與互聯網作品的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息息相關。所以立法者的目光要及時照進網絡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盡可能地完善合理使用的范圍。經過這三方面的修正，網絡環境下合理使用的標準和范圍就會既靈活又穩健，在應用中有利于化解爭議，降低了案件的審理難度，提高了司法效率，對著作權司法實踐具有良性的指導作用。

四、結語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不可避免的導致法律呈現出滯后性的情況，在著作權保護領域亦是如此，現階段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使得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不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為了解決這一法律適用困境，國家應從立法層面完善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通過立法明確“合理性”的判斷標準，明確合理使用的范圍，從而促進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健康發展。

作者：張一澤 單位：中國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