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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臺建設設想
研究平臺擬以中風病為研究對象,系統建立中風病及相關證候的現代檢測方法。
①對現有中風病診斷技術和方法,按照中醫病證關系進行整理和規范,
②探討和跟蹤新的檢測技術和方法應用的可能性。選擇中風病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中醫對中風病有較長期系統的研究基礎,在中醫各種病證研究中比較規范,已有《中風病中醫診斷、療效評定標準》(1986年,簡稱一代標準)、《腦血管病中醫辨證量表》(1988年),《中風病辯證診斷標準》(1994年,簡稱二代標準)、《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價標準》(1996年)、《缺血性中風證候要素診斷量表》(2008年)作為研究支撐,有較強的研究基礎和資料。圍繞建設內容,擬從免疫檢測技術、生理檢測技術、影像檢測技術、流變學測試技術、細胞和分子生物學檢測技術等不同檢測層面,以及中醫脈象、舌象、面相等現有中醫客觀診斷技術,全方位選擇各種相關儀器設備,在對中風病中醫辯證分型基礎上,全面進行病證關系的各項技術指標測定,尋找和建立不同中醫證型的特征檢測指標和體系,探索中醫病證的現代診斷方法和系統指標體系。
2研究現狀
關于現代診斷技術與中醫病證關系研究,國內已有科研人員在相關領域進行了初步探討。朱宏勛按《中風病辨證診斷標準》對腦梗塞急性期患者進行中醫證候評分,進而采用美國國立衛生院卒中量表(NIHSS)對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狀況也進行評分,研究腦梗塞中醫證候與白細胞計數及NIHSS評分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白細胞計數與NIHSS評分存在線性回歸關系,風證、火證、痰證、氣虛證與NIHSS存在線性回歸關系,風證、火證、痰證與白細胞計數存在線性回歸關系。朱彥玫等將中風急性期患者,按病因辯證分為:風火上擾、痰熱內阻、陰虛風動、氣虛血瘀4組,按病位辯證分為中絡、中經、中臟、中腑4組。分別對患者雙側大腦前動脈(ACA)、雙側大腦中動脈(MCA)、雙側大腦后動脈(PCA)及雙側頸內動脈(ICA)末端的血流進行檢測。通過枕窗測基底動脈(BA)獲得上述血管不同段平均血流速度(Mv)、動脈波動指數(PI)及血流頻譜形態。研究結果表明:按病位辯證分,中絡組中除BA外,其他腦血管平均血流速度較對照組和其他各組均減低;中經組、中腑組和中臟組的ACA、MCA、ICA、高于對照組和中絡組,中風病4組之間血流速度關系呈現為中絡組<中經組<中腑組<中臟組。按病因辯證,風火上擾型表現為血流速度加快,有些伴有頻譜形態改變和血管痙攣性病變;痰熱內阻型中部分表現為血流速度過快呈血管狹窄,部分表現為血流緩慢呈供血不足,伴有頻譜形態的異常;陰虛風動型中表現為血流速度低于正常對照組,湍流和渦流,分別伴有頻譜形態異常和血管退行性病變;虛血瘀型大部分患者表現為單側或雙側、一支或數支血流速度緩慢及供血不足。涂晉文探討血管緊張素轉化酶基因ACE(I/D)多態性與缺血性腦卒中患病及中醫證候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腦梗死組ACE-DD基因型和D等位基因頻率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P<0.05)。顯示ACE-DD基因型或D等位基因可能在腦梗死中起作用,且與腦梗死肝陽暴亢、風火上擾證密切相關。腦梗死組患者DD基因型患者血漿AngⅡ水平顯著增高,且肝陽暴亢、風火上擾證患者增高更顯著。DD基因型導致血漿AngⅡ水平增高可能是中醫肝陽暴亢、風火上擾證的遺傳易感因素。童建兵將腦梗死患者采用《中風病證候診斷標準》(二代標準)分為6種證候類型:血瘀證、風證、火熱證、痰濁證、氣虛證及陰虛陽亢證,探討腦梗死患者血清尿酸水平與中醫證候的關系。研究得出,腦梗死患者血瘀、痰濁、氣虛證的血清尿酸水平均明顯高于風證、火熱及陰虛證;血清尿酸水平與血瘀證呈顯著性正相關,與其他5種證型無顯著性相關,表明腦梗死患者血清尿酸水平對血瘀證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聶瓊芳按將急性期中風患者分為中臟腑、中經絡型,結果表明,中臟腑組、中經絡組的各項血液流變學指標均高于對照組,其中中臟腑組紅細胞壓積、血漿黏度、纖維蛋白原、血沉均明顯高于正常組,中經絡組中,低切血液粘度和血沉明顯高于正常組。朱力瑩等CT斷層掃描探討急性中風患者不同證型的影像學特點,研究發現,中經絡型中以缺血性病變為主,病灶大小為0.2~1.5cm,其中15%為出血,出血量1.0~10.2ml;中臟腑型中以出血性病變為主,出血量12.1~61.3ml,其中12.9%為缺血性改變,病灶大小為1.72~11.2cm。中經絡者不論是缺血還是出血其病理基礎為深穿支小血管閉塞或破裂,中臟腑者病理基礎為較大血管的閉塞或中等量出血。在中醫現代診斷技術研究中,相關研究人員所完成的工作為進一步進行中醫的辯證診斷技術研究提供了依據,但這些研究尚缺乏系統性,與中醫病證的特異性還有待探討,不能很好的指導和用于臨床實踐,需要做進一步的全面研究工作。
3需要注意的若干問題
3.1對中醫“四診”與現代檢測技術的認識
中醫醫生在遵循“望、聞、問、切”四診方法進行診斷時,要對“四診”中每一診的內容進行觀察和分析判斷,突出每個方面的主要特征,然后通過“四診”合參,全面綜合各診診斷要點,概括、總結和確定出患者的病證,進而提出相應的治療方案。即對某一病證的確定既不孤立地考慮“四診”中每一診的內容,也不對“四診”信息進行簡單疊加,而是通過對“四診”信息全面采集、綜合分析、反復斟酌而得出明確的診斷結果。在這一診斷過程中,既有中醫師的感覺器官對“四診”信息的采集,也有中醫師的大腦對“四診”信息的分析、判斷、反饋與取舍。上述工作雖然對于有經驗的中醫師很快就能完成,但對于現代檢測技術和分析方法,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信息采集與數據處理過程,目前要順利實現還有相當的難度。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中醫領域對現代檢測技術與分析方法所能達到的技術水平,以及可為中醫診斷所能提供的方法支持還不是十分熟悉,圍繞現代檢測技術與分析方法尚有許多基礎性研究工作未完成或根本沒有進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現代檢測與分析領域,有關中醫診斷技術和數據處理方法還處于起步階段,已掌握的數據量和分析處理技術積累也還相對較少。因此,要實現中醫“四診”檢測的客觀化,就必須要充分認識“四診”的特點,以及在現代檢測技術和條件下進行“四診”工作的難點和重點。只有首先做好“四診”的基礎性和規范性研究,多途徑利用現有技術進行“四診”檢測方法探索,密切關注新技術的發展并及時引入到中醫病證診斷領域,扎扎實實堅持不懈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3.2對中醫“四診”儀器與檢測內容的認識
在中醫“四診”客觀化檢測過程中,有關人員已經完成了部分儀器設備的研制,并開始應用于中醫的科研、教學和臨床。這些儀器根據不同的檢測傳感器,反應了“四診”中某一診的特定方面的性質,如采用壓力傳感器的脈診儀體現的是人體脈搏壓力特性,攝像式舌診儀反映了舌的圖像特性,它們雖然還不能全面反應中醫診斷中關于脈和舌的全部特征,但卻是實現“四診”客觀化檢測過程中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就如心電圖機最初只是用于檢測心臟電信號,隨著臨床檢測數據的積累,人們逐漸發現了其所反映的心臟問題和對應關系,進而成為心臟檢測的重要指標。對于現有的中醫“四診”檢測儀器,不能因其檢測內容單一而不予重視,應在保證現有儀器數據采集準確性和穩定性的前提下,充分做好檢測指標的數據積累,建立有效的數據處理方法,確定出各自的規律和特征,觀察和尋找與相關中醫病證診斷方法的內在關系。對“四診”中的每一種診斷,也要注意從多角度探尋能反應其特征的檢測技術與方法。如對于脈診不僅要檢測壓力特性,還要檢測心臟的脈動、血液的流動與壓力、血管的柔韌等指標,以更全面準確地反應脈診的特性,服務于中醫病證診斷。
3.3對于建立中醫病證現代檢測診斷體系的認識
建立現代中醫病證診斷體系是中醫發展的客觀要求,縱觀中醫發展歷史,每一時期都在不斷引入新的思維、技術與方法,都在充分利用當時的社會和科技發展成果來提高自己的診療水平。有理由相信古代中醫先輩們如果面臨當今的科技發展現狀,也會積極采用這些技術和方法來促進中醫病證診斷的發展。在當今人體測試診斷技術條件下,建立現代中醫病證診斷方法也不能指望某一特定檢測方式或單一檢測指標就能完成。一定要注重多方面引進各種現代檢測技術和方法,熟練掌握這些技術和方法的在人體疾病診斷中的適用性和特點,從不同角度或系統進行中醫病證與檢測指標對應關系研究。在充分做好中醫病證分型的基礎上,不斷積累各個指標的檢測數據和經驗,仔細尋找各個數據的內在規律和特點。同時還要針對不同檢測指標進行歸類,及時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相關性分析,探尋檢測體系內各檢測指標間的數據相關性,做好相關性分析與反饋,不斷修正各檢測指標的數據采集重點,完善數學分析方法與模型,以最終完成中醫病證與檢測指標和檢測指標系統的特征或特異性關系研究。如中醫將中風病證候分為風證、火熱證、痰證、血瘀證、氣虛證、陰虛陽亢證6個基本證候,而現代研究表明中風病有缺血性和出血性兩種,缺血性中風由腦血栓或腦血栓形成所引起,出血性中風由腦出血(腦溢血)所引起,因此可根據這兩種病因設計相應的多參數檢測和檢測體系,建立與中醫6個證候有對應關系的檢測方法。
4結語
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人體檢測技術的快速發展,為中醫和中醫診斷的客觀化提供了的可能的技術和方法支持,但要把這些技術和方法具體應用到中醫領域,還需要完成大量的基礎性研究工作,并結合中醫的特點做好關鍵技術研究。當然這些工作不會一蹴而就,但只要目標明確、堅持不懈,必將會得出有實際意義的研究結果。這將有效地提高中醫病證診斷水平,全面地促進中醫診斷技術的發展。
作者:王益民 何 畔 張小蒙 閻冰 劉彥強 單位:天津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