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教育發展現狀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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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教育發展篇1

摘要:近年來新加坡中醫藥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從新加坡中醫管理部門及法規、中醫師注冊條件、中醫學術團體機構、中醫學歷教育和中醫繼續教育等方面介紹了新加坡中醫藥發展現狀。隨著新加坡中醫藥事業從立法規范到管理制度方面逐漸完善，從學歷教育到繼續教育形成了全面的人才培養體系，中醫藥學術團體及學術交流不斷發展，新加坡中醫藥的發展前景會變得更加廣闊。加強中新兩國中醫藥文化交流可以更好地促進中醫藥事業向海外擴展，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關鍵詞:新加坡;中醫;繼續教育;中醫師注冊;中醫學術團體機構;中醫學歷教育;新加坡傳統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教育

新加坡是東南亞洲經濟、科技發展的重要核心之一。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部分歐亞裔(歐洲人與亞洲人混血)共同組成了一個多種族共處的社會。其中華人約占總人口的75%，多數華人先祖為中國福建、廣東、海南等地的移民。由于中醫與華人關系密切，中醫藥在新加坡社會得到較廣泛認可，近年來發展迅速。為了更好地加強與新加坡在中醫藥方面的合作，以及更好地將中醫藥推廣至海外，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合作司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合作開展了“中國-新加坡中醫藥中心”項目。我們有幸參與其中，并于2018年夏至2019年初在北京中醫醫院新加坡明醫館從事診療工作，對當地的中醫教育、傳播等情況有一定的了解，現分享如下。

1新加坡中醫發展概況

1.1新加坡中醫管理部門及法規

1994年新加坡政府開始關注中醫藥并著手將中醫藥納入新加坡國家醫療體系的規劃，衛生部成立了15人的“傳統中醫藥委員會”［1］。1995年，該委員會撰寫了《傳統中醫中藥白皮書》，從中醫師的培訓與注冊、中成藥的管制、中藥師的培訓與注冊3方面制定準則。委員會也建議中醫藥團體組成一個統一機構，并制訂一套劃一的行醫守則和紀律規范。待中醫界適應了這個有所管制的環境，以及中醫師都把專業水平提升之后，當局將會在法制的架構下，正式實行中醫師的注冊工作。在此背景下，1994年12月成立了旨在協調聯系中醫界與衛生主管部門以及中醫界各團體的新加坡中醫團體協調委員會［2］，其所屬團體有新加坡中醫師公會、新加坡中醫藥促進會、新加坡中醫中藥聯合會、新加坡同濟醫院、新加坡中醫學院畢業醫師協會、新加坡針灸學會、新加坡新醫協會和新加坡新華中醫藥協會(新加坡新華中醫藥協會于2004年并入新加坡中醫中藥聯合會)。2000年11月14日，《中醫注冊法令》在新加坡國會得以通過，確立了新加坡中醫師、針灸師注冊制度。《中醫注冊法令》規定了中醫師在新加坡的合法地位［3］，并明確:自2004年1月1日起，只有持有有效執業準證的中醫師才能在中醫全科領域合法行醫。此后于2001年2月7日在此法令指導下成立了中醫管理委員會(簡稱管委會，TCMPractitionersBoard)，設有3個下屬工作組，分別是過渡性注冊組、考試組和行規道德組。《中醫注冊法令》中要求中醫管理委員會擁有不少于5位但不多于9位的委員，其中必須有1位注冊官(由衛生部官員兼任)、1位是注冊西醫執業者、2位有10年或以上行醫經驗(任何指定的中醫執業范圍)的注冊中醫執業者。而且所有的委員需由衛生部長委任，任期3年。委員會2001年開始為針灸師注冊(需注意的是目前針灸師注冊只開放給合格的新加坡注冊西醫和牙醫)，2002年實施中醫師注冊。新加坡在2006年1月開始執行《中醫執業道德準則及道德指導原則》，此行規是由政府授權中醫管委會行規組制訂，作為對注冊中醫師與針灸師的醫療行為進行規范，讓他們執業時有所依循，保證中醫藥在新加坡可以更深入的發展。目前新加坡設有2個政府機構負責監管中醫中藥事業:健康科學局(HealthSciencesAuthority，HSA)和新加坡傳統中醫藥管理委員會(TCMPracti-tionersBoard)。中醫管理委員會負責中醫師的注冊、審核注冊中醫師的學歷、審核提供中醫課程學府的資格、于提升中醫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議、設定和維護行規準則。健康科學局主要負責中成藥與中藥保健品(丸劑、膠囊、顆粒等劑型)引進、審批、質控、中成藥進口等［4］。目前，中藥飲片(未加工成為最終制劑，如丸劑、顆粒、膠囊)無需取得入市前銷售許可和執照，但受毒物法令和藥物法令等的管制，中藥材代理商售賣的中藥材必須不含任何下列有毒或法令禁止的物質。例如中藥材中不含甲酰胺酸(含鹽)，重金屬不能超標等。

1.2新加坡中醫師申請注冊條件

新加坡中醫師注冊分為正式注冊和有條件注冊2類。一般來說，新加坡公民在滿足相應條件后可申請正式注冊;對于新加坡永久居民及非新加坡公民滿足相應條件后需先申請有條件注冊［5］。

1.2.1新加坡公民申請注冊中醫師的條件

1)擁有新加坡中醫學院或新加坡中醫學研究院頒發的專業畢業文憑(5年全日制或7年兼職制)，或中醫學士學位證書(5年全日制或7年兼職制);

2)擁有中醫管理委員會所承認的8所中國中醫大學(分別是北京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州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山東中醫藥大學)頒發的中醫本科學士學位證書，但不擁有受承認的外國中醫師執照的新加坡公民，須在新加坡中醫學院、新加坡中醫學研究院或南洋理工大學(被認可和批準的新加坡中醫院校)完成至少1年的臨床實習和所規定的中醫臨床培訓403學時;

3)擁有中醫管理委員會所承認的8所中國中醫大學頒發的中醫學士學位證書，同時擁有受承認的外國中醫師執照者的新加坡公民，在被批準的中醫機構和在合格主管中醫師的監督下完成1年的中醫臨床實習。符合以上任何一項條件的新加坡公民，就能參加由中醫管理委員會主辦的新加坡中醫師注冊資格考試，考試及格后，方能被考慮準予正式注冊成為中醫師。

1.2.2新加坡永久居民及非新加坡公民申請注冊中醫師的條件

1)擁有中醫管理委員會所承認的8所中國中醫大學頒發的中醫學士學位證書;

2)擁有受承認的外國中醫師注冊證書和執業證書，并有受承認的行醫經驗8年以上，以及副主任醫師資格者;

3)擁有新加坡雇主有意雇傭申請者為從事全職執業中醫師的證明文件。符合上述3項條件者，方能申請有條件注冊下的中醫執業者。需注意，有條件注冊的職業醫師只能在被批準的中醫機構和新加坡本地合格主管中醫的監督下全職行醫(不能兼職)，這類機構至少有3位或以上正式注冊中醫師，而合格主管中醫師必須有至少15年的新加坡行醫經驗;有條件注冊的中醫師在臨床行醫滿1年后，如無爭議，可以每年更新注冊。有條件注冊中醫者在新加坡完成監督下的3年全職行醫后，并在期間無不良報告或投訴，可(只)有1次機會參加最臨近的新加坡中醫師注冊資格考試。考試及格后，即能獲得正式注冊。但在有條件注冊期滿后至考試舉行前，不能要求延長行醫。

1.3新加坡中醫學術機構

早在1929年9月，在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廢止舊醫案”的大背景下，為保存中醫中藥，醫生黎伯概及其他中醫藥人士發起組織了新加坡歷史上第一個中醫藥團體———“新加坡中醫中藥聯合會”［6］，可見新加坡中醫藥團體的發展起步極早。隨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中醫師數量增多及中醫師專業細化、學術交流等需要，中醫藥團體數量逐漸增加，涌現出“新加坡中醫師公會”等學術機構。目前經政府認可的新加坡中醫藥相關學術機構有14家，分別是新加坡中醫研究院、新加坡中華醫院、新加坡中醫藥促進會、新加坡中醫學研究院、南洋理工大學生物科學院、新加坡新醫協會、新加坡針灸學會、新加坡中醫中藥聯合會、新加坡中醫師公會、新加坡中醫學院、新加坡大眾醫院、新加坡中醫學院畢業醫師協會、專科中醫研究院、同濟醫藥研究院。其中新加坡中醫研究院(AcademyofChineseMedicine，Singapore，ACMS)是新加坡最高的中醫學術機構，成立于2015年10月，肩負開拓中醫教育、提升中醫師臨床技能、推動中醫科研、倡導中醫循證醫學和促進中西醫學學術交流的使命。研究院執行理事會共有13位成員，其中7位是中醫專業工作者，由普通會員在每2年一度的“常年會員大會”上投票選出;其余6位分別由中醫師管理委員會、教育部及衛生部推薦，并由新加坡衛生部長親自委任。此外，新加坡中醫師公會創立于1946年，由民國福建名醫吳瑞甫在新加坡行醫期間聯合其學生及本地中醫師成立的中醫師組織［6］，歷史較為悠久。其成立初衷不僅在于團結中醫藥人士，更重要的是通過學術交流提高同行的執業水平。在此信念指引下，更發展出新加坡中醫學院、中華針灸研究院、中華醫院及中華醫藥研究院等下屬機構［7］;通過中華醫院年30萬余人次的門診量及中醫學院的有機結合，形成了新加坡當地較為系統的中醫學教育、臨床體系。

2新加坡中醫學歷教育

目前新加坡中醫學歷教育機構有新加坡中醫學院、新加坡中醫學研究院、南洋理工大學生物科學院3家。中醫學歷教育為5～7年［8］。其中歷史最為悠久的是新加坡中醫學院，其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中醫專門學校”，由新加坡中醫師公會創辦和注冊，1976年改為學院［9］。創辦中醫學院旨在實現公開、系統性地傳授中醫學知識，為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培養中醫藥人才和接班人。目前新加坡中醫學院已開辦正規學校教育和在職培訓，是新加坡培養中醫人才最主要的教育機構。該院自創辦以來，秉承“中醫為主、西醫為輔”的辦學方針，已為新加坡培育了近3000名中醫專門人才。1973年，新加坡中醫藥促進會又創辦了中醫學研究院［10］，以培訓中醫全科人才。該院最初為4年制非全日制培訓，后來逐漸豐富課程至6年非全日制中醫專業文憑課程。2006年開始，研究院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開辦7年非全日制本科學士學位兼讀課程，以培養學士學位學生。其畢業有資格參加由中醫管理委員會主辦的新加坡中醫師注冊資格考試。且自2001年起，研究院陸續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開辦中醫碩士研究生課程，已舉辦6屆;2007年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再度合作開辦中醫博士課程，形成了本科、碩士、博士不同層次的本地學歷教育體系。2005年起，北京中醫藥大學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合作舉辦3+2雙學位本科中醫專業項目，學制5年，前3年在南大生物科學學院完成生物醫學學士課程及中醫基礎理論課程，中醫基礎理論課程由北京中醫藥大學師資在新加坡授課，后2年在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完成臨床中醫課程。畢業頒發由雙方共同簽發的項目畢業證書和雙學位證書，即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證書、醫學學士學位證書，南洋理工大學DegreeB.Sc.(Hons)inBiomedicalSciences(生物醫學本科學士學位)。2001年新加坡中醫學院與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辦學，開設五年全日制中醫學士課程、中醫碩士研究生課程［10］。2006年起新加坡中醫學院與廣州中醫藥大學聯合辦學，開設七年制中醫學士學位課程、中醫博士研究生課程，還有護理、中藥、中醫健康管理、藥膳課程等，為新加坡中醫藥事業提供了大量人才儲備。中國各中醫藥高校經過多年與新加坡聯合辦學的實踐，在課程設計、實習效果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已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涉外教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模式，培養了中醫涉外教學人才和團隊［11］，培養了較多合格的中醫畢業生，如南洋理工大學與北京中醫藥大學聯合辦學培養的畢業生大部分都能順利通過新加坡中醫師注冊資格考試，平均通過率達到93.3%，獲得新加坡中醫師執業資格［12］。

3新加坡中醫繼續教育

新加坡政府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共有1946名注冊中醫師，其中1727名活躍行醫中醫師，219名非活躍中醫師;2010年已有2322名注冊中醫師，其中1974名活躍行醫中醫師;2018年，共有3004名注冊中醫師，其中有2234名活躍行醫中醫師，770名非活躍行醫中醫師;而到了2019年，則有2284名活躍行醫中醫師，761名非活躍行醫中醫師［13］。中醫師注冊人數總體呈逐年上升趨勢。為了進一步提高新加坡中醫師技術水平、拓展中醫師知識面、促進學術交流，新加坡于2013年起試行自愿性中醫繼續教育制度(VoluntaryContinuingProfessionalTCMEducation)［14］。2019年2月11日中醫師(修正)法案獲國會通過，法案規定:從2020年4月1日起所有執業中醫師和針灸師須通過強制的中醫繼續教育計劃，在2年內取得50個持續專業教育(ContinuingProfessionalEducation，CPE)學分才能更新中醫師/針灸師執業證，其中30學分必須來自管委會預先批準的中醫藥教育項目。為此，新加坡政府還為每位中醫師撥出新幣$200的中醫藥發展補助金，以減輕中醫師參加CPE課程的費用。新加坡14家被政府認證的中醫機構、中醫院校均可申請舉辦繼續教育，確定好內容、講者、時間、地點向中醫管理委員會報備，管委會批準即可。新加坡繼續教育形式基本與中國國內醫學繼續教育一致，多數為半天時間的講座，以及某一專科為主1～3天的培訓班。內容也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涉及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推拿、皮膚等中醫優勢學科。由于和中國中醫交流密切，繼續教育經常邀請國內某一學科或某一中醫技法的知名專家團隊前往教學，促進了中新兩國中醫藥文化的交流。獲得管委會預先批準的本地繼續教育項目一般每小時參加者及主講者可獲得1學分，上不封頂;本地的其他講座、學術會議1～2小時可獲得1學分，1天可獲得4學分，3天或更長時間可獲得12學分。除此之外，參加新加坡之外的學術會議、研討會、培訓班在提供會議/培訓日程、出席證明書或培訓單位評估報告后也可獲得相應學分。出版中醫學術專著、教材，會議上宣讀論文、壁報展示、在認可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編輯或審閱中醫藥學術著作、教材、認可的專業期刊也可獲得每篇/每本2/5學分(著作、期刊主編、國內外學術會議宣讀論文第一作者獲學分5分，其他作者獲學分2分)。

4展望

中醫藥目前尚未能納入新加坡政府醫療保健體系，僅有部分商業保險支持中醫診所費用的報銷。但隨著替代補充醫學在世界范圍的興起，有更多的人愿意接收傳統西醫治療模式與替代補充醫學相結合的照護模式，其中就包括中醫藥、針灸等。在一部分西醫院中，如新加坡萊福士醫院和陳篤生醫院，已設立有中醫診療中心、綜合醫療中心、康復中心等部門提供專業針灸、中醫藥等治療項目［15］。目前中醫藥在許多國家的醫療衛生保健中起著愈來愈積極的作用［16-17］。在這之中，隨著部分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在中醫方面陸續推出國家規范性文件，中醫師執業法規有了明確認證途徑，中醫師的生存空間不斷擴大［18］。隨之而來的是東南亞中醫藥科教發展更加普及，尤其是新加坡，在我國“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下，借助“一帶一路”發展推力，積極開展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績［19］。回顧新加坡中醫藥發展歷史，自19世紀中醫藥隨著華人不斷遷入而傳入以來，本土的中醫教育發展經歷了家傳師傳自學階段、中醫專校成型階段、改革交流階段和政府統一管制階段［20］。在這一過程中，中醫教學從無到有，從松散管理到規范化管理，最終形成了正規學院教育與繼續教育相輔相成的教育體系。

尤其自2000年新加坡《中醫注冊法令》通過以來，新加坡中醫藥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成立專門的中醫管理委員會并制定了相應立法規范，建立了完善的中醫師注冊考核的管理制度，從當初1家中醫師公會到現在14家中醫藥學術團體，學術活動百花齊放;從最初的“中醫專門學校”發展到現在3家中醫學歷教育機構、多專業與國內中醫院校聯合辦學等多種中醫教育模式并存;從學歷教育到繼續教育形成了全面的、復合的中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培養的中醫藥人才和注冊中醫師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為未來新加坡中醫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供給，提升了新加坡中醫技術水平，為中醫藥學科在新加坡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同時，新加坡中醫學歷教育及繼續教育制度與我國的中醫學歷教育、繼續教育制度大同小異，且在學歷方面認可國內部分中醫藥院校的學歷，為促進兩國中醫藥人才的交流、互相流動執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前提條件。隨著新加坡中醫教育的發展，與中國國內中醫藥院校的合作逐漸增多，中醫專門人才儲備不斷豐富，新加坡與國內中醫藥行業、院校交流合作層次不斷加深，相信新加坡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前景會更加廣闊。加強中新兩國中醫藥文化交流可以更好地促進中醫藥事業向海外擴展，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作者:朱慧婷 劉佩菱 劉嘉楊 孫海軒 周冬梅 劉清泉 王洪 單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 新加坡中醫研究院

中醫教育發展篇2

近代中醫教育是中醫藥學發展過程的重要階段，但其發展規律和特點缺少系統性、綜合性研究。本研究采用史料挖掘、分析等多種方法，理清近代中醫教育發展史的脈絡，挖掘其在學校創立、課程設置、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成績，探討其對現代中醫教育的主要影響。考證古代中醫教育，最早明確記載的為唐代政府創辦，“太醫令秦承祖奏請設置醫學教育，以廣教授”（《唐六典》卷十四），后北魏時期有“太醫博士”官辦醫學教育、隋代太醫署、宋代太醫局和明代太醫院。古代中醫教育模式主要為官辦，師承教育在我國醫學教育模式中也占有主要地位。現就近代中醫教育發展的脈絡和特點論述如下。

1清末多種形式相結合的中醫教育

1.1舊制與新法更替的官辦中醫教育

1.1.1沿襲舊制的教習廳

清末，宮廷太醫院下屬的教習廳專司醫學教育，當時的中醫教育仍以官辦教習廳制為主。其為師者分內、外教習，選廣學博識者作為內教習，品學兼優者補充作為外教習。同治元年（1862年），由清政府設立京師同文館，它是中國近代中醫教育新辦學堂之始。同治六年（1867年），在清御史胡慶源請求“整頓醫官”的諫言下，教習廳復設醫學館，改良了醫學教育管理模式［1］。教習廳醫學館在課程設置方面，主要設置《素問》《難經》《本草綱目》等課程，并選用相關主要教材。在選拔考試方面，由太醫院院使等人組成監管，除御醫外，其余皆需參加會考［2］。教習廳復設醫學館，雖然是我國官辦的近代醫學館，但就學生來源、課程設置和醫療服務對象而言，仍是宮廷官辦太醫院辦學之延續，未能灌輸近代醫學教育新內容，至光緒末年京師大學堂歸劃醫學館，官辦中醫教育逐漸開始中西內容兼授。

1.1.2中西兼授的京師大學堂

光緒年間（1896～1898年），刑部侍郎李端芬、御史王運鵬先后奏請清政府，于京師建立大學堂，后經政府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進行商議，準其建立。光緒二十七年（1898年），光緒帝頒布醫學改革政令，即：“命設立醫學堂，歸大學堂兼轄”［3］。至此，由政府主辦的京師大學堂正式設立。京師大學堂規劃醫學館在學制方面，由原來的三年制改為五年制教學；在課程方面中西兼顧［4］。因中西醫學在理論基礎、思維方式、教學模式等方面差異明顯，各有獨到之處，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醫學館學部開始商討中西醫學分科肄業的問題［5］。清代末期的醫學教育，無論是中醫或西醫，缺乏辦學經驗，醫學館學部無法制定各門科目、教學規程等內容，故將學堂學生全部送往日本進行研修，清政府的官辦中醫教育至此暫停。

1.2革新與發展的民間中醫教育

1.2.1特色鮮明的師帶徒教育

清末的官辦中醫教育賞給功名，只培養少數的醫者，根本無力滿足民間醫療保健的需求。因此，傳統的師帶徒教育仍然是近代中醫教育重要模式之一，是醫學學術繼承和發展的重要源泉。大量民間醫者的培養，主要依靠師徒相授來完成。近代中醫教育師帶徒現象十分普遍，大凡名醫，多有師承傳授關系。《中國迭學百科全書·醫學史》收載近代著名中醫48位，其中，32位為師承傳授者，所占比例達67%，如王士雄、柳寶詒、余景和等。據《醫談傳真》記載：“所謂名醫門下，從學者每歲數十人，求醫者朝夕踵門如市”［6］，形象地映射出當時為師者，“帶徒與診務”兩旺之場景。此階段的師帶徒教育特色鮮明，表現為：第一，出身多為讀書人，大多儒醫為師長，其良好素質和學識影響生徒；第二，生徒來源廣泛，既有親故者，也有非親非故者。如此，一代名醫的臨證經驗及學術思想，既可以世襲相承，亦可通過后學門人廣泛流傳于社會。第三，帶徒形式多種多樣，出現許多自行編寫教材作私塾式講學，如近代醫家黃巖著《醫學精要》為授徒時使用［7］。第四，受西洋醫學影響明顯，開始涌現出以陳定泰、陳珍閣等為代表的中西匯通派醫家。

1.2.2代表近代中醫教育雛形的中醫學堂師帶徒

教育雖是中醫人才培養不可缺少的重要模式，但其不能完全代表中醫教育的發展趨勢。要培養具有符合未來發展需要的醫者，就必須從師帶徒向學校教育過渡，步入醫學院校教育的軌道，倡導新型中醫教育模式，建立符合近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新中醫教育體系。清末年間，改良醫學教育呼聲漸起，如鄭觀應［8］指出，“中醫不及西醫之一者是教育，因此他強調行醫者須入院校學習并持有準照，對于無照草菅人命者，應予以重懲”。可見，改良醫學者對學堂教育的重視程度。但怎樣創辦中醫學堂和一些細節問題，成為棘手的難題。沒有清政府的幫助，中醫藥界人士齊心協力、大膽嘗試，依靠自己的力量籌謀組建，各地先后涌現出一些中醫學堂、中醫教育社團組織。最早出現的民間中醫辦學機構是陳虬創建的浙江省瑞安縣利濟醫學堂［9］。隨后，陳日新開辦了“中西兩系統并存”的江西中醫學堂［10］、四川重慶創建了巴縣醫學堂［11］、山西建立了醫學專門學堂［12］等。清末各地興辦之醫學堂，由于處于嘗試階段，辦學時間短，對近代中醫教育影響不大，只能夠從側面反映近代中醫辦學情況，而上海、北平、廣州中醫社團組織的出現，對以后中醫院校的創辦起到承前啟后作用。三地中醫界的有識之士先行結團集社、組織學會、創辦刊物、提升理論與臨證水平，為適應中醫院校建立后教學任務的需要，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周雪樵創辦的上海醫學研究會，在其制定的決議中，修訂醫學講學所章程和推行醫院醫學堂兩項內容與中醫教育密切相關。可見，中醫藥社團組織的出現，是近代中醫院校形成之源。綜上，清代末期，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政治、經濟方面的衰敗，無力繼續維持官辦醫學教育，而隨后各地涌現出的中醫藥社團，既是官辦醫學教育的延續，又是民辦中醫教育之興起。因此，官辦教育、以師帶徒和中醫社團等多種教育形式相結合，是清末中醫教育特點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清末西方國家的文化侵略，各國相繼開辦醫學學校，西醫廣為傳播，在對中國醫學造成很大沖擊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醫學教育發展。所以，清末西方醫學漸入，逐步顯現中西方文化、中西醫教育初步融合，這是清末中醫教育的特點之二。

2北洋時期抗爭與探索的中醫教育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藥案”，首次引發了中醫藥界人士的抗爭救亡運動。其中，《神州醫藥總會———請愿書》是中醫界爭取教育立案的代表［13-14］，此次行動雖未能將中醫教育列入教育系統，但其迫使北洋政府公開承認并肯定了中醫藥在當時的重要作用，允許自謀組建民間中醫學校，為以后各地中醫學校立案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此次請愿辦學之舉，全國教育聯合會和中華教育改進社兩個民間教育組織給予了極大關注，對中醫辦學都給予大力支持，于是促成了上海和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在內務部成功立案［15-16］。在近代教育史中，學校教育雖不是人才培養的唯一途徑，但代表著中醫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北洋時期，民間辦學積極，各地民間團體、名醫私人積極參與，地方色彩濃重，而政府并未創辦一所中醫學校。民間中醫學校具有思想開放、觀念較新、教學方法先進等特點，并出現了當時國內鮮見的中西醫結合、中醫函授教育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5年創辦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丁澤周在呈交北洋政府文書中，詳盡論述了創辦中醫教育的目的、意義、途徑、方法以及中西教學融合之所長等內容［17］。此外，在廣東中醫教育史中，成立于1924年的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則頗具代表性，其在學制、培養、畢業等方面進行相應要求，如規定了學制為五年，四年半用于課程研習、半年用于臨床實習，經考試、帶教醫師鑒定，方可畢業［18］。浙江的中醫教育，則最具創新的出現了中西醫結合、中醫函授等專門教育學校［19］。此外，山西、江蘇亦有中醫學校相繼成立，且各具特點。可見，在抗爭和探索中，地方中醫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形成，是北洋時期中醫教育的顯著特點。它是以后民國時期、乃至現代中醫學校教育的雛形，特別在教材和課程設置方面［20］，為后期中醫教育進行理論和實踐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3民國時期開始走向成熟的中醫教育

1929年，當時南京政府在第一次全國衛生會議上，通過了“廢止中醫案”，欲將中醫教育取締，給民國時期的中醫辦學添設重重障礙，引發了中醫藥界的自救行動。一方面同心協力興辦教育；另一方面，深入地進行以教材和課程設置為代表的醫學教育理論與實踐探索。

3.1完善和發展了學校教育

北洋時期，各地民間中醫學校雖編寫了相應教材，但差別較大，未進行統一規劃。1928年，蔣文芳第一次召集全國11所中醫學校教務負責人，組成教材編輯委員會，計劃制定和編寫全國統一教材，但會議在課程、教材、學制等問題上存在分歧，故未能達成統一。直至1929年，在上海通過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發布《召集會議公函》，再次召開教材編輯委員會會議［21］。此次會議，首先明確了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其次，會議審定通過了五年全日制中醫專門學校應開設的各門課程及教學時數，如生理、解剖、病理等各240學時、內科（含傷寒雜病溫病）780學時等，各科合計教學時數為4460學時。第三，對五年全日制中醫學校各年度的教學安排進行審定，如第一學年十科，包括生理、解剖、國文等；第二學年十科，涵蓋黨義、軍事、國文等；第三學年六科，有國文、外科、內科等；第四學年十科；第五學年八科；五年授課時間統計占十分之七，臨證實習占十分之三［22-23］。可見，1929年于上海召開的教材會議，是在沒有政府支持下完全依靠民間社團組織力量召開的，標志著近代中醫教育開始走向成熟，它對近代乃至現代的中醫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3.2教材和課程設置的特點

因近代“中西匯通思想”的出現，中醫學校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多受其影響。如張山雷［24］曾提出，既保存我國醫學精粹又參合新知的課程體系。各學校雖在開設課程、選取教材、講述內容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具有一些共同的教學思想。首先，民間創辦中醫學校伊始，在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上，已開設了近代科學知識和部分西醫課，注重適當進行中西醫結合講述。在近代中醫學校發展過程中，各地方學校均設置了一定學時的西醫課程。其次，突出主線和重點，以“中醫為主，中西兼授”，做到融匯貫通。最后，大凡辦學者，“重視基礎”是在課程設置中考慮的首要方面，如第一年設置國文課，每周需做作文，普通課程又分設國文、歷史、音韻等多門基礎課［25］。近代中醫教育模式，由清末時期官辦中醫教育和地方中醫教育相結合，多種教育模式并存；到北洋時期，在“漏列中醫案”這一事件推動下，轉由地方興辦中醫學校；再到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案”的出現，激勵了學校教育進一步發展并走向成熟，為當代中醫教育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見圖1。

總之，回顧近代百年中醫教育歷史，可以看出我國近代中醫教育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地區的情況迥然，但就其整體而言，是在極其艱苦和惡劣環境下，努力爭取而來的。近代中醫教育，是中醫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不僅使中華民族優秀醫藥文化遺產免受侵襲破壞，而且遏制了各種企圖廢止中醫的錯誤觀點。對于繁榮我國近代中醫藥文化，培養優秀中醫藥人才，進一步發展中醫教育事業，有著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作者:梁曉東 石作榮 朱姝 單位:山東中醫藥大學

中醫教育發展篇3

中醫學是中華民族偉大的醫學傳承寶庫，在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背景下，中西醫結合來到重要的發展階段。2020年12月，教育部、國家衛健委及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印發《關于深化醫教協同進一步推動中醫藥教育改革與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其中再次強調要完善“西學中”制度，重視西醫院校的中醫教育[1]。然而在教育實踐過程中，因為西醫院校的醫學生以接受西方醫學理論體系教育為主，其雖對中醫認可程度高，學習興趣強，但仍然難以全面地消化中醫理論。同時中醫教育的課時十分有限，如何利用有限的時間，培養西醫學生了解中醫，運用中醫，更好地應用中醫為健康事業做出貢獻，成為目前的重要課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中醫科是承擔北京大學醫學部中醫教育的重要部分，為了多層次，多角度地了解中醫教育在西醫院校中的現狀，對不同年級，不同專業方向的145名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并分析結果，提出改革意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北京大學醫學部為主的西醫院校學生145名為調查對象。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及學歷。

1.2研究方法

對145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通過參考既往文獻及實際情況[2]，咨詢相關教師及學生意見，設計了自填式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教學內容、教師素質、課程開設的時間和考核方式及學生的專業興趣和建議等方面，分析部分包括12個條目，前10個條目包括對中醫的認可程度、接受中醫教育程度及興趣方向等問題，均為選擇題，后2個條目為開放式填空題，補充說明其對中醫學習的期望知識及建議。調查問卷均由學生無記名完成填寫。

1.3統計學方法

使用Excel建立數據庫，應用SPSS22.0軟件，對一般資料進行描述性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x±s）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全距）表示；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2結果

2.1一般資料

共收回問卷145份，有效問卷145份，應答率100%。其中男生共44名，女生共101名；年齡18～25歲者82名，25～30歲者26名，大于30歲者37名；學歷為本科86名，碩士研究生22名，博士研究生37名。見表1。

2.2中醫普及程度

調查顯示，83.45%（121/145）的學生對中醫學感興趣。59.31%（86/145）的學生接受過針灸治療，46.21%（67/145）的學生接受過推拿治療，53.10%（77/145）的學生接受過刮痧治療，58.62%（85/145）的學生接受過拔罐治療，74.48%（108/145）的學生接受過中草藥治療。

2.3教學內容

調查顯示，64.83%（94/145）的學生系統學習過中醫。參與中醫培訓方式中接受正規院校中醫課程的有54.48%（79/145），自學者有23.45%（34/145），受網絡培訓者有15.86%（23/145），臨床跟師學習者有15.17%（22/145）。40.00%（58/145）的學生對針灸學最感興趣，24.14%（35/145）的學生對中藥學最感興趣，6.21%（9/145）的學生對中醫古籍最感興趣。

2.4教師素質

調查顯示，71.03%（103/145）的學生希望中醫臨床醫生授課，15.17%（22/145）的學生希望中醫科研工作者授課，12.41%（18/145）的學生希望中醫藥大學畢業生授課。

2.5課程開設時間及考核方式

調查顯示，66.90%（97/145）的學生認為中醫課程每周2～4學時合適，16.55%（24/145）的學生認為5～6學時合適，16.55%（24/145）的學生認為6學時以上合適。有93.10%（135/145）的學生認為應當增加中醫臨床見習時間，并有39.31%（57/145）的學生認為14d以上的臨床見習時間最合適。對考核方式的期望調查顯示，63.45%（92/145）的學生選擇臨床操作，56.55%（82/145）的學生選擇階段考核，44.83%（65/145）的學生選擇出勤率，44.14%（64/145）的學生選擇期末考試，27.59%（40/145）的學生選擇撰寫中醫類文章。

2.6中醫學習建議

調查中，大部分學生建議要理論結合臨床實踐教學，同時建議教材選用上經典和實際相結合，加強中醫的實用性教學，如藥膳茶飲、針灸推拿的穴位運用，刮痧拔罐等操作技能等，亦有部分學生認為可以著重推廣宣傳中醫養生知識，更好地理解藥食同源、起居養生等概念。同時，大部分學生建議增加中醫的教學模式，除了課堂教學以外，增加網絡、視頻、科普、師承、臨床見習等學習方式，讓學生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中醫。并且建議增加中醫學習內容的多面性，如增加科普知識，一些特色的醫案分享，中藥種植的直接體會，中醫藥現代化研究等，以便能全方位、多層次地了解中醫的理論，臨床和現代科學研究進展。

3討論

在西醫院校進行中醫教育，使得醫學生們對中醫理念及技能有了基本的認知，并培養其對中醫藥知識的濃厚興趣，以期更好運用中西醫2種診療方法服務患者。2020年12月，教育部、國家衛健委及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印發《關于深化醫教協同進一步推動中醫藥教育改革與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足見在西醫院校醫學生中對中醫知識普及的重視。然而經調查，目前的中醫教育尚未能很好滿足學生需求，這需要結合實際情況，提出改革意見。由問卷結果可知，僅有64.83%（94/145）的學生系統學習過中醫，其中54.48%（79/145）的學生都是以接受課堂教授的方法獲取中醫藥知識，其余皆是通過自學、網絡培訓等方式學習。考慮到學院設置的課堂學時有限，有學者認為[3]，雖然學生們對中醫藥興趣高，但僅憑課堂學習很難對中醫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孫思邈在《論大醫習業》中要求：“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又需涉獵群書”，周學海的《讀醫隨筆》中亦說：“是從腳踏實地，真積歷久而得，非從超穎頓悟，浮光略響而來”，中醫學習之路上時間跟精力的花費必不可少，這就要求中醫教育提供更完善、更專業的課外學習資源。比如中醫慕課平臺的搭建，憑借互聯網的優勢，中醫在線慕課可以同時容納大量學生，并與新穎的教學模式相結合，利用“翻轉課堂”等方法充分激勵學生學習熱情[4]。同時線上資源也可提供回看、倍速、討論等內容，彌補課堂教學的不足。除此之外，西醫院校的中醫教育往往是大班課，難以匹配個性化的學習路徑。結果顯示，40.00%（58/145）的學生對針灸學感興趣，24.14%（35/145）的學生對中藥學感興趣，6.21%（9/145）的學生對中醫古籍感興趣。中醫各家學派都有其獨特的辨證論治、選方納藥的風格，而中醫傳承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跟師”，有71.03%（103/145）的學生希望中醫臨床醫生授課，為了充分考慮學生興趣，并讓更多醫學生能更深層次體會中醫之特點，應當考慮提供機會使西醫院校的醫學生也能在課余時間臨床見習，近距離體會中醫診療實踐。結果顯示，有93.1%（135/145）的學生認為應當增加中醫臨床見習時間，并有39.31%（57/145）的學生認為14d以上的臨床見習時間最合適。在之后的臨床見習設置中，應優化中醫科見習配置，利用有限的時間達成更好的教學效果。

中醫學有著種類繁多的特色治療手段，如針灸、拔罐、推拿、膏滋、耳穴等，其見效迅速，療效顯著，能提高體驗者對中醫治療的信心。所以在有限的課堂時間中，應當將特色實踐技能的教學作為重要內容，避免課程流于形式，失去活力，同時也要注重中醫基礎理論的滲入式講解。對于授課教師而言，使用現代科學的語言體系，基本解釋中醫治療方法很有必要。如有學者認為[5]，教授針灸治療學時，若單純使用經絡理論講解，學生可能會似懂非懂，產生懷疑，這是由其長期接受的西方醫學體系教育所決定的，所以教師或可從神經系統、代謝等角度解釋，方能提高學生的認同感。程鐘齡的《醫學心悟》中說：“知其淺而不知其深，猶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猶未知也”，對中醫特色治療除了應當教授基本操作外，還應積極引導學生舉一反三，進而使其主動掌握各類知識。在臨床中，學生們對中醫藥相關接觸最多的是中成藥，故在問卷調查中都希望多了解相關知識。中成藥脫胎于湯藥、丸散劑等，治療說明上除了具體主治病名外，常標明具體證型，而這也是臨床西醫忽視的一點。辨證論治是中醫藥診療的基本原則，幫助學生認識并基本掌握辨證方法才能更好地提高其實際運用的能力。

綜上所述，結合西醫院校課程設置情況及中醫教育特點，為了更好滿足醫學生們對中醫藥的認知需求，在今后的教學中，要增加教學模式的多元化，同時運用PBL、翻轉課堂等多種教學方法，重視中醫實踐技能的講解，切實提高學生實際運用能力。

參考文獻

[1]秦宇龍.“西學中”挖掘中醫藥偉大寶庫[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21，41（4）：389-390.

[2]辛喜艷，汪恒，李東.西醫院校八年制醫學生中醫臨床實習效果問卷調查與分析[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20，18（3）：172-173.

[3]甘霞，楊軍用，楊百京，等.西醫院校中醫學教學問題和對策[J].實用中醫內科雜志，2020，34（7）：11-14.

[4]許甜甜，蔣卓君，董莉.慕課在中醫現代化教學中應用的可行性[J].中醫藥管理雜志，2020，28（7）：17-19.

[5]黃思瑩，余陽，鄭倩華，等.針灸推拿專業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中醫藥管理雜志，2021，29（1）：34-36.

作者:張浩琳 張家誠 辛喜艷 李東 單位: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中醫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