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婦女倫理觀念的宗教信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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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傈僳族婦女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行為準則

在傈僳族氏族社會中，圖騰不僅是他們的崇拜對象，還被氏族或部落用作于標記和名稱。直至 20 世紀 50 年代，傈僳族內部仍然還保存著氏族制度的殘余，各個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稱。傈僳族的氏族圖騰名稱有虎、熊、猴、羊、蛇、鳥、蜜蜂、蕎、麻、菜、犁等 20 多種。民間對于每一個氏族的崇拜物有許多傳說: 對于虎氏族而言，據說古時候有一個美麗的傈僳族姑娘上山砍柴，被一只老虎喜歡上了，于是虎就化身為一帥氣的青年男子，強迫這姑娘與之成親，否則就要傷害她。傈僳族姑娘被迫與虎成婚，他們所生的后代便是虎氏族，傈僳語稱為 “臘扒”。之后，凡是虎氏族的成員上山不準獵虎，他們認為老虎是不會傷害臘扒人的。而蕎氏族則認為他們的女祖先因食蕎而受孕，生下的子女就是蕎氏族等等。總之，通過這些傳說我們看到傈僳族把自然現象和動植物神秘化，是由于他們對大自然的不了解，認為人的起源、力量、禍福都與神秘的自然有關，并以對圖騰的崇拜和態度來衡量行為的善惡，規范人與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氏族成員間的禁忌。圖騰與禁忌在人倫的意義上，成為了傈僳族道德觀的基本規范形式。而且，原始宗教與傈僳族道德觀不僅在規范形式上相互融合，還在內容上互相滲透。對于氏族成員來說，人與鬼神的關系本身就是人與人的關系，鬼神不過是亡故之后的先人在鬼界與人界之間進行交往的靈魂。因而，人與鬼魂的關系就是日常生活中不能分割的整體。宗教活動與道德實踐是難以區分的; 宗教的戒律也就是道德規范。圖騰和禁忌所規定的義務與責任，自然是氏族成員所必須遵守的。然而，女性的任務就是守家和生育，并以生育為主，女子的義務和責任主要是在家庭范圍之內，她們是不能參加其他的社會活動的。因此，原始宗教與傈僳族道德觀就憑借著共同的行為準則，規范著人們與崇拜對象、人與人之間的行為。

二、傈僳族女性在祖先崇拜中的行為約束

在傈僳族史詩 《創世紀》中描述了傈僳祖先的祭祀活動的各種行為，這使我們感受到了傈僳族先祖氏族部落的擴大，因生存區域的局限而分支向外擴展，在新的生存區域中發展下去。在祖先崇拜階段時，他們將氏族首領和農民起義領袖加以神化而崇拜、祭拜。如帶領傈僳族遷入怒江大峽谷的蕎氏族首領刮木必、農民領袖恒乍棚等都被神話。此外，就是對傈僳族家族祖墳進行掃墓祭拜。其實傈僳族并沒有明顯的祖先崇拜，首先，他們每年只在過新年時祭一次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平安。在祭祀時，會在家門口插上松樹枝，所插的松枝枝數則是祭戶男子的人數。在祖先崇拜階段，傈僳族女性在宗教祭祀、集會、歌舞、日常交往禮節等活動中，必須要遵守更多的禁忌。如包谷開花季節，遇有刮大風時，婦女們不能織布; 婦女不能跨過弩弓、箭囊等打獵工具，否則，男人就會打不中野獸; 撈魚釣魚，不準妻子或有孕的女子一同去，否則魚不上鉤;婦女在老人、男人面前走過時要低頭弓腰，并足慢行; 稻谷開花時，婦女不能在稻谷田旁水溝里洗衣，剝麻皮; “刀桿節”上刀桿時，孕婦不準在場，以免爬刀桿人劃破手腳，見紅見血; 送葬時，婦女以及死者的女性親屬都不可以將死者送到墓地。各種各樣的禁忌極大程度地束縛了傈僳族婦女的思想和行動。其次，在社會生產生活中，實行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婦女不僅要做好家務、照顧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還必須參加集體勞動生產。家庭中的經濟、大小事務的決定以及陪客談話，都由男子來處理。人們始終用道德、習俗、禁忌等來約束婦女的言語行為。可見，傈僳族女性成長經歷相關的這些人生禮儀及禁忌時刻約束著她們的言語行為，對于傈僳族女性倫理觀念的塑造不容忽視。可見，民族傳統宗教與傈僳族道德觀從認識方面來看，原始民族對周圍世界、對社會生活及人生意義的解釋，必然與自己群體活動的水平相適應。一方面，人民無法真正理解和準卻把握自然力，而把自然力人性化、權威化、神圣化，乞求自己也能獲得自然力或以某種神秘力量來把握自然和社會; 另一方面，人民為了掌握通過血緣關系認同和組織起來的群體力量，使之符合生存的需要，而在尚未對道德現象、社會管理等有科學認識的條件下，就只能以原始的社會制度和規范形式，即以各種崇拜和禁忌、巫術等來表達自己的愿望、情感和掌握自己的行為，也必然以這些形式規定個人的義務、責任和權力，從而協調利益關系，維持社會秩序。這兩方面展示了人在認識和實踐中的創造能力。雖然，這一創造能力的水平一開始就是粗俗的，但它畢竟展示了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過程，展示了人類能在對象化過程中把握人與客觀世界的關系的特點。顯然，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符號價值系統，文化必然是人的屬性的體現。

三、傈僳族女性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倫理觀念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期，作為西方母體的基督教傳入傈僳族地區后，很快與傈僳族所處的社會環境、發展層次、生產生活、生存條件相適應，并以基督教特有的功能，迎合傈僳族人的心理需求，使眾多傈僳族人很快入了教。據調查，截至2011 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總人口 54 萬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有 87 449 人，其中婦女48 971 人，占總人數的 56% 。僅以信仰基督教相對較多的福貢縣傈僳婦女為例，也足以說明這個問題。福貢縣總人口為 102 229 人，其中婦女50 155 人，占總人口的 49% 。全縣參與信仰基督教 60 835 人，其中婦女 32 241 人，占總信教人數的 53%，全縣現有婦女事工 424 人，其中教堂婦女事工 358 人，村婦女事工 57 人，鄉婦女事工57 人，縣婦女事工 2 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婦女參與信仰基督教的現象十分突出，雖然尚未達到全民信教的程度，但在宗教信仰上基本實現了從多神教向現代的一神教轉變。同時，基督教內部也分化出了若干個教派，但其信奉的教旨和教義是共同的。一是教義突出了基督教有一個共同的 “神”是 “上帝”。上帝是至高無上的 “神”，他不僅創造了萬物，還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以及全善、全智、全愛的至高無上的神，人們必須順從他的旨意，聽從他的安排，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他，虔誠的敬畏他愛戴他。二是明確了基督教的教規為 “十誡”，即教徒必須遵循的思想和行為準則。

除上帝外不可相信其他的神，不可制作和崇拜除耶穌以外的其他神，不可妄稱神名，不可殺人害命，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證陷害人，不可貪念他人之物，要孝順尊敬父母、博愛人類，要安分守己、克制欲求、安于過平淡的生活、當耶穌一樣的圣人，把紀念安息日作為守圣日等等。總之，就是要對上帝絕對忠誠服從。三是明禮守規。入教一年后要進行 “洗禮”; 每逢單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要舉行 “圣餐”會; 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都要到教堂禱告和唱頌贊美詩;星期天為 “守安息日”，要到教堂 “做神拜”，讀“圣經”，唱 “圣歌”等。同時，還要求信教徒要講禮貌，每天早晚要相互問候，特別是宗教節日，要相互祝福等等。此外，基督教傳入怒江地區后，教會針對當時傈僳族中存在的一些大多數群眾痛恨的不良習慣和傳統，如吸食鴉片、酗酒、賭博、包辦買賣婚姻等，不僅大力宣傳信教的好處，還根據當地的情況和各民族的民情，又另立了十條規定: 不準偷盜; 不準詐欺蒙騙; 不準賭博; 不準殺人害命; 不準吸煙; 不準飲酒; 不準買賣婚姻; 實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除上帝外不準信奉其他的鬼神; 講究清潔衛生等等，與基督教原有的教規同時施行，互為補充，要求教徒人人嚴格遵守，對違反者要進行嚴厲的處罰甚至開除出教。開展這些宗教的禮儀與活動，不僅為傈僳族婦女提供了一個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而且也開啟了她們的心智、提高了與人交往的能力。由此可見，基督教傳入怒江地區對傈僳族道德觀的同化，是在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向基督教轉化的過程中實現的，是通過傳教士創立民族文學、發展教育衛生事業、講經布道、區域示范等方式，消解原始宗教在當地的影響力，并在傳教過程中與本地政治和傳統文化適當妥協，相互調適，而求得生存和發展。當然，最終的結果就是傈僳族道德觀掙脫了原始宗教的束縛，又在基督教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間。

從而將傈僳族倫理道德觀也提升為了基督教的倫理道德觀，并在人們內心中確立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時也因上帝的神圣權威而十分穩固。然而，基督教道德與社會道德之間有著實質性的區別。在云南省一些傈僳族地區，由于部分民族群體信仰基督教，這就面臨著如何處理基督教道德與社會主義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所以在傈僳族地區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既要明確區分基督教道德與社會主義道德之間的實質和界限，又要注意二者之間在實際生活中的某些聯系。基督教的道德是建立在宗教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上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在論述道德的起源、道德理想、道德規范、道德原則和道德評價等問題時，基督教總是把這些問題歸結為神的啟示和上帝的意志。基督教將原罪視為遵守道德的必要依據，否定了道德的現實社會物質基礎，它把道德目的確定為彼岸世界的幸福生活，顛倒了道德對于人的完善和社會發展的意義。基督教的道德與社會主義的道德不屬于同一個思想體系。他們雖然有著本質區別，但在實際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共同點或聯系點。其中包括在基督教產生、發展的歷史上承襲下來的行為規范。

四、傈僳族女性宗教信仰觀念的變化

傈僳族的傳統宗教信仰無論是自然崇拜、圖騰崇拜或是祖先崇拜，多反映了他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功利性的追求。原始宗教與民族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與宗教有關的各種禮儀、禁忌，約束、規范著婦女的行為和社會生活。基督教的傳入打破了這一信仰體系，它不把宗教信仰用于直接解決現實生活問題，而是通過建立某種超驗目標或價值體系幫助人們的精神從現實生活的苦難中解脫出來，它對人的終極關懷慰藉了傈僳族婦女的苦難心靈，特別是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世俗性和憐弱護小的倫理原則引起廣大傈僳族婦女在心靈上、情感上及行動上的巨大反響。從我國的社會生活實際來看，基督教倫理道德與社會主義倫理道德體系中的家庭倫理道德、社會公德中的一些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基督教倫理道德在形成助人為樂的社會風尚，講文明禮貌、愛護環境、愛護公物等社會公德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絕大多數基督徒都能為人表率; 在愛崗敬業、勤儉持家、鄰里團結、夫妻和睦的家庭美德方面，基督教倫理道德教育一直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從信仰基督教的傈僳婦女倫理道德觀看，傈僳族的社會道德是傈僳族倫理道德范疇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公平和平均主義、路不拾遺、敬老愛幼、社會保障及械斗糾紛調節習慣法等等。一是團結互助是傈僳族人人皆有的傳統美德，而這種與傈僳族的傳統社會發展階段相一致的美德，往往成為傈僳族日常生活中的保障行為。在日常生活中，傈僳族視相互間的互助、團結和友愛為傳統美德，特別是在婚喪嫁娶、建房蓋屋活動中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如某村寨老人去世后，死者的親屬用牛角號或鋩鑼或其它方式把信息傳播出去，鄰近寨子的人們都會攜帶酒肉，主動前往奔喪。村寨里有人家建蓋房屋，一旦得知消息，人們都會自覺前來幫忙，投工投料。在結婚嫁娶的慶祝儀式上，主人家十分熱情地招待各方客人:首先，客人剛到時主人在門口攔住客人，斟以喜酒; 臨走，主人將備好的戶均一份熟肉塊包好相送，禮儀非常周到。二是文明禮貌是傈僳族在交往禮儀中表現的的民族特色美德。傈僳族幫助別人從不計報酬; 對老弱病殘、孤寡窮困者，傈僳族有義務扶助的觀念; 對缺乏勞動力的家庭，村里人會無償代耕。傈僳族傳統觀念認為: 與人交往，對人說話要有禮貌，共事要講理，不謀私利。對待長輩一定要有禮貌，長輩或老人坐的方位上不能隨便去坐，傳煙遞茶要先敬長輩，且用雙手捧敬; 對于過路或慕名而來的客人，無論認識與否，都會熱情挽留，并盛情款待。三是寬以待人是傈僳族在信仰基督教及倫理觀確立的體現。就以福貢縣傈僳族婦女為例，由于經常接受教會中的宗教道德說教，很多一字不識的傈僳族農村女教徒，已在耳濡目染中背誦 “十誡”，很多人能夠寬以待人，遵守社會公德，處理好婆媳、夫妻、妯娌、鄰里的關系。在虔誠的傈僳族女信徒中，很少有違法犯罪的行為。事實表明，除去基督教倫理道德的宗教形式，其內容與社會主義倫理道德中的一些基本要求是相一致的。

五、傈僳族信教女性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傈僳族婦女基督教倫理道德觀的形成是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與各個時期的社會現實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必將對現實的當今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傈僳族婦女基督教倫理觀的實施，通常是按基督倫理相關規定執行的。然而，這些規定往往又是由傳教士幫助制定的。一般情況下，傳教士要對當地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作一番深入調查后，有針對性地提出一系列規定，要求信教徒嚴格遵守。同時還規定: 教徒要注意清潔衛生，有病應吃藥打針，不能殺牲祭鬼，不能抽煙喝酒，不能收受彩禮等。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們因煮酒殺牲祭鬼而耗費大量糧食，影響生產等陋習。從而扼制了在當時當地傈僳族百姓中普遍存在著信奉鬼神、酗酒、利用婚姻索取高額彩禮等情況，減輕百姓負擔，為許多青年男女實現自由婚配創造了條件。一些入了教的群眾自從禁鬼和戒酒后，經濟生活有了非常明顯的改善，一些貧困青年男女結婚不用彩禮，由教會作證，如愿結婚，傳教士便以此宣揚這是上帝賜給信教徒的 “恩惠”。

這樣，作為信仰基督教并確定相應倫理觀的婦女來講，如何履行好職責就成為上帝的賜予，而且是榮幸之事。因此，傈僳族信仰基督教中婦女比例一般都比較高，愛國、愛教、愛家、愛人的意識也特別強，她們不僅成為教會開展事工的力量，而且成為經濟社會和家庭和睦的主力軍。一是積極參與教會事工活動，成為教會開展事工的力量。如傳福音、教會接待、信徒拜訪、衛生保潔、財會等各樣侍奉圣工。二是傈僳婦女信徒，一旦涉足經濟活動，很多人表達的一定是一種知足、不貪戀錢財和甘于奉獻的態度。信徒中的干部和工人，除過好本身的宗教生活外，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本著發光作鹽的經訓和榮神益人的精神，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洪流中去，受到社會的認可和政府的贊許。其中部分人榮獲 “先進個人”、“勞動模范”、“三八紅旗手”，有些還被選為各級 “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為周圍群眾做出了榜樣。1989 年，福貢縣馬吉鄉馬吉米村婦女信徒為了支持教育事業，培養人才，村里的婦女信徒與教牧人員和信教群眾把教堂讓出來辦學校，而信徒群眾則另外搭棚子搞教堂。三是傈僳婦女信徒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為發揮基督倫理道德觀作用而努力。一方面，她們在政策扶持下，重點發展種養業，積極開展多種經營活動，不斷增加信教群眾的經濟收入，提高她們的生活水平。1991 年在福貢縣廣大婦女信徒中，開展每戶信徒每年栽活 3 棵經濟林木的活動，以增加群眾經濟收入，促進經濟發展，適應了社會的需要。又如，福貢縣上帕鎮臘竹底村是婦女信教群眾最多的一個村，但他們堅持正常的宗教活動外，努力發展經濟，開展多種經營，進行科技興農，增加群眾的經濟收入，使該村信教群眾的經濟收入，占全州農業人口經濟收入的前茅。另一方面，積極參加文化科學方面的普及學習，不斷提高自我科學文化知識，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福貢縣上帕鎮竹明林村是地處高山坡地帶，生產條件較差。該村的 85% 是信教群眾，其中婦女信教群眾 60% 以上，她們在有關扶貧機構的幫助下，重點發展養殖業，同時也開展一些多種經營活動，信教群眾的經濟收入不斷提高，生活得到提高。

同時，她們也加強文化科學方面的普及學習，經常開辦夜校，開展掃盲活動，在州民委的指導和幫助下，于 1984 年宣布該村為脫盲村，受到省里的表彰。此外，互相幫助、團結友好，也成為婦女信教群眾社會活動中遵循的一種行為美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人們的集體勞動已消除。農村的生產耕作主要以家庭為單位，因此農忙時節，各個家庭都很忙。一旦遇上家庭遭受各種災害，面臨困難時，周圍的女信教眾都會及時給予幫助，并配合地方各級組織做好工作，讓災民和困難的群眾盡快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1991 年 11 月，福貢縣鹿馬登鄉赤沙底等幾個村子發生了火災，15 戶群眾無家可歸，幾個村的信教群眾自愿組織開展幕捐活動，有的捐錢、有的捐糧、有的捐物，把捐得的財物及時送到受災戶手里。同時，幾個村的教堂把群眾平時奉獻的糧食送給受災戶，使受災群眾受到了安慰，教會在社會上樹立了好的形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怒江傈僳族婦女基督教信仰中的倫結合理道德觀也絕不是孤立的、一成不變的，而是伴隨著改革發展開放的推進，以及經濟社會的發展，傈僳族基督婦女倫理道德觀也必將適之而變化。而這種變化會進一步地促進傈僳族婦女基督倫理道德觀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倫理道德觀的結合，為她們積極融入社會、實現男女平等、維護自我人權、履行教會事工主力軍職責、發揮社會生活中的應有作用創造了條件，怒江傈僳族婦女在未來怒江建設中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王韻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哲學與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