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翻譯中的宗教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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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對翻譯研究是頗有借鑒意義的。

《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宗教文化的體現《湯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紀美國作家斯托夫人的一部現實主義杰作，是美國廢奴文學的豐碑式小說。其宗教文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斯托夫人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典型的基督教家庭，深受基督文化的影響，其兄弟都是頗具名望的牧師。她的丈夫卡爾文斯托是神學院的教授，而且還是位著名的《圣經》學者。所以說，斯托夫人的一生都與基督文化有著某種特殊的情結。第二，對于這部為廢奴運動振臂高呼的代表杰作，當作者涉及創作它的動力時，說這曾源于1851年2月的一天，她在教堂領圣餐時腦海中浮現出的一幕情景：一個垂死的黑人一邊受著狠狠的鞭打，一邊還為折磨自己的人祈禱。這幅圖像迫使她奮筆疾書，她感到寫書的人不是她，而是“上帝”。第三，就小說自身而言，無論是人物，情節還是創作風格也處處彰顯宗教意識。鑒于原作中突出的宗教特色，對它的翻譯固然也分外重要。闡釋學認為，對于同一部文學作品，每個時代都有其時代的理解和解釋。理解者不同的歷史背景，各自特有的視域都會在對原作闡釋的過程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二、宗教文化重構對比研究

原作中宗教主題的表現形式多樣，分散于整部小說的各個章節，筆者對此作了總結，試圖從宗教詞匯和宗教人物這兩個方面來探討不同譯者是如何移植原作中的宗教主題信息的。筆者從十多個譯本中選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個譯本為研究范本，它們分別是清末林紓和魏易的合譯本、20世紀80年代初黃繼忠和90年代末期王家湘的譯本。例1：‘Mother’sbar’lsislikedatarwidder’sMas’rGeorgewasreading’boutindegoodbook-deyneverfails,’saidMose,asidetoPete.林譯：省譯黃譯：“媽媽的木桶就跟喬治少爺在圣書里念到的那個寡婦的壇子一樣——真有靈驗，”摩西輕輕對彼得說。）（見《舊約圣經列王紀上》，第十七章：“上帝降災于基列地方，囑咐先知以利亞往撒拉法去避災，并吩咐那里一個寡婦供養他，寡婦壇內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點油，但吃了許多日子，卻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王譯:“媽媽的大桶就像喬治少爺給我們讀的《圣經》里的那個寡婦的木桶——有求必應，”摩西對彼得說。例2：Therewereothers,whichmadeincessantmentionof‘Jordan’sbanks’,and‘Canaan’sfield’,andthe‘NewJerusalem’.林譯：省譯黃譯：另外還有好幾首圣歌，里面不斷提到“約旦河岸”，“迦南戰場”和“新耶路撒冷”。王譯：還有別的一些圣歌，經常提到“約旦河岸”，“迦南戰場”和“新耶路撒冷”。上述兩例中涌現出了諸如“Jordan’sbanks”，“Canaan’sfield”，“NewJerusalem”和“bout”幾個非常典型的宗教詞匯，它們均出于《圣經》，包含著豐富的宗教文化。

林紓對于這幾處宗教詞匯進行了省略，沒有體現在譯文里。之所以如此，林紓認為：是書為美人著。美人信教圣篤，語多以教為宗。顧譯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為傳述。識者諒之。另外林紓譯此書的目的旨在借助域外小說來創立有助世道人心的“新小說”，以“舊瓶裝新酒”的方法通過對外國小說內容和意境革新，達到“以彼新理，助我行文”的目的。可見，林紓并非無意忽視原作中的宗教內容，他是有意而為之，視情節與他的翻譯目的為一體，認為與自己翻譯目的關聯不大的情節，便予以省略。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兩位譯者均采用直譯，但是翻譯方法不盡相同。80年代初的中國國門剛剛打開，考慮到中國讀者對基督教的接受程度才剛剛開始，黃繼忠對譯文的解釋要比王家湘詳細許多，甚至不惜潑墨，借助注釋準確完整地傳遞外來宗教文化。除了上述多樣的宗教詞匯，與故事情節緊密相關的小說中很多人物也都深深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主人公Tom就是個十足的基督信徒。小說第4章里Tom正式登場。作者對于Tom的出場儼然賦予了濃厚的宗教氣息，身上無處不透射出基督教徒的優良品質：仁慈、博愛和虔誠。對于這種宗教教義的宣傳，林紓認為這無益于他的翻譯需要，所以義無返顧地省略了。林紓為了使譯本能起到對當時中國讀者愛國之心的呼喚作用，讓深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中國人民意識到自己的處境與小說中描寫的“黑奴”有相似之處，在第38章里，描述Tom因受殘暴奴隸主SimonLegnee折磨而陷入絕望，正當此時God出現在他面前，安慰他，使他終于度過了危機，戰勝了自我這一段描述，林紓就在譯本中對人物息息相關的宗教文化進行了生動的描述，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壓迫的中國人民堅定信心，充滿勇氣，定能闖過難關，戰勝邪惡。

相比之下，黃繼忠的譯文則用詞規整，句式整齊，如：胸襟寬廣、道德高尚、單純誠懇、無與倫比、不假思索等，具有典型的歸化翻譯特點，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活脫脫的中國版Tom大叔的形象。王譯傾向口語化，現代氣息濃重，翻譯更加貼切，符合人物形象。對于人物的宗教意識，小說中幾位圣潔、溫柔、虔誠的女性基督徒形象也是一大亮點。如：Mrs.Shelby,Eliza,Eva等。小說開篇對于Mrs.Shelby做了這樣的描述：例3：Mrs.Shelbywasawomenofahighclass,bothintellectuallyandmorally.TothatnaturalmagnanimityandgenerosityofmindoneoftenmarksascharacteristicofthewomenofKentucky,sheaddedhighmoralandreligioussensibilityandprinciple,carriedoutwithgreatenergyandabilityintopracticalresults.林譯：愛密柳者，貴家女也，識力高曠，心術惠懿，硁脫溝之第一閨秀也。恒人仁愛，特托空言，而愛密柳之為人，實于行為中推薦其仁愛。黃譯：無論就其智慧或德性而言，謝爾貝太太說得上是個高貴的婦人。她不但天生氣度寬宏（這是坎特基如女共有的特征），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原則和宗教信念，并且不遺余力地把它們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王譯：謝爾比太太在智力和道德兩個方面都屬上乘。她不僅具有人們認作是肯塔基女人的特點的天生的寬宏與慷慨之心，而且有很高的道德和宗教意識和原則性，并以極大的熱情和能力把這些付諸實施取得實效。從例3中不難看出，原文中具有極度博愛精神的Mrs.Shelby在林譯的筆下被描繪成一名溫婉賢惠的大家閨秀。其中體現出的“仁愛”思想又不乏中國儒家傳統道德的氣息，這些既是林紓想要傳達的，又是符合當時讀者期待的。黃譯和王譯這里均將Mrs.Shelby高雅、聰慧、寬厚、慷慨的形象展現出來了，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黃繼忠在句式和詞序方面進行了調整，更符合中國人的思維；而王家湘偏重直譯，將原文內容與形式完完全全介紹給讀者。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三位譯者由于自身所處時代的特殊性，個人所帶的“偏見”和視域的不同，對原作進行了以原作為中心但又發揮了個人能動性的理解和解釋。林紓的文言譯文雖然對于現代讀者顯得艱澀難懂，而且對原文信息進行了不少的改動，或增加或大幅刪減，然而這正是當時時代的產物，在那個年代的讀者群中林紓的譯文大獲成功，產生了影響深遠的社會效應。黃繼忠和王家湘都對原文的信息進行了最大限度的傳遞。不同的是，黃譯順應時展，注重中國讀者的思維模式，采用中國讀者耳熟能詳、富含中國特色的表達形式，翻譯策略上傾向于歸化策略。盡管文中包含了一些看來不合時宜的詞匯和表達，但這對于剛剛經歷沖擊的讀者來說，已無異于大膽創新，為他們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繼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向祖國大地以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再一次成了改變中國的思想解放之旅。我國同外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越來越密切，社會發展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同時，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甚至學科間的界限在日益模糊，傳統意義上的時空觀也被大大地濃縮了，信息的傳遞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整個世界日漸成了一個碩大無垠的“地球村”。帶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著交流，而實現這種交流最常用的手段無疑是語言，翻譯的地位越來越不可或缺了。王家湘借助異化策略最大限度地向讀者傳遞西方宗教文化。

作者：周彥軍 單位：河西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