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心態的構成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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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廟的教職人員的來源和素質不一，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五臺山，比如大佛山天寧寺的主持和金村鎮東岳廟的主持就來自五臺山；道教教職人員或來自本地，或來自外省各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職人員由本地人和其他縣區的人擔任，有時在不同縣區輪換。這些教職人員深入農村，廣收信徒，講經說法做法事，加速了宗教在農村的傳播。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山西農村地區的發展速度，呈現出有快有慢的特征。由于山西省的道教教職人員嚴重缺乏，很多道教場歷史上劃歸文物部門而難以索還，道教文化又崇尚退隱和避世等原因，道教在山西的發展最為緩慢；由于佛教歷史上存在久遠，來自五臺山等地的僧侶向各地擴散，佛教文化具有普渡眾生的開放性，又有簡便易行的修持方法，發展速度比較快；天主教主要通過親情血緣關系傳播，發展速度較為緩慢；基督教的發展速度最快，這與教職人員和信徒善于走村入戶進行宣傳等有關。
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些年來農民宗教信眾呈現快速增長勢頭。一些地方熱衷于宗教搭臺、經濟唱戲，人為地擴大了宗教影響。有些人熱衷于求神拜佛、擴建寺廟和教堂，熱衷于傳播宗教，助推了宗教的發展。各種宗教信徒，特別是農村基督教信徒，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如全省基督教信教群眾1995年底約206 208人，2008年底增至640 634人，十余年間信教群眾增長了43萬余人，平均每年以23．7％的速度增長。從調查的情況來看，由于歷史的原因道教文化已深深扎根民間，農民的道教信仰較為普遍，對道教的神靈如老君爺、龍王爺、關老爺、送子娘娘、文曲星等多有認知，但信仰的程度因人而異，有時也從現實需要出發；民眾對佛教的信仰也較為普遍，信仰程度和認知程度多數較淺，大多持功利主義的態度，但虔信者也不在少數；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注重宗教宣傳和教化，虔信者相對較多。天主教的家庭教育，對于年輕人及其后代的影響較大。總的來看，比較虔誠的農民宗教信眾，文化程度較低、農村婦女、年齡大的所占比例較多。這與農村精神文化貧乏、年老體弱者留守農村缺乏關照、農民文化水平相對低下等現狀密切相關。
（一）信則靈驗的接受心態
心誠則靈，信則靈，是宗教信徒持有的一種重要文化心態。信包括信教主、信教義和信教規等，基本信念包括因信稱義、因信得救、因信得福、因信祛禍、因信免災等。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信仰一方面轉化成為對宗教典籍的敬持和對教職人員的遵從和奉獻，另一方面轉化為齋戒、禱告和念誦等宗教活動，再一方面轉化為內心的信念和祈愿。信靈由此變成對神靈和宗教信條的奉獻、企盼、堅守和履踐，而至于能否得到信靈的功效，信眾往往會反省自身是否真的虔信和忠誠，是否有違背教義的言語和行為，是否有足夠的尊敬和奉獻。如結論是否定性的，便會增強虔誠，做出懺悔，增加奉獻。當然廣大農民信眾的虔誠度并不整齊劃一，虔信者中也不乏有改信他教和不再信教者，往往導致與原先的宗教組織成員形成某種緊張關系。
（二）正邪有別的認同心態
各宗教組織為了增強自身的吸引力，維護自身的純潔性，防止信眾叛教或者改信他教，往往宣揚自己信奉的神是唯一真神，自己信奉的教是唯一能夠帶給人真理和幸福的教，教徒不得信其他教的邪神。這一點在基督教和天主教那里體現得最明顯，從而形成宗教和文化的沖突。佛教徒講求圓融無礙，最初也由外方傳入，對于其他宗教一般不置可否。但由于佛教在歷史上也有排斥異己的情況發生，現實中需要維護自身的純潔性和領地，因此也難免對其他宗教存有嫌隙。道教徒以本土宗教自居，對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快速發展心存憂慮，也希望能夠快速地發展自己。此外，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以教主和教徒的師生關系以及佛教教主和道教人物的真實性，宣揚佛教道教的真實性，言外之意也有批判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父圣子關系的虛妄性之意。
（三）親愛和諧的交往心態
宗教給予信徒的另一回饋是擁有愛心，愛的觀念和愛的教育源于宗教教義，并由此衍生出無量度人、普度眾生、扶弱濟貧、無私奉獻等價值觀念。當然，各宗教也與時俱進地宣揚和諧，這與主流意識形態宣揚的構建和諧社會形成呼應。宗教信徒的愛心并不停留在心靈和口頭的層面上，他們也付諸行動。主要表現在，他們能和藹可親地待人接物，能在教友之間互幫互助，能在汶川地震之類的重大災害發生后發起捐助。有些宗教組織也發起或參與到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保護生態環境、調節社會矛盾和鄰里糾紛、辦養老院和孤兒院等事務中，顯示自己的愛心，也因此有信徒將所屬宗教組織稱為愛的組織。
（四）幸福平安的祈愿心態
應當說去苦至樂是佛教教義和道教教義中的共同觀念，幸福和平安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教義中的觀念。但在農民信眾的思想觀念中，幸福、平安、快樂是相同的和至上的。而至于幸福在哪里，不同的信眾會有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幸福在來生或天堂，有些認為幸福在此世和今生。認為在來生或天堂者，往往認同靈魂轉世，有些天主教徒甚至認為人會像耶穌基督那樣死而復生。而至于幸福的獲得，例如莊稼收成的好壞、生意收入的多少、身體狀況的好壞、婚姻生育的結果等，信徒們在肯定人力所為的同時，也會訴諸于主或神的恩賜與福佑。事先會向主和神祈禱祈愿，事后會向主或神進獻還愿。
（五）傾訴苦難的調節心態
在當前的中國社會各階層中，農民無疑屬于弱勢群體。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的基礎設施，農民的收入水平、住房和出行條件、醫療衛生條件等總體上得到了改善。但受國際金融危機、煤炭行業資源整合、城鄉二元體制未能徹底破除、農民的科技水平較低等因素的影響，農民總體的弱勢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變。農民不僅面臨著佛教所謂的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取蘊的人生之苦，而且面臨著市場經濟具有不確定性、居家創業缺少項目和支持、年輕力壯者外出艱難打拼、老人孩童無人照料、子女求學花費大、疑難雜癥難以治愈等的困窘，農民宗教信徒面對這些窘困，往往會訴諸神靈和宗教組織成員，以求得到某些幫助和支持，得到心靈的撫慰和緩釋。
（六）善惡有報的回報心態
宗教在農村地區發揮了道德教化和勸人向善的功能。佛教和道教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道德戒律，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孝敬父母、毋殺人、毋行邪淫、毋偷盜、毋妄證、毋愿他人妻、毋貪他人財物的道德戒律，以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善上天堂、作惡下地獄的業報輪回觀念，對于農民道德觀念的生成，對于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于這些道德觀念在信教農民身上發揮的作用，一些村委會成員和村民反映，信教的人善于自律，比較守信，悔過意識強，犯罪率低。由此我們可以判定，宗教倫理在信教農民身上形成了一種文化軟實力。他們可以在種種艱難困苦面前奮力拼搏，也可以在知其不可的情況下保持克己、平和、純樸的心態安身立命，哪怕善報不是來自今世而是來生。
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調適路徑
馬克思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宗教的幸福，就是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1］馬克思揭示了宗教的虛幻性及其產生的根源，指出了調適宗教的路徑就是按照世俗化的要求培育人的現代性。姜義華認為現代性與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民主化和俗世化相表里，終極目標就是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2］在《論宗教問題》中指出：“我們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存在的長期性，……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3］鄭永廷和江傳月等學者也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的一元政治主導與宗教多樣化發展。”［4］這就表明，中國公民包括信教農民的現代性必須是社會主義規范下的現代性，調適宗教的路徑就是使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使信教農民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成為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相適應。
（一）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經濟調適
應當明確的是，中國農民的現代性必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在經濟層面的價值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毋庸置疑，中國農民不可能依靠拜財神、觀音、佛爺和上帝，不可能依靠一些宗教組織的施惠，不可能像有些村干部想把教堂開發成旅游景點那樣，從根本上富裕起來。而必須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發展生產，才能使農民在農村安居樂業，生活變得更加寬裕。為此，要繼續鼓勵和支持在村農民自主創業，農民工返鄉創業，城里人、企業家和大學生等到農村置業創業。要在已經取得的農村稅費改革、農業生產補貼、基礎設施建設等成就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科技下鄉和科技成果的轉化，繼續加強財政和金融對“三農”的支持力度，繼續推進“一村一品、一縣一業”的貫徹落實。要以新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為重要途徑，改變農村原子化的生產方式。以利益共享和公平正義為原則，形成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治理和分配結構，防止由政府支持的農村生產建設項目為少數人獨享獨占。
（二）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政治調適
中國農民的現代性，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治規范下的現代性，其基本要求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依法治國。農村基層政權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農村基層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基石，農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依法治國。我國憲法賦予了公民信教自由，但黨章要求共產黨員不得信教。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了農村村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保證了信教農民可以公民身份參與農村基層政權的選舉。但按照政教分離的原則，宗教勢力尤其是境外的宗教勢力不得干涉農村基層政權的選舉。鑒于此，對于農村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信教的或支持他人信教的，可以勸其退教，要求其不得支持他人信教。對于不肯退教或繼續支持他人信教的，可以要求其退黨退職。對于借助宗教勢力尤其是境外勢力參與選舉，取得領導職務的，可以剝奪其參選資格，罷免其領導職務。對于農村宗教力量強大而黨組織力量薄弱的村莊，可以采用上級部門委派干部入村、任用大學生村官、讓村民脫教入黨等方式，培育和壯大農村黨組織的力量，開展對農村村民的民主和法制教育。
（三）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文化調適
中國農民的現代性，必須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現代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雖然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農村文化的引領作用，并不否認宗教文化對農民接受馬克思主義能發揮某些接引作用，對滿足農民的文化需要能發揮某些補益作用，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培育社會主義新型農民，無疑不能以宗教理論為指導，不能以宗教理想作為正確的理想信念，不能以宗教的世界性、宗教價值觀的普世性、宗教思想的消極退守因素否定愛國主義和改革開放，不能以宗教的清規戒律作為現代人必須完全恪守的行為準則。而要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農村文化的引領作用，就必須以國家力量加強先進文化向農村地區的傳播，推進優秀科技、教育、文化資源向農村轉移，消除城鄉之間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狀態。要充分發揮黨政組織、企事業單位、媒體網絡、宣講團體等的優勢，深入持久地開展走基層和服務基層活動，幫助農民掌握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方面信息，了解和落實黨的惠農政策。要加快農村圖書室和信息庫的建設，要積極推動優秀電影、歌舞、音樂、戲劇等進農村，要扶持開發農村地區的優秀文化資源，從而建設文明鄉風，滿足農民的文化需求。
（四）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社會調適
中國農民的現代性，必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屬性規定下的現代性，其基本要求就是實現社會和諧。農村社會的和諧是中國社會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農村社會的和諧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和諧。農村社會的和諧，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宗教的愛心互助以及人與人和身與心的調節上。從根本上來說，農村社會的和諧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加強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等方式實現。單就農村社會建設而言，要繼續推進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普及高中以上階段的教育和推廣職業教育，創造條件吸引人才向農村回流和轉移；要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在鼓勵和支持一部分農民向城鎮轉移的同時，也鼓勵和支持農民、農民工、大學生和城里人在農村創業置業；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農民的收入，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農民收入相對比下滑的趨勢；要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衛生體系，為農民的生產經營、養老、醫療等提供保障，動員社會力量在農村創辦養老院和托兒所等；要完善基層黨政組織、派出所和人民法院等的社會管理和服務功能，以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方式有效預防和化解各類社會矛盾，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高度警惕和堅決防范危害國家安全的各種滲透、分裂和顛覆活動。
（五）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生態調適
中國農民的現代性，必須是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規定下的現代性，其基本要求就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以普遍聯系和系統論的整體觀念來看，農村的生態環境與城市的生態環境密切相關，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直接關系到城市生態環境的改善。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藥化肥的使用、耕地林地的被占、落后產能向農村轉移等，都使農村的生態環境日益遭受破壞，有毒有害物質通過空氣、水、蔬菜和食品等向外傳播。農村地區生態環境的改善，無疑不能停留在宗教學者的智識運動以及少數宗教信徒節食和善舉的水平上，更不可能依靠祭拜龍王爺等神靈實現，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地區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為此要繼續加強農村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和防風固沙等基礎工程的建設，要實現農村地區工業企業的綠色轉型并淘汰落后產能，要大力推行有機農業和綠色農業，要在工業生產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綠色清潔能源，還農村地區以秀美山川，使農村地區成為令人神往的一方凈土。
（六）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宗教調適
中國信教農民的現代性，必須是在國務院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規范下的現代性，其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體現出國家對公民信仰權利的尊重，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體現出避免矛盾沖突的社會要求，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體現出宗教的屬地性和國家主權原則。要保障農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既要保障農民的信教自由，也要保障農民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宗教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強迫農民信教，也不得以非法方式向農民傳教；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既要維護農村各宗教的相對獨立，也要維護農村宗教生態的總體平衡。要積極推動各宗教的對話和交流，防止宗教極端主義的一味排他。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既要求農民宗教信徒堅持愛國愛教，也允許農民宗教信徒以合法的途徑參與國際交流。要避免接受境外勢力的捐贈，防范分裂和顛覆國家的圖謀。在農村地區傳教的宗教教職人員，當然也要遵守以上規范，加強自身的文化修養，能夠做到潔身自好。
結語
馬克思所謂的宗教苦難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可以理解為理想完滿與現實不完滿的差異。宗教用想象和隱喻方式編制了天國的完滿，然而理性地看來，人類只能一代又一代地運用實踐方式建筑塵世的完滿，這就決定了對農民宗教文化心態的調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然而社會生產的每一次發展，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飛躍，管理方式的每一次改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每一次提高，國計民生的每一次改善，都是由不完滿朝著完滿的進步。當然這需要包括信教農民和宗教教職人員在內的全人類共同擔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擔當。（本文作者：田云剛、張元潔、王蕊 單位：山西農業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