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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社會學論文:藏彝走廊的宗教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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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社會學論文:藏彝走廊的宗教文化思考

        本文作者:陳洪東 單位:四川大學

        藏彝走廊概況

        藏彝走廊所處的位置大致在地理學上講的中國“橫斷山區”。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理單元,為典型的高山峽谷地形。發源于青藏高原的岷江、金沙江、大渡河、瀾滄江、雅礱江、怒江等六條大河順著橫斷山脈而南北呼嘯奔騰,在崇山峻嶺間開辟出一條條大峽谷,緩流之處泥沙沉淀,形成一個個平壩。于是,這一條條大峽谷,成為我國古代民族南來北往、定居繁衍、遷徙流動的天然場所。六江流域是藏彝走廊的主要區域,與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區重合,包括藏東高山峽谷區、川西北高原區、滇西北橫斷山高山峽谷區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區。上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根據民族學界多年的研究成果,著眼“橫斷山區民族走廊”的特殊性及移民多屬藏緬語族藏語支、彝語支各族群的特點,提出了這個新的民族學概念———“藏彝走廊”。

        在藏彝走廊的民族及族群支系同文化的對應關系上,自稱、語言、歷史記憶和宗教信仰等要素往往最能體現走廊中民族或族群的文化特質及彼此的差異。關于該區域宗教分布狀況、宗教信仰圈層的劃分,筆者有意借鑒四川大學石碩教授的劃分。他將藏彝走廊從整體上劃分為七個文化區,從這七個文化區中就可以大致窺見藏彝走廊宗教多樣性分布的狀況。例如:羌文化區,位于藏彝走廊東北部與成都平原相接的岷江上游地區及涪江上游的部分地區,宗教信仰主要是以“釋比”為載體及主要傳承方式,包括白石、火神、山神、祖先神崇拜等的民間信仰體系。岷江上游河谷以西及大渡河上游的嘉絨文化區,其宗教信仰以苯教著稱,這里不僅有藏區著名的苯教神山———墨爾多神山,其境內的原苯教寺院雍鐘拉頂寺也曾是藏區地位顯赫的苯教寺院。康巴文化區則以藏傳佛教信仰為主,藏傳佛教寺院為當地重要的社會基層組織。在大小涼山的彝文化區,存在獨特的“家支”制度及社會等級制度,宗教信仰為民間宗教,內容主要以自然崇拜、靈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為主,宗教職業者分為“畢摩”和“蘇尼”兩種。納系文化區,位于藏彝走廊南端川、滇、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和雅礱江下游地帶,包括了自稱為“納喜”、“納”、“納日”、“納罕”、“納恒”、“納木依”等眾多的人群支系,該文化區普遍存在“送魂”習俗及祖先自北方遷徙而來的歷史記憶,宗教信仰以民間宗教為主,奉行多神崇拜,其崇拜對象包括天、地、山神、水神、龍王及樹、石頭、谷物等自然物,并有相應的祭祀儀式。同時,納系文化區在宗教上還相當程度地受到藏地苯教和藏傳佛教的影響與滲透。滇西怒江—高黎貢山怒、傈僳、獨龍族文化區,本土宗教信仰體系均崇尚萬物有靈,認為自然界的天地、山川、樹石等皆附有鬼靈,神與鬼的區別并不顯著。[1]

        總起來講,藏彝走廊的主體宗教是藏傳佛教,有藏、羌、土等諸多信仰民族,他們屬于山地、峽谷農耕民及游牧民,都有與山神、靈魂、巫術有關的原始信仰。藏傳佛教與青藏高原、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及橫斷山脈沿線山地、峽谷地區各民族本土信仰及社會文化形成互動融合。道教及儒家思想在這里也有一定影響。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傳入后,也與各少數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宗教并存共生、相互交融。那么,我們怎樣才能以適合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的方式描繪出藏彝走廊宗教研究的藍圖呢?

        藏彝走廊的宗教社會學研究

        對人類宗教現象的完善分析,需要對社會的、文化的、人格的因素進行全面的考慮。許多學科對這些因素的某一方面感興趣,并形成相應的理論范式,諸如宗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史學等。根據藏彝走廊宗教多樣性的狀況,可以從宗教學的問題意識出發,立足宗教社會學視野,開展以宗教異同為切入的比較研究。概而言之,宗教社會學者關注社會結構,視宗教為社會的現象、文化的現象、歷史的現象,而且把它看作性格的表現形式。他們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有關宗教的意義系統、社會秩序、社會關系、社會功能、社會變遷的理論上。

        (一)作為方法論的比較分析

        比較宗教研究的預設是:宗教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形式,需要在解釋之前得到理解;理解宗教意味著從不偏不倚的視角上認識宗教的各種跨文化模式和種類。因此,部分可以從其整體的關系上理解,變化可以從其與主題的關系上理解,而革新則可以從其與全球性歷史模式的關系上理解。[2]當然,對宗教進行比較研究,首先就是要承認宗教形式的多層性。而這種特征在藏彝走廊是顯而易見的,藏傳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以及本土原始信仰交糅并存,這樣便為開展比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著力點。盡管在麥克斯•繆勒看來,其所謂“比較方法”就是分類,即根據世界上各種宗教的歷史形態進行分類,由此找到宗教的秩序和規律。而實際上,比較方法可以施展本領的考察對象已經大為拓展,以期達到更為多樣的研究目標。如果說宗教是一種題材,它可供比較的素材大抵包括宗教語言、宗教類型、宗教之神圣性等等,也可以說是圍繞宗教之宗教意識、宗教體驗、宗教行為、宗教組織、宗教器物等等要素展開。宗教語言是宗教看待世界的方式,并通過神話、符號和儀式的語言表達出來,它涉及的是宗教意識和宗教行為。宗教類型研究涉及的初步工作是宗教的分類,不僅要辨認出宗教共同的功用和模式,還要認識種種宗教文化的類型。可以說石碩教授關于藏彝走廊文化區劃分的研究,就包含著對比較研究理論方法的一種初步運用。再如我們有時將宗教劃分為一神的、主神的、多神的、無神的,其依據和出發點是什么;我們視藏傳佛教為世界性宗教、畢摩文化為民族宗教現象、白石崇拜為原始信仰,那么是哪些層面的不同導致這些宗教類型的產出。針對幾種宗教的比較研究,能為我們提供關于某種或幾種宗教信仰形成、發展及現狀的系統知識,而在藏彝走廊的宗教比較研究中,我們可以切實關注各種宗教與其信仰群體社會文化的關系,以及信仰群體的宗教認識及相關實踐狀況。

        (二)宗教社會學視域中的藏彝走廊宗教研究路徑

        宗教社會學者堅信,相異的宗教傳統孕育了截然不同的文化風格,這些文化特點深刻地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好惡美丑,決定著他們如何確立統一的精神氣質、民族風格及精神氣質。這些都是圍繞這樣幾個核心的問題意識與主題:宗教的本質與緣起;宗教性的意義系統;宗教與社會秩序,包括宗教的社會功用及沖突社會學眼中的宗教與社會變遷。對藏彝走廊的宗教比較研究也可以從這幾個角度展開討論。

        (1)宗教的起因

        在藏彝走廊,我們便可以提問這里何以出現如此眾多卻又形態相異的宗教現象,它們同構成各自生境的社會歷史背景有著怎樣的關聯。面對如此紛繁多樣的宗教信仰形態,首先可以做的研究工作,就是綜合考量其各種制約因素的,關注宗教起因的比較研究。我們要追問,構成建立宗教世界的底層基礎的族群行為(包括服從行為、儀式行為、利他行為、維持秩序和懲罰違規者等等),以及這些行為表現出的性格傾向,他們與各族群的歷史特點及當地的社會文化風格有何關聯。也就是關注各個宗教信仰在跨文化背景中呈現出的模式和特質及其與作為它們存在場境的外部條件的關聯。概括起來包括四個層面,一、自然環境系統(地形、氣候等),二、文化系統(規范、習慣、價值觀),三、人格系統(人的稟性與傾向性的有機系統),四社會系統(相互作用的人際網絡、社會關系)。

        這里可以簡單推介兩種已有的分析路徑和理論工具。首先,社會宗教理論告訴我們,不同類型宗教之間的差別可以從不同類型社會之間的差別方面得到解釋,而各種宗教成分說到底就是被投射或被編成符號的社會文化價值。這樣的思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費爾巴哈的思想,他們的基本結論就是宗教不是貨真價實的超自然王國,而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人類社會造物。如此,才說宗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從深遠的沖擊力方面來看,社會宗教理論可以說是一種宗教之作為社會結構組成部分的發生學的探討,是關于社會如何影響宗教的各種動力的理論。一方面,神是從其特定文化氛圍中取得其本性和地盤的。神的形象和價值取向源自社會,甚至神的行為也是社會的文化或亞文化所塑造的社會關系的表達,于是可以通過莊嚴的儀式、討價還價和欺詐引誘、誠摯的道德、狂歡的沉溺、理智的思考等等來向神靠近。

        另一方面,依照宗教社會學的理解,儀式同樣是被視為包含著文化價值符號的,表達文化價值的社會語言。這樣,我們就可以對藏彝走廊各個文化區特征或曰不同宗教形態賴以生存的地域特征進行比較,進而理解宗教的個性取向與民族歷史特點及當地社會文化風格的深刻關聯。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分析工具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這是蘇聯著名民族學家托爾斯托夫和切博克薩羅夫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民族學概念。它與西方人類學文化唯物論的理路相通,同樣也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要求。林耀華先生就曾將這種理論應用于對中國文化的具體研究。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充分肯定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對于文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從而為我們對于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一條科學的認識途徑。這一途徑有助于我們把研究的內容置于可以操作和驗證的科學基礎之上,進而克服研究中容易出現的抽象化、概念化和純粹思辨的缺陷。[3]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為我們提供了文化生態學和發生學視角來甄別和分析各民族原生性宗教要素的有效方法。

        (2)宗教性的意義系統

        在藏彝走廊的宗教社會學比較研究中,考察不同社會群體是如何從他們諸如原始崇拜、藏傳佛教、基督教、道教等那里獲得其生存意義的;這些宗教傳統都有著怎樣的核心主張,其意義系統如何為人們的社會與事件定位,從而為其經驗提供解釋;不同宗教如何解釋和評價社會群體中做應該做的事情的方式,為社會秩序提供合法性證明;不同宗教傳統在形成各群體自我意識的發展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們的共同點和不同點是什么,等等。美國當代著名宗教學家斯特倫曾主張用“移情論”的態度來看待宗教多元現象,把其他人也看作有道德、虔誠、理智和富于宗教感。這不僅有利于從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深入理解他者,更重要的是,一旦自己實現終極追求的途徑能夠與其他人的精神境界形成對話與相互作用,甚至產生共鳴,宗教的多元化就可以引起一些牽涉文化與社會和諧的深刻思考。

        另外,宗教社會學的理趣還不是單單為研究“意義”而研究宗教,它還要追問宗教性的意義系統對社會行為主體的經驗和實在的形塑及對其行為過程的影響。宗教可能為某一群體的求變取向提供具體的內容,也就是該群體努力想做的事情或追求的理想。宗教也可能會形塑持有該宗教思想或觀念的群體對那些是其利益之所在的事物的社會知覺。[4]對于這個層面,不容忽視的便是馬克斯•韋伯的研究。他為不同類型的宗教視野如何與不同類型的社會價值發生相互關系這個問題開拓了一條系統的研究之路。從韋伯的觀點看,宗教就是把不同社會階級的倫理、意識形態取向吸收過來然后再反射回去。那么,從這種理論視點出發,我們就可以在理解藏彝走廊各種宗教的意義系統的基礎上,比較分析它們與不同社會行為的關聯,例如城市化、工業化、婚姻與生育問題等,并進而比較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表現出的差異。

        (3)宗教與社會秩序

        關于宗教與社會秩序的維系的關系,可以從社會整合、社會控制、個體的社會化、心理調適等主題詞出發。各個宗教的教義體系、儀式活動以及組織系統等元素怎樣發揮社會的整合功能,分別以怎樣的方式促成其社會成員的社會化,如何在心理上影響其成員的歸屬感,如何以一定的方式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施加影響,來協調個人與社會之間、社會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的。宗教因素與其他塑造社會秩序的方式力量有何不同。筆者試以社會群體的身份認同為例。大家知道,藏彝走廊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多元化,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同時又不失分布的時空性,而通常人們注重歸屬的表現形式也主要是這樣三種:宗派主義、部族主義、地方主義。宗派主義,指同一宗教或教派信仰中,信徒同伴之間基于對群體的高水平的承諾和忠誠,來維系的其特有的世界觀。部族主義,指將身份錨定在一個特定的族群及其觀點之內,從而維護其世界觀。地方主義,這是以地方性的居民社群為認同與參與的資源的取向。[4]

        我們發現,在藏彝走廊,十分明顯地存在這樣三種人們維持特定身份認同、世界歸屬的取向方式。于是我們可以追問,它們在走廊這片區域,如何共存與互動,主體地位轉化的方式及動力是什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對于宗教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民族認同,我們還可以從不同民族與不同宗教信仰的關系,以及同一宗教對不同民族的影響的角度予以分析。由此無疑將豐富我們對群體認同的動態性和場景性的認識,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到宗教認同、區域認同和民族認同是在場景變動中不斷加以重新塑造的。另一方面,大家或許已經注意到,對宗教社會學中功能論的批評都與這樣一個事實有關,即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宗教與社會沖突有著密切的關系。沖突論的理論預設是:社會變遷是普遍的;每個社會都在每一方面表現出爭端和沖突;社會的每一個要素都有助于社會的瓦解和變遷。宗教引起沖突的根源主要包括:由界線引起的宗教群體與外界的沖突;由殊別主義引起的宗教群體與外界的沖突;由越軌與控制引起的宗教群體內部的沖突;由權威(正統)與異端問題引起的宗教群體內部的沖突;[6]等等。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外部社會環境的深刻影響。在藏彝走廊,傳統與現代因素進一步共同影響了多元宗教文化的張力。這些普遍原理都可以借鑒來用以分析藏彝走廊宗教多樣性狀況,并對各種不同的表現作出比較分析。例如基督教進入民族地區與其他宗教傳統的緊張,同一宗教內部的張力,宗教追求上的分化,對宗教的社會作用的不同認知等等都存在導致潛在沖突的可能。如果站得再高一點,甚至基于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所存張力而激蕩的文化中心主義、國民意識、民族主義思潮等問題都可以進一步展開討論。

        總而言之,以上談到的方法論、理論視角和研究路徑確定后,研究對象的具體化和操作化以及研究問題的設定就變得至關重要。學者們可以根據各自的研究需要和特長,進行合理的分類和限定,最終確定課題研究的具體對象。

        結語

        筆者之所以倡言對藏彝走廊進行多視角的比較研究,是與該地域之地理特征、宗教多樣性、民族多樣性、歷史性的區系類型特點有關的,它們構成我們研究的語境,影響著我們的研究視野,同時也提供了對其進行多視角研究的可能性。而我們的目標———尋找和認識宗教在人的心靈和社會文化演進中扮演的角色的一般規律,也要求我們必須這樣做。在進行宗教社會學的比較分析時,同系統和類型學的研究聯系在一起,找出分化的變項,探討它們各種組合的結果,尋找普遍性規律。總之,這里面離不開對宗教類型、宗教元素、民族、地域、時間等的劃分與組合對比。

        實事求是地看,如今藏彝走廊宗教信仰的復雜狀況,具體是由于復雜多樣的自然環境,由于國家宗教政策,由于移民運動、武力征服,由于開發邊疆以及當地的階層制度特點等等因素決定的。尤其近代以來,當地宗教又日益受到科學和技術、都市化和工業化、官僚政治、大眾傳媒及普及教育的影響。這樣的語境特征預示了宗教社會學者可以在這片研究區域大有作為。但要清醒明白的是,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經典的“單一模型”必須向含有多種分析工具的“工具箱”范式轉變。這需要宗教研究者的寬闊視野,也需要多學科領域學者的配合與共同努力。筆者上文不成熟的思考只是冰山一角,而且限于知識水平及手頭資料,每個問題并沒有詳細展開。意在拋磚引玉,引起大家的關注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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