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特區途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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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市場經濟新體制

凡歷史上的大政治家，其偉大之處不僅在于能夠理性地穩定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更在于能夠成功地駕馭轉折關頭所發生的巨變。鄧小平的上述結論就是在關鍵時刻的戰略性指針。本來以為是社會主義的基本運行制度，怎么在這里也搞起了市場經濟？本來是一個基本消滅收入差別的社會，怎么在這里卻發生著引致待遇懸殊的分化？所以，在特區興辦的初期，“黨內還有人采取懷疑態度”，“香港輿論界也有持懷疑態度”。但是，偉人鄧小平,當他第三次重返中國的政治舞臺時，當他面對“中國社會從1958年至1978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狀態”；“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250美元”這一嚴酷局面的時候，及時地、準確地做出了石破天驚的判斷：“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但是，要走出貧窮，鑒于偌大的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惟一的途徑只能是“鼓勵一部分地區、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那么，這“一部分地區”的突破口應該在哪里呢？在哪里改革的成本可能最低，而創業的機會又可能最大？它不可能在舊體制的基地與重鎮，不可能在任何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只能在中國計劃經濟的薄弱地區，只能在與世界市場經濟的接軌之處。領袖的目光迅速地轉向了東南沿海：“地利”的優勢把“天時”的彩球拋向了深圳。在這一瞬間，鄧小平選擇了深圳：“辦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決定的”。特區的英雄兒女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重托，向人民的共和國，向人民的領袖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請看深圳：深圳是全國居民生活質量最好的城市之一；25年來GDP平均增長28%，深圳的綜合經濟實力居全國大中城市的第4位(上海、北京、廣州之后)。累計完成各項稅收收入4669.3億元，為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戰略布署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實踐一而再，再而三地驗證著鄧小平的論斷：“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毫無疑問，鄧小平的初衷決不是簡單地立足于中國南方一個小鎮的發展前景，深圳是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驗地”而創立、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特殊“窗口”而存在的，它的“輻射”與“帶動”功能要影響整個中國。所以，觀察深圳，也就是在探索中國經濟如何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模式；解讀深圳，也就是在剖析一個落后的小村鎮如何跨越式走向現代化的基本路徑。也正是深圳的光輝實踐，才更加堅定了鄧小平的價值判斷：1992年6月他明確地說：“我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后，也影響消費，影響對外貿易與出口。有了這個提法，十四大就有了一個主題[1]。”鄧小平曾這樣對深圳說：“我是幫助你們，支持你們的，在確定方向上出了一點力”。回首20年，無論是1984年的特區開創，還是1992年的性質判斷，每當深圳發展的轉折關頭，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或者力挽狂瀾、轉危為安，或者一言九鼎、大輅椎輪。

二、吸收一切人類文明

當年，鄧小平一再催促人們“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其根本原因除了“要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外，就是“千萬不要貽誤時機”。于是才引出后來的那句經典語錄：“發展是硬道理”。那么，用什么思想去指導這一戰略上的“發展”呢？這就是逐漸形成的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內容而命名的“鄧小平理論”。在這一理論中，鮮明寫著“改革開放”四個大字。其路徑依賴是通過改革開放來實現經濟主體的自由選擇和資源配置。其目標是經由非暴力地、和平地改革與開放來完成全面的社會轉型和經濟演變，從而創造一個具有真正意義的現代化社會。而改革的實質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再批判，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否定，對市場經濟的理性確認；而開放的實質則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再認識，對人類一切共同文明的創造性吸收。毫無疑問，一條中國現代化之路一定要顯示出民族特色與反映出歷史階段性來，我們強調“中國特色”就是要說明它的民族性、地區性、國家性；我們指出“初級階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時代性、后進性和漸進性，沒有了這兩點，當然也就沒有了中國現代化每一個過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是，在知識經濟、全球經濟的新時代，無論這種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這種“發展階段”進入了哪一時期，現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質”。我們決不能以“中國特色”來拒絕由“本色”所帶來的規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級階段”去否定本來應當實現的各種現代化進程。可見，所謂“中國特色”只能“特”在發展道路上，而不是“特”在發展目標上；只能“特”在具體風格上，而不能“特”在規范要求上。

我們在說明“中國特色”時，更應強調創造性地吸收人類文明“一般”，而在確認“初級階段”時，更應強調體現時代步伐的“國際慣例”。也只有這樣，“中國特色”與“初級階段”，這兩個莊嚴的命題才能顯示推進中國現代化應有的理論力量，而不至于被曲解為阻礙嶄新體制確立的障礙因素。因此,在風格上應強化特色、淡化一般，而在體制上，應淡化特色，強化慣例。因為從實踐的意義上講，更多的東西是“利與弊”，而不是“是與非”。許多東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見，更多的則可以融會貫通。我們決不贊同當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狹隘民族主義觀念，決不贊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口號，而是要以面向世界的眼光和氣度，在經濟全球化、區域化中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而全球化的前提是尊重差異與多樣性；但是這種尊重只能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間、不同的文明發展階段之間，而不應是在文明與野蠻之間發生。所以，經濟、政治、文化之間既不可能視同秦越，也不應當以李代桃。在那次考察深圳之時，鄧小平曾動情地說：“我想在國內再造幾個香港。”接著又補充說：“不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的東西，閉關自守是很愚蠢的。”他要求，“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是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式[1]。”顯然，這舉重若輕的話語清晰地表達出他在制度設計上的睿智與遠略。深圳人一直承認：香港有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與國際接軌的管理和法治，有世界上重要的國際金融市場，有執全球牛耳的轉口行業、有高效的商務服務平臺等。相對于香港的法治建設、市場開放度、經濟透明度、自由流動的資本體系和自由兌換的貨幣體系來講，內地包括深圳在內，都一直存在著尚未健全的法制、繁重而多變的條例，過時的會計制度和不透明的商業慣例等等脆弱的制度特征。而香港商界所具有的創業精神和效率正是深植于香港這一根深蒂固的制度文化之上。

其實，市場經濟是人類的偉大發明，是資本主義條件下最值得我們吸收的、最為寶貴的制度資源，既然我們正式把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中國改革的目標，那么我們就應認認真真地充分借鑒香港的成功實踐經驗。由于地理方位與歷史文化的關系，深圳有著與內地任何一個地區都比無法比擬的“借鑒優勢”。20多年改革開放史，已使深圳在市場經濟上有著廣泛而深層的適應，從而能夠盡快吸收香港的“體制資源”。鄧小平以運籌帷幄的戰略智慧在中國的大地上導演了一出波瀾壯闊的改革史劇。在這里，深圳無疑又是他精心設計的最富有激情的作品之一。深圳既是鄧小平理論的試驗場地，又是鄧小平理論的光輝結晶；而鄧小平理論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將來也一定是深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與穩步發展的思想指南，這就是鄧小平理論與深圳的內在聯系和路徑依賴。正是在這里，鄧小平創造了一座城市——一座現代化城市；正是從這里，鄧小平開辟了一個時代——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可以說，鄧小平理論所提供的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特殊模式和由普遍貧窮到共同富裕社會發展的特殊道路，就是他對中國、對人類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除了學習外國的先進經濟體制，鄧小平還吸收了它們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經驗。在鄧小平兩次視察深圳的過程中，不僅一再熱情地評價了新加坡的文明狀態，而且還一再高度贊揚了香港的公務員素質。這就不僅說明了精神文明發展在鄧小平理論中的重要性，而且也顯示出政治文明建設在鄧小平戰略上的緊迫性。對于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又不禁叫人難忘香港政治家的精辟總結：“香港人信念就是香港的科層制公務員，”“我們崇尚法治精神，享有司法獨立，政府廉潔負責，并由秉正無私的公職人員施政。公務員隊伍任人唯才，堅守中立信條。在這個全球一體化、通訊發達、瞬息萬變的年代，這些制度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基石，無論潮流風尚如何轉型改變，這些制度都必須維持不變。”在深圳，鄧小平講：“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多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1]。”其實，講文明，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道德提倡，而是一種由外在強制力量逐漸轉化來的內在修養，正如新加坡“嚴罰出自律”的經驗。可以說，對于一個城市來講，必須樹立起這兩種文明文化，即對市民講法制，對官員講法治。前者的要害在于反野蠻，后者的要害在于反特權。

在鄧小平那里，改革也必然是全方位的。他敏銳地指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了人的障礙”。所以“我們愈來愈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還斷言：“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的改革。”的確，引起20多年來中國社會天翻地覆變化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電腦的引進，而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理論的實施。甚至引起三百多年前西方社會全面轉型的根本原因，主要也不是什么產業革命的興起，而是文藝復興、企業制度、現代市場的形成。所以，從這個特殊意義上說，政治的發展甚至比經濟本身的提升更重要，社會科學的進步甚至比自然科學的演進更重要。當年，鄧小平曾這樣怒斥過：“整天空喊解放全人類，就是不解放生產力，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呢！”[3]顯然，鄧小平這里講的解放生產力，并不是指解放機器，而是要解放作為生產力首位要素的“人”。而所謂解放人的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價值，尊重人的訴求。一方面，要否定各級權力的中心就是絕對真理的中心，否定在絕對服從甚至恐懼的氛圍下的那種所謂的安定，尤其是要充分肯定無權者的權力。另一方面，又要培養良心與責任相統一的公民意識，造就現代社會中負責任的人。20多年來，深圳人為了尋找自己的幸福，選擇了自己在內地想做而不敢做、想做而不能做好的創新型道路，從而創造了深圳輝煌的今天，也同時創造了自己美好的生活，這就是深圳精神的精華所在。可以說，一個能夠獨立選擇的人格，就構成了深圳人特有的文化底蘊。值得強調的是，鄧小平除了在闡述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等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普遍內容外，還有一個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獨特視角：就是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制度的改革。他說：“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沒有把肅清封建主義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對待。各種制度，都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逐步加以改革。”[4]

由此可見，在鄧小平那里，已經深刻揭示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這一根本性問題。正是鑒于這一特殊任務與目標，他才有了一個著名的判斷：“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5]諾貝爾獎金得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阿.森曾明確指出：“民主并不是一種非得達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如果窮人有選擇的話，他們寧可拒絕民主。”而他的另一個觀點更為重要，即民主作為人類的“獨到的德行”，是“在其充分的實踐中得到的體現。”[6]我想，鄧小平之所以再三強調“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尤其是高度贊賞列寧的關于“民主是需要條件的”（指執政黨必須努力創造民主所需要的條件）等觀點[7]，其基本原因也正是在于反封建這一特殊的要求。這也就從根本上駁斥了那些以國情論來否定民主制的妄言。因為專制者的設計又恰恰建立在個人迷信的國民素質之上。今天，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我們應當十分珍視鄧小平極為寶貴的政治文明遺產：鄧小平曾明確指示,把那些政府“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交給地方和企業去辦[1]。這也就是要實行權力下放的政治體制；鄧小平更明確做了一個戰略性的安排，即“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后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級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1]。”鄧小平還身體力行，完成了從實際上的“終身制”到“任期制”再到“退休制”的歷史重任，從而發揮了被他自己稱之為的“最后的作用”[8]。

因為他一直反對把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人身上，認為這是“危險的、不健康的”。毫無疑問，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變動都可以稱之為“改革”，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體制吸收都可以稱之為“開放”。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獨辟蹊徑提出他那著名的“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改革開放在方向上姓“資”姓“社”的標準。可以說，對于新世紀初中國共產黨人所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觀點來說，我們都能夠清晰地在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中找到它的理論淵源。不僅如此，這還表明，新世紀的領導人不僅繼承了鄧小平理論中的核心內容，而且還以新姿態正式啟動了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新世紀領導人，無論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觀點，都不僅繼承了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以“政治文明建設”、“人的全面發展”為新的內容把政治體制改革、把鄧小平理論推向了前進。如果說，50多年前，正確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問題，20多年前，鄧小平正確地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問題，那么上世紀末，“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正確地回答了“什么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人”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容精華并不在于它的字面表述，而在于新時期中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制度變遷與政策調整。當我們從黨章上確認優秀私營企業家等新的社會階層也可以入黨，從當我們憲法上確認國家必須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時候，我們就清楚看到了黨的最高綱領與現階段的基本綱領的高度統一。這樣，從結構上看，共產黨已經從一無所有的“無產黨”變成國家的“主人黨”；從成分上看，共產黨已經從主體上的“階級黨”變成了客體上的真正在行動上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的“信仰黨”；從職能上看，共產黨已經由大搞階級斗爭的“革命黨”轉變為領導階層合作的“執政黨”，從行為上看，共產黨已經由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黨”轉變為維護與鞏固現存社會秩序的“法治黨”。通過這一系列全過程的轉化，也就在理論上完成了由傳統黨向現代黨的進步，即為實現黨的徹底現代化奠定了充分而堅實的執政合法性基礎，這一切都表明中國共產黨本身也在與時俱進。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靈魂必須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決不因為自身是“三個代表”，就能“由公仆上升為主人”，它的關鍵要看“能否代表”，更側重于“身體力行”。隨著改革實踐的深入,近年來中央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觀點。這是一個新的發展觀，即人與自然的協調、人與社會的協調、經濟與政治的協調，以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協調。新的發展觀的核心應是人與人的協調，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人自由發展的核心，又是人的權利的發展。這就要求，無論是人的全面發展，還是人民利益的實現，必須而且只能是根本利益與具體利益的統一、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統一、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統一、利益的目標和實現的手段的統一。而要實現這種發展觀，就必須提高和加強與執政責任、執政權力、執政利益、執政榮譽更加適應的執政能力與水平。我們之所以高度贊揚黨中央所闡述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統一性”，也就在于它體現了列寧所說的“民主所需要的條件”。因為一方面，從本質上講，黨性就是人民性，沒有任何脫離人民利益之外或之上的黨的特殊利益的存在，否則就是一個特權的黨，因而反腐敗是共產黨應有之義；另一方面，人民當家作主既必須通過“代表”來執行，又必須落實到本人的利益；更重要的則是，依法治國的特定前提恰恰是法的民主性與正義性，這才是人民共和國的要義。為此，進一步明確地做出了“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9]的戰略性安排。這就可以從根本上防止黨的生活國家化、行政化、官僚化，從而脫離群眾，失去人民的信任與支持。是把這一安排當作當代中國走向政治文明的關鍵突破口，因為他深知，他所繼往開來的神圣使命，一定是一個共同富裕的人民共和國和一個民主的共產黨。這就是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民主，提高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不僅只能體現在依法治國的過程中，而且必須建立在執政為民的基礎上。

三、高舉改革創新的偉大旗幟

成立25周年來，深圳靠著這一系列鄧小平的光輝思想所賦予的特殊體制（針對著當時內地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而言）和優惠政策（如15%所得稅率）不僅“殺出一條血路”，而且成長為中國綜合競爭力的前列城市。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深圳人為中國、為世界作出了自己的兩大貢獻：第一，深圳貢獻了一個新體制：通向強國富民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深圳貢獻了一種精神：敢闖敢冒的創新精神。作為中國經濟特區的代表作之一——深圳，其耀眼處并不是地王大廈式的聳入云天的那片現代建筑群，也不是深南大道上紅花與綠草相耀映的那條風景線，而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下所培育出來的，富于創新精神的深圳人，這才是完整而深刻的深圳，這才是準確而全面的特區，這才是這座神奇城市中的靈魂與魅力。它的作用與意義早已超越了深圳的時空。早在1980年經濟特區成立時，時任主管副總理的谷牧就以準確的語言，明確地解釋了中國經濟特區性質，他說：“我國的經濟特區是國家獨立自主舉辦，完全行使主權管轄的區域，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經濟上堅持以社會主義經濟為領導，只是采取更加開放的方針，實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特別優惠的經濟政策以便招商引資，拓展外貿，并在實踐中觀察研究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10（]P39）而在25年后的今天，當全國從1992年起都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做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時，對于深圳來說，“特殊的體制”就不存在了。當近年來中央一再強調公平的市場競爭的時候，對于深圳來說，“優惠的政策”也基本不復存在了。那么，深圳到底還能靠什么來保持特區的稱號呢？中央確實在2000年宣布過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將貫穿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11]，但我體會，它是有其具體的時間內容的。如果說2010年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將基本大體建立，那么這個過程就還有近5年；如果說2050年中國現代化建設將基本大體實現，那么這個過程還有近45年。

重要的問題在于，無論是5年，還是45年，特區原來的性質、地位、作用都不可能再靠相對于計劃經濟的特殊政策、特殊體制來做制度背景了。也就是說，在全中國都走向市場經濟之后，中國經濟特區已經不存在什么“特殊的體制”、“體制外”，而在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經濟特區也不會再允許實行什么原來那套“特殊政策”了。要實現這個目標，對于深圳的未來發展可作出兩種不同的安排。第一種，在“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求發展”的大戰略下，將深圳這樣的“中國”經濟特區變成“世界”經濟特區。根據“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的承諾，中國將在2020年前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對根據WTO框架下多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中國也將在2030年才實現，現在又主動提出在2010年實現東盟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區計劃。為此，中央可以考慮，再把幾個已經發展起來的特區，從計劃經濟中的特區發展成為市場經濟中的特區，即從中國經濟特區走向世界經濟特區，它不僅超越計劃經濟體制，而且超越一般市場經濟體制，甚至超越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給特區賦予時代的新內涵、新定位。把它的性質、作用、意義重新規范。也就是說，它已不再是什么“示范”地區，而是特殊需要的特殊地區。類似投資人出入境簡便、物質進出口簡便、資金出入境簡便的加工出口區以及除了享受一般的優惠待遇之外，還有其它附加的優惠，如可保留一定數目的盈余，免予課稅、對重點工業給予低利貸款，提供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獎助金的工業園區（如臺灣新竹工業園區等）。為什么今天在美國、日本這樣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里，都可以再辦“特區”，而我們不可以利用以往的特區基礎實行更大的優惠政策繼續辦下去呢？我們仍然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仍然可以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在WTO框架內運作。

這樣做的目的既可以充分利用作為中國經濟特區的典型——深圳20多年來發展基礎，又可以進一步的擴大開放，只不過它不再具有“帶動”作用罷了。如果能賦予中國經濟特區的這種新鮮使命，也就會早日實現鄧小平所期待的在中國“再造幾個香港”的遠大設想，我以為，這種大戰略下的大布局，對于中國的貿易自由化進程，決不亞于20多年前興辦中國經濟特區的偉大決策。第二種即在“特殊政策”與“特殊體制”雙無的前提下，即由一個“特區”變為一個“地區”條件下，仍然可以利用以往的經濟實力去建設一座普通的現代化國際大城市。作為一個地區、一座城市，深圳仍然具有三大經濟優勢：第一是體制優勢。經過25年的探索與實踐，顯然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在相當一個時期仍然會高于其它城市，這為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二是區位優勢。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它比其它地區能夠更好地借鑒香港、澳門的體制資源，并為擴大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三是結構優勢。當深圳把高技術產業定位于主要的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時候，已經順利實現著結構上的調整。作為“十五”期間工作的主線，它比其它城市能夠更快地實現以信息化來縮短工業化的進程，從而為完成產業升級奠定了良好基礎。值得強調的是，這三大優勢較牢固地建立在經過25年改革與發展所積累起來的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上的。

2002年初總書記地考察廣東時，明確提出深圳仍然要“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排頭兵”的要求。2002年夏天，深圳市委提出：“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到今天，我們的‘特區’觀念也要與時俱進。今天我們的‘特’，主要的不是要求特殊的政策，特殊的優惠，而是要立足深圳實際，面向全省全國，不斷解放思想，要有特別超前的眼光，特別務實的思路，特別振奮的精神，特別出色的工作。”尤其是在2005年3月，當深圳新市委旗幟鮮明地提出：“深圳的定位就是改革創新”、“改革創新是深圳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改革創新是我們最好的道路”的時候，就在特區的“概念”極為確定的共識下，把對特區的“觀念”進行了與時俱進的發展。即特區已經從實行“特殊的政策”的地區發展成具有“特別的眼光”、“特別能改革”的地區了，這也就是說，特區的觀念已經從“實體”轉入“精神”了。而在觀念上的這一發展，也就在實質上把特區概念的內涵轉換了，把特區的外延縮小了。這就在講政治的大前提下，把邏輯關系也理順了。這就等于給長期以來關于特區還要不要“特”以及能不能“特”的爭論，做了一個歷史性結論。特區還要“特”，是因為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仍然需要這種精神；特區還能“特”是因為深圳具有了其它地區所無可替代的精神積累優勢。現在的關鍵問題就在于如何去落實了。為此，我們至少還要關注以下三個問題：

（一）健全運行機制，保證政令暢通

改革創新的前提條件是有一個權威的政府。深圳進行的“凈暢寧”工程成功的經驗證明，在經濟轉型時期，在法治尚不健全的狀態下，僅憑著信息不對稱一項理由就足以確立權威政府的必要。幾年前類似的整治為什么收效甚微？我認為不是政府沒有決心，而是因缺乏健全的機制而使政令堵塞。“凈暢寧”工程的真正矛頭所向并不是“臟亂差”本身，而是背后的某些人的權力與利益。于是，人們逐漸認識到，基本制度決定并不等于具體機制的形成。只有能自動維持正常運行和充滿發揮預期功能的配套制度才能形成相應的機制。作為主要內容除了有完整配套的制度體系外，還必須有一個推動制度后運行的動力源泉。顯然，這種源泉又來自對自身利益的獲得，所以政府行為的重點是如何去調動人的積極性，使其既冒風險投入又敢于監督裁決。只有這樣，市委市府才不是某些人討價還價的交易場所，也不是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的仲裁人，而是一個指揮中心，一個絕對的領導者，這種機制允許不同的創造性思路，但不允許對政令的雷打不動，更不允許去偷梁換柱。責任到人，一追到底，只有政令暢通，才能遏止體制內失控。有這樣的執政能力，才有真正的權威政府。

（二）嚴防政府錯位，堅持市場取向

改革創新的重要內容對于深圳來講，仍然是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據悉，深圳市國資委近期規劃：從明年開始，深圳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戰略重點將由“以退為主、進退兼顧”向“以進為主、適時調整”轉移，做大做強八大產業集團（分布于能源、物流、港口、燃氣、機場、公交、地鐵，見《深圳特區報》2005年4月10日）。我認為，在貫徹這種思路時，應高度記取七年前關于組建六大創百億集團失敗的沉痛教訓。學術界早已共識：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最本質的區別在于資源配置的主體與方式上。計劃經濟體制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其方式是計劃和命令。而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的主體是企業（以及個人），其方式是價格與市場。區分的關鍵在于企業是否有獨立的決策權以及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企圖在一切控制國計民生的領域中居于壟斷地位，尤其企圖以資產重組和資本運作的名義來取代“看不見的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進行全面的產業結構安排，那恐怕就是角色的錯位。政府的基本角色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凈暢寧”工程為什么獲得那么高的評價，因為它決不僅僅是城市的清潔運動，而更重要是政府在創造投資的經濟與文化的良好環境。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艱難度，并不在于種種操作技術方案的選擇而在于弱化體制內的壟斷利益和特權地位。改革開放25年后的今天，利用計劃與市場兩種體制摩擦而形成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團，這些人并不希望退回到保守計劃經濟體制，因為那將失去金錢，但同時更不希望改革深化與創新的形成，因為那將被剝奪特權。所以，對于國企的改革，國資委必須排除干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取向，不動搖地運用市場的力量去培育企業集團。

（三）壯大社科隊伍，貫徹百家爭鳴

改革創新需要智力支撐，無論是中央的號召，還是市委的決策，最終都要落實到全社會的行動上。而行動又必須建筑在高度共識之上。這就不僅需要豐富的經驗積累，更需要正確的理性思維。因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變動都可以稱為“改革”，只有朝著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前進，才能夠稱為“改革”；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打開國門就可以稱為“開放”；只有在抵制反文明的污泥濁水同時，認真吸取全人類的先進文化，才能夠稱為“開放”，更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獨辟蹊徑都可以稱為“創新”，只有在保持風格、特性又接受國際慣例與普世價值的新思維與新行動才能夠稱為“創新”。比如，如果以科學發展觀來要求，我們講的“速度”本來就是一個講效益（不僅有經濟效益，而且還有社會效益）的速度，它從來不應該是一個拼資源，拼環境的速度。而我們講的“效益”本來也就是一個講速度的效益，它從來不可能是一個零增長、負增長的狀態。因為對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來講，負增長將引起災難性的后果。如果我們要尋找一個體現深圳居民對社會發展水平滿意程度的指標，那么是否提出一個“建設”幸福深圳的口號，因為“和諧”的“本”是組織，是社會，而效益的“本”是企業，是政府，而以人為本的“本”就是指每一個人。

對于這一系列與時俱進的更新，在相當程度上要靠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推動。而深圳的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的現狀則存在著三個不適應：與深圳的經濟社會發展速度與水平不適應；與承擔中央、省委、市委對深圳寄予的重任不適應；與其它省市自治區社會科學的規模與質量不適應。北京、廣州等外地學者雖然常常能夠高屋建瓴，但難免缺乏對癥下藥。由于我們的深圳既不能永遠做“經驗批發商”，又不是唯一的“法定創新區”。所以，只有“以特別之為，立特區之位”，所以必須從根本上扭轉深圳社會科學的極為薄弱的局面。總之，為了加強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必須排除構成決策所需要的智力支持的體制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