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成功政治經濟學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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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代中國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中國實踐的產物。當代中國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有責任總結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來構建一個新的理論。中國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緊接著，將計劃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向現代化的高收入國家邁進。在這兩者之間，中國需要增強其軟實力。總結中國正確做法的新理論不僅將增強中國的軟實力，而且還將促進全球社會科學的進步。因此，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緣由是十分必要且有現實意義的。

關鍵詞：中國；經濟；成功；政治經濟學；原因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有許多關于中國經濟成功的理論，最著名的有制度觀、發展戰略觀、中國模式觀、文化觀等等。這四種流行的觀點都觸及了中國奇跡般增長的一些真相，但它們是片面的。他們沒有注意到“為什么”和“如何”做得對，中國政府采取和建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政策和制度是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又有哪些因素成為激勵官員執行這些政府政策和采用正確的制度的關鍵？因此，為了解答以上問題，本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并主要從自治政府、經濟分權和擇優晉升制度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一、自治政府

在改革的頭二十年里，中國在相對平等的社會結構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產生了一個自治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社會主義革命使得舊的社會階級結構發生改變，形成了一個幾乎完全平等的新型社會。在這之后的三十年里，相較于以前，這種社會結構愈來愈趨向平等。盡管在改革的過程中經歷了痛苦和失敗，但這為后來的經濟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在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與時俱進。從1978年的“真理之爭”到2002年的“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從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革命黨轉變為代表國家利益的執政黨。在這一轉變中，中國共產黨不斷將有能力的人才吸收入黨，把社會矛盾轉化并提交給黨內討論。之后，通過民主集中制來商議和制定黨的基本政策。黨的執政地位在多項舉措并行下不斷提高。因此，即使中國社會在20世紀90年代后分化的格局走勢日漸加劇，中國共產黨仍然能夠保持高度自治。由于黨領導的政府對社會各階層保持相對公正的態度，因此能夠不加限制地采取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在早期階段，改革常常導致帕累托改進。然而，人們很快發現，大多數的改革和經濟政策并不能產生明確的帕累托改進，只有少部分的帕累托改進才能夠達到預期效果。所以，在短期內，自治政府采取的促進增長的舉措和政策極有可能是不全面的。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為中國的經濟特區。從短期來說，經濟特區似乎只能讓少部分人受益。但實際上，長期以來，立足于中國向外國投資開放的角度，會發現經濟特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比如中國關于國企改革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采取了刺激內需的計劃。當危機來臨時，其他國家選擇了直接發放現金鼓勵消費的方式。但中國不同，中國政府選擇加大投資、擴大產能、增加內需，極速并且正確地應對挑戰，也創造了奇跡。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有著一個長期的愿景來引導的。也因為政府的高度自治，能夠盡量少地受到公眾情緒的影響，有效地管理和實施所制定的各項政策。盡管如此，由于財富的快速積累以及社會兩極分化現象的急速加劇，商業利益集團在中國悄然興起，他們為了形成政商聯盟，不斷用利益誘惑黨內的高級干部和政府機關干部。黨的十八大會議召開之后，進行的反腐敗運動，不僅僅是為了根除腐敗和凈化黨風、政風，也為了根除這些政治商業聯盟，以此重建政府和商界之間的關系，使之更加清新干凈。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反腐運動是黨和政府回歸核心角色，繼續對社會各階層保持相對公正，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時，它還為國家提供了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較高經濟增長率的政治保證。

二、經濟分權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面臨著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即如何平衡中央計劃和地方積極性的關系。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期間，政府的財政高度集中。雖然一些重工業項目的加速發展產生了一個比較好的結果，但它抑制了地方積極性。盡管同志在后期意識到了這個矛盾，并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了如何激勵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展開了具體的論述，但1958年的“”卻引起了經濟的混亂，使得之前的努力付諸東流。至此以后，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搖擺不定，分權還是集中成為了一個大問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7年，地方財政承包試點制度啟動，到1980年財政承包制度正式建立。在接下來的十四年里，中央政府與地方財政簽訂了不同的承包協議，協議內容根據各省的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導致了經濟權力下放。20世紀80年代，由于財政分權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工業的發展態勢良好。地方政府在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時，私營企業還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想要創辦企業的企業家不得不與當地的政府合作，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爭議，產生了大量的所謂的“紅帽子”企業。當地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于是為這些企業提供政治上的保護傘，幫助他們找到生產材料和銷售渠道。因此，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業之間筑起了一道防火墻，為市場的發展和改革發揮了積極的作用。QianandWeingast提出，分權有助于形成一種稱之為“市場保護型”的財政聯邦制。他們認為，財政分權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極速發展的重要推手，也成為地方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這種財政承包制雖然有效，但也造成了非常多的問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在國家預算中所占比例的不斷下降。到20世紀90年代初，僅預算收入一項數據就顯示，中央政府在政府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降至20%以下。地方政府也有大量的預算外收入。中央財政能力明顯下降，地方政府影響力明顯增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借鑒了美國聯邦體制的一些元素，于1994年推出了分稅制。它將稅收分為中央、地方和共享稅收，并建立了增值稅（增值稅）一致率為17%，其中中央政府采取了75%，地方政府采取了25%。作為稅收分成后的增值稅是最大的稅收改革，中央政府的預算收入的份額大幅上升，超過50%。因此，這一改革使財政分權制度化，增強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能力。至此，中央政府就能夠利用財政手段對地方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在20世紀90年代，發達地區的經濟因為受到政府的重視，發展越來越好；欠發達地區相比而言，發展速度落后，全國范圍內的財政收支并不均衡，貧富差距明顯。于是政府采取措施，一般轉移加劇，取得顯著成效，省與省之間的財政差距逐漸縮小，既實現了財政均等化，又鞏固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權威。總而言之，分權在中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為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它限制了分權的負面后果。中央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導和規范地方的投資行為，另一方面通過任免地方官員的權力控制地方官員。這樣的做法，不僅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目標得以統一起來，也為政府官員創造有效的任人唯賢的晉升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

三、擇優晉升制度

中國是第一個發明公務員制度的國家，并在此基礎上創造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治理結構。中國當代的科舉選拔制度，拋棄了過去不合理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舉制度體系的發展。中國的青年如果想要進入行政機關，就必須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用聘任制的方式選出最有能力和表現優異的人才。為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制度和任用制度，中國共產黨在2002年出臺了《干部任用條例》，經修訂后，于2014年正式更名為《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辦法》。為了指導選拔和晉升過程，該規則列出了一系列適用的原則，包括從大量候選人中尋找人才；重視德才兼備但以德為先，公開承認的性能，民主、公開和競爭的選舉程序，民主集中制，并依法行事。各級黨委負責選拔和提拔工作，具體辦法由本辦法規定。這些規定還允許年輕官員成為更高級別職位的“儲備”官員，并詳細描述了評估程序，即儲備官員通常被安排在同一行政級別的不同職位上輪換。除了傳統的選拔和晉升制度外，領導干部的選拔也采用公開選拔，為非政府部門的人員進入公務員部門提供了渠道。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選拔晉升制度具有開放性、競爭性和任人唯賢的特點。它樂于注入新鮮血液，以一種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向所有有理想、有抱負、想要進入行政系統的青年人才敞開懷抱。有志青年在進入體系后，并不代表著結束，反而是一個成長的開始，他們必須定期參加培訓，不斷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提升自己的政治修養，由此才能應對隨處可見的競爭，畢竟職位的數量總是比候選人的數量少。想要在選舉中取勝并獲得晉升的寶貴機會，候選人的能力就成為重要的評判因素。在擇優選拔的任用機制中，每個官員都必須努力交付一份讓人民、讓政府滿意的答卷。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減少因權力下放帶來的消極影響，例如腐敗問題。根據近幾年反腐行動中的各個案例分析，我們不得否認，許多被抓的“大老虎”和“蒼蠅”在貪污的同時，也為當地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四、結語

總而言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原因，分享中國經驗。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借鑒學習。第一，根除庇護政治，在堅持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使得政府能夠在財政方面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采用的是選舉政治，因此現存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并不平等，常常導致庇護政治。根除庇護—附庸政治的根本方法是改革現有的結構，然而在選舉政治體制下，這一過程需要很長時間。中國的所作所為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轉型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但每個國家都必須探索實現轉型的具體途徑。第二，為了激勵地方政府部門主動有效地發展經濟，可以采取適當的財政分權的舉措。由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里，地方政府受到極大的限制，只能夠管控支出卻不能獲得收支，手中的權力不能保障好的舉措的實施，所以有些官員缺乏地方經濟建設的動力。中國經濟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為中央政府適當賦予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管理權。對資源豐富的國家來說，權力下放可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收入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的出口。因此，這些國家一直受到“資源詛咒”的困擾。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在控制資源出口的同時采取分權的策略，地方政府就可以結合實際情況和當地特色，開發更適合本地區的經濟活動，從而結束所謂的“資源詛咒”。第三，規范政府官員行為固然需要，但激勵他們積極進取，努力為當地的經濟繁榮發展做出貢獻的方式更為重要。中國的晉升制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激勵舉措，但由于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選舉政治，所以直接照搬中國的現行政策法規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好的替代方案，要加強各個政黨之間的聯系，發揮優勢，任人唯賢，積極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培育思想道德素質過硬、專業知識夠豐富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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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雯 單位：上海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