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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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最低工資制度就業、收入分配等其他經濟影響的文獻并沒有很好地解答如下兩個問題，其一，最低工資制度如何被建立；其二，最低工資制度具有何種規范價值。文章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這兩個問題進行解答，研究發現在政治法律層面，最低工資制度的實現是一個政治過程，而在社會層面，依托于積極的民眾支持；最低工資制度的規范價值不僅在于緩解收入差距，還包括修正雇傭雙方不平等議價能力、平衡需求和供給、推進高效率高端增長路線的實現、減輕勞動市場外部性和社會成本等規范價值。文章在政治經濟分析的框架內認識最低工資制度，不僅實現了對最低工資制度的辯護，也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關鍵詞：最低工資制度；政治經濟分析；立法過程；社會背景；規范價值

一、引言

最低工資是法律所規定的雇主必須支付給雇員的最低報酬，其目的是為了幫助薪資處于很低水平的受雇者，保證一份合適的薪酬。第一個現代最低工資法律最先在新西蘭制定，1894年，新西蘭議會通過了《產業協調與仲裁法案》，授權仲裁法庭設定最低工資標準，1896年，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建立了工資委員會，制定最低工資法律，致力于消滅"血汗工資"的最低工資法律開始逐步在英（1909）、美（1912）、法國（1915）、德國（1923）等資本主義國家頒布，最低工資標準已經成為勞動市場的一項基本性制度，并成為有力地保護勞動者的制度設計。我國在2003年引入規范的最低工資規定，考慮到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有所不同，雖然存在執行力不到位的問題，但最低工資制度的約束力近年不斷提升，保護弱勢勞動者的作用不斷凸顯。根據人社部的相關統計，2017年全國最低工資實現平均漲幅10.4%，不少地區顯著提高了本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但是在學術界，關于最低工資制度的意見莫衷一是。最大的反對意見來自于新自由主義者，他們的基本出發點是最低工資制度會扭曲勞動市場，導致資源誤配，因為高于市場均衡的工資會減少對工作的需求，這樣低生產力的勞動者將被排除到市場之外，導致失業率上升，并進一步惡化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情況。但是以上的推理建立在完全競爭假說之上，所以很難說現實到底是否如此。圍繞著最低工資制度產生了一系列實證研究來分析其經濟影響，因為理論預設、樣本數據以及處理數據的不同，實證研究也難以得出一致意見，一部分實證研究指出最低工資標準對就業產生了負面影響，并且沒有起到緩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另一部分實證研究的結果則相反，證明最低工資標準并沒有導致失業上升，而且有效地提高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緩解了收入差距。這些研究的明顯不足是將制度前提假定為不變，省掉了對政治、社會的分析，而無法對以下兩個問題提供很好的解釋：第一，最低工資制度是如何被建立的？由第一個問題所引發的第二個追問是，最低工資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當價值到底是什么？無論是完全競爭假設下的最低工資設定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率扭曲，最低工資制度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法律層面上被確立，并且在諸多民意調查中，最低工資制度的贊成率基本遠遠超過半數。如果只是局限于完全競爭假設所設定的研究思路，可能我們根本無法去回答以上兩個關于最低工資制度的重要問題。因此，本文試圖從政治經濟層面分析最低工資制度，以更好的理解最低工資制度以及其規范性。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分析最低工資工資制度的引入過程和背景，第三部分則探討最低工資制度的規范價值，也即最低工資制度的合理性，最后一部分是結論。在我們看來，最低工資制度具有深厚的經濟社會學基礎，分析跳出了將視角轄制于最低工資制度的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影響研究的桎梏，為更深入理解最低工資制度提供了可能。

二、最低工資制度的立法過程和社會背景分析

最低工資制度到底是為何被引入并在立法上實現的？從狹義上分析，要求把視角投向政治立法過程，從廣義上分析，要求把視角投向最低工資制度的歷史社會背景。因此，我們將分析拓展到立法背景和社會背景上，進而從中抽象出是什么力量左右了最低工資制度的設立和實施。立法過程，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體系，一般看來是不同利益集團或利益群體相互博弈的過程。最低工資制度的立法過程，所涉及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是資方和勞方，前者是該制度最大的反對者，而后者則是該制度積極的推動者。但是這個一般的看法太過籠統，因此，通過對各國最低工資立法和政策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識別出了影響最低工資制度立法的重要變量。數量分析有力地指出在最低工資制度的立法過程中，工會發揮了顯著的正面影響，而小型商業團體發揮了顯著的負面影響（Silberman，etal.，1976；Bloch，1980；Cox，etal.，1982），工會和商業團體這兩大利益集團不僅決定了最低工資制度的建立，也決定了最低工資率的歷史路徑（Sobel，1999）。而另一方面，相較于完全競爭中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更符合常識的認識是人們的行為不僅受經濟利益左右，還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對歷史的案例分析告訴我們，與右翼意識形態相比，左翼意識形態顯然更為支持最低工資制度，此外，最低工資制度也和黨派立場相關，以美國為例，更關注社會平等和弱勢群體，更為支持最低工資制度，而共和黨更傾向于保護富人也即資本家和商業團體的利益，反對最低工資制度。有關這一看法的核心是更為精確地證明意識形態和最低工資制度之間的相關性，在操作處理中則在原有的相關性模型中，引入意識形態變量，進而進行相關性分析。對1938公平標準法的分析驗證了這一看法的合理性，如Seltzer（1995）對1938公平標準法進行計量分析，發現美國和左派意識形態的影響是正的，而共和黨和右翼意識形態的影響是負的。來自加拿大的證據也表明意識形態是影響最低工資制度的重要變量，左翼政府執政時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比率較高，而右翼政府執政時最低工資標準少有提升（Dicksonetal.，2002）。對政治過程的探討，因為引入了計量分析，更為精確地揭示出影響最低工資制度立法過程的相關因素，其中利益群體和意識形態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作用。進而，我們把分析視角擴展到最低工資制度的歷史過程，以期捕捉影響最低工資制度設立的社會力量。最低工資制度的引入和實施是巨大的制度變革，如果沒有社會基礎的鋪墊，恐怕難以推行。以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為例，該法案的大背景是大蕭條時期，此時工人運動高漲，正是因為普遍的社會支持，才最終突破重重阻礙，將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確立為法律。在立法最終確立之前，經濟學和進步人士就為最低工資制度做好了鋪墊，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斯密、密爾、馬克思）都持有生存工資的立場，即使是馬歇爾、克拉克這樣的邊際主義者也在道德上贊成生存工資，更不要提當時進步的政治家、宗教團體、智識以及異端經濟學家，他們展示了生存工資重要的社會經濟收益，并引導了以爭取工人正義的社會運動，使公平工資這樣的價值深入人心，從而推動了相關立法的實現（Stabile，2016）。Prasch（1998）曾經做過一項有趣的研究，以1912年~1923年的美國經濟學家有關最低工資立法的文獻為研究對象，發現美國進步時期（美國社會主義和政治改革廣泛傳播的時期）的經濟學研究者們只有個別反對最低工資立法，普遍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并為之提供有力的辯護，這些辯護向大眾傳遞了最低工資制度的價值，為最低工資制度爭取了更多的大眾輿論支持。一些當代案例也表明普遍的大眾支持是確立最低工資標準的必要條件。英國的最低工資標準由低薪委員會制定，對其相關會議資料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僅具有工會背景的成員強烈支持提高最低工資，而資方背景的委員會成員也贊成最低工資標準的設立和提高，只要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不會對就業造成顯著負面影響（Brown，2009）。更近的案例和香港有關，香港政府一直是資本友好型政府，保護勞工法律推進緩慢，直到2011年才正式引入最低工資制度。香港的最低工資制度確立是艱難的，所面對的阻礙是資本強大的否決權以及親資本的政府。金融危機后期香港持續的經濟衰退凸顯了收入不平等的社會矛盾，盡管資本十分不情愿引入最低工資制度，但是社會輿論普遍要求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在這一背景下，香港政府不得不拋棄“涓滴經濟學”的發展模式，引入最低工資制度來平衡勞資關系（Wong，2014）。

三、最低工資制度的規范價值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敘事結構中，最低工資制度扭曲經濟效率，不僅可能導致失業，還有可能進一步惡化低薪階層的收入情況。當然，有相當多的實證文獻揭示出這一觀點是有爭議的甚至是不正確的。這些實證文獻明確指出最低工資制度緩解收入差距的規范價值，除了這一價值，這一部分將提出最低工資制度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價值。首先，我們要推翻完全競爭理論對最低工資制度的認識。完全競爭理論所認為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會扭曲經濟效率缺乏微觀基礎，是建立在對勞動力價格也即工資的本質的錯誤認識上。工資并不是單純對工人技能和效率的衡量，是所謂的使整個經濟處于均衡狀態的勞動價格，一經打破就扭曲市場效率，事實上，工資的制定過程受到制度、規范和雇主與雇員期望的影響。資本所追求的是更多的利潤，同時是更低的工資成本。在根本層面上，工資的制定是雇主和工人雙方博弈的結果，這一過程彈性很大，顯然，雇主擁有更高的決定權，職位或者工作數量是求大于供，所謂的競爭更多的施加于工人，而不是雇主。馬克思曾指出“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性勞動力的那一部分”，尖銳的指出工資的制定過程極有可能被資本家掌控。從這個角度認識工資，那么工資反映勞動市場均衡狀態的觀點就無從談起，最低工資制度下的勞動者工資提高，也就無所謂效率損失或者市場扭曲，甚至有助于勞工權力提升，糾正資本家控制下的經濟生產所引發的低工資扭曲。基于以上，新古典經濟學之下對最低工資制度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將最低工資制度和所謂的勞動市場扭曲和效率損失聯系在一起建立在對工資本質的錯誤認識上。如果把經濟社會視為一個自我運行自我維持的整體系統，那么最低工資制度的經濟規范價值不僅在于均衡工資差距，還具有減緩貧困、刺激經濟效率的顯著作用。具體來看，新的視角讓我們能夠認識到最低工資制度具有四個方面的規范價值：第一，最低工資制度是修正雇傭雙方不平等議價能力的制度設計，促進更公平工資結構的實現。最低工資標準是強制性的工資底線，其約束力來自于法律所授予的強制力。最低工資標準所設置的工資底線，不僅為低薪工人提供保障底線，中等薪酬的工人也可以以該工資線為參照，要求雇主提高薪酬。第二，平衡宏觀需求與供給。資本主義積累的后果是需求增長緩慢，但是生產卻日趨過剩。與過剩生產相對應的需求不足打破了經濟平衡，引發危機。但最低工資制度提高了工人群體的收入水平，拉升了需求，因而緩解了生產過剩的矛盾。第三，最低工資制度有助于高端增長路線的實現。經濟增長可以被劃為兩類增長方式，一種是依賴于勞動力投入的粗放型低效率增長模式，另一種是依賴于生產率提高的集約型增長模式。控制經濟生產的資本家所關心的是利潤，無論是加強對工人的剝削使用還是引入技術革新抑或是增加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最終目的是增加企業利潤，如果有低廉的勞動力可以使用，資本家就沒有動力進行投資來提高生產技術，進行員工培訓，廉價的勞動力無疑使前一種增長模式更具有吸引力。最低工資制度提高了使用勞動力的成本，迫使企業不得不改進技術或者提高員工培訓，以應對高工資成本，并且，高工資還能發揮擠出效應，那些低效率的公司因為不能支付高工資不得不從市場中退出，使得高端的增長模式更具有可能。第四，最低工資制度可將勞動力市場的外部性和社會成本囊入其中。假如工資太低，工人持續工作也無法獲得體面收入，退出就業市場也是一個選擇。以美國為例，高失業率、高犯罪率和底層人員的低工資并存。盡管高犯罪率和低工資之間的相關性還需要更多的實證證據，但是這一巧合值得更多關注。工資太低，工人不得不依靠延長工時以賺取更多薪資，擠出了工人進行再教育的時間，越來越難以擺脫現狀，進入到“貧困陷阱”，其后代也同樣面臨相似的窘境，此外，因為所獲得的收入無法滿足生活，底層工人長期依賴于政府的食物補貼生活，早已造成了巨額的財政負擔，并且，依賴于食物補貼生活使得他們被貼上寄生蟲的標簽，對個人尊嚴和生活帶來極大地傷害。以上就是低工資所引發的外部性和社會成本，只有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減少這類社會成本，通過確保一份體面的收入，在經濟層面上，推動工人積極就業，也會減少工人對社會保障的依賴，減輕財政負擔，同時，所產生的社會收益則更大。

四、結論

盡管被視為自由主義學派經濟學的鼻祖，但斯密對最低（生存）工資持有明確的肯定態度，斯密使用了社會福利和公平的觀點為勞動者應當獲得更高的工資辯護，下層人民生活狀況的提高對整個社會是有利的；同時，高報酬也有利于廠商，因為優厚報酬能促進工人更有效地工作。斯密批判了重商模式下議會與雇主合謀，通過法律打擊工人運動，抵抗工資上漲的行為。馬克思則更為尖銳的指出資本與勞動交換的內容在實質上并不平等，在資本與勞動的交換中，資本家交換到的是生產性的勞動，而工人交換到的是非生產性的生活資料，法律形式上平等的工資契約一旦簽訂，在約定的時間內，工人就失去了對自身勞動力的控制，勞動的全部產品屬于資本家。勞動力只是資本家所購買的一種生產要素，在資本支配勞動的生產模式下，工人所獲得的工資極有可能被壓到最低的限度。工資是建立在不平等的資本-勞動關系上，并不是對勞動價值的真實反映，自由市場經濟時代的自由競爭無論怎樣看都是假象。這些十分有洞察力的思想和論證有助于我們去反思對勞動市場的認知，本文的研究即是對相關反思的回應。拋棄了從競爭框架下對最低工資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的研究思路，而是深入到這一學科的基礎，從政治經濟分析的角度理解最低工資制度，去解釋兩個我們認為關于最的低工資制度更為重要的問題。其一，國家和地區如何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其二，最低工資制度的規范價值有哪些。經過相關探討和研究，本文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主要如下：第一，在政治法律層面上，最低工資制度的建立是一個博弈過程，重要的影響變量有工會、商業團體、政黨、意識形態，工會、左翼政黨和左派意識形態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而商業團體尤其是小型商業團體、右翼政黨和右派意識形態的作用是消極的甚至是否定的。最低工資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初次引入的時期，處于積極的社會輿論背景下，進步人士和工人運動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第二，最低工資制度的規范價值不僅在于其提高低薪人員的薪資水平，緩解收入差距，還具有極大的經濟社會價值，包括：修正雇傭雙方不平等議價能力，促進工資結構更公平；平衡需求和供給，緩解宏觀經濟矛盾；將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企業清除市場，推動高端增長路線的實現；減輕勞動市場的外部性和社會成本，在實質上推動勞動者工作和獲得體面收入的權利。綜上，政治經濟分析的框架為了解最低工資制度提供了更深入的見解，不僅實現了對最低工資制度的辯護，也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更為多元的研究視角。

參考文獻：

[1]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作者：郭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