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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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4月21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中英美三國教育專家和翻譯專家聯合編寫的《用英語講中國故事》叢書出版座談會在京舉行。該叢書是國內首套采用中英雙語學習中國文化、講述中國故事的系列圖書。書中所有故事均為原創，采用中英文對照形式，分中國風物、中國習俗、中國藝術、中國成就、中國人物、中國精神六大領域編寫了最具中國特色的故事200余個。閱讀叢書可以在學習高水準的中英雙語表達方式的同時，增強自我民族身份認同感。此外，該書還能作為外國朋友學習中文的教材，讓更多外國朋友通過閱讀這些中國故事了解真實的中國。作為一套借助語言傳播文化的叢書，該叢書引起了國內外教育界的高度重視，也是語言傳播文化，提升文化交流的一個典范。當今，文化實力在已經上升到國家實力的層面，是衡量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學者JosephS＿Nye，Jr．在《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中，首次提出“軟實力”的概念，并將“文化的吸引力”作為衡量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方面。［1］在經濟全球化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發展深化的背景下，提高文化開放水平，廣泛地與世界對話，增強國際話語權，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可以使中國更好地融人國際社會，增加“文化吸引力”，提升國家“軟實力”。隨著《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意見》《關于加強“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文件先后印發，我國推進文化“走出去”的力度空前加大。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我國56個民族共同締造了中華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語言是文化的一種特殊現象，是文化的載體和文化的傳播方式，同時語言的形成和文化的發展相互制約。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英語越來越成為世界范圍內廣泛使用的語言，我國也在各個層次的語言教育體系中開展了英語教育。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無疑為全人類的文化溝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國少數民族的語言規劃涉及少數民族母語、漢語普通話以及英語三種語言的規劃。處理好少數民族母語、漢語通用語與英語傳播之間的關系，對于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傳播，解決文化失語癥，增強語言多樣性，文化認同感等方面至關重要，很大程度上來說，縦語言規劃就是騰文化規劃。

二、“符號域”視域下的語言文化觀

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由來已久。Lotman的“符號域”視角提供了由語言切人文化研究的思路。“符號域”是Lotman在1984年《論符號域》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任何一個獨立的語言都處于一個符號空間內，只是由于和這個空間互相作用，這個語言才能實現其功能。非獨立的語言作為符號單位，應當被看作是不可分解的運作機制，依然是該文化的符號空間所固有的。這個空間我們定義為符號域。”［2］Lotman所指的語言不僅僅指自然語言，還包括各種人造語言符號，這里我們僅僅討論自然語言。文化是各種符號集合的“符號域”，自然語言為“符號域”中的一種符號，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載體。“符號域”是洛特曼文化符號學中的重要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便于人們將抽象的民族文化活動空間形象化為“符號”，而語言為各種載體符號中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是非常寬泛的概念，給文化下一個準確或精確的定義，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Lotman提出“符號域”的概念，便于我們從形象的語言符號切入研究抽象而又宏大的文化系統，使得語言和文化兩者的關系更加清晰。當前語言規劃與政策研究更多關注的是語言背后的“文化生態”“文化認同”等視域。作為社會語言學的分支，從20世紀中期開始，語言規劃與政策的理論探討總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3］，其核心是多語現象被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4i，這一階段的討論更多的是將語言規劃看作需要解決的問題，這與當時所奉行的單語主義作為官方語言或民族語言來解決多語問題的理念息息相關。第二階段的語言政策規劃者意識到前一階段規劃理論的負面作用及其局限性，認為原有的語言規劃與政策是對部分人語言權利的剝奪，這一階段可視為對前一階段理論的反思與批判階段。w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第三階段的語言規劃研究仍然處于形成階段，在后現代主義的時代思潮下，其特點更多的體現在對“語言衰亡”“語言帝國主義”等方面的關注，從而形成了語言作為“人類社會的共同資源”等理念。語言規劃者在進人了“語言資源”的時代之后，便將規劃語言生態當成了合理利用語言資源的一種方式。

三、語言生態與文化生態

“生態”這一概念最初由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H．Haeckel）提出，并首次將其定義為研究動物與有機及無機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因此最初的研究對象是生物個體。如今，生態學已經滲透到各個學科領域，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的多元文化生態的研究。對于語言的生態研究首次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最初由美國人類學家Voegelin將“生態”一詞引人語言領域，創造了“語言生態”（linguisticecology）［6］這一術語，強調了對特定區域內所有語言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初，社會語言學家Haugen在Voegelin的研究基礎上創立了系統的語言生態學，將其定義為“語言與其環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并且將語言環境分為心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兩個方面。［7］語言生態的心理部分是指語言使用者頭腦內多種語言之間的相互作用，社會部分是指語言與使用此語言的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由此可見，Haugen的生態語言學是將人們的語言意識形態和社會語言環境作為研究對象的。語言不同于自然生態，有其社會屬性，比如使用某種語言的使用者，某種語言使用的社會環境等。處于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的不同語言使用者的語言意識形態不同，不同的社會形態同時受到不同的文化因素影響，語言生態也就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語言文化生態包括語言生態與文化生態兩個概念，其中語言生態是語言生態學的研究對象，文化生態是文化生態學的研究對象。［8］由于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密不可分，語言規劃與政策不僅涉及語言的規劃，而且直接與文化有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語言生態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生態。Schiffinan甚至將隱形語言政策所指的“語言意識形態”稱之為“語言文化”。P］全球化時代下的我國少數民族的語言生態的規劃，牽扯到少數民族母語作為文化傳承語，漢語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以及少數民族用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的規劃。目前漢語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的語言環境已基本形成；漢語普通話作為國內通用語教學的教學環境已基本達到；漢語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和族際交流語的語言意識形態也已深人人心。如在內蒙古地區的一項調查顯示，內蒙古地區小學三年級加授漢語后，62％的學生漢語課成績在85分以上，71．55％的雙語教師認為目前小學雙語生漢語總體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不同少數民族語言的語言活力差別較大，少數民族母語作為文化傳承語的語言意識形態的規劃還需進一步加強，有待進一步對其進行聲望規劃。在我國的55個少數民族中，一個民族說一種語言的比較多，有的民族說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在一個民族說幾種語言的情況下，民族內部的交際大都使用漢語或其他互相懂得的語言如聚居在甘肅境內的裕固族因為分布地域的原因產生了語言地理隔閡，主要使用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裕固語（堯乎爾語）、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裕固語（恩格爾語），以及漢語。可見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具有復雜性。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對我國內地100多種少數民族的語言活力與多樣性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除蒙古語、維吾爾語、藏語等6種使用人口2500萬以上的語言活力處于安全等級外，其余大多數少數民族語言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出瀕危甚至死亡狀態。可見，少數民族母語的規劃迫在眉睫。由于少數民族對于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的認識還不夠，所以英語作為少數民族外語的規劃有待進一步理清。目前不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英語教學呈現出發展不平衡的狀態。既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缺乏師資以及教學設施，英語文化普及程度不高的語言社會環境外因，又有少數民族學生由于文化沖突，自身觀念的閉塞而導致的學習動機不足的語言意i只形態內因。在這樣的語言生態下不少少數民族學生并未意識到在英語學習中參與全球話語身份的重要性，甚至對于外來文化相對于母語文化的異質性表現出困惑，語言焦慮和“文化缺失癥”由此而生。全球化的語言文化生態必然會出現不同語言之間的接觸，處理不當則會發生語言沖突。少數民族母語作為文化傳承語的聲望規劃，關系到少數民族對于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母語文化的傳承延續；少數民族對于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的地位規劃，關系到少數民族參與全球話語的活動，傳播自身文化進程的順利開展。傳承母語文化，認識外來語言，才能更好地利用外語傳播母語文化，同時在文化對比中加強對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反之，處理不好兩者關系，一味排斥外來文化則會導致極端民族主義，過度依賴外來文化便會缺失對文化認同，這都會導致“文化失語癥＇21世紀多元文化觀視角下的“文化缺失癥”有其新的內涵。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文化缺失癥”不僅是指對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少數民族母語文化認識的缺失，還包括英語代表的全球身份的文化的缺失。對相應文化的認同是解決相應文化缺失的直接途徑，這就要我們加強語言文化認同來應對文化缺失現象。

四、語言認同與文化認同

不同的語言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因此對某種語言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其文化的認同。“文化認同”為“認同”的下屬概念。文化認同可以在個人或集體參與文化活動的過程中體現出來。這是因為，文化包含了一套某一群體共享的信念和原則，使這一群體區分于其他群體。［UI語言是文化認同的外在表征［12］，是文化認同的重要表現手段［13］。語言的喪失必然會對文化認同帶來嚴重的傷害。Fishman認為：“毀滅一種語言就是毀滅一種根深蒂固的認同。”［14］而且將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描述為以一種指向（Indexically）、象征、部分－整體的方式相互聯系的。指向是指“與一種文化有緊密的和歷時性的關聯”，只有語言才能夠最好地“表達該文化中的事物和情感”［14］，因此語言的喪失會產生文化錯位。May也認為：“理論上，語言也是認同的眾多標簽之一……實際上往往不止如此”，“孤立的，科學的看待語言與認同的聯系可能會認識不到持這種語言的人對這種語言所體驗的重要程度”U5］。由此可見，語言不僅是我們表達文化認同的一種工具或手段，還是衡量文化認同程度的一個重要參考點。語言與認同的研究，最初由社會語言學研究者在社會理論的影響下開始關注。20世紀70年代社會心理學家Giles提出了交際順應理論，其關注焦點在于說話者通過口音的調整和方言的轉換來表明向受話者的“趨同”或“求異”，從而達到根據環境改變自己的語言和認同的目的。［161Giles和Johnson的民族語言認同理論是從民族語言活力的角度提出的，并提出一套預測民族語言活力的標準：（1）與一個民族群體認同感很強，語言是這個群體中一個重要的因素；（2）意識到在他們的群體之外，還有可供選擇的其他群體；（3）認為自己的群體的生存力強；（4）認為他們的群體邊界僵硬、閉合；（5）與本群體之外其他的社會范疇認同感不強。當以上五個命題全部有效時，則表明維持認同。民族語言認同理論可以用來解釋語言學習的習得動機，同時這一理論又強調民族群體而非個體的認同，所以也稱之為“群際模式”（TheIntergroupModel）〇Bell則從言語風格的角度區分出“聽眾設計”模式和“參照者”模式來研究說話人通過調整言語風格來表廳C新的認同。｜171LePage和Taboret－Keller的“認同行為”理論中，認為“認同”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是“作為一個特別的人，范疇或樣本被識別出來”，另一個是“將某個實體視為更大實體的一部分”［18］，這體現出了語言認同行為的復雜和多維性。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將社會空間或社會關系網比作“資本”，區分了“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更是將語言作為“文化資本”的一種形式，將口音作為“慣習”的一種，是一種實踐行為同時又可以強化認同的行為。［19］Lave和Wenger用“實踐共同體”的概念來建構認同。＾“實踐共同體”概念是由溫格借鑒了Anderson的“想象共同體”提出的，并在1998年出版的《實踐共同體：學習，意義與認同》一書中發展了這個概念，而且將“共享的話語或意義交流方式”作為形成實踐共同體的條件。？實踐共同體和想象共同體作為建構論視角下的認同理論，其核心是共同體成員的聯結和歸屬，而語言作為交流的一種方式，便是建立歸屬認同的核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二語習得領域開始研究語言與認同的關系。Norton的“二語投資”概念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二語系的動機原因，體現了個人心理因素的“學習動機”向社會集體文化的“學習投資”方向發展，并展開實證研究來論證二語學習的投資和認同的變化。［221Norton認為：“對目的語的投資，也就是學習認同者對其社會認同的投資，這種認同是隨著時空不斷變化的。”［221近年來Norton進一步借鑒了Wenger的理論，將“共同體”的概念引人到二語研究之中，構建了語言習得的“想象共同體”，認為每一個想象共同體都前設了一種想象認同，學習者對目的語的投資必須置于這一情景中去理解。［22］以Lantolf為首的“新維果茨基學派”在維果茨基文化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了認知發展的“社會文化理論＇與Norton—樣表現出了社會文化取向。Lantolf等人突出強調了語言符號在個人認知和語言社會文化環境中間的中介作用，并采用大量實證研究來揭示二語習得者的“自我建構”過程。1231D6myei在Norton等倡導的新興社會文化學派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正和改進，提出了二語習得的“自我系統”，從而將學習者的“動機”與自我認同聯系起來。［24］自我系統注重個體在情景中與環境互動而發展認同的特征，進一步體現了語言與認同研究的建構主義轉向。語言與認同的研究經歷了結構觀到建構觀的轉向，結構觀過分強調了社會結構因素的制約性，對個體或群體的主體作用關注不夠。后現代主義者視認同為偶然的，流動的，人為建構的。因此，當前學界普遍認為，認同是一個多元、動態的概念。網不同語言與不同的認同之間存在動態關聯的關系。我國少數民族的語言認同當下主要包括對漢語、少數民族語以及愈加普及的英語的認同，多元認同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核心在于認同共同體的建構。母語認同體現了族群的文化認同，對不2019年第4期文化“走出去”語言需先行——淺議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規劃同語言的不同認同則表現了對不同語言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認同。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少數民族對于母語的認同體現了對母語文化傳承的認同，對于漢語普通話普及的認同體現了中華民族集體視角下的國家認同，對于英語學習的認同則體現出對于參與全球話語身份的認同。更重要的是，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語言的變化也體現了文化的時代特征，認同不可避免地處于一個動態的建構進程中。對此，我們可以借用共同體的概念來闡明語言文化認同的建構。

五、三個共同體的建構

Joseph認為語言少數族群體的身份認同分為三類：通過少數族語言所表達出的認同表達；通過大語種語言所表現出的認同表達；在少數族語言和大語種語言之間進行轉換所表達出的認同表達。［261多語社會以及多元文化時代，語言切換的背后表達了對不同的文化認同，我國少數民族在新時代下的母語文化應當在符合當代的語言文化環境的特點下，構建出多元文化認同下的文化共同體。少數民族族裔語言的瀕危問題已經引起了全世界語言政策規劃者的關注，如何應對少數民族的文化瀕危問題迫在眉睫。在全世界約6000種語言中，只有約600種被認為是安全語言，或者反過來說，90％不享有聲望或人口分布不廣的語言在本世紀可能會滅絕。P？1在我們加強多語教育，積極弘揚中華文化的今天，英語是最好的媒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語已經成為國際商貿、學術交流、國際航空、海運和網絡交流的用語，是對外傳播族群文化、參與國際話語的重要工具。在過去數十年中，英語已經出現超民族發展的勢頭，這使得英語擺脫了英國，特別是美國的根，而獨立生存。英語在全世界范圍的廣泛傳播必然帶來廣泛的語言接觸現象，隨之語言與認同的復雜關系進一步突顯出來。正如英國語言學家Gmddol所說的“英語在全世界范圍內重新定義國家認同和個人認同”丨28］，時代形勢需要我們拓寬少數民族傳統的民－漢“雙語教學”的新視野，對英語傳播少數民族文化同時加強少數民族母語文化傳承的功能予以發掘。對不同語言的不同認同代表了對各種語言背后所代表的多元文化的認同，建構語言認同一定程度上就是建構文化認同。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規劃涉及到少數民族語言、漢語以及英語這三種語言生態的規劃。我們可以通過不同共同體的建構來規劃好三種不同語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認同。語言教育是文化教育最直接的方式。曾經不少人對于英漢雙語教育表現出“忽視漢語論”和“英語至上論”的擔憂。對于少數民族的多語教學，我們更應處理平衡好民漢英三語之間的關系。歷史證明，外來語言文化的傳播只會促使本土語言得到發展，促使詞匯擴充以及句式結構的創新，使得語言與時俱進，不至于衰退死亡。做好語言規劃就是做好文化認同規劃。對英語文化的認同直接影響到少數民族英語的習得動機和習得投資等語言行為，為我國各族人民融人全球化時代背景，參與全球話語權，傳播多元中華文化等方面發揮著建構“全球文化共同體”認同的作用；漢語扮演著我國各族人民之間族際交流語的角色，對漢語的“國家文化共同體”認同的構建有助于形成集體認同視角下的共同體建設；少數民族語言作為母語文化傳承語，對保護語傳承我少數民族文化，增強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發揮著構建“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作用。做好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少數民族母語作為文化傳承語，英語作為全球通用的語言規劃工作，對少數民族建構新時代多元文化身份認同，對少數民族母語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走出去”至關重要。少數族群的三個“共同體”的建構，借助漢語、少數民族母語以及英語作為外來文化語的規劃，才能更好地建構起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認同下的“國家文化共同體”，少數民族母語作為文化傳承語認同下的“民族文化共同體”，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認同下的“人類文化共同體”。“三個共同體”相輔相成，既利于凝聚國家集體認同，又利于應對少數民族“文化缺失癥”，還對中華民族文化“走出去”添了一份力。

六、結語

多元文化與多語社會已成為時代特征。“語言工具論”有其時代局限，已經難以簡單的以“工具”的觀點來衡量語言對于文化認同的作用，已經無法滿足多元文化以及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教育。“從多快好省的培養外語人才，學好英語”到加強“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考察，充分體現了語文作文母語學科的重要地位”［29］。語言教育越來越多的帶有了“文化教育”的性質，語言規劃則越來越多的帶有了“文化規劃”的特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它成為我們進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成為世界各國、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基本遵循。在經濟全球化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發展深化的背景下，提高文化開放水平，更加廣泛地與世界對話，增強國際話語權，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可以使中國更好地融人國際社會。今天的中國正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國，中國需要世界理解。而要實現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第一個關口是消除語言的隔閡。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作為中華民族語言文化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更應當發揮好其“情感依存，身份認同”的隱形文化功能。［3°］規劃好新時代下我國少數民族的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母語作為文化傳承語，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的關系，營造良好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增強少數民族多元語言文化的認同與理解，建構好漢語文化認同下的“國家文化共同體”，少數民族母語文化認同下的“民族文化共同體”，英語文化認同下的“人類文化共同體”，以便更好地讓中華文化“走出去”，共同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閔杰 單位:西京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