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造型藝術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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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由于政治上推崇中原黃河文化的正統性,楚文化及其楚造型藝術遭受了本不應有的冷落和忽視。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尤其是七十年代以來,隨著一大批的楚文物競相破土而出,人們在拂去歷史的塵垢之后,才驀然發現楚造型藝術的風貌原來是那般的令人驚嘆。

楚造型藝術的表現形式

楚文化中的造型藝術,融匯了那個時代的特征,其主要類型有青銅器皿、絲繡帛畫、漆器藝術、建筑藝術等,無不體現出楚人的精神特質與審美情趣。

(一)青銅器皿

在楚文化中楚青銅器藝術輝煌燦爛、敦實厚重、秀麗飄逸,是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楚人用自己靈巧的雙手,創造了許多精美的青銅器。這些楚器外型奇特精致,紋飾典雅靈動、富于變化,是中國古代造型藝術中的精品。楚國青銅器大部分發現于楚墓內,最早出現于中原地區。這些青銅器皿用途廣泛,造型精致,楚文化特征明顯,其類型以青銅禮器、樂器最具代表性。從楚青銅器出土分布地域來看,主要集中于現今湖北的江陵、襄陽,湖南的長沙,安徽的壽縣,河南的浙川、固始等地,這些區域正是楚國活動的要地,也是楚文化最為集中的地方。早在宋代,就有楚青銅器被金石學著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各地楚墓的發現和楚遺址考古工作的開展,大批的楚青銅器皿不斷出土,為探究楚人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青銅器皿,在造型上比較敦厚,體積較大,工藝紋飾考究華麗,銘文一般詞句不多,顯得古樸有力。從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風格趨于簡樸,形制放達隨意,紋飾也多為粗線條的幾何形圖案,但篇幅較長的銘文卻比以前增多,或許是這一時期文字較之前發達所至。春秋后期到戰國時代是楚文化最發達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器形和紋飾圖案一改過去的設計,大膽突破宗教的神秘色彩,體現出強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器形的改變表現為鼎上增加了蓋等;而紋飾的改變表現為從過去奔放的粗花改變為工整的細花,最常見的是蟠螭紋,這些紋飾具有華美繁縟的藝術效果,纖細生動地浮現在器物的表面,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輝煌與記憶。與之相配的其它紋飾也都向圖案化方向發展,形制輕薄精巧,紋飾除動物紋和幾何紋外,還出現了反映人們漁獵、宴飲等場景的新題材,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在銘文方面則極其簡單化,筆道細長。此時青銅器皿無論是在形制、造型方面,還是在器物的工藝方面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且楚文化特征明顯。例如,“河南浙川下寺楚墓群出土青銅器多達四百多件,其中大部分青銅器體現了楚國青銅器高超的技藝水平和特殊的裝飾手法”[3]。楚人的青銅冶鑄技術是從中原傳入的,在此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多種文化的影響,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主要體現為分鑄焊接技術的應用和失蠟法的發明,這兩項鑄造技術都與楚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分鑄焊接法最早見之于公元前六世紀的河南浙川下寺楚墓和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兩件青銅器,這兩件佳作,精美絕倫,可謂是古代青銅工藝中的極品。這一時期的楚青銅器皿,從其中的精神層面和審美情趣來看,主要是滿足人們巫術宗教信仰的需要,而不單單是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加之宗教禮儀的正統性決定了其青銅器也必須與之相符,必須具有神圣性。因為這樣既可以維護當時楚國國家的統治,又可以增強社會的親和力。因而,楚青銅器皿在其價值取向上就呈現出以神為主、以人為輔的審美特征。

(二)絲繡帛畫

楚國的絲繡品以它濃郁、夸張的色彩和嚴謹的構圖形成了獨特的楚域風格。從現今發現的絲繡品來看,其顏色種類眾多,在同一類紋樣上搭配有多種顏色,采用色彩相似的繡線,使得紋樣搭配統一和諧。例如,在湖北荊州市馬山一號楚墓,出土了一件繡有龍鳳虎紋的單衣,這件絲繡品盡管歷史久遠,顏色有所褪變,但仍可清楚地看出用紅、黑兩色構成的虎的紋樣。同期出土的“龍鳳相搏紋繡”、“飛鳳紋繡”、“鳳鳥花卉紋繡”也都是選用當時較為流行的紅、黑、藍、灰等顏色的繡線。楚國的絲繡品色彩繽紛、穩重、統一,紋繡的造型豐富多樣、華麗典雅。無論是絲繡品的樣式,還是其品相和顏色,都表現出楚人獨特的天賦和才華。可以說,楚國的絲織刺繡是生產技術與審美藝術的完美結合,反映了當時楚國高超的工藝水平。紡織帛畫是古代中國畫的一種,就是在白色的絲織品上創作圖畫。當今發現的帛畫多出土于先秦到漢代,至西漢時期帛畫發展到高峰。盡管帛畫是漢代的藝術品,卻具有濃郁的楚域風格,可以說帛畫是一種典型的區域特色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標志。秦朝統一六國后,在文化上實行殘酷的“焚書坑儒”,從而使得秦朝的帛畫發展受到影響。但是,由于地處偏遠,遠離秦朝統治中心,不但沒有被遏制,反而生生不息、默默成長,并發揚光大。據有關文獻記載,楚國的帛畫共發現了二十四幅以上,其中最為有名的是《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分別出土于湖南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和長沙子彈庫一號楚墓。《人物龍鳳帛畫》長三十一厘米,寬二十二厘米,此畫最能體現楚人對個性和自由的追求。帛畫上的女性肖像,側身站立,眼睛平視,頭發高髻,婷婷玉立,雙手合掌作祈禱狀;整個人物秀麗、可愛、亭亭玉立,并不給人一種媚俗妖嬈的印象,在她沉靜的表情里有一種坦蕩而又自尊的神態;在她的面前,人們感到的是對人的完美和生命自由的向往,這也正是楚造型藝術精神特質的生動寫照。《人物御龍帛畫》長約三十七厘米,寬有二十八厘米。畫面正中繪有一位戴冠穿袍、側身而立的男子,腰身配劍,駕馭著飛龍,整個畫面有種濃郁的神秘奇幻色彩。這兩幅絲織帛畫在中國繪畫史上意義非凡,它是迄今最早的具有獨立性、主題性的帛畫作品,不附著在任何建筑和工藝品上,在風格上也是楚國當時的一種流行樣式。帛畫上的內容主要是體現當時的社會生活場景,從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楚人對生命精神的理解與認識。除了畫面意境深遠、夸張怪異之外,在表現手法上大量采用中國畫用線造型的方式,以墨線勾勒為主,只在局部涂上顏色,涂顏色的手法除了平涂外,已經采用了分層渲染的技法,由此可見繪畫技藝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造詣。

(三)漆器藝術

楚漆器是以天然大漆為原料,經過特殊的工藝,髹涂在特制的竹、木等胎體上,晾干打磨,然后在胎體上雕刻、鑲嵌、繪制圖形的一門綜合性藝術。楚人對漆“情有獨鐘”,在楚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器。漆器比較適合表現豐富含蓄的色彩,隨著年代的久遠,仍能保持完美的色澤,這是當時其它質地的器物無法媲美的。楚漆器藝術是楚人日常生產、生活中產生的一種藝術,一方面有著生活所需的實用性,另一方面也顯現了某些審美情趣。楚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富于幻想、有自身獨特藝術氣質的國度,楚人往往采用直觀的、想象的方式來表現社會,其中的審美情趣甚至是用宗教巫術的形式來呈現。所以楚漆器的外型特征不能不受到楚民族自身固有的審美情趣和文化底蘊的影響,在楚漆器制作中常常表現為以一種圓融貫通的構成方式去塑造形體,去展示自我。楚人在制作漆器的過程中,探索出了一系列相當成熟的制作工藝,盡可能利用各種材質,例如竹木、骨角、金屬、皮革等制作形體。在制胎技術上已經出現了鏇木、卷木和夾貯法;在工藝技法上采用素面單色的造型,或者雕刻與彩繪結合的造型手法。單色漆器與彩繪漆器相比,彩繪漆器本身更具有色彩的質感,使得楚漆器形體本身更加艷麗、優美,從而給人一種強烈的審美感。楚漆器一般有著明亮、艷麗的色彩,其中黑色與紅色是主要基色。紅色熱烈奔放,黑色含蓄深沉,兩色交相互襯,相得益彰。楚人在色彩表現方面有著獨特的藝術天賦,其共同的心理特征和美學基礎都超越了單純的臨摹,超越了對客觀對象的簡單表現。楚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創造了精美絕倫的楚漆器藝術,也使我們從中領略到楚人堅韌執著、積極進取的精神特質和崇高的審美情趣。

(四)建筑藝術

建筑的藝術性昭示著不同的民族風格和審美情趣,它是人類勤勞與智慧的結晶,是幾千年文明與歷史的光輝寫照。五千年的華夏文明,時光流轉、歲月更替,成就了輝煌、獨特的中國古代建筑。作為楚造型藝術重要組成部分的楚式建筑多采取多層寬屋檐、斜坡式的屋頂,氣勢恢宏。楚式建筑最早起源于長江中下游,隨著楚文化的傳播,其建筑樣式逐漸在大江南北擴展開來。楚建筑文化展現的是“人的精神與大自然的完美結合”,這一特點體現在“人居和諧”的建筑觀上。楚講究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在建筑風格上常以造型奇特的木結構為主,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楚國建筑體系。楚建筑依托自然環境的有利因素,充分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其審美特征與其他楚文化有異曲同工之處,令人嘆為觀止。由于楚人繼承并融合了商周、蠻夷等多種文化,在其建筑樣式上與黃河流域高臺建筑融合,逐漸演化、形成了有自身獨特風格的楚式建筑,其建筑類型包括:王宮廟宇、貴族府第、祠堂樓閣等。王宮的建造則以“樓臺亭榭”為主要特色,成為當時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房屋建筑的主要類型。例如,楚國晚期的都城壽春就具有典型的楚域風貌——城內建筑布局合理,建設有很多市場,商業手工業相當繁榮。從現有的資料可以考證其建筑材料品種相當齊全,有板瓦、筒瓦、半瓦當、圓瓦當、槽形磚、大方磚等。一些瓦當有紋飾,較之先前的素面瓦當更精美細致。槽形磚、大方磚的大量使用,使得地面平整而美觀。由此可見,這時期楚人的建筑和裝飾水平已經有了相當高的水平。講究與自然的融合、對自然美的推崇,也是楚文化中造型藝術的精神之一。在中國古代其它建筑中往往注重“風水”學說,而楚式建筑則普遍崇尚“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等建筑意識,這些建筑意識深深影響著中國古代建筑的發展,為中國古代“風水”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如今雖然我們沒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楚式建筑,只能從遺留下的歷史文獻、詩辭歌賦中去揣摩楚建筑的樣式和風采,然而我們依然能從楚辭文學中感受到楚人在建造“樓臺亭榭”時擁有的樂觀、充滿幻想的精神特質和審美情趣。

楚造型藝術的精神特質與審美情趣

“一個民族能否另辟蹊徑,創造出風采卓異的文化來,取決于他們能否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化的獨創性,亦即歷史的獨創性。[2]38”楚人在建國初期,國弱民窮,然而楚王率領族人,在一片荒蕪之地,拓荒墾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設家園,譜寫了楚人自強不屈的精神特質。楚人立國以后,及時制定頒布國策綱領,開疆拓土,安撫臣民,選拔賢能,融合各方面思想,團結各方力量,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合作,各民族間取長補短、相互借鑒,進而形成了燦爛輝煌的楚文化。起初,它們往往是由眾多宗教巫術文化表象形成的“社會宗族活動”。那一時期的宗教禮儀、歌舞音樂成為這種社會文化活動的主要表現方式。由于這種社會文化活動往往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使得本來所具有的藝術性被神秘的宗教巫術所掩蓋。因此,久而久之,當他們幻化成一種文化積淀時,就會演化成一種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情緒反映,這種情緒反映,就是古人在審美和文化內涵上的認知與表達。

楚文化在楚人的心理行為方面的主要表現是:崇龍拜鳳、眷念故土、喜歡幻想,反映在楚造型藝術中也是個性分明。楚人尚火尚赤,青銅器皿、絲繡帛畫、漆器、建筑、均為以赤為貴,婚喪嫁娶都會用火和紅色。楚人有崇拜“鳳”的傳統,從楚墓中發現的“龍鳳帛畫”、“鳳踏虎架鼓”便是最好的例征。楚人對大自然的贊美,對感官享受的欲求,在欣賞動態美的同時,也對驚艷的色彩有著強烈的愛好。在《楚辭》中,我們看到了楚人對色彩美的贊賞與追求,而在楚造型藝術中,我們同樣看到了這樣的追求。不管是青銅器皿、絲繡帛畫,還是漆器、建筑藝術,無不體現出豐富而又絢麗的色彩。“尚赤,愛綠,喜五彩,楚人追求的乃是驚采絕艷的意境世界”[4]。在楚造型藝術中,其主要的營構造型是對線條的運用,器物造型的統一與和諧、節奏與韻律全靠線條來表達。可以說,楚人喜歡優美的曲線,在實際的運用中也是曲線多于直線,這一特點在造型紋飾的表現上顯得最為突出。例如,在安徽壽縣出土的青銅器大府銅牛,可謂是線條藝術的杰作。這件青銅器長十厘米,高五厘米,銅牛前腿跪姿,后腿曲于腹部,作臥伏回首顧盼狀。通體裝飾云紋,以脊背為左右對稱,紋飾四面卷曲,線條流暢,把流動的曲線美表現得淋漓盡致,給人以飄逸、跳動之感。牛的眼、眉、鼻用白銀鑲嵌,充分反襯了銅質材料的特性,使作品的藝術形象更加充實、完整。彎曲豐滿的造型,充分表達了充滿彈性的身軀各部分的審美透視,傳遞了生命的動感和力度,體量感和肌理感表現得相當出色,顯示了青銅造型持久的生命力度。“通過這件器物,我們可以看出楚人青銅工藝的精湛和浪漫的審美情趣。[5]”

楚造型藝術在紋飾上的表現,體現出一種如浮云般流動的飄逸美感。那些裝飾紋樣和動物造型,既奔放又多樣。例如,楚造型藝術中常見的云紋種類繁多,形態各異。這些回旋卷曲的紋飾,俊秀灑脫,有一種十分鮮明的動態美感,好像每一個紋樣都蘊涵著一種力量、一種精神,具有活潑、旺盛的生命力。顯然,這種表現生命運動之美是與楚人樂觀的性格以及熱愛大自然的特性分不開的,因為楚人確信到的自然界是一個充滿活力、生機盎然的世界。楚造型藝術是在獨特的地域環境、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的中國藝術史上的明珠,它是楚人心靈歷程和楚國時代精神的記錄,表現了楚人獨特的創造精神和非凡的藝術智慧,它蘊涵著楚人的精神特質和審美情趣。楚造型藝術在其造型、紋飾、色彩方面所表現出的那種圓潤、鮮明和艷麗,如同古老神話中顯現的奇幻場景。那種達觀、熱烈、神話般的審美情趣,正是楚人非凡的藝術表現力和其精神特質相互滲透、相互交融的結果。也正是這種獨特的審美情趣,使楚造型藝術具備了春秋戰國時期楚地卓越的藝術水準和極高的社會文明,也使得當今社會的人們受益匪淺。

結語

總之,洋溢著浪漫氣質與生命之美的楚造型藝術,紋飾富麗精美,造型嚴謹奇特,是中國古代極具文化意蘊的藝術,蘊涵著楚文化的精髓和楚人的審美思想,是我們研究楚文化寶貴的史料文物。它精美詭異、巧奪天工,有著意境深遠的美感,它表現出楚人獨特的精神特質與審美情趣,體現了楚人豁達開朗的氣質性格和積極樂觀的民族精神,彰顯了楚民族對生命的執著追求與熱愛。它與中原文化并肩發展,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資源,具有極大的經濟文化繼承和開發的價值。當然,楚文化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在歷史上難免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對于優秀的古老文化我們要善于吸收其精華,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而與當代價值觀相背離的消極的因素則應該予以拋棄。（本文作者：張善慶 單位：皖西學院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