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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世紀30-60年代的中國,廣州十三行貿易口岸出現了許多以“呱”為名稱的外銷畫畫家,他們像曇花一樣曾經在中國西畫藝術市場中綻放,其中,林呱(即關喬昌)是中國19世紀中期最出色的外銷畫畫家之一。本文嘗試通過關喬昌的藝術實踐闡述藝術市場與藝術創作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外銷畫;關喬昌;藝術市場;藝術創作
一、時代背景及關喬昌的老師
1757年,廣州成為乾隆年間唯一一個開放口岸。對具有東方情結的西方人來說,這是了解中國的一個莫大機遇。這一時期,法國流行的洛可可藝術中就出現了許多運用中國元素的繪畫作品。例如,法國畫家布歇的繪畫作品《中國皇帝上朝》《中國捕魚時光》《中國畫園》和《中國集市》中就出現了許多表現中國風的事物;18世紀,英國隨團訪華的宮廷畫家威廉·亞歷山大就畫過《乾隆盛世圖》及一批具有中國鄉土風物的水彩畫作品。可見,西方流行的“中國熱”不僅促進了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而且在無形中擴大了中國的藝術市場。在這種背景下,廣州口岸出現了一批各式各樣的繪畫作品,這些具有中國風物特色的繪畫作品被銷往歐美國家,具有了商業性質,因此被稱為“外銷畫”。與此同時,廣州出現了許多外銷畫畫家,他們大多生于市井,為方便記憶,名字多以“呱”為稱謂,其中被稱為“林呱”的畫家關喬昌就是其中最出色的外銷畫畫家,他又名藍閣,早期繪畫作品主要受外銷畫畫家史貝霖(關作霖)的傳統畫法影響。英國畫家雷諾茲的學生錢納利來到中國后,關喬昌成為錢納利的學徒和助手,繪畫風格深受錢納利英國繪畫風格的影響。據《南海書畫篇》記載,關喬昌是錢納利唯一的中國徒弟,他可以惟妙惟肖地摹寫錢納利的作品,幾可亂真。
二、關喬昌作品的主要類型
北方宮廷畫主要為滿足清朝統治者的繪畫審美需要,而南方的廣州作為當時唯一的對外開放口岸,為來自英國的畫家錢納利宣揚他的英國繪畫風格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作為錢納利唯一的中國徒弟,關喬昌受錢納利的影響頗大。他的作品以具有鄉土情結的繪畫作品為主,如《鄉村樂手》和《中國廟宇外街衢》,這兩幅畫以19世紀中期中國鄉土市井為題材,描繪了市井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風貌。畫面空間虛實得當,透視比例較好,明暗對比都有效地呈現在畫面中,畫面人物有老人、小孩、婦女,造型獨特,栩栩如生,富有生活氣息,呈現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面貌。除了鄉土風物,關喬昌的人物肖像畫也相當出色。從錢納利的《喬治·錢納利的自畫像》(圖1)與關喬昌的《自畫像》(圖2)對比中,可以看出關喬昌受到錢納利畫風的影響。在關喬昌的《自畫像》中,主體與背景明暗關系對比強烈,光線富有戲劇性,構圖穩重,筆觸準確,色彩明亮,面目表情細膩自然,反映了其深厚的寫實繪畫功底。這為他以后在藝術銷售市場獲得穩固地位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三、關喬昌的藝術實踐
外銷畫作為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本身具有審美價值,同時具有商業價值,在滿足欣賞者需要的同時為創作者帶來了物質利益和精神鼓勵。藝術創作之所以能夠獲得大眾的歡迎,離不開創作者所處的時代,更離不開創作者對藝術市場敏銳的觀察力和捕捉力。作為創作者,關喬昌不僅順應當時的時代變幻,而且抓住了西方人這一欣賞群體的東方情結。這說明藝術市場制約和影響著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藝術家對藝術市場的形成也起著決定性作用。所以說,欣賞群體與創作者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彼此相互聯系,藝術市場與藝術創作更是難舍彼此。關喬昌作為一位外銷畫畫家,初期的銷售對象基本上是暫住中國的外國商人。隨著市場的拓展,尤其是19世紀中葉,他的銷售對象逐步擴展到西方國家。在受眾上,以關喬昌為代表的外銷畫畫家的作品不止針對西方上流社會,也包括中下層階級,還會銷售給本土人士。關喬昌兄弟的畫室出售的作品既有“英國樣式”,又有“中國樣式”,既吸引西方消費者,又出售給當地消費者。這些作品都具有明顯的中國元素,而且價格便宜。一位美國游客曾經記錄:“這些作品栩栩如生地表現了中國人……題材有山水、船舶、雀鳥、動物、蔬果、花卉、魚類等,或載于盆或訂成冊,皆價格便宜……以十二張算,一般售一至二元。”關喬昌具有超強的臨摹和創作能力,例如,他臨摹過法國古典主義大師安格爾的《大宮女》,創作的肖像畫作品還曾在歐美國家展出,如油畫《茶商毛升肖像》《林則徐像》。在19世紀中期,他曾應美國外科醫生彼得·伯駕的委托畫過許多腫瘤患者的肖像畫,部分畫作收藏于海外圖書館。由此可以看出,關喬昌出眾的寫實繪畫功底是他優于同時期其他以“呱”字為名的外銷畫畫家的原因之一。關喬昌不僅才華出眾,而且擁有很好的經商頭腦。在廣告宣傳上,他利用語言廣告迎合消費者心理的營銷方式是藝術社會化、商品化的一種早期形式,具有傳播速度快、社會覆蓋面廣、影響效果明顯的優點。關喬昌利用報刊文字在藝術市場上廣泛招攬生意,開中國藝術經濟之先河。1835年,他在英文《廣東郵報》上刊登一則廣告,用以情動人的文字吸引消費者:“可以向讀者保證:如果他們希望在下次彗星光臨地球之前的有限時期內永生,毫無疑問,最好是為母親、姐妹、情人、知己、妻子留下一幅比在他們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林呱畫的肖像,只要十五塊美元,罕見的傳真!”①可見,這段能夠煽動情緒的文字是針對來華西方男士藝術消費心理的廣告策劃。此外,自稱是錢納利得意學生的關喬昌經常借錢納利的名義出品畫作并銷售到海外。在價格上,為了與錢納利競爭,他采用薄利多銷的模式銷售畫作,根據1835年左右《廣東記事報》的報道:“一幅林呱的肖像畫,其標準價格十五元至二十元,而錢納利的收費標準達到一百五十元。”這種營銷模式使關喬昌擁有大量的訂單。可見關喬昌不僅具有較強的繪畫能力,而且具有較好的經商頭腦。既是關喬昌師父,又是競爭對手的錢納利在藝術市場中失去優勢,以致錢納利和關喬昌師徒反目。筆者認為,在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下,關喬昌的商業手法是難免的,根據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獵奇心理以及市場需求,降低出售價格,薄利多銷是一種必然的經濟戰略。雖然由于需求量大,畫工們機械式地復制加工,使藝術創作數量大大增加,在某種程度上造成藝術作品質量的下降,但是從整體上來說,關喬昌這類外銷畫畫家的存在加速了西學東漸的步伐,激發了當時藝術市場的競爭,促進了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推進了19世紀中國西畫市場的發展,促進了中西文化藝術的交流,加強了中華文化的輸出和自信。
四、結語
筆者認為,藝術市場內嵌于藝術家所處的時代背景中,藝術創作取材于創作者所處的社會生活,藝術家本身具有較強的藝術素養,能夠及時捕捉時代信息,并創作出符合當時人們審美心理的精神產品,使人們產生心理共鳴和審美認知。只有這樣,藝術市場和藝術創作才可以互動起來。可見,在現實背景下,藝術市場離不開藝術創作,藝術創作也離不開藝術市場。藝術市場是一把雙刃劍,藝術市場給藝術家提供了畫作展示、銷售的平臺,也為藝術家的創作帶來了動力。在無形中,藝術市場也會束縛藝術家的創作風格和創作靈感。然而,藝術市場與藝術創作的“聯姻”是大勢所趨。所以,為了更好地生存與發展,關喬昌根據市場需求以“中國樣式”和“英國樣式”銷售自己的畫作,并與師父錢納利在藝術銷售上競爭,雖然雇人繪畫,但是他推動了當時藝術市場的發展,為當時的藝術市場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明清時期油畫的發展,并向西方展現了中華文化瑰麗的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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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鏞.中外美術交流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圖2關喬昌《自畫像》1854年
作者:張曼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