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對城鎮老人家庭消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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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國內需求增長緩慢和居民儲蓄水平居高不下，成為我國面臨的最嚴重的人口和經濟增長問題。2010年我國政府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為繼續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將擴增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從而促使我國市場總體規模上升至世界前列［1］。在影響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多方因素中，養老保險是極其重要的因素之一。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是使其成為一種平衡公民生命周期內福利水平的手段，其對居民消費、居民儲蓄都將產生重要影響。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一位65歲以上老人的人均開支是年輕人的3倍。2000年，日本老年人消費占其總消費市場的24%，美國和法國的老年人消費也均占其本國總消費市場的20%左右。而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雖然有限，但城鎮老人的工資收入、贍養費、退休金等在2000年也已達4000億元。據保守估計，我國僅退休金一項2020年將達28150億元，2030年將達73200億元，體現出相當可觀的購買力。老人的需求和整體購買力將構成未來中國消費市場的重要部分［2］。在老年消費已開始啟動并逐漸升溫的情況下，老年人已成為經濟生活中一個特殊的消費群體，老年消費給我國經濟帶來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研究老年人的養老保險與其消費的關系，探索養老保險對老年消費的影響，從而有效開拓老年消費市場，對于滿足老年人有效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及促進老年產業的有序發展等都將產生重要作用。

二、文獻回顧與述評

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受到各國學者的關注，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證分析，各自總結了一些不同的觀點和結論。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最主要組成部分之一，養老消費與儲蓄之間的經濟關系成為學者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國內文獻綜述

近年來，我國經濟疲軟、內需不足及居民的高儲蓄現象已引起眾多國內學者的關注。一些學者從社會保障的角度進行研究，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學者側重于使用全國的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主要觀點是認為養老保險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費、減少儲蓄，進而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樊綱、王小魯采用實證分析法，結合養老保險覆蓋率、交通、城市化等因素構建了消費模型，最終的研究結論是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正相關，其對消費的影響率在0.4%左右［3］。張繼海采用2002～2003年針對遼寧省居民(城鎮戶口)開展的家計調查數據，通過回歸模型分析居民養老保險基金對其自身消費支出的影響，結果表明，養老保險基金對其消費支出有顯著性正向影響，與許多學者提出的試圖通過完善養老保障體制來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政策主張相符［4］。虞斌、姚曉壘采用2001～2009年我國近30個省份的調查數據建立生命周期函數模型，實證分析了養老保險對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結論表明，養老保險基金對居民消費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即其消費支出會隨著個人養老金賬戶數額的增加而增加［5］。李曉穎、陳夢真分別在生命周期假說的基礎上構建了計量模型，定性分析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養老保險支出對居民消費有顯著性正向影響［6－7］。谷雪通過建立反饋動態模型分析指出，我國當前的養老金赤字問題將使居民平均消費率由40%持續下降至32%［8］。何立新、封進、佐藤宏采用倍差法排除了其他改革的影響，通過我國1995～1999年的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分析養老保險基金對居民家庭儲蓄率的影響效應，結果也證明了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存在正相關關系［9］。蔣云赟通過代際核算方法研究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對居民儲蓄是否存在擠出效應，結果表明，養老保險基金對居民儲蓄具有不太明顯的擠出效應，即對居民消費有一定的促進影響，建議通過完善我國居民養老保險制度來促進其消費［10］。

(二)國外文獻綜述

隨著消費函數理論的完善及研究方法的精化，國外學者在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上也不斷積累了很多研究經驗，與此有關的研究多是在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論基礎上開展的。大部分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都得出了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有正向顯著性影響的結論，也有少量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與生命周期假說不符或認為養老保險對消費的正向影響并不顯著。Melvin研究了1972年美國養老金增加對消費的影響后指出，居民的消費支出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易耗品的消費，其支出會隨著居民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而顯著增加;另一種是非易耗品的消費，其支出與居民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無顯著關系［11］。Barro曾在1974年指出，子女從老人手中獲得的部分遺產會抵消養老保險基金對消費的影響效應。5年后Barro又通過16個國家的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最終的結果卻表明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不太確定，研究數據無法提供有效的證據表明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應當如何確定［12］，即Barro在前一次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補充新的數據及資料又延伸出了新的結論。Hubbard以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通過構建居民的跨期消費模型(20歲工作—65歲退休—80歲死亡)分析了居民消費與其自身退休金、養老保險稅率等變量之間的關系，指出養老保險稅會因其流動性約束的存在在居民不同的消費階段內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應，即從側面反映出養老保險基金能促進中老年居民的消費，但會抑制年輕居民的消費［13］。綜上所述，國外學者在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的關系上觀點還未統一，一部分學者認為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能起到顯著的促進效應，另一部分學者卻持相反意見，認為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因不同因素的影響而會產生不同的關系。而國內學者主要觀點是養老保險能促進居民消費。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差異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社會背景的區別。國外的研究多基于經濟發達、養老保險制度發展完善的社會背景，而我國處于經濟發展中且養老保險制度不完善。二是方法與數據的有效性差異。國內研究多是基于現成的小范圍內的調查數據，而國外研究多是基于連續的、大型的面板數據。總體而言，國內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還是借鑒了國外學者積累的理論與實證基礎，從中吸取了一定的經驗。但基于我國國內養老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加之我國居民的消費意識、儲蓄動機與國外居民有很大差異，所以國內目前的研究成果還無法為我國今后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及居民消費水平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實證依據。

三、數據分析與模型選擇

(一)數據來源

筆者所用數據為2011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CHARLS)，研究目標是考察養老保險變量對城鎮老人消費產生的影響效應，研究對象是50歲以上老人。考慮到調查數據中可能有部分高齡老人因無法準確回答與本問題相關的情況如家庭年收入、消費支出、養老保險費繳納等數據，會影響實證分析結果的有效性，所以在2011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刪除了部分資料不完整的樣本數據。最后，根據研究需要，篩選后納入分析的樣本量為430戶家庭的2579人。

(二)變量設定與模型選擇

調查數據依據老年人是否在崗而分成了勞動老人和退休老人兩個小樣本，目的是分別考察養老保險變量對兩種不同生活狀態的老人的家庭消費產生的影響及其差異。其中樣本1的主體是勞動老人，主要是指有工資收入來源的老人家庭(不包含個體私營戶)，可用樣本數量為230戶;樣本2的主體是退休老人，主要是指已正式退休且能享受養老金的老人家庭，可用樣本數量為200戶。樣本1選取家庭消費支出(量化為貨幣)作為研究的因變量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費支出、日常消費支出、耐用品等非連續性購買消費支出;選取養老保險類型、個人特征(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家庭資產、現金、房產價值、家庭規模)和社會特征(所在省份、城區類型)作為自變量。根據上述變量，可以建立因變量Ct與各自變量Xt(t=1，2，3，…，n)之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Ct=β0+Σβ1npendn+Σβ2nagen+β3Xt+ε(1)式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參數，β0為回歸常數，β1～β3為非標準化條件下的偏回歸系數，ε為隨機誤差;pendn為一組參保類型虛擬變量，以未參保家庭為對照組，分析擁有不同養老保險家庭消費的區別;agen為一組年齡虛擬變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對家庭消費的影響;Xt為個人、家庭及社會特征，代表所有可能影響到消費的變量。樣本2中被調查老人主要以退休后的養老金為收入來源，其消費模式及與養老保障的關系與勞動者有所不同，同時參考樣本一中的回歸結論減少了變量個數。因變量仍然為家庭消費支出(量化為貨幣)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費支出、日常消費支出、耐用品等非連續性購買消費支出;自變量包括養老金水平、退休類型、年齡、健康狀況及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資產、房產價值、家庭規模)。根據上述變量設定回歸方程為:Ct=β0+β1pensiont+β2retirementt+Σβ3nagen+β3healtht+β4Xt+ε(2)其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參數，β0為回歸常數，β1～β4為非標準化條件下的偏回歸系數，ε為隨機誤差;pensiont為養老金水平;retirementt為退休類型;agen為一組年齡虛擬變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對家庭消費的影響;healtht為健康水平;Xt為家庭特征。

四、回歸結果分析

(一)養老保險對勞動老人家庭消費的影響

方程(1)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選全部變量后的回歸結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顯著的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第一，從回歸結果可知，不同的養老保險類型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存在顯著性差異。其中政府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最明顯，企業基本養老保險次之，商業及其他養老保險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與無養老保險的家庭消費相比，享受政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家庭消費顯著較高，參加商業及其他養老保險的家庭消費無明顯差別。其原因可能在于勞動者認為現有的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和商業及其他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偏低，不知能否保證未來的養老消費，而政府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保障水平。第二，年齡對勞動老人的家庭消費也有一定的影響。除年齡段在56歲～60歲老人的家庭消費顯著下降外，其他年齡段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未對老人家庭消費產生影響。原因可能是56歲～60歲的老人剛好處于退休前后，有大量的空閑時間從事家庭生產活動，從而減少了在外的消費活動。第三，家庭資產、家庭規模顯著促進了勞動老人家庭消費支出，與之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家庭資產代表家庭收入水平，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消費支出越多;家庭規模代表家庭成員的數量，家庭成員越多，家庭消費量越大，這與實際生活是相符合的。而健康狀況與老人家庭消費支出存在負相關關系，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老人家庭消費支出，原因可能是老人健康狀況不好會導致長期的醫療支出增加，相應地老人會節省日常消費支出。房產價值對老人家庭消費支出有一定的影響，但不及家庭資產和家庭規模產生的影響大，而其他變量暫對老人家庭消費支出未產生影響。

(二)養老保險對退休老人家庭消費的影響

方程(2)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選全部變量后的回歸結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顯著的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第一，從回歸結果可知，養老金水平、家庭資產、家庭規模與退休老人家庭消費支出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養老金水平越高、家庭資產越多、家庭規模越大，其家庭消費支出就越高。年齡、房產價值這兩個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未對退休老人的家庭消費支出產生影響。第二，不同的養老保險類型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存在顯著性差異，其中只有政府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對家庭消費存在顯著性影響，其他類型養老保險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據調查統計可知，享受政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老人的養老金水平最高，穩定有保障，能顯著促進家庭消費支出。退休類型對老人家庭消費有顯著性影響，提前退休或內退的老人家庭消費高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消費，原因可能是提前退休和內退老人的家庭經濟狀況優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他們在生活上更享受一些。第三，健康狀況對退休老人家庭消費有顯著性影響，這與勞動老人家庭消費支出相反。這與目前的社會狀況是相符合的。隨著夕陽產業的發展，退休老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越來越豐富，在保健、醫療項目上的選擇也很多，這些都會促進退休老人家庭消費的支出。

五、基本結論與建議

(一)基本結論

第一，回歸結果表明，養老保險類型、家庭資產、家庭規模及健康狀況對老人家庭消費均產生了顯著性影響，能促進老年家庭消費支出;部分變量如年齡、房產價值對不同類型的老人家庭消費產生的影響存在顯著性差異，部分變量未對老人家庭消費產生影響。第二，年齡和房產價值主要對勞動老人的家庭消費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對退休老人的家庭消費無明顯影響。這表明消費的生命周期理論目前只存在勞動期的老人身上，而退休老人仍保持傳統的消費觀念。第三，養老保險類型對勞動老人和退休老人家庭消費都存在顯著性影響，但不同種類養老保險產生的影響又有顯著差異。除政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對老人家庭消費的促進效果較明顯外，其他類型的養老保險基本對家庭消費無影響;政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對退休老人家庭消費的影響大于其對勞動老人家庭消費的影響，即政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確實起到了“養老保障”的作用，其他類型的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還有待提升。這種具有等級性的養老保障水平對老年家庭消費的促進作用，被保障水平低的這一階層“稀釋”掉了一部分，顯示出老人家庭消費可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退休消費困境”。

(二)政策建議

第一，在推進老年服務產業發展的同時，要加強社會保障宣傳，轉變老年人的消費觀念，這是促進老年消費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國居民的消費觀念一直比較保守，尤其是退休后收入水平急劇下降的老人，儲蓄動機更強了。但正是這些傳統觀念濃厚的居民容易產生對政府的信任。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種信任，讓居民將社會養老保險作為養老保障的最佳選擇，從而降低預防性儲蓄，提高其消費傾向。第二，繼續改革和完善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盡快徹底實現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合并統一，體現養老保障在保障水平上的均等化，這樣才能促進老年消費進而帶動老年產業的發展，讓主要的養老保障形式能真正起到“養老大眾”“保障大眾”的作用，讓老年人能安心消費。第三，我國老年消費的增長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養老保障體系的制約。要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就必須繼續提升養老保障水平，使養老保障水平與老年服務價格水平保持一致。同時，要積極引導老年人合理消費，拓展適合老年人多樣化需求的特色護理、家庭服務、健身休養、文化娛樂、金融理財等服務項目。

作者：楊清紅 單位：山東大學 山東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