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論文全文(5篇)

1.對象和方法

選取對象為2002年8月至2008年6月在樂山市博愛醫院及達州市民康醫院門診或住院的患者，他們都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1]所判定的抑郁癥診斷標準；均出現抑郁癥狀反復發作，并且為2年內發作3次以上；同時以2種抗抑郁藥逐量逐療程進行治療無效；并具備精神病性癥狀；年齡20～60歲；對照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17項）總分≥18分；沒有嚴重軀體疾病；沒有酒或藥物濫用，不是妊娠、哺乳期婦女。患者總共62例，將他們隨機分為兩組。其中單用組30例，男患者18例，女患者12例：平均年齡（36.2±12.2）歲，該組HAMD總分（31.1±8.6）分。聯合組32例，男患者18例，女患者14例；平均年齡（37.3±11..4）歲，該組HAMD總分（32.2±7.8）分。兩組以上各項差異均無顯著性（P＞0.05）。

停藥清洗1周。單用組給予SSRIs抗抑郁藥（氟西汀、帕羅西汀、舍曲林）治療，舍曲林劑量為50－100mg/d;其余2種為20－40 mg/d。聯合組患者除以上1種抗抑郁藥（劑量同上）外，同時服用豁痰化瘀的滌痰湯合血府逐瘀湯化裁而成的方劑:菖蒲20g、郁金20g、百合15g、合歡花158g、五味子18g、陳膽星20g、桃仁15g、紅花15g、當歸12g、生地15g、陳皮15g、伏苓18g、麥芽18g。每天1劑，水煎服。兩組療程均為8周。其中，單用組10例應用苯二氮卓類藥物艾司唑侖1-2mg或氯硝西泮0.5-1.0mg。

采用HAMD及對照治療中出現的癥狀量表（TESS）評定治療效果及不良反應，對于治療前和治療2、4、8周末分別各評定1次。參與評定者一致性相關系數為0.87。評定以HAMD減分率≥75%為痊愈，50％～74％為顯著進步，25％～49％為進步，＜25％為無效。并且采用SPSS統計軟件包進行t檢驗或x2檢驗。

2 .結果

單用組患者確診痊愈6例，具有顯著進步11例，進步一般9例，無效4例，顯效率達到56.7％；聯合組患者確診痊愈9例，具有顯著進步15例，進步一般7例，無效1例，顯效率達到75.0％，兩組差異沒有顯著性（P＞0.05），但顯效率單用組顯著低于聯合組（P＜0.05）。

單用組患者自治療4周起相比治療前HAMD評分有顯著性下降（P＜0.05）；聯合組則于治療2周起比治療前顯著性減少（P＜0.05），可見聯合組顯效相對單用組較快。

肺主氣,《理虛元鑒》指出“肺氣一病,百病蜂起”。陳秋帆等[5]認為“諸氣郁,皆屬于肺。”《靈樞•本神》說:“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醫方論•越鞠丸》亦說:“凡郁病必先氣病,氣得流通,郁于何有?”《證治匯補•郁證》亦云:“郁癥雖多,皆因氣不周流,法當順氣為先。《素問•至真要大論》言:“諸氣賁郁,皆屬于肺”,明確指出此癥屬肺臟所司,應該從肺論治。通過調肺可調節全身之氣,使氣機條暢而治療郁癥。張景岳亦指出:“自古言郁者,但知解郁順氣,通作實邪論治,不無失矣。茲予辨其三證,庶可無誤。蓋一曰怒郁,二曰思郁,三曰憂郁。”明確指出除了肝、脾可致郁外,肺也可致“憂郁”。雷英菊等[6]認為“從《內經》五氣之郁到歷代醫家對郁證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對抑郁癥病因病機認識雖各有側重,但其病機多不離虛、痰、瘀等病理因素。趙獻可《醫貫•痰論》云:“腎虛不能制水,則水不歸源。如水逆行,洪水泛濫而為痰。”腎氣虛無力行血、陽虛無以溫煦或陰虛內熱血液受煎熬而黏滯等均可導致瘀血的形成。

中醫對抑郁癥的治療：

1中醫復方治療

楊正春等[7]認為治療上應充分考慮調理脾胃,鼓舞中州,暢通氣機,使機樞通利,升降有序,才能氣旺流暢,情志正常,諸癥皆除。徐薇等[8]認為,歷代醫家對抑郁癥的施治注重人的整體觀,在治療上多采用辨證施治、整體調理、病證結合等方法。選方用藥并不拘泥于疏肝理氣、清肝瀉火、化痰開郁等與郁癥的發病直接相關的治療方法,而是注重整體調理,綜合診治,采用補益心脾、滋養肝腎、理氣活血、理氣導滯、理氣安神等方法綜合施治。熊洪艷等[9]研究結果顯示,補虛藥、理氣藥、安神藥、活血化瘀藥是中醫治療抑郁癥的常用藥物,其中補虛藥使用頻率最高。張建玲[10]將抑郁癥分為肝郁氣滯、肝郁脾虛、氣郁化火、氣滯痰郁、氣滯血瘀、心脾兩虛的證型進行辨證論治。并指出在用藥時,應著眼于疏導、宣泄、肅降、暢達,力倡因勢利導。既使患者出現氣虛時,所選藥物也是太子參、黃芪、山藥、芡實、扁豆、龍眼肉、薏苡仁等甘淡之補品,而且還要佐枳殼、陳皮、萊菔子等運化之藥,力避氣機塞滯,重在疏導氣機。張金茹[11]用小柴胡湯治療抑郁癥患者40例,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2•5%,表明小柴胡湯對抑郁癥的療效確切。陳曉陽等[12]用憂慮康湯對40例肝郁腎虛型抑郁癥患者進行臨床治療觀察,結果發現憂慮康湯對肝郁腎虛型抑郁證具有良好的治療作用,疏肝滋腎法是一種較理想的抗抑郁方法之一。由此可見抑郁癥的中醫復方治療已經從傳統的疏肝解郁為主,向滋補臟腑虛損的方向轉變,在單味藥的應用頻率上也證實了這一點。就近代中醫藥治療抑郁癥的臨床治療來看,以臟腑虛損為依據辨證施方的研究逐漸增多。

2針灸治療

張小蘭等[13]對35例抑郁癥患者進行針刺內關、印堂、人中、百會、四神聰、神庭、神門、風池、豐隆、足三里、三陰交、太沖等穴位,總有效率達94•29%。喬穎欣等[14]對20例抑郁癥患者,選百會、神門為主穴,加隨癥配穴進行治療,治療4療程后總有效率為95%。黃芳等[15]選取門診及住院輕中度抑郁癥患者46例,以內關、建里為主穴進行電針治療。結果治療前后自身對照,漢密爾頓抑郁量表評分有統計學意義(P<0•05),總有效率達88•1%。中醫針灸治療抑郁癥取得了一定的療效,并且安全,不良反應少,但是臨床研究還存在很多問題。安春平等[16]指出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隨機對照臨床試驗(RCT)研究論文的質量不夠高;多數試驗樣本量小;試驗觀察時間短,不足以評價長期療效;辨證分型不一致,配穴方法不統一、穴位過于分散等。

3中醫心理治療

【摘要】抑郁癥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之一，其患病率高、致殘致死率高，嚴重影響人群健康和社會功能。為了探尋更加高效、客觀的診療方法，近年來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技術在抑郁癥中的應用越來越受到重視，為臨床實踐提供了新方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本文綜述了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抑郁癥發病預測、早期識別、輔助診斷、治療方案的最新研究進展，并討論了隨之而來的潛在問題與挑戰。

【關鍵詞】抑郁癥；人工智能；機器學習

抑郁癥是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國內最新的流調數據顯示，我國抑郁癥的終生患病率為6.9%[1]。根據WHO的報告，全球有5000多萬因抑郁癥致殘患者，占全球殘疾總人數的7.5%，是造成非致命健康損失的最大因素[2]。目前抑郁癥的診斷仍是基于精神科醫師的專業判斷和量表評估，“一對一”的診斷方式不僅嚴重依賴患者的主觀描述，而且占用大量醫療資源[3-4]，因此需要探尋更加高效、客觀的識別方法。此外，如果在抑郁癥發病前對高危人群進行有效預測，早期實施干預更有利于患者的預后。在治療方面，現有的抑郁癥治療策略周期較長，且患者對治療的敏感度不同，因此制定個體化的最佳治療方案變得尤為重要。近年來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技術在抑郁癥中的應用日趨增多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現將其在臨床診療中的最新進展綜述如下。

一、人工智能技術與抑郁癥

人工智能一詞，在1956年由McCarthy正式提出，是指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學科。AI可以被描述為由計算系統完成的智能，其中機器和設備能夠模仿人類的認知功能，如學習、推理，并解決問題，AI領域主要包括機器人、機器學習、推理和決策、自然語言處理和計算機視覺等[5]。由于AI的巨大潛力，在該領域建立短短幾年后，已應用于醫學領域，以提高診療的速度、準確性和質量[6]。1993年第1篇在抑郁癥中使用AI的，2010年起論文總數大幅上升，到2018年翻了一番，達到117篇[7]。目前，在抑郁癥領域頗受歡迎的是機器學習（machinelearning,ML）。作為AI的核心技術，ML通過結合個體行為、臨床資料、生理信號等數據，實現抑郁癥發病預測、早期識別與輔助診斷以及構建療效預測模型，從而幫助臨床醫師更好地制定患者的診斷和治療計劃。但ML的局限性在于，分析結果受數據數量和質量的影響，并不足以取代醫師的觀察、評估和實驗室檢查。因此，需要精神科醫師與ML從業人員合作開發AI技術，評估局限性和適用性，并設計改進和優化方法。目前常用的ML方法包括監督式、無監督式和深度學習等，此外，文本分析、虛擬現實技術也常應用于抑郁癥診療。

二、人工智能技術在抑郁癥中的應用形式

1.發病預測：對于尚未出現抑郁癥狀的高危人群，基于其自身的危險因素對今后的發作風險進行評估，可更好地指導潛在抑郁癥患者關注自己的情緒及行為。一項研究將ML與MRI相結合預測抑郁癥的發作，通過采集33名10~15歲少女各腦區的灰質、皮質厚度數據，采用支持向量機技術（supportvectorma⁃chines,SVM）預測5年內抑郁癥發作概率，總體準確率達到70%（敏感性69％，特異性70％）[8]。近期，韓國有研究使用隨機森林模型（randomforest,RF）發現，家庭關系、社會關系和家庭收入的滿意度對于構建抑郁癥發病風險的預測模型很重要，說明使用調查數據預測抑郁癥的未來發作有潛力[9]。針對抑郁癥的發病預測，目前主要是使用不同的ML方法對生理、行為數據進行分析。此類研究雖然還處于嘗試階段，未正式投入臨床應用，但已顯示出巨大潛力，未來可為抑郁癥的一級預防提供支持。

摘要：“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的科學論斷，從理論和戰略高度指明了新時代高等教育乃至整個教育發展的重大使命。研究生，作為我國教育結構中的最高層次受教育者，在面臨更多機遇和挑戰的同時,也承受著更大的心理壓力。根據統計數據，在分析研究生群體心理問題的表象、類別與壓力來源的基礎上，對其產生的主要主、客觀原因進行剖析，并針對性的提出了相應的心理干預對策，希望能對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幫助和借鑒作用。

關鍵詞：研究生；心理健康；壓力；對策

一、研究生心理情況現狀

研究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科研力量，從時代特征和社會需求看，作為研究生個體應具備較強的創新力、適應力、領導力、實踐能力和跨文化溝通協調能力。但在實際中，研究生整體的適應能力不容樂觀。研究生因為年齡、知識層次、學習生活方式、面臨的壓力與環境等方面都顯著不同于本科生。不同群體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有顯著差異：性別、學科專業、年級和有無工作經歷等都是影響研究生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因素。研究生心理健康面臨諸多問題，由此引發的自殺以及其他犯罪案例日益增多。最近媒體的公開報道顯示，研究生的抑郁率和自殺率呈逐年上升趨勢。俄亥俄州代頓賴特州立大學的精神病學家杰拉爾德•凱（JeraldKay）同時也是《大學社區精神衛生保健》（Wiley，2010）的聯合編輯，他坦言心理壓力和心理疾病主要集中于醫生、大學生和教師。以某大學基礎醫學院每年需上報需要特別關心的研究生（官方統計的心理困難研究生）的情況為例，心理困難生的比例逐年上升，從2014年的0.2%到2018年的1.85%，尤其是近三年中呈快速增長態勢。

二、調研樣本及數據分析

1、研究樣本及特征

本文采取分層抽樣的方法，對某大學基礎醫學院758名在校研究生進行調查，收回有效問卷601份，有效率為80%,符合社會調查方法學對有效率的要求。

摘要:客體關系理論是當今精神分析學中重要熱點之一，強調個體早期對外在關系的體驗對心理發展的影響。文章從這一理論視角闡述了家庭教養對青少年內化問題的影響，并指出在兒童早期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系有助于減少個體在青少年期的內化問題。

關鍵詞:客體關系理論;家庭教養;青少年內化問題

1．客體關系理論概述

客體關系最早脫胎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著作中，隨后由克萊因、費爾貝恩、溫尼科特等主要精神分析學者對其進行發展，客體關系理論至今只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方法學說，是對多個學者思想的總稱，學者強調在個體生命早期對重要人物的經驗是如何對自我、他人以及自我與他人關系進行表征的，這些表征又如何影響目前個體發展。從狹義角度而言，客體關系是指過往人際關系在影響個體當前人際互動特征中的殘痕。在客體關系理論框系中，客體又可稱為“對象”，不同于我們常說的非人化的物，是指本能、情感、愿望能被滿足的人物、東西、想象或地方［1］。弗洛伊德認為人的精神層面可分為意識和潛意識，而性本能驅力著個體人格一生的發展。而客體關系理論家否認性本能在人生發展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強調人的主體性和社會性，重視撫養環境因素，認為人們具有與他人進行人際交往的社會本能傾向，個體早期與父母的關系才是影響一個人精神發展全過程的重要因素。客體關系理論學者都認為個體經驗都具有一定意義，并且可以在與早期教養人相處關系中找到根源。前語言期嬰兒與撫養著的關系，對其的經驗感知是保留在潛意識中，不能被意識所直接感知的，影響著個體青少年期、成人期的發展。關系，尤其是與母親的關系處于客體關系理論的核心位置。個體早期對外在關系的認知體驗會內化形成內部客體，這些內部客體會在發展過程中潛在影響個體對其它外在關系的體驗。也就是說，個體早期經驗形成的內部客體就像內在樣板指引著個體對以后生活中其他人的感知和反應。因此，真實的客體是什么并不重要，對個體而言，從“自我”角度去感受和理解客體才是最重要的，客體對個體的影響最終都必須落腳于主體對其的認知。

2．從客體關系理論看家庭教養對青少年內化問題的影響

青少年內化問題是指個體心理內部不易被人察覺的內部問題，往往會損害自我心理健康程度，表現為焦慮和抑郁［2］。目前，我國家庭教育的關注點更多集中在對青少年知識和技能的培育上，忽視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展。由于我國各崗位競爭日趨激烈，“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種話總是在潛移默化的促使著父母在孩子一出生就規劃著參與各個知識技能培訓班，但卻忽視良好親子關系的培養，進而造成個體早期內化問題形成，進入青少年期、成年期內化問題持續發酵引發學業失敗自殺、抑郁癥等不良狀況。家庭教育一直被認為是影響青少年內化問題的重要因素。國外研究表明，父母持冷漠、拒絕的態度，對青少年內心較低的關注等消極教養與青少年的內化問題正相關。同時，母親作為主要撫養者，與父親相比更多地參與了青少年生活，與青少年內化問題聯系更加緊密。從客體關系角度看，個體在母親腹中就已經建立了最初的客體關系。并在隨后的家庭教育中，客體關系不斷加強、內化，成為人格和自我基礎，影響著個體對事物的感知。客體關系理論認為在父母對個體的關注與教養中所形成的親子關系，會內化形成個體精神世界中穩定的心理結構，是個體與其他人建立人際關系的基礎。因此，在兒童成長早期發展良好的家庭教育，形成良好親子關系對減少青少年內化問題有重要影響。費爾貝恩認為由于最初撫養者母親在教養方式上的差別，個體在初生階段就將母親分為兩類:一類是積極關注、愛護他的;一類是冷漠、拒絕他的。同時個體會無意識形成對自我積極或消極的認知。溫妮克特強調在個體生命最初的精神世界母親對個體照顧的敏感性。母親對個體需要的及時滿足，照料上的積極關注實際上就是給孩子提供一個可信賴、穩定的世界，進而影響其對外在關系的一種安全感知。從環境的角度來看，教育環境的缺陷是造成個體青少年期內化問題凸顯的根本原因。溫妮克特假設個體如果擁有良好的家庭教養環境并相對正常，人格就能得到充分完善，并能防御焦慮、抑郁等心理沖突［4］。在個體早期如果“剝奪”了這種良好家庭教育，個體就會體驗到強烈的不安與失落感，進而對外部世界和父母產生絕望感。為了應付外在危險世界，個體會封閉真正自我，構建一個假我，來隱藏內心的不安，進而不能真正從自己的需要和情感中建立起生活的延續，也不能與他人進行長久交往。當個體的內在不安感逐漸隨著年齡上升而加強，內化問題如焦慮、抑郁等就會浮現出來，并進而為了獲得世界的積極關注而產生一些反社會行為。因此，好的家庭教育需要父母在個體生命早期就提供一種安全信任的環境，為嬰兒塑造一種主觀持續存在感和全能感，讓嬰兒感知自己零散本能需要浮出時，就能得到父母的及時滿足。足夠好的家庭教育在這階段幾乎完全滿足嬰兒的需要。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個體的自主活動時間增長，良好的家庭教育在這時期還需在嬰兒需要的時候及時滿足，更為關鍵的是，還要明白在其不被需要的時候需要適時退場。這種從給個體完全依賴到逐漸減少給個體獨立自我的做法，正是這種既給予了個體足夠溫暖安全，同時又給予足夠的自我探索空間的環境中，個體才能發展良好的人格和自我，防衛青少年期內化問題的出現。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