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教育史研究開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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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然而長期以來，幼兒教育史研究不僅鮮有人問津，似乎也無問津的必要。事物向來如此并不意味著就應該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對當前認為沒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時宜說”和“替代說”回應與批判的基礎上，進一步就現實中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進行了思考，權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沒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嗎？

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值得倡導與落實。然而現實中，當前仍有不少人認為沒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為此，在具體論述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這一前提性問題。盤點起來，當前認為沒有必要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之觀點主要有“不合時宜說”和“替代說”兩種。

（一）目前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不合時宜嗎？

現實中有不少人都認為，當前幼兒教育需要關注與研究的問題很多，如幼兒教育公平問題、幼兒教育制度建設問題……這些才是目前幼兒教育亟待研究的問題，而幼兒教育史研究雖然必要，但現階段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時宜。初看起來，“不合時宜”說似乎很有道理，畢竟現階段幼兒教育還有很多根本性、關鍵性問題亟待研究，而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時宜。其實，進行史學研究常常會遭遇是否合時宜這一困惑，就連科學史之父的薩頓都曾質疑過自己對科學進行史學研究是否合時宜，其在《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一書中曾如此這般問自己：“為什么要考察過去？為什么不讓過去的事過去算了？為了前進，甚至只是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實際問題需要立刻得到解決。”［1］是啊，現在有那么多問題亟待研究解決，為何要追溯過去呢？對此，或許有人會說：“未來模糊不清，現在沉重不堪；只有毫無生氣的、完結了的過去才適合于思考。那些觀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長久——他們是它的產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們對歷史的關注不足為奇。渴望了解過去發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歷史的進程，這些是人類共同的特征。”［2］然而，“關注過去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特性，這或許是真實的，但是這并沒有解決問題”［3］。那么我們為何要關注那些離我們如此悠遠的過去呢？事實上，“不管進入歷史的事實多么悠遠，實際上它總是涉及現今需求和形勢的歷史，那些事實在當前形勢下不斷震顫”［4］。“只有借助現在，我們才能理解過去，也只有借助過去，我們才能充分地理解現在。使人們理解過去的社會，使人們增加掌握現在社會的能力，這就是歷史的雙重作用。”［5］具體來說，“歷史雖然已經過去，但卻不會完全消逝，它還以潛在的形式存在于我們周圍；如果了解了中國教育史，再看當今的教育問題，就會意識到在現實社會中隨處都能看到歷史的影子，而且有些還在起作用。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我們具有現實意義，這并不是說歷史經驗可以簡單地移植或套用到現在，但認識到有些問題并非今日所獨有，當有助于觀察和理解現實問題”［6］。“通過對過去教育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決當代教育問題；有助于為現實教育改革的決策提供服務；有助于闡明現在和將來教育發展的可能趨勢；有助于認識現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點和相互影響的重要性。”［7］這也就是為什么人們常說：“教育史是教育理論的源泉，這是無可爭議的。”［8］由此可見，幼兒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對當前幼兒教育的理論建構還是現實踐行都是十分重要、寶貴的，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時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歷史研究和學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嗎？

具體來說，關于歷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這一問題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歷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學視角來審視幼兒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對于前一個問題很好回答，我們都知道歷史學是很少關注幼兒教育這些“小問題”的。實際上，不僅不關注似乎還有些不屑關注。縱使有極為少數的歷史學家在其言談著作中涉及那么一點點幼兒教育的問題與思考，那也僅僅只是基于個人經驗或感覺的隨意之談，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統的，故企圖用歷史研究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歷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學視角來審視幼兒教育能否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呢？對此，我們說這是不合適的，同時也是存在很大隱患的。幼兒教育與歷史的聯姻并非一種“1+1=2”的機械湊合，更不是把現行占統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學理論看作是一種“既成的”、先于幼兒教育活動的存在，一種具有普遍性、絕對性的原則應用于幼兒教育活動的結果。倘若訴諸史學視角審視幼兒教育，則史學是以外在于幼兒教育的狀態進駐幼兒教育的，史學不是作為“幼兒教育問題”而出場，而是“為了”幼兒教育而被邀的，史學前來是為了“啟蒙”幼兒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學是高居于幼兒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誘導者。這種高姿態割裂了與幼兒教育的血脈相連，史學的立場是空置的，導致人們容易采用一種“理論-應用”的思維模式來看這個問題，將歷史視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論，而幼兒教育僅僅只是歷史學的應用之域。幼兒教育史研究其實是幼兒教育和歷史研究的有機組合，而不僅僅是基于歷史來審視、考量幼兒教育的，歷史高高在上，幼兒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兒教育史研究將喪失其教育學立場，這是很糟糕的，不僅異化了幼兒教育史研究，同時亦異化了幼兒教育。綜上可見，歷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那么，學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兒教育史研究嗎？對此我們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雖然目前學前教育史體系較為完善，但當前學前教育史大多關注的是學前教育制度、學前教育思想這些較為宏大的話語體系，雖然其間已有關涉幼兒的，但畢竟還是很少、很不系統的，可以說幼兒教育史僅僅只是個腳注而已，故學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兒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工作？

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不僅必要而且必須，那么我們該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呢？這既是務實之舉又是當務之急。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是個系統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將不系統闡述，僅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初步展開。

（一）明確幼兒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對象

明確研究對象是開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倘若沒有正確且明確的研究對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勞無益，甚至非但無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對于一項研究來說，生死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明確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么幼兒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對象是什么呢？關于幼兒教育史研究對象這一問題，似乎無須多問，甚至有些明知故問，幼兒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顧名思義肯定是研究歷史上的幼兒教育問題了。這固然沒錯，但倘若就這么將幼兒教育史研究對象界定為歷史上的幼兒教育，則不免簡單、抽象。問題是研究的對象，但還僅僅只是一個抽象的結論而已。為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追問幼兒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歷史上幼兒教育的哪些問題。唯有如此具體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結論具體化，從而較為精準地回答幼兒教育史研究對象這一問題。一般來說，幼兒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歷史上幼兒教育的事實性問題和價值性問題。具體來說，所謂歷史上幼兒教育的事實性問題主要是指歷史上幼兒教育的緣起、發展、演變以及性質樣態等客觀性問題，如幼兒教育是如何緣起的，其又是如何發展演變的，每個時期階段的幼兒教育又有什么性質等等。而歷史上幼兒教育的價值性問題主要關涉歷史上諸種幼兒教育價值主張的競爭、排序問題，通過對歷史上幼兒教育價值問題的關照，人們將能更為透徹地了解和把握歷史上對幼兒教育所秉持的價值觀。在此有必要強調的是，上述兩類問題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常常糾纏著共存于幼兒教育問題中的，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常常將其區分開來介紹而已。

（二）澄明幼兒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價值

事物的價值是實然存在的，但價值的發掘與發揮卻仰賴于人們主觀上對其的了解與認識。并且，對于事物價值的描述，既是對其客觀存在的一種事實性揭示與顯露，同時亦是對現實中該價值彰顯的一種可能性敞開與導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價值是教育史學科的關鍵問題。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為一個專門學術領域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同時也關系到對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務的認識，關系到對具體的研究方向和問題的確定、選擇，關系到教育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具有一種‘求價意志’（WilltoValue），是一種‘價值’動物。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打上了價值的烙印。從理論上說，人類不會去從事那些自己認為沒有價值的事情。這也就意味著，人類對自己所從事活動的價值認識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夠克服種種困難，追求并最終實現活動的目的。“追求價值作為人們活動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規定和影響著活動的性質和方向。”［10］“價值對于活動的意義和力量還在于它使人產生一種強烈的意志、情感，即強烈的活動意識。正確的和正義的價值目標反映在人的意識中，便產生了人們對價值目標的信念和渴求，強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們在活動中表現出極大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人們進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動都不可缺少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的保持與喪失，不僅對活動的持續進行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關鍵時刻決定著活動的成敗。”［11］教育史研究價值歷來存在求真與致用之爭，實質上，求真與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可以統一且必須統一的。幼兒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與基礎，但求真往往以致用為旨歸。所以在幼兒教育史研究中，我們要樹立求真達于致用的幼兒教育史研究價值觀。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過中外幼兒生活，地位和價值認識的變遷，幼兒教育發展過程的展示和幼兒生活場景的再現，幼兒教育規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兒教育思想的演進，揭示出中外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幼兒教育的特殊規律和一般規律，為現實中國幼兒教育理論建構和實踐提供歷史資料和啟示。

（三）在堅守敘事研究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幼兒教育問題研究

任何一門科學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學，除了必須十分明確并堅持它的研究對象外，還必須采取科學的研究方法，兩方面缺一不可。只講方法而不講對象，就可能南轅北轍，相去愈遠；只講對象而不講究方法，就無異于海市蜃樓，望洋興嘆！那么我們該采取什么研究方法來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呢？“敘事原是歷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烏斯、李維、塔西佗的著作）。”［12］“敘事乃歷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歷史都有不可化約的敘事元素”［14］。敘事研究是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長期以來，受史學傳統的影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敘事研究。敘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開展敘事研究的呢？所謂的敘事研究主要強調教育史研究要如實地描述過去的教育實踐，盡可能全面、客觀、詳盡地將教育史敘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緣起、發展的，又是如何結束的。可以說敘事研究是比較重視教育事件的分期、時段以及發展演變的。公允地說，敘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價值也主要源于敘事研究。但這種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時無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進一步豐富與創新，恰如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張斌賢教授強調的那樣：“教育史學科要不斷地發揮它的固有的社會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應當不斷改革和創新，與時代共同發展”［16］。為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積極訴諸問題研究來開展教育史研究。這里提出通過問題研究來開展教育史研究絕非隨意，其也有學理上的考量與因循。比如在歷史學研究中，法國年鑒派學者（主要以費弗爾和布洛克為代表）就提出：“傳統史學只是敘述歷史上發生的事情，這種史學毫無益處。‘歷史只有從敘述的變為解釋的，它才能成為一種科學’”。因此，他們認為“歷史學家必須提出問題，必須用對問題的分析來取代對事實的平鋪直敘”。［17］當然，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積極開展問題研究并不是說不要先前的敘事研究了，對敘事研究簡單否定、揚棄了，而是說我們要在堅守敘事研究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教育史的問題研究，以期對彰顯教育史研究的致用價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兒教育史研究中，我們要在堅守敘事研究這一傳統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幼兒教育史問題研究。

（四）現實中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見問題

上面僅從研究對象、研究價值以及研究方法這三方面初步探討了如何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實際上，幼兒教育史研究工作還遠不止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統闡述。下面將簡要談談現實中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幾個常見問題，旨在從另一方面補充、完善幼兒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要堅守教育學立場。所謂堅守教育學立場主要是指我們在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時，要注意其歷史之維，但不能過于沉溺于歷史。我們關注歷史上的幼兒存在、發展等狀況，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學意蘊。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幼兒教育史研究縮水為幼兒歷史研究了。雖然幼兒教育史研究是歷史與幼兒教育史之聯姻，但現實中人們在具體研究時往往會把其踐行為幼兒歷史研究，遺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學意蘊，喪失其教育學立場。其次，在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時要有大視野。這里所謂大視野首先是指我們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時，不能只關注與研究我國幼兒教育史，同時還要關注與研究外國幼兒教育史，幼兒教育史實質上應該包括中外兩大部分，我們不能只研究中國幼兒教育史或外國幼兒教育史。此外，這里所謂大視野還意指我們在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時不光要像傳統教育史研究那樣關注制度或思想，還要關注幼兒的存在、生活的問題。最后，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要處理好其與教育史、學前教育學研究的關系。俗話說，大樹底下好乘涼，有學前教育史、教育史這些較為成熟的研究前例，開展幼兒教育史研究可以說有所依托。但我們在欣喜“大樹底下好乘涼”的同時，也不要忘了“樹在樹下難成材”。因為有前例在，我們難免會模仿與借鑒。當然，這里并不是說不要模仿與借鑒，只是我們不應在模仿與借鑒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丟棄了自己的研究對象，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畢竟幼兒教育史和學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則的話，也沒有必要再單獨進行幼兒教育史研究了。當然，以上僅是對幼兒教育史研究的一點初步構想，欲切實有效地推動幼兒教育史研究還需要不斷進行自我反思，不斷開拓新的資源，增強自我創新的能力，使幼兒教育史研究在現實中在更好地認識幼兒發展、促進幼兒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為。

作者：張睦楚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