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農民增收的財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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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年，而發展農村經濟，建立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依然是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通過對農民收入和財政支農支出的情況分析以及對這兩者進行模型構建和實證分析，發現財政支農支出和農民收入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的關系。目前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有財政資金支出結構不合理、財政支農扶持政策成效不足、農村產權制度不夠健全和農民整體素質偏低等，可以通過調整并完善財政支農支出結構、完善財政支農扶持政策、健全農村產權制度和提高農民整體素質等途徑來實現。
關鍵詞：農民增收；財政；支農
一、引言
多年來，“三農”問題對黨的發展和國家事業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要性。農業財政支出是財政總支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增加農業財政支出以此完善解決“三農”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而農民增收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農民收入增長的持續減緩不僅影響到提高農村農民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而且也影響到他們擴大農業生產的意愿。農民收入的迅速增加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1]。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地位逐步提高,2017年我黨作出了重大決策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指出要特別重視農民增收，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因此，研究影響農民增收的政策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西南地區農民收入和財政支農支出的基本情況分析
（一）農民收入情況分析根據統計年鑒數據，2018年西南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180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3397元，后者約是前者的2.83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由2007年的3.77%減少到2017年的2.83%；2007-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實際增長分別為10.5%和12.8%，可見，雖然農民的人均純收入要比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低很多，但是農民的年均增長率要略高于城鎮居民。
（二）財政支農支出情況分析如表1所示，2007-2018年，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雖有小波動，但在整體上是上升趨勢，從2007年的12.6%逐漸上升到2018年的30.6%。而我國的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11%增加到2018年的31.6%。由此可知，西南地區財政支農支出的水平具有一定的規模。從總體趨勢來看，西南地區財政支農支出大體上持續增長，從2007年到2018年一直是保持增長趨勢；從總量上看，從2007年的487.06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3237.22億元，增加了6.65倍，年均增長率為19.6%。但這僅能說明西南地區農業支出總體規模處于增長態勢，并不能衡量其整體規模是否合理，增長速度是否合理。同一時期，西南地區用于農業的稅收支出在預算支出中所占份額低于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這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不相稱。可見，西南財政支農雖有一定規模，但財政對農業的支持水平偏低，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三、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相關性分析
（一）模型構建設財政支農支出為x，農民人均純收入為y，該一元線性回歸方程為:y=α+βx。其中，xi和yi分別為該樣本觀測值和的平均值；α、β分別為該樣本的回歸參數估計值；r為兩組數據的相關系數。
（二）指標設定與數據來源本文主要針對西南五省（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2007-2018年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民人均純收入12年的數據建立一個模型進行分析。文中所用數據均來源于《四川統計年鑒》《重慶統計年鑒》《貴州統計年鑒》《云南統計年鑒》《西藏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統計年鑒》。
（三）實證結果分析本模型采用統計學回歸分析方法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用Excel對模型中的數據進行計算與回歸分析，得出線性回歸方程。計量結果如下：（1）相關系數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MultipleR，RSquare，AdjustedRSquare這三個相關系數均大于零，并且無限接近1，這說明x與y存在一定的線性相關關系，并且高度正相關。（2）得出線性回歸方程（回歸參數估計值見表3）。由表2可知，α=0.0736，β=3.3021。因此，y=0.0736x+3.3021。可以看出:西南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隨著農業預算支出的增加而增加，這證實了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與農業預算支出水平正相關的假設。
四、制約農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一）財政資金支出結構不合理當前，我國的農業問題與支農體制相關。一方面，我國采取行政主管部門主導，導致比較突出的政治路線和行政導向性[2]。另一方面，盲目的項目支出在體制中也不可避免，從而出現行政事業消耗性支出和財政支農生產性支出不平衡的現象，教育投入、農民增收的可能性等都會降低[3]。農業部門的財政支助費用較高，而非直接農業的財政支助費用較少[4]。
（二）財政支農扶持政策成效不足一方面，盡管政府采取了許多有利于農業的政策，鼓勵農民參與農業生產，但農業生產補貼的增長遠遠低于農產品的價格[5]，越來越低的農業生產效率和越來越多的人外出打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務農的積極性。而且，在我國農業財政政策目前情況下，農業補貼主要通過分銷渠道，通過干預性農業價格補貼進行，這些補貼對消費者有利，而不是對農民有利[6]；另一方面，盡管國家還制定了許多支持大型農業企業的農業政策，由于經濟衰退和農業生產力下降的時間較長，以及農民希望通過農產工業增加收入的目標，一些地區的大型農業企業在吸引資本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難。
（三）農村產權制度不夠健全目前，我國農村地區農民使用權和土地所有權的上市交易受到我國法律制度的限制，農民通過保障權利和不動產交易的收入渠道也沒有完全開放，因此對農民收入的總體增長來說，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的變化對其影響較小，農民財產性收入仍有很大的漲幅空間。農經體系不健全，農村“三資”監管體制有待完善。股份合作社管理權責不明、內部運行機制不健全，不能依法在工商部門進行注冊登記，不能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在進行經營、管理等經濟活動時面臨法律和政策風險。
（四）農民整體素質偏低目前大部分農民從事的都是粗放傳統的生產活動，造成較低的土地利用率，農民增收受到影響。另外，還有一部分地區的學生小升初困難，升學率較低，因此這些文化素質偏低的新的生產勞動者在每年都會回到農村中去，農民增收困難進一步加劇。農民是保守的、信息不靈和盲目的，他們遠離農村營銷所需的開放、市場、競爭和信貸意識，導致農業改革作為農村富裕和農民收入增加的來源，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改善政策的目標也不能很快實現。
（一）調整并完善財政支農支出結構第一，在扶貧資金方面要繼續加大投入，合理調整并完善財政支農支出結構[7]，加大扶貧工作力度并減少一般事業經費開支，尤其是對貧困地區和邊遠地區的財政支出要加強，對于某些不必要的農業財政支出也要進行壓縮。第二，必須加強對農業“三大體系”的強有力支持和改進，并加強對農業支持和保護體系、農業市場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財政支持。第三，在農業生態環境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型水利工程上也要加大財政資金投入，使農業生產的防災抗災水平提升[8]。
（二）完善財政支農扶持政策第一，在農業補貼政策方面國家要進行改善，對農民的補貼可以用分銷渠道取代生產渠道，也可以使農民直接受益于國家農業補貼政策。第二，通過提高補貼標準、增加補貼類型和增加農業補貼份額，可以改善農業價格支持和補貼政策。第三，對所有制的限制要突破并平等支持各種經濟形式的龍頭企業，調整農業結構、促進產銷銜接，使農業的附加值不斷得到提升，以此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
（三）健全農村產權制度首先要賦予農民更強有力的所有權。土地所有權登記工作要盡快完成，為改革“三權分置”的農村土地奠定基礎。目前，全國90%以上的市鎮已經完成了驗證工作，并在年底前發放給家庭。繼續努力量化農村地區的集體行動，使農民有權擁有股份和收入。研究是否有可能將財政資源投資于農村農業創造的商業資產，并將其轉化為村莊和家庭的股份，以使農民能夠獲得更多的所有權。加強金融杠桿作用，鼓勵農村試點農民抵押和轉讓土地使用權，創造新的收入增長點，擴大農民的收入來源。
（四）提高農民整體素質第一，為提高勞動者素質，政府應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在開展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上，政府可以通過支持龍頭企業、各種專業合作組織、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等多種形式來實現；在教育發展上，設立并加強監管教育專項基金，以此能更有效補助特困地區學生的生活費用；嚴格遵守公益性職能和經營性服務分開的要求，對農業科技的推廣體制進行改革。第二，加強對新一代農民工人的職業培訓，并向沒有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村青年和轉業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免費職業培訓[9]。第三，積極開展培訓高素質人員的項目，發展訂單、指導、職業培訓等，加速培訓新的職業農民。例如，在互聯網上普及創業培訓。鼓勵在職業教育和培訓、農民職業培訓和職業技能評估方面的社會資本，為中等農業專業學生免費提供。為實現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和收入，加強農民的培訓[10]，提高農民的自身質量和農業技術水平的目標，采取多舉措實施的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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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本慧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