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小學教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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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抗戰時期，沿海地區的部分學校內遷至作為戰場大后方的貴州，為教育資源匱乏的貴州帶來了豐富的教學資源，使貴州教育發展迅速。小學教育發展迅猛，學校增長速度位居第二，這為現代貴州的教育發展打下基礎，也為貴州現代小學教育提供借鑒經驗。

【關鍵詞】抗戰時期;戰時教育;小學教育

一、抗戰前貴州的小學教育狀況

抗戰爆發前由于政權更迭頻繁，貴州的教育管理機構混亂，微薄的教育經費常被軍閥擅自用于軍事方面，致使這一時期的小學教育受到重創，發展緩慢、不連續。1923年雖頒布了《貴州省實施義務教育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對全省義務教育的實施和具體規劃作出規定，但《大綱》公布后不久，負責具體執行的省教育司被撤銷［1］。社會的動蕩使民變頻發，學生在校安全受到威脅，只能停課回家避難;軍隊乘機霸占學校，貴州因此停課的學校數不可計，據記載，1923年清鎮有學校26所，其中有14所因戰停辦，2所因其他原因停辦，僅剩十所支撐教育。桐梓系軍閥周西成于1926年6月擔任貴州省省長后，大力發展貴州教育，設立了省級教育行政機構，使過去隸屬政務廳的教育科規格擴大，擔負起指導和管理全省教育的重任，雖說財(政)務廳內設結構簡單，但其組織機構和管理職能已與當時全國最新學制相符合且使貴州教育有了真正的省級教育行政機構。在小學教育方面，為保證小學教育的發展，1927年4月頒布《貴州省教育局暫行規程施行細則》取消勸學所，設縣教育局，規定各縣的教育經費獨立，不得擅自挪用，為使教育局的政策能確保實施，教育廳積極領導和督促各縣教育局履行職能，以提高小學教育的發展。教育廳提倡的義務教育，鼓勵私人開辦私立小學，有助于處于困境中的小學教育得以恢復，據1930年統計，貴州省當時有小學1752所，學生83000多人。

二、抗戰時期貴州的小學教育

國民政府從南京遷都到重慶后，貴州成為抗戰根據地大后方，隨著西遷，貴州人口大量增加，經濟日益繁榮。因學校容納不下流亡學生，貴州國民政府改組教育行政機構，采取了義務教育(1935～1940)和國民教育(1939～1945)兩種教學以適應當時的社會背景。1935年教育部要求各省、市分三期推行和普及義務教育———先舉辦一年制、兩年制短期小學，再逐步完善四年制，第一期從1935年8月～1940年7月，招收9～12歲的兒童入學，1940年全省學齡兒童約178000人，入學率為19%［2］。1939年貴州嚴格執行了教育部制定的每鄉鎮至少設立一所中心學校，每保必須設立一所國民學校成為政府“管教養衛”的活動中心和政、教、軍合一的方針。遵義在1939年有完小129所，初小400所，一年制學校132所，學生合計50161人［3］，學校增加兩倍，學生翻一番。貴州根據實際情況，1941年制定國民教育計劃。1945年學校達到10577所，雖然抗戰勝利后因返鄉潮的影響學校數量有所下滑，但之后幾年全省小學在校人數保持穩定，說明人們受教育意識提高了。1945年以前的統計增長數量雖有大幅增長，但不符合實際，其實質方面仍有待提升，多數學校校舍受到嚴重破壞，設施空虛或徒有招牌，各縣又以現有學校充虛，只有少數縣能認真辦理，其余皆借整頓之名大量裁減學校。到1947年全省學校數量7815所，貴州的小學教育開始衰落。

三、促進小學教育發展的措施

貴州的教育行政機構在抗戰以前結構簡單，職責范圍小，直到戰爭爆發，激增的人口要求當局對教育機構進行調整完善，在全省各縣單獨設立教育科以適應現實情況;高等學府和社會團體的涌入帶來的先進管理理念無形中影響著教育機構的改革，規范其職能，管理地方教育事業。

(一)義務教育階段的措施。

1．興辦短期小學。貴州無條件開展四年制義務教育，為使失學兒童不淪為文盲，教育廳將興辦短期教育視為補救方法，要求全省每縣每年設立不同數量的短期教育小學。2．試辦巡回式教學。由于貴州山多、村寨多，大多村寨分散不集中，兒童想要集中上學的成本很高，所以設置了長期集合和臨時集合兩種巡回教學方式。長期集合是在適中的地方設立一個班，每班有16個以上的學生和2名教師，為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學制;臨時集合是指學生只需每日或隔日在特定時間聚集學習，一個教師帶三個班。3．鼓勵私人辦學。為安排戰區流亡學生，政府發放牌匾和榮譽獎等以資鼓勵捐資支持私立學校的行為，對于教學質量好的私立小學也有資金補助6000元和設備。不少地方紳士創辦的學校教材選用自主性大，辦學認真且各具特色。4．改良私塾。全省私塾進行登記，有教學能力的私塾可升級為學校以取代小學的作用，對私塾的教師進行培訓。5．對小學進行分區，調整學校布局。將每個學校的學生人數控制在1000左右，以5～10個小學為一個聯合區，小學以區為單位設立負責人并集中下發學習任務。6．建立機構，制定計劃和規定。在教育廳下設廳長、秘書、科各一名，聘請專家擔任委員。1935年后相繼制定了教育實施規則、教師的任免和請假以及待遇等具體的規定。

(二)國民教育階段的措施。

國民政府1939年推行國民教育，貴州省教育廳結合“大量學校設備簡陋，師資質量差，學額不足，教學質量低劣”等情況，提出“質量重于數量，維持重于發展”辦學原則，并制定《整頓各縣、市保國民學校辦法》［4］，出臺了學校設置、暫行條例、教員考核任用及培訓、教育經費的籌集等方面的政策。教育廳也認真辯論關于小學國民教育的解決辦法。1941年推行《國民教育實施計劃》，貴州要求按新縣制完成目標。1942年各縣續辦、增設國民學校民教部3304所，其中貴筑等12縣續辦916所，增設970所，一期1年，三期完成;盤縣等26縣續辦19所，增設752所，一期2年，三期完成;岑鞏等41縣續辦51所，增設596所，一期3年，三期完成［5］。1941年教育廳在貴陽召開國民教育會議，吳鼎昌出席會議并講話，以示對國民教育工作的重視;1942年教育廳同時召開“國民教育工作檢討會”和“各縣國民教育行政成績展覽會”，總結交流經驗，共同研究國民教育的有關問題;1943～1945年間，貴陽的學校分置了單級教學和復式教學，中心國民小學還分片對私立小學進行幫扶，私立小學的教學質量也很高，全省的小學數量增至8693所。

四、對貴州現代小學教育的啟示

貴州小學教育在抗戰時期的發展固然有許多特色，但也存在不足，在繼承發揚長處、優點的同時克服不足，才能使貴州的小學教育有長足的發展。

(一)政府主導模式。

政府對教育的重視迫使出臺的政策法規服務于教育。國民政府1938年頒布的“戰時教育實施方案”確立德、智、體三育并重方針，頒布“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等一系列條例，推動西南地區小學教育迅速發展，貴州深受其益。但隨著戰事的推移，政府開始在政治教育上實行獨裁，統一教材，學風開放的教學環境消失了。1945年9月貴陽國民黨政府為了所謂的“純潔學生思想，避免赤化”強化公民訓練，加強軍訓，但不少小學執行流于形式，學生厭煩。在遵義，國民黨力圖實現以國家力量掌握教育，在教育制度和政策上想以“三民主義教育”鉗制青年進步學生的思想。在教育發展低谷時期，政府適當的參與是推動發展的一大助力，但政府有意識地干預教育事業實質上是阻礙了發展，在發展現代小學教育應當加大社會參與度，要讓民眾支持教育、參與教育，真正認識教育的意義。

(二)辦學多元化。

抗戰時期除國家和地方政府辦學外，貴州地方賢達人士、教會和團體也創辦學校。基督教會創辦的光華小學培養了30多名大學生和3名博士;1940年水城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安慶吾興辦的“私立水城小學”36名學生畢業;1945年，國立貴州師范學校在車寨頭創辦“第一山寨小學”為少數民族邊區小學教育提供了借鑒。社會各界參與到教育有助于良性競爭，私人教學質量好，開辦學校數量增加，失學兒童有機會上學。辦學主體多樣化使教育水平參差不齊，歸根到底是因經濟落后。貴州少數民族多，各民族語言不通，1939年省教育廳在青巖設立地方方言(民族語言)講習所，后將講習所合并到行政人員訓練所，并專門研究編譯方言課本。愛國華僑胡文虎捐資修建的“省荔波縣水慶鄉初級小學”招收的全是瑤族和水族子弟，在免學雜費的同時，學校在民族節日會準備相應的禮物讓學生歡度佳節。這項措施滿足了貴州民族多樣性的特點，使教育更適用于現實。但由于學校是面向群眾辦立，城鎮區孩子基本都有能力接受教育，而邊區學生因條件限制，能上學的都是少數民族中上層。這導致少數民族的學生與漢族學生在教學上有文化差異，同時也體現了少數民族內部的階級差異，使民族矛盾和民族內部矛盾有所激化。

(三)免費師范畢業生服務于當地。

這一時期貴州的小學師資來源多是舊制中學和簡易師范的畢業生;少數是師范和高中畢業生;還有極少數的中專生和大學畢業生;也有從軍隊和機關下來的人員。除了增辦國立貴州師范學校等正規師范學校外，省政府成立了一批簡易師范學校，在普通中學成立一批簡師班以及招收高小畢業生在短期內培養出小學教師，同時對戰區流亡的教師進行安排，不僅給流亡教育者解決生存問題，也為貴州解決了“師荒”問題。1944年貴州檢定合格小學教師中初職畢業生占合格人數三分之一，當時的師范學校主要招收貴州當地的少數民族，通過免學費的辦法與師范畢業生簽訂合同，畢業回原籍進行教育事業。這一時期主張學生既要有動手能力也要具備專業知識，畢業的師范生適應社會需要，一些少數民族畢業生回到當地后用所學知識和當地實際結合，為抗戰提供服務，也為邊疆教育作出貢獻。受當時的社會背景限制，為了適應小學增多的社會狀況，小學師資專業能力普遍較差，雖有缺點，但邊疆學生受到高等教育并將教育傳播到自己的家鄉是值得鼓勵的。邊遠地區的教育落后現在仍是難題，雖然相關的招生制度規定免費師范生要回原籍，但是隨著學生的眼界拓寬，不愿意再回到落后的鄉村。而且免費師范生的要求較高，師資不足，可專門培養適應邊遠地區的小學師資。

【參考文獻】

［1］劉晶．抗戰時期大后方基礎教育發展研究—以川滇黔三省為中心［D］．西南大學，2011

［2］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貴州省志－教育志［M］．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102

作者：李治壁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