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學堂影響中西方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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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法歐洲的辦學體制

1.優勝劣汰

船政學堂開近代中國官方與海外合作創辦精英教育之先河，突破傳統以圣人遺訓為主導的價值取向，主講洋文和造船駕船技藝，校規嚴苛，獎優罰劣。學堂學制五年，教材悉數來自外國原版，學生入學起就要過語言關，他們從最基礎的算數、物理等自然學科開始就要架構與語言學習同步的西方認知體系，考核頻繁而嚴格。學堂規定“：每三個月考試一次，其學有進境考列一等者，賞洋銀十元，二等者無賞無罰，三等者記惰一次，兩次連考三等者戒責，三次連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連考一等者，除照章獎賞外，另賞衣料以示鼓舞。”學堂隨時淘汰后進生，以首屆為例，前后學堂共招生205人，僅72人畢業。但船政畢業生愛國圖強，學貫中西，致力于實現中國近代的“海國圖夢”。在晚清辦學的40余年里，與世界時局相對應的管理機制一直貫穿著船政的育人歷程。

2.洋師賢教

優勝劣汰制度不單應用于學生，也適用于教師。在左宗棠的力薦下，船政學堂聘請曾任法國海軍上尉的日意格擔任正監督兼首席技術指導。他在親自回國購買設備之際，高薪聘請法籍教學管理人員、教員、技術員和技工，隨后又有一批英國專家來華任教。船政學堂采用西方合同的形式明確對洋教習的獎懲條例，使他們成為中國大地上最早的國際合約履約人。洋教習行使責任制和導師制職責，學堂對教工執行績效考核。對于循循善誘、成績突出、令學生誠服的外籍教師，學堂予以續聘并授以官祿。對于目無法規、辱虐學生、工作不力的洋教習，學堂果斷按規范終止其聘用合同，以儆效尤。在近代化的管理制度下，洋教習不僅有條不紊地教會學生專業的理論與實踐，還幽默而直白地與學生進行交流，鼓勵年輕人大聲說出自己的見解，新奇活潑、知行合一、觸類旁通的西式教法激發了學生對新知識的渴望。

二、師夷民生的留學泰西

1.高端深造

“泰西”是明清兩朝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統稱。1877年沈葆楨排除萬難，為船政學子創造了留學西洋的機會。留學監督日意格帶領30名畢業生抵達歐洲，其中18名前學堂學生前往法國，12名后學堂學生趕赴英國。早在1872年至1875年間，就有120名平均年齡僅12歲的幼童留學美國，他們大多心性稚嫩，很快被萬花筒般的國度吸引，全盤美國化。船政留學生年齡大約20歲，有相對成熟的價值判斷，外語和專業功底扎實，具備勝任留學任務及成為國家棟梁的充分條件。經過中國首位駐英公使郭嵩燾的爭取，嚴復、薩鎮冰等六人獲得到當時世界最高海軍學府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深造的機會，劉步蟾、林泰曾等六人被派往英國艦隊見習。留法學生則進入各類高級技術學校、兵工廠和大型船廠，其佼佼者還游歷歐洲其他國家。船政先后派遣111人留學泰西，他們觸及多個領域，見證并參與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成為最早用曠達的國際視野推動中國近代化的群體。

2.關注社會

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闡述“：軍艦不僅是大工業的產物，更是大工業時代的縮影。”與之不謀而合的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向歐洲派遣的留學生在學習軍艦制造和駕駛的同時，也在細致體察大工業背景下的當地思想和民俗。嚴復早在1878年就完成手記《漚舸紀經》，分析成就英法富強的社會根源，他還常與郭嵩燾探討中國落后的癥結，比如嚴復提到“西方人筋骨皆強，中國不能”，其原因在于西方國家重視體質鍛煉，中國學生只關注學習，通過借鑒西方教育之長，可以改良中國人的身體素質。魏翰在法國學習造船之余還研讀了西方人文科學，成為中國首位歐洲法學博士。陳季同在巴黎自由政治學堂深造期間被舉薦到駐法公使館任職，他將自己耳濡目染的東西方文明進行淘洗和沉淀，用飛揚的才情和獨特的風采宣傳祖國，讓歐洲全新認識中國人。

三、傳播思想的創刊譯作

1.西學救民

學成歸國的船政學生不局限于軍事救國，還為政治改良和國民啟蒙作出了卓越貢獻。甲午戰爭后，他們中的幸存者滿腔憤懣地意識到，中國與日本幾乎同時開始近代化軍備建設“，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也發端于同一年代，清政府慘敗的原因在于沒有從根本上改革思想，幾十年來的“中體西用”已不能滿足改寫大清命運的需要。嚴復興辦《國聞報》，強調平等，普及新知，主推以民智、民力、民德為核心的“三民主義”，翻譯《天演論》、《法意》、《原強》等著作，逐漸形成“嚴譯西學體系”，向國人宣傳西方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羅豐祿的譯作《海外名賢事略》以西洋格致為體，服務于中國的外交事務。為了廣開民智，船政學堂法語教師王壽昌口譯名著《茶花女》，國文精妙的學者林紓整理篇章。一經出版，茶花女為愛執著、無畏世俗的西方凄美故事就風行海內，深深感動了東方讀者，這部第一次由中國人譯介的西方小說，在近代文學翻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2.矯正觀念

擔任駐歐公使館官員的十余年里，陳季同不僅顯現出極深的法文造詣和過人的外交才華，還竭力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和歧視。他向法國上流社會介紹中國，將自己多次演講的內容編輯為《中國人自畫像》。該書首次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描繪出一個美好的國家，讓巴黎各界對中國豐厚的文化底蘊產生濃厚興趣。此后陳季同的《中國人的快樂》和《吾國》等作品也相繼問世，并被譯為英語、德語等多種文字，遠播海外。他率先將中國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譯成法語，讓中華民族理解幸福的方式淋漓極致地展現在西方人面前。1897年陳季同在上海創辦《求是報》，翻譯并連載《拿破侖法典》和《法蘭西民主國立法律》，營造通過宣揚西方律法來優化社會制度的文化陣地。無論是中學西傳，還是洋為中用，文化使者陳季同始終都在努力地沖破保守思想的桎梏，為近代中國謀求改革之道和國際話語權。船政精英的共性在于他們最先接觸了中國官方“引進來”的系統化西式教育，由于他們價值觀形成的青少年階段是在本土度過的，又學習過中國傳統的儒家典籍，他們有改變國家貧弱命運的遠大抱負。他們還是中國最早“走出去”目睹西方近代化，并探究其社會內因的人。他們走在了時代的最前列，將所見、所學、所憂、所盼用獨特的行動表達出來，要么恪守海防、視死如歸，要么投身工業、科技救國，要么啟蒙思想，文化興邦，他們所選擇的方向，在中國歷史變革的關鍵時刻，都是通往進步和光明的。盡管當時跨文化交流不如暴力強權的影響來得猛烈，但它的內涵是以人為本的，正如一顆顆種子，在個體、民族乃至人類內心落地生根，慢慢萌芽，憑著頑強的生命力開花結果，經過歲月的洗禮長成參天大樹。

作者：張妍 單位：遼寧裝備制造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