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建構路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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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國學家奚密沒有把“歸化”與“異化”對立起來，或者說，她放棄執(zhí)著糾纏于兩者誰是誰非，努力調和兩者的緊張關系，提出了“選擇性的親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現(xiàn)代漢詩：翻譯與可譯性》里說“，可譯的中國”必須到“選擇性的契合”或者說“選擇性的親和”里尋找。以現(xiàn)代漢詩為例，她說，首先，譯者與其翻譯作品之間最明顯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創(chuàng)性的前衛(wèi)作品”；其次就是讀者、作家、詩人、翻譯家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建立廣泛的、在知性與美學共鳴基礎上的“接觸”。她的結論是，“翻譯既不是對‘同’的確認，也不是對‘異’的追求。它是相遇，是親和，是一種開啟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實，不管是談“歸化”，還是談“異化”，還是談“選擇性的親和”，它們還都只是在封閉的純翻譯學的“小天地”里討論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綜合工程”的“大問題”。其視野的狹窄，觀念的陳舊，顯而易見。也就是說，傳統(tǒng)翻譯學理論已經解釋不了，也解決不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龐雜的問題。我們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認識上的誤區(qū)和盲區(qū)。從“譯介學”的視角，分析制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走出去”的綜合因素。與傳統(tǒng)翻譯研究不同的是，譯介學“它以文學譯介為基本研究對象，由此展開文學傳播、接受、影響等方面的研究”。⑤這是上個世紀70-80年代西方興起的“文化轉向”在翻譯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個成果。它突破了純粹的語言學研究視野，“轉而討論跨越語言界限的文本生產所涉及的諸多因素”；⑥也就是說，它不再追究“應該如何翻譯？”、“什么是好的翻譯？”、“翻譯的原則是什么”諸如此類的老生常談的問題，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⑦
美國華盛頓大學伯佑銘教授認為，“中國國際綜合實力、意識形態(tài)差異、影視傳播、作家交流、學術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地域風情、民俗特色、傳統(tǒng)與時代內容，以及獨特文學經驗和達到的藝術水平等，都是推動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重要原因”。⑧質言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域傳播，不僅僅是如何翻譯，翻譯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要綜合考慮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內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諸多文本之外的影響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因素中，首當其沖的是，傳媒的介入和推動。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的電影化、電視劇化助力了它的域外傳播，比如，電影《紅高粱》、《人到中年》、《活著》、《邊走邊唱》（《命若琴弦》）、《大紅燈籠高高掛》（《妻妾成群》）和電視劇《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張潔）等。談到自己的作品在國外的影響，莫言說，客觀地講，有張藝謀的功勞在里面。1987年，《紅高粱》在德國得了金熊獎，很多人先是看了電影然后找小說、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點被翻譯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張藝謀的光，他的電影開路，后面的小說跟上去。⑨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把電影、電視劇的助力強調到極點。其實真正能持續(xù)影響讀者的還是小說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作品并沒有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但它們在域外的影響不比《紅高粱》低。尤其是近年來，域外翻譯家、出版社和經紀人開始摒棄意識形態(tài)、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風”，理性化地、審美地關注中國的作家和中國的文學。比如，葛浩文對畢飛宇、蘇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譯就是例證。此外，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與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國立大學合作正在建設中的中文翻譯網站“譯道”，專為翻譯提供中國文學作品的作者和譯者介紹以及翻譯時間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進行查詢。它將大大便利于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與研究，等等。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之大背景下，政府著力推動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對外宣傳。中國作家協(xié)會開展的與文學對外譯介相關的工作有：一是中國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國作協(xié)組織推薦作品，如果國內外翻譯家有興趣，可以補助翻譯出版費用；二是國家圖書推廣計劃的工程，中國作協(xié)也接受漢學家、翻譯家的申請；三是互譯出版，中國作協(xié)與某個國家或當?shù)匚膶W組織相互出版文學作品，具體作品由雙方商議決定，方式是各負其責；四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作協(xié)資助在域外出版的當代中國小說選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蘭版3卷、韓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國當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五是從2009年起中國作協(xié)在境內舉辦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韓論壇活動。國務院新聞辦每年都會提出“對外譯介推薦書目”。由國務院新聞辦主導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國作家和作品的創(chuàng)作推廣力度：2006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正式實施,通過資助翻譯費用鼓勵國外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中國圖書的計劃；2009年“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啟動，以資助系列圖書為主，不僅資助翻譯費，同時資助出版費用和推廣費用。2005年國家新聞出版署設立中華圖書特別貢獻獎，已有22人獲獎。2005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設立主賓國，至今有法國、俄羅斯、德國、希臘、西班牙、印度、荷蘭、韓國等為主賓國，并在“文學之夜”等主題活動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機會。高等教育出版社與美國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聯(lián)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編委會從近年來中文期刊上發(fā)表的學術論文中挑選出優(yōu)秀者，翻譯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礎上，有人建議：一是建立“中譯外”基地，如翻譯夏令營、工作坊、翻譯研討班等；二是通過網絡形成了幾個翻譯圈子，如著名的PaperRepublic(紙上共和國)等。三是設立域外譯介獎。
許多中國學家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和文化懷有深厚而真摯的情感，有個別人為此停止乃至放棄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研究中來。因此，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相關部分應因勢利導，募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域外譯介”專項基金，獎勵那些翻譯、評論、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國外翻譯家、圖書評論員、媒體記者和中國學家，以資鼓勵他們及時翻譯中國文學的最新力作，撰寫新書推介文章，并發(fā)表在域外主流媒體上，像當年拉美國家打開美國市場那樣。真正要使翻譯出去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在域外得以廣泛傳播，乃至有產生深度的接受和影響，落地生根，就必須把“走出去”方略與“中國學”建構聯(lián)動起來。也就是說，鑒于目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走出去”和“中國學”建構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們有必要進行如下的多維度思考：既要建設好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走出去”工程；又要開展好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海外推廣活動，讓自我傳播與他者傳播相融，把文化認同與文化改寫結合，使小眾話語與大眾話語互滲，同時，要處理好本土經驗與普世價值、文化自信與文化自省、仿造性與原創(chuàng)性的關系；⑩還要分析外媒的相關報道；最后要研究現(xiàn)代文學的域外傳播史與接受史。因為悠久的漢學傳統(tǒng)，良好的漢學環(huán)境，以及領先的綜合國力，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堅實基礎。像法國那樣有著深厚漢學傳統(tǒng)的國家，18世紀就掀起了“中國熱”，還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國熱”。那時，法國的啟蒙思想運動是全世界的榜樣，而中國的道德哲學，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國的楷模。也就是說，經由法國，漢學在世界進入了一種良性互動的傳播軌道。正是有了這樣的氛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在法國都有譯介。另外，像美國這樣的世界超級大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在21世紀加緊了對中國的研究，而在美國譯介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可以同時影響到整個西方國家。因此，為了使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須把“走出去”的戰(zhàn)略考量與夯實“中國學”基礎結合起來予以通盤考慮，以使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域外傳播得更長久，更有實效。質言之，我們需要從翻譯層面、譯介學層面、國家與社會支援層面以及中國學學科層面規(guī)劃中國文學域外傳播的戰(zhàn)略方案。至此，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走出去”與“中國學”建構的探討并沒有停止。在此基礎上，有的專家又作出了如下進一步的提醒。他認為，不要以為僅僅“依靠文本翻譯輸出、文學史擴容或者文學教學課程”，中國文學就能順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學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關于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新觀念”，要把中國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文學來反觀自身，也就是說，只有以這種“文學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學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閉性，中國文學最終“才有可能在鮮活的存在層面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有機部分”。
簡而言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不僅僅是淺表上的、空間上的“擴容”問題，而是深層次的、時空兼?zhèn)涞摹㈧`活的“融入”問題?？磥恚匦率崂?、反思我們現(xiàn)有的文學觀念、翻譯觀念和譯介學觀念，從觀念的改變著手，才不至于出現(xiàn)方向性錯誤，更不至于最終導致將西方文學永久放在“超經典”的光榮榜上，相應地，把中國文學始終釘在第三世界文學/弱國文學的恥辱柱上。對此，陳思和作了更為深入的反思。他說：“這時候‘走向世界’就成為文學界的一個時髦話題，這個語詞里隱含著時代的焦慮與渴望：所謂‘走向’，即意味著中國至今尚未走進‘世界’，尚未成為世界的一個成員，那么，是什么樣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國又制約著中國呢？（與此相伴的是當時的流行語‘落后要挨打’‘開除球籍’等，都反映了類似的時代情緒。）顯然，在現(xiàn)代化的全球性語境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成為一種時間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學關系相應地趨向于這種詮釋：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是在世界文學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文學惟有對世界文學樣板的模仿與追求中，才能產生世界性的意義。雖然在影響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關系，但所謂‘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標準，潛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認的渴望”。
今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此前許多現(xiàn)代中國作家獲得國際各級各類文學獎項后，是否意味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與現(xiàn)代西方文學不存在“時間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夠就此證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與現(xiàn)代西方文學已然處于“空間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說到底，有沒有一個所謂的終極的“世界文學”？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同一性的“世界”標準？面對“中國走向世界”、“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時代呼聲，以及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紛紛建立，有的學者認為這些現(xiàn)象的背后，隱藏著一系列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中國文化走出去，到底是為了向世界解釋中國崛起的意圖？還是要另立一個足以與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標準？還是與西方攜手建立一個公正、和平的東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話說的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上這些思考純屬“遠慮”或者說“愿景”。而愿景終歸是愿景，現(xiàn)實終歸是現(xiàn)實?，F(xiàn)實是在中外文學的輸出與輸入中，我們的文學赤字驚人！如果我們暫時還達不到雙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暢達的情況下，進一步“請進來”仍是必要的。這樣以退為進、攻防并舉的目的是，進一步促使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讓世界文學理解中國文學，長此以往，中國文學“走出去”就順當了。也就是說，增強溝通、對話與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時也不要忘了“請進來”。因為，我們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時，“對于中國的出版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轉變思維方式。他們應該思考的，不是‘西方出版社會從我們的書目中選中哪本’，而是‘我們有哪些他們需要的產品或者我們能夠做點什么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需要更多的耐心，因為任何一次成功的合作都需要長期的溝通。在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上更是如此”。
德國漢堡大學教授、作家關愚謙說：“一個國家只要國強民富，必然會引起世界的關注和興趣。目前，中國經濟崛起，政治影響不斷擴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高潮必將到來”。而法國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國文學叢書”主編陳豐說，中國文學已經走向世界了。這兩句話都沒錯，只是立足點不同而已。前者是說，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域外的譯介、傳播與影響還很有限，需要加大力度。他是從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域外“擴容”的角度上講的。后者是說，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一直就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而且也已經達到了國際水平；它一直在場，只是在域外的數(shù)量少了些。他是從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現(xiàn)代觀念”和“寫作水準”上來講的。因此，我們需要把兩者統(tǒng)籌起來予以綜合考慮，把量與質，把“走出去”與“中國學”，把觀念與事實結合起來考慮。（本文作者：楊四平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