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生態文學批評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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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本質，“生態整體主義”仍舊只是“人類中心主義”外沿擴張后的結果。因此，生態整體主義要為文學批評提供世界觀或意識形態的理論，其自身面臨著諸多問題。它否認了人類在整個宇宙發展過程中的應有的積極位置，而將自然賦予某種意志，使之來約束和規范人類活動。將這種價值觀或理念引入到文學創作過程中去，無疑是本末倒置。因為在人類的發展歷程中，文學和生態對于人類來說，都只是人類過程中的一個部分，因此，生態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并不能出現在一切文學作品中去。將這種思想牽強附會地引入到文學評判中來，不僅拒斥了人的中心地位，而又想強行介入“人學”的一切文本的理論，必然導致文學批評陷入一種進退維艱的尷尬境地。生態批評與其他的文學批評類型（如社會批評、心理批評、道德批評）相比，社會批評、心理批評、道德批評等只標明了范圍和方法，生態批評則更清晰地提出一種主張。在文學被視為“微觀政治學”的后現代語境中，“主題先行”在一定程度上為生態批評的合法性帶來了一定的困惑：生態文學批評試圖將一切文本都納入生態文學批評中來，從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態化的外衣?；诖耍瑸榱俗屔鷳B文學批評不再是單純生態意識的傳聲筒，生態文學批評不僅要具備生態文學外觀，而且還要在文學創作理論上涉及生態文學文本的形式和內涵，即觀念的傳達方式，并形成自己的審美批評原則，這樣就面臨如何抽取、形成生態思想的審美內涵的問題。因此，構建新型的生態文學批評理論必須是文學文本與生態批評的契合，從而使得所構建的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獲得范式意義，這就要求其理論思想內涵必須區別于現有的各種文學批評理論的模式、方法和知識系統特征。同時，新型的生態文學批評理論必須認同傳統的審美原則和標準，否則，其理論必將陷入由觀念主導的偽感性文學批評漩渦中去。

生態審美原則作為生態批評用以進行審美判斷和評價的尺度，應當是當代生態哲學思想對“人與自然關系”再認識。生態審美的生態哲學基礎的主要層面包括：生態智慧的構建張力，拓展了生態審美觀的哲學視野及思維品質；生態世界觀作為踐行原則，促成生態審美的現實的美學實踐和藝術實踐；生態倫理作為運行軌跡，通過生態審美化的生命體驗，促發人們深度感受生命的機能及生命活動的意義；生態價值的意義指向，推進并致力于實現生態審美那種充蘊、活化生命價值的能力。生態美學是對人類生態審美觀念反思的理論。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真正的生態文學批評中的審美原則不能單純的停留在文學文本所描述出來的環境污染、植被破壞等顯而易見的層面上，而應該將生態的審美本質深嵌于自然美的存在狀態或者人與自然關系的狀態中去，與此同時，生態文學批評過程中的生態審美研究還應該廊括人類社會生存的生態問題，讓人們告別“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類棲居的“詩意”的大地上。并且，我們還應該從傳統的審美觀念中找到與生態審美原則的契合點，以此來避免為迎合新型生態文學批評理性認知而強行制造一種審美意識，從而為人們所詬病。如果這樣，則新型生態文學批評理論就是構成對審美活動的根本背棄，注定不會為人們所接受而遭到唾棄。因此，生態批評理論將生態整體主義作為指導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原則是有諸多不妥的，它所提供的理論資源遠遠不能生存一種生態批評，它不能肩負起給生態觀念以及生態批評提供一個思維方式上的革命的重擔。在此基礎上構建的生態批評理論，注定成為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構想；生態批評必須吸納并整合其他理論資源進行自我建構。

生態思想與文學文本的兼容困境

“生態批評”的生成和興盛有著其特定的歷史性淵源和發展性過程，同時它也有著其多樣性以及本質性的含義界定和研究模式②。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策略。生態批評將文本對象設置于“環境語境”中，在關照文本的文化語境時，也強調人類發展史與環境史的互動。從生態批評研究的多種“環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態批評試圖召喚一種閱讀語境的根本性轉換———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語境轉換到一個“地球大生態圈”視閾中的環境語境?？茖W知識的單向度增長并不代表文化進步本身，而只不過是人類的“天真”從“幼稚”走向“深刻”而已，必然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加劇“人—自然”與“人—社會”關系的緊張；消解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和否定性維度?？朔茖W知識異化的最好辦法便是以“敬畏生命”的倫理精神作為科學知識的航船之舵，從而使科技非理性主義理性化，科學知識人性化、科學進步倫理化和科學知識的潛在威脅虛無化。只有樹立敬畏生命的倫理信念，人類才能從消極自我否定轉變為積極的自我肯定，科學知識和人的價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倫理學史上的“不對稱”與“后果論”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揚棄。生態批評所研究的文學文本視域一度相當狹窄③。早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初期，生態文學批評的倡導者仍然堅持認為：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要徹底抵制以往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以“生態為中心”批評代替“人類為中心”批評，生態文學批評要完成這一轉變，其前提條件就是重寫文學史、重建經典。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由于生態危機引發的生態反思與文學文本批評的兼容性問題，必然涉及生態思想如何介入文學批評的問題。從過去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來看，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充，甚至于在某個時候將所有文本都納入其研究范疇。從最經典的文學文本向民間文學擴展，直至覆蓋所有文學文本，以此來考察經典的文學與民間文化之間的影響與共生關系，從而建構起生態文學批評理論體系，然而，由于生態文學批評理論自身的生態思想與文學文本的兼容困境使得這一理論體系不夠完善。值得肯定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是從規律文學文本到特殊文學文本，從追求具有普適性的認識擴展到發現活態的多樣性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從書齋到田野，以參與、同情、體驗和對話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異。在此層面上，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這也為其完善理論體系提供了可以著力的附著點。生態批評所運用的生態理論，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生態事實的理論，而不是一種以文本為目的的批評，生態批評認為文本的生成是“個體”與“群體”創作意識形態闡釋文學作品的生態意蘊的體現④。文本中的“自然”與生態批評中的“自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或者說概念發生了游移，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生態批評自身理論的窘迫：它是生態危機日益嚴重下的各種理論的拼接，試圖從生態的角度對文學文本中的“自然”進行批評，從而喚起人類對環境危機的重視。然而，如果這種理論成立，那么它又是一種“他治”的理論，生態批評僅是目的論的藝術觀的復活。因此，生態思想與文學文本的兼容困境所帶來的問題造成了生態文學批評在學理層面全面倒退的批評模式———文學批評找了比反思、批評文學更重要的目標。因此，生態批評理論本身的缺陷與文學文本批評理論的相互不兼容，仍然是困擾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的障礙。

生態批評的對象困境

生態批評是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蔓延的情況下對人類活動進行的全面思考，生態文學批評是在生態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的指導下，探討文學文本中關于自然與文學文本關系的文學批評。它所要揭示的是文學文本中關于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同時在生態主義的指導下，研究文學文本的審美特性及藝術表現形式。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不僅僅局限于生態文學，也不限于直接描寫生態自然景觀的作品，而是利用其生態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思想以及生態審美標準重新審視所有文學文本，特別是對人類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經典作品。其目的是為豐富現有文學文本的生態意義，分析現有文學文本的生態局限性，從而讓人們認識到生態危機的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從而推動人們建立起生態的文學觀念和生態美學，促使人們形成并強化生態意識，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美學與傳統美學的本質區別，在于它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二元論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態整體主義作為其哲學基礎；進而它的審美標準也由以人為尺度轉向以生態整體為尺度；生態美學的研究范圍與批評對象也因此而擴大到由自然、人類社會和意識形態組成的統一體———整個世界，其介入性和實用性的強化為美學發展提供了契機⑤。生態批評的批評對象并不僅限于當代意義上以“生態”為主要表現對象的生態文學。生態批評可以發揮其闡釋功能，重新分析和評價古今中外歷史上描繪、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經典文學作品。對經典文學的生態闡釋應該把握好兩個關鍵：一是要堅持“生態優先”，深入挖掘經典文學的“自然”內蘊；二是要正確把握闡釋的“度”，避免過度闡釋。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新興的文藝研究方法，其理論研究還處于建設與嘗試的狀態，尚存在著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區和不足，亟需實現新的突破。整體生態場是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核心范疇，它的邏輯結構與歷史結構的統一展開，構成生態人類學的理論體系；它走向審美生態場，洞開了生態人類學的理論新境。從當前國內外相關研究和前面的論述可知，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由最開始的經典文學文本逐步擴展到任何文學文本，這一趨勢所帶來的理論體系本身的不穩定性使得生態文學批評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環境取向”是導致這一趨勢發生的內在邏輯。“環境取向”使得生態文學批評下的文學文本具有了環境倫理傾向，它要求研究者和文學文本創作者承認環境的自身利益和人類對于環境的責任。環境作為文學文本的背景，不僅引導文學創作者進行文學創作的方向，而且還塑造人的情感和行為?！碍h境取向”文學文本視環境為進程，重視神態環境的演變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碍h境取向”這一內在邏輯給生態文學批評帶來了重大影響：“環境取向”促進了生態倫理觀得以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建構；“環境取向”影響下的價值觀通過對情節和人物的影響，使得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的危機不斷深入人心，從而使當下的環境生態危機成為影響文學創作者的重要因素，從而使文學文本內部獲得文學性；“環境取向”將單純的環境描述與人類社會發展危機相結合，展現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及人類活動的相關性?！碍h境取向”這一內在邏輯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不斷地將所有文學文本都納入到生態文學批評中來，生態文學批評研究對象的擴充表明生態批評不斷吸納新的理論資源以擴充自身闡釋能力的企圖。但是，生態批評批評的對象一旦越過文學文本的界限，生態批評即不再是一種文學批評，而成為政治、意識形態或倫理觀念的宣言書，這將把生態批評帶入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鑒于此，從理論構建角度來看，生態批評的理論根基還相當薄弱，在批判“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過程中提出的觀點比較片面。生態文學批評試圖超越當下其他的文學批評對文學文本的關注，轉而向“人與自然”進發，將生態審美意識的建構為手段來改變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但是，生態文學批評由于其學理困境、兼容困境、對象困境的存在，使得研究者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一理論體系。同時，由于文學批評不會為了迎合生態批評而撬動自己根深蒂固的文本中心，傳統審美原則也不會因為生態觀的介入而發生顛覆，因此，從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來看，生態批評的困境陷入絕境。

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建構

生態批評面臨諸多困境，其本質并非源于文學的自身要求，而是源于全球環境所面臨的生態危機的緊迫性，生態批評為了迎合文學文本所屬的生態性，未經嚴格論證倉促“上馬”的批評形態。隨著生態問題以生態危機形式凸顯，人們的生態危機意識日益增強，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也逐漸成為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內容之一。在生態批評領域引入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吧鷳B學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關系應該是積極、和諧的建構關系，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一種良性關系，而不是被動、消極的索取關系。“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強調，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不論是在人類保護自然生態環境還是在生態環境反作用于人類，人的主體地位都是不容忽視的，人類永遠是一種具有主體性的存在。通過人類的主體能動性可以有效的改善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萬物的關系應該是整體和諧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不是破壞性和控制性的，而且是一種通往理想的渠道，是一種認知、體驗、面對、促進與演進。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看來，生態批評既是文學批評，也是文化批評⑥。它的產生既根植于當前生態危機日趨嚴重這一現實基礎，也充分吸收了生態學、解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學科及文藝批評流派的一些理論話語和批評模式。生態批評家期望通過研究文學與自然的關系以發掘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并尋找一種與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相對立的有機論自然觀。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立足于全人類與民族文化的差異，去探索和總結人類生態行為的差異，及其生態后果的差異，揭示生態災變的成因及形成機制，以便從中找到既能高效利用生態資源，又能確保人類社會生態安全的對策。如果能夠在生態批評中引入“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可使文學批評借用社會批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理論形態重新審視人與生態的關系，將文學文本中的生態審美作為研究對象，這可能是化解生態文學批評學理困境、兼容困境、對象困境的可能途徑之一。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文學生態批評強調在“文學與生態”問題域中呈現出一種體現人本主義立場和社會批判視角的文學批評方法，即：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自然觀和社會觀來觀察和思考文學文本的生態批評，同時，以社會—歷史批評、意識形態批評、文本形式批評和文化批評方法，展開對文學活動中有關生態問題的研究。在當前全球遭遇生態危機之時，生態價值觀的確立就顯得尤為重要。在確立當代生態價值觀時，理性智慧比詩性智慧更加重要；中心論的話語模式是一種語言陷阱?！榜R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理論中包含了當代生態哲學觀念，“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中重視人的主體活動性，并承認人類的主體性活動對生態危機有能動作用?；诖?，“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針對生態文學批評的理論困境，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為指導的解決之道，即在“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框架下，堅持以人為本的生態文學批評，構建以人為本的生態自然觀。這個觀點與“生態整體主義”框架下的批評有著本質的不同?！榜R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讓生態文學批評更加注重人學立場的回歸，更加重視人類利益。“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針對生態思想與文學批評的兼容性困境的問題，文學批評者應該借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社會—歷史批評、意識形態批評和文化批評方法，對傳統文學文本中有關生態環境的描述進行研究，同時，從新匡正人與自然的關系，具體到文學文本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切不能把文學文本中相關的生態問題看做是創作者的偶然為之，而應將生態問題置入整個文學文本的背景中來考量，從而發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社會分析和社會批判優勢，尋找生態問題的現實根據和社會制度及文化根源。再次，“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針對生態批評的對象困境，研究者應汲取生態馬克思主義從社會制度、生產和消費方式來認識生態問題的理論資源，擴大對生態問題的關注范圍?！榜R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以及“意識形態與話語分析”方法的引入，可能是化解生態文學批評學理困境、兼容困境、對象困境的可能途徑之一。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學批評”成為一個全新的文學批評模式，從而使文學作品在人學品格上闡釋文本的生態意義成為可能。（本文作者：譚東峰、唐國躍 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