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文化特性與文學文化學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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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現代化的大力發展導致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興盛，20世紀下半葉，逐漸興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熱潮，也因此有了“文化批評”這個術語的誕生。從現代文學理論觀點來看，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時文學中也包含著大量的文化因子，“政治的或經濟的，道德的或宗教的，心理的或物質的——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文學活動”a，這讓文學理論家們不得不重視文學批評中所包含的“文化特性”，并就此有了專門針對文學文化問題的研究。文學批評作為“文學”這個概念范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關注到了這個極為現實的問題，于是便產生了“文學文化學批評”這個術語。這些術語和研究的產生，從某種程度上說既反映出了一種可貴的理論敏感與自覺，同時也是學術反思的一種途徑。文學文化學批評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文學的文化學認識層面上的。在以往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認識中，人們大多是從純審美的這個狹義的角度去看和研究，但隨著現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發展，許多理論家逐漸認識到僅從純審美的角度去看待文學及文學批評是遠遠不夠的，從文學也是一種社會活動去觀照時，會發現文學的根須幾乎延伸到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文學并不是一個純審美的虛擬空間。但當我們從文學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這個認識出發時，卻又發現由于“文化”這個概念本身有著廣義、狹義之別，而在其內涵上也有所有不同：“狹義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的精神活動及其產品，文學雖是其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卻保持著自身的相對獨立性”b，這跟傳統文學觀念比較類似。而對文學作文化學方面的認識，則是從其作為精神活動及所具有的普遍性文化功能出發，來闡釋文學的獨特價值的。這種理解和認識，可以說是非常前衛、先進的一種認識，尤其在其提出的二十多年后，結合當下數字經濟對傳統文學傳播的影響，以及文化產業研究的興起，可以看到，這種闡釋不僅沒有改變文學的學科性質，還為其提供了一個文化學的知識背景和文化視野。因此，在這里，我們一般采取廣義的“文化”概念，即“它視文化為人創造自己歷史的活動，認為文化是人的創造物與創造活動共同構成的一種宏大的有機結構。文學作為它有機結構的一個因素與文化同構，即也是由人的創造物與創造活動構成的。”c可以看出，從此種意義去理解文學文化學，是對文學及其文學活動的性質、過程及其特征、功能等做了一個文化意義上的闡釋。

一、文學研究、批評以及文化研究、批評釋義

（一）“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

“文學研究”是指對我們整個形而上的文學活動的一種研究，主要是從審美角度出發的一種文學研究活動，它的范圍有很大局限。而“文化研究”則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能夠包括現行我們所認為的許多文化層面的東西，但一般主要是針對某個文化現象做詳細研究。它雖然涉及的學科比較廣泛，如社會學、文學理論、媒體、文化人類學等，但常見的方式卻往往是以關注某個現象與意識形態、種族、社會階級或性別等的關聯為研究對象。一般認為，“文化研究”是起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CCCS）的研究方向及其學術成果，即“伯明翰學派”。因此，綜合國內學界一些相關理論家對文化研究所做出的界定，可以給文化研究做一個如下大致的界定：“文化研究”是一種對普遍社會問題進行探討的特殊途徑，是對傳統精英文化研究的超越，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是對文本中心論的一種超越。

（二）“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

“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誠如許多人所了解的那樣，是以文學為對象、圍繞文學審美性展開的批評活動，它以文學鑒賞為基礎，以文學理論為指導，對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等進行分析、研究、闡釋和評價，其中包含透過作品反映出來的文化背景研討。“文化批評”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闡釋：

（一）狹義層面上，“文化批評”主要指的是20世紀中葉發端于西歐諸國、20世紀90年代初陸續介紹到中國的某種批評潮流，其范圍涉及大眾文化、身份、文化傳媒與機構、文化消費、權力話語、殖民主義與后殖民主義、政治闡釋學等；

（二）“文化批評”是指借助于文學文本分析來發現某種文化結論的一種方法，近年來文學理論界所熱議的“文化詩學”指的就是這一種，它與狹義文化批評的區別在于其分析對象是文學文本還是社會文化文本；

（三）廣義層面上的理解，有點類同于“跨學科研究”或“泛文化研究”。它把人類歷史沉淀的各種文化成果作為話語資源，并由此多向度、多角度地對文學展開閱讀與理解，以期尋找文學活動中的文化要素，從一個更為深廣的視角出發來賦予文學某些新的空間與內涵。當然，人們對“文化批評”狹義或廣義的不同理解與運用，雖然從視野與著意上與“文學批評”有著較大的差異，但總體來說，二者還是有著一些共通之處的，比如同樣都是對文學存在的獨立性與依附性加以考察，將過往認為是封閉的、靜止的“文本”與活動著的“世界”結合起來詮釋，以及打破傳統的學科限制開始嘗試多種闡釋與互證，等等。這些舉動無不是在表明一個事實：即文學批評的多元化時代已經來臨。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密切聯系，現在的許多文化研究批評家中很多人都是從文學研究的陣營里面走出來的，這就使得文學研究的范圍開始擴大化，研究對象也發生轉移，最終文學同大眾文化緊密相關，文學批評于是進入了一個發展階段：即文學批評具有了文化特性并且產生了文學文化學批評。

二、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的關系

綜合許多學者的觀點，我們從“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之間并不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而是交叉關系”的觀點出發，將其分為以下四種基本關系：

（一）作為文學批評方法的文化批評。文化批評研究更多地關注日常生活的文化、藝術的文化、精神的文化，所以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法，文化批評也就更多地是從這三個層面去進行批評實踐活動的；

（二）以文化研究為背景的文學批評。即以文化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為對象，例如比較文學研究中從文化差異和文化影響上去分析，為我們的文學批評提供了更為可靠的解釋空間和依據；

（三）指向文學內涵的文化批評。這種觀點提請我們應該關注文學要素的文化意義，也就是說，它要求我們關注文學作品的內涵，關注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文化內容及其文化審美傾向，因其具有較強的詩學特征，并且與文學的審美批評聯系密切，因此又被稱為“文化詩學”d；

（四）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融合。20世紀90年代后期，“文化詩學”開始被學界重視并大力提倡，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呈現出融合的趨勢。值得注意是，我們在強調文化批評的同時也要防止其泛化的傾向，比如對水的母題、海洋的母題等的批評，就與文學的審美性相脫離了。還有對現在一些流行的文學現象批評，雖然很熱門，但審美性并不夠，一旦時過境遷，便被人們迅速遺忘，如身體寫作、網絡上流行的揭露自己隱私的私人寫作，還有最近被拿出來熱議的賈淺淺的“屎尿詩”等等，一些文學批評家抓住熱度迅速出擊，熱衷于對此做討論和分析、批評，認為代表了某種寫作新方向。但我們會發現，這往往仍然只是某種新的批評方法和新創作潮流在其伊始時為了強調其獨特性而出現的現象，一旦與文學相關，那么便需特別關注文學的審美性。也就是說，歸根結底，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的融合還要需要以文學的審美特征為主導，文化因素只是其深入研究的輔助。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盡管文學批評最終走向了文化批評，我們仍然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共識：即文學層面上的文化批評必須以文學為對象，并以文學的審美性特征為核心研究要素。這種對象性的確定，決定了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的交叉勢必要發生在基于文學文本的文化研究層面上。

三、文學批評的文化轉向勢在必然

（一）直接原因：文學批評的自反性和20世紀文學自身的嬗變

文化批評的興起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廣的社會語境與學術淵源。20世紀中后期，文學批評的功能發生深刻的變化，那種囿于文本本身、自足性的簡單解讀已經不再被批評家們滿足，他們越來越注重于揭示隱藏在文內底層或者說深層的一些東西，恰逢文化研究的興起，于是文化批評便應運而生。文學批評的這種自反性和前衛意識，使得它的社會文化解釋力與干預力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并由此導致了文化批評的勃興。另一方面，文學批評的這種文化轉向，從一定程度上也與文學自身的嬗變密切相關：20世紀后期，文學從文體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許多作家的創作由此走向了邊界模糊的雜文學，比較常見的方式有：把小說寫成隨筆、論文寫成故事、小說中融入詩歌精神、散文則更是成為各種文體的實驗田。文學邊界的這種有意模糊以及文本后來被發現具有多重隱含的特點，使得人們不再把文學作品中的審美性當成唯一和具有決定性的價值宣判，而是開始思考其他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對文本所產生的影響，“大眾文化語境中審美分析的有限性，必然要求批評尋找其他的突破路徑，文化批評便適逢其時地應運而生”e。

（二）現實原因：20世紀文學審美對象的擴大化

除了以上等原因使得文學批評不得不開始思考審美之外的因素，現實也向我們提出了問題，面對視覺圖像文化、網絡文化、性別文化與時尚文化以及20世紀發展迅猛的數字文化等等的沖擊，使得文學必須開始重新審視它原有的文學對象，擴大研究范圍，并且要重新考慮并確定其研究對象，比如文學與傳播、語言與視像、文學數字化傳播與傳統文學出版的關系、身體符號化成為一種文化，等等。這些問題的突現，讓我們不得不重視文學批評的文化特性。文學是用語言表達的藝術，也反映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因此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在批評對象上是相交的，只不過文化批評通常在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維度展開，而文學批評通常在審美維度展開。因此，以文化研究為背景的文學批評，在比較文學、“五四”新文學、歷史小說、女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等研究領域更有闡釋空間。“文化批評在文學研究中的恰當應用，是由作品的文化內涵決定的”f。中國人民大學的余虹教授認為，現代性文學觀念和實踐可能面臨著“終結”（指可能性窮盡、邊緣化、與社會發展脫節等），但文學性卻滲透在后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學術、消費、公共空間和文化等，這些現在看來已成為后現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實。基于這樣的現實，筆者認為，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勢在必行，也是順應文學發展及潮流的必然趨勢。

四、文學批評的文化轉向不會消解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

近年來學界一直對文化研究給文學批評造成的沖擊存在普遍焦慮，許多學者擔心文學批評的文化轉向會導致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消失，迷失在“文化批評”之中，從而使長期以來的純文學遭到沖擊甚至消解，甚至因此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論爭。

（一）“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的立場之爭

持“文學批評”立場的論者指責當代文化批評過分越界，認為將批評的注意力從文學文本本身及其現象和活動，轉移到了電影、電視、流行藝術、廣告、時裝、城市規劃等等一切只是與審美現象有著某種相關性的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去，實際上是在消解文學和文學研究。他們不無感慨和感傷地認為，中國文學好不容易才從政治功利的桎梏下掙脫出來，走向了文學自律的黃金時代，轉眼間卻又變得如此邊緣，無足輕重，什么都不是了。因此，在他們看來，文學批評的對象只能是文學，即便文學研究的對象可以從文化或審美意識形態等的角度進行，但文學批評的對象卻不可以無限擴大，文本的內涵也不能夠因為外延的盡情泛化而無限模糊化，最終導致任何事物都成了文本。另外，在持這種立場的論者看來，因為文學批評工作者本身專業的限制，他們不可能，也沒有那么多的能力去對文學之外的一切日常審美領域和現象進行專業性研究。持“文化批評”立場的論者則毫不客氣地指出，后現代以來，文學邊緣化乃至走向終結是鐵定的事實，因為日常生活審美化已經逐漸成為當代人們審美活動和藝術活動的中心，文學研究若是認識不到到這種“文學性”泛化的事實，重新思考和制定文學批評的主導范式，那么文學批評的前景將是黯淡和讓人堪憂的死胡同。因此，他們認為，當下的要務就是要將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擴大，讓學科跨界、重組或者聯合，以使原先狹隘的純文學文本批評走向文化批評。

（二）廓清關注焦點，是爭論解決的根本之道

可以看到，二者爭論雖然激烈，但焦點卻集中在批評和研究的對象上。而實際上，從我國當代文化批評的主要著力點來看，其關注點恰好正是放在對象的擴大上，已然將目光從過去單一的文學文本研究、高雅和嚴肅的文學文本上移開，開始致力于大眾文化研究，致力于一切日常生活現象和通俗審美領域。因此，這兩派學者的論爭并非不可調和，只是他們把爭論的焦點放在“對象”而不是“問題”上，由此而產生的誤區才導致了他們的這種擔心。要知道，當下我們所熱議的文化批評并非是一個新興的學科，而只是一種新的話語方式，用某位學者的話來說，這些擔心實際上是“沒有擺脫科學主義的桎梏，沒有抓住國際性當代文化研究發展的根本所在”g。究其根本，持“文學批評”立場論者所擔心的無非是“文化批評”所呈現出的這樣一種批評實踐，即它在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審美實踐方面表現出了一種過分關注的態勢，從而顯現出了一種強烈的世俗化傾向，這導致了對深度關注的不夠，也就是所謂的某種“后現代”特征。但其實，這種所謂的“后現代”特征是非常令人懷疑的。學者們的這種擔心并非“杞人憂天”，因為這種所謂的“文化批評”并不符合真正的后現代精神，也就是“非中心”的精神，他們只是試圖通過重新定義中心來排斥傳統上我們認為的那種文學——嚴肅文學和高雅文學，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排斥實際針對的只是代表著知識分子言說的文學，這無疑是又犯了另一種走極端的錯誤。后現代意義下的“文化批評”雖然強調“非中心化”，但它并不以建立另一個“中心”去否定以前的文學批評，從而把話語權爭奪過來為目的，相反，它是文學批評在發展過程中必經的一個過程，也只有把文學和文化結合起來，文學批評的路才會走得更遠。另外，很明顯，文化批評是從文學批評中生發出來的，因此在很多層面上與文學批評互相交叉和互滲，并且常常會涉及文學文本、文學現象、文學活動，等等，因此，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在實踐中也許邊界比較模糊，在理論上卻無需爭論，需要的只是在“對象”與“問題”這個關注焦點上予以廓清。

（三）文學批評的文化轉向不會消解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

金元浦教授曾在《人的全面發展與文藝學建設學術研討會》一文中指出，當代文學的文化轉向源于當代社會生活的轉向，既是歷史的總體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文學自身內部要素運動的結果。就文學而言，世界上沒有固定的文學，其邊界也不可能一直變動不居，文化轉向正是文學學科內爆的結果。至于文學的文化轉向是否會引起文學本體消解和文學審美性的消失？筆者認為，這樣的憂慮大可不必，縱觀歷史上文學之發展，文學的邊界，包括它的種類和體裁等事實上一直都處在變動之中，比如散文、詩歌之發展和變遷。雖然當代藝術生態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學科“內爆”和跨界已成必然之勢，但可以看到的是，審美性卻成了商品世界的共有特性，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理當對這樣的發展現實做出積極回應，建設合理的對話語境，關注并尋找“間”性，搭建文學——文化之間的公共話語空間。因此，文學批評的文化轉向不僅不會消解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甚至可以說，它是文學批評在后現代環境下展示自己學科先進性，具有“與進俱進”生命力的一個極好例證。

五、面對文化轉向，要有鮮明的個人立場

許多長期從事純文學和藝術工作的學者，可能會更多地傾向于“為藝術而藝術”的從純審美角度出發的文學批評，這種堅守文學立場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但不得不承認這確實會局限我們對文學作品做出客觀評價。因為，某個時代的文學現象，總是與當時的政治、社會、民俗、語言乃至種族文化現象等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光從審美角度出發，則不免太過于眼光狹隘，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只要是具有相當分量的文學現象的研究，文化學方法、視點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的引入和運用幾乎是不可避免的”h。譬如中國新文學的開端——“五四”文學，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幾乎可以用同源共生的關系來形容，因此，如果研究五四新文學，卻完全忽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忽略從文化學的方法、視點與角度去探討，這種研究方法顯然難以想象也難以令人信服。所以，真正科學、公正的文學批評應該而且必須要考量文化的角度。總的說來，對文學作文化批評的意義，在于從文學的角度理解文化，同時從文化的視野來闡釋文學。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產物，雖然很多是作家虛構出來的，但同樣也反映了作家對現實的態度，批評家的任務應該是盡可能地從作品所包含的各個文化層面來解讀和理解作品，力求對作品的內涵做出全面、客觀的述評，使批評盡可能做到科學、公正。比如，對杜甫詩的研究，如果只是從審美的角度來評論，那么，他詩中純粹“美”的特征肯定不如同時代其他一些詩人的詩，但他之所以被尊稱為“詩圣”，無非是因為他的詩中包含了許多寫實的成分，對我們后人來說，是我們通過詩這種文化了解當時歷史的一個重要途徑，從歷史主義批評來說，他的詩具有相當高的價值。所以，如果我們僅僅從審美的角度來評價他的詩，我們就會錯過許多蘊含其內的東西。當然，我們在進行文學文化學批評的時候，也一定要防范和警惕“泛文化化”的傾向，當下的文學批評因為和大眾文化緊密相連而逐漸導致學科邊界的消失，產生了一定的“泛文化化”傾向，作為研究者，我們一定要有選擇性，不能把所有屬于文化的東西都包含進來。正如余虹博士在《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統治》的開篇一語雙關所說的：“于是在‘文化轉向’的鼓動下，我們看到聰明的文學研究者都紛紛與時俱進轉搞‘文化研究’了。”這表明他不僅看到了這種現象中部分“聰明”人的迷失和盲目追捧，也表明了自己堅守“文學”和“文學性”的立場，同時也在提醒著研究者們，不要在文藝研究的文化轉向中迷失了文學本身。

作者:石中華 單位:汕尾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