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在文學批評上的承前啟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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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構主義與羅蘭•巴特
在法國，結構主義批評最富成果與最有價值的當屬敘事學，而提起敘事學就不能不提到羅蘭•巴特。羅蘭•巴特對“文學以及一般文化現象的系統研究，對巴爾扎克、拉辛等作家具體文本的批評實踐，使他成為西方現代結構主義思潮在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1而他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創新與突破也使他成為結構主義文論向解構主義過渡的代表人物。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深受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后者的三大核心觀念可以歸結為：“語言的任意性、關系性和系統性”2，索緒爾認為，在語言或任何符號系統中，是一個符號與其他符號的區別構成了這個符號本身。如同一個棋子本身并不具備任何意義，它只有在被置于棋盤中時才被賦予了意義，因而結構主義是一種關系、一個系統，這些理論在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上則反映為一部作品就是個由各種關系組成的系統。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但語言本身具有穩固的結構，所以可以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認識語言現象的整體，這也是為什么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可以拋開外部環境的影響潛心于對文本語言的研究：語言的意義產生于語言單位的相互作用，因而只需在系統中對各語言要素進行共時性的研究。巴特在《批評和真理》中就認為文學研究的是文本所產生出的意義：“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為它把一種意義強加給不同的人，而是因為它向一個人暗示了不同的意義。”3而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巴特的結構主義觀點表現得更為清晰。對應于語言學中的描述層音素—詞語—句子，巴特的文學描述層為：功能層—行為層—敘述層。通過這種模式，巴特明確提出文學作品是一個完整體系，它有清晰的內在結構，人們可以通過這一結構了解文學作品形成的內部規律。巴特認為“文學作品與語言存在著相通之處，即語言中某一孤立元素本身缺乏意義，只有在與其他元素及整個語言系統聯系在一起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作品中某一層次也只有在與其它層次及整部作品聯系在一起的情況下才有意義。”4
二.羅蘭巴特思想的轉變
早期的羅蘭•巴特確實認為能通過對作品的切分與重組來找到文學作品的內部規律，而這一分析范式不禁使我們聯想到以加斯東•巴什拉爾為鼻祖，以讓-皮埃爾•里夏爾為代表的法國主題學批評。法國主題學批評旨在通過“對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現象進行細致分析，探究作者的意識或想象世界，構建作者的意識結構”5，而這一深層意識的網絡則被視為作品之源。巴特早期也從事主題學批評，但他在不斷的文學批評實踐中逐漸察覺了主題學乏味、重復與令人厭倦的批評模式，在《S/Z》的一開始，巴特就無不自我嘲諷地說到“據說，某些苦心修行的佛教徒能在一粒蠶豆中看到完整的景致”，巴特在這里明確表明了結構主義那種試圖在單一結構里發現適用于所有文本的普遍性結構模式的簡化分析“最終讓人毫無興趣，因為文本失去了差異性”。巴特認為追求這種同質是沒有必要，同時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試圖去開創新的批評關系模式。巴特曾在他的《結構主義活動》一文中說過，一切結構主義活動“目標都是要對一個客體進行重建，從而揭示該客體運作的規律”，他的敘事作品結構理論也正是遵循著這一原則，認為可以找到一種所有文學作品都共有的普遍模式，但正如他在《S/Z》的開頭所自嘲的那番一樣，巴特意識到，如同無法從一粒蠶豆窺看到整個大千世界一樣，他之前孜孜以求地試圖以單一結構洞悉所有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對這種單一結構的追求最終只會將文學作品的豐富性和獨創性扼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巴特背棄了結構主義并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呢？
三.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
巴特轉到解構主義行列的行動正是從他開始關注讀者對文本的主觀反應開始的。在《S/Z》中，巴特“不否定作品的意義，卻否定了作品的終極意義；雖不否定作品存在著結構，卻否定了結構的簡單化和模式化；雖不否定結構分析的科學性，卻否定了結構分析的局限性和靜態性。”6不難看出，《S/Z》是巴特在從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過渡中邁出的第一步。結構主義在肯定作品中心意義的存在這一點上，并沒有脫離傳統文學批評的觀念，而巴特則明確地表明了對作品中心意義存在的否定，他指出，作品不再是一個具有中心或本質的封閉結構，而只是“文本”。符號在“文本”中進行著無窮無盡地相互指涉、游移與置換，這樣一來就造成了“文本意義的不斷播撒、擴散和增值”7。既然作品的終極意義不復存在，那么讀者則有權重寫文本，作者再也不是文本的源頭與終結。如同巴特在《S/Z》中區分了“可讀的”與“可寫的”作品，在“可讀的”作品中，讀者只能被動地去閱讀作品，這類作品是消費性的，不具有重讀的意義；而“可寫的”作品要求讀者以一種主動參與的姿態去閱讀，讀者不再是被動的消費者，而成為了文本的生產者，通過自己的積極思考參與到寫作過程之中。總之，結構主義最終目的是尋找作品存在的終極真理，而解構主義則認為此舉為徒勞，作品的終極意義不存在。羅蘭•巴特的解構主義以“文本是能指的天地”對結構主義的作品單一整體結構進行了無情消解。如果說結構主義的核心是中心化與確定性的話，那么解構主義的核心就是分散性與不確定。解構主義事實上就是對結構主義的一種解構。
四.結語
結構主義文論及其批評實踐確實在許多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啟示，例如結構主義受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影響而突出的文學結構作為“語言”的意義，強調文學作品的內涵只有在整體中才能真正被認識，強調透過具體、個別的文學現象來深入把握文學內在的普遍本質的研究方法，這對在結構主義文論盛行之前占統治地位的歐美新批評“局限于單個作品文本細讀而顯得機械瑣碎的作品詮釋方式，是一個矯正。”8但結構主義最終還是轉向了解構主義，作為結構主義陣營的核心人物，羅蘭•巴特也率先對結構主義做了清算，勇于用自我否定來投向解構主義的懷抱，羅蘭•巴特用其否定文本結構中心和文本終極意義的閱讀理論，對強調文學結構的穩定性與作品單一結構的結構主義文論進行了抨擊。事實上，結構主義的這種命運其實早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中就已埋下伏筆。差異理論是索緒爾結構主義思想的基石，即所有意義都是差異的產物，巴特正是利用這一理論，在《S/Z》中對《薩拉辛》進行了分析：既然意義是由語言的各項差異產生而來的，并且每一項都可以和無限多項形成差異，那么也就不應存在所謂終極意義了。從某種意義上看，結構主義文論的泛語言化傾向與泛科學化、泛模式化傾向使得它逐漸走向沒有活力，而解構主義是一場從解構主義內部發起的顛覆與瓦解結構主義的活動，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的轉變是由結構主義內在本質所決定的，有著其歷史必然性。如果問解構主義是否帶來了活力，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事實上也回應了有關這兩者之間的“歷史必然性”的滑動，所謂“活力”指向解構主義的意義，即以其走向無意義、抑或多元意義的姿態來表明其本身的意義，同時也顛覆了結構主義的無中心的中心立場，更重要的是解構主義啟蒙了后結構主義語境下對歷史的重新認識，新歷史主義因此登上歷史舞臺。
參考文獻
[1]馬新國主編.西方文論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朱剛編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羅蘭•巴特.批評與真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羅蘭•巴特.S/Z[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汪民安.誰是羅蘭•巴特[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吳夢蕾 單位：廣西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