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混雜在現(xiàn)代白話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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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至“五四”時期，翻譯文學無論在語言層面還是在文化價值層面，都是一種混雜的文化行為。只是它在不同歷史階段以“歸化”或“異化”的方式，強調(diào)了某一方面的文化價值取向。這種“文化混雜”的翻譯實踐為白話的現(xiàn)代化提供了豐富的語言資源，而且由翻譯帶來的文化重構(gòu)，為白話文的成長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文化氣候。
關鍵詞：翻譯文學；歸化翻譯；異化翻譯；文化混雜；現(xiàn)代白話
一、“本色化”的基督教翻譯文學
除了作為基督教傳教藍本的《圣經(jīng)》，英國作家班楊的《天路歷程》也是流行世界的基督教文學作品。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為面向中國不同的社會階層傳教布道，《天路歷程》在中國不同地區(qū)都有方言本與官話本，其中都使用了“本色化”的翻譯方案。所謂“本色化”，就是“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接觸后所產(chǎn)生的文化變遷的過程”［3］2。1865年，英國傳教士賓威廉（WilliamMuirhead）在北京重譯的官話本之所以成為“最流行、影響最廣泛的白話譯本”［4］，與其通俗的“本色化”翻譯方案不無關系。第一，賓威廉保留了自己在1853年翻譯的文言本圖案，從人物到背景，把富含西方基督教含義的圖畫替換成帶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佛教元素圖畫；第二，更重要的是，此版本的語言載體是中國北方地區(qū)廣泛使用的官話白話；第三，譯者在每卷結(jié)尾處都用俗話、白話自行創(chuàng)作一首帶有基督教勸勉性質(zhì)的詩歌，總結(jié)說明此卷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自創(chuàng)詩歌和來自原文的譯詩，除有少量幾首遵循了中國古詩的格律規(guī)則，多數(shù)詩歌擺脫了中國古詩規(guī)范的窠臼，屬于典型的歐化白話詩。例如，在1866年《續(xù)天路歷程官話》中出現(xiàn)的譯詩片段，已和“五四”時期的白話詩十分相近。整體來看，《天路歷程》的官話白話翻譯是一種歸化翻譯，而這種歸化翻譯從語言形式到圖畫等副語言形式都混雜了許多異質(zhì)因素。與其說賓威廉的“本色化”翻譯造成了文本變遷，倒不如說是由于“文化旅行”而造成了一種“文化變異”。這種“變異”，既不同于源語文化，又有別于目的語文化。這種“文化混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加強源語文化的意義。無論是官話白話的使用，還是混雜出現(xiàn)的歐化詞匯和句式，都是為了更有效地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受眾傳播基督教教義，這也在客觀上豐富了白話文現(xiàn)代化的資源。
二、嚴復和林紓的“歸化”翻譯
在語言形式方面，嚴復和林紓的翻譯都是以文言文為載體的歸化翻譯，但二者的“歸化”卻有許多不同之處。翻譯內(nèi)容上，嚴復雖不是以翻譯文學著稱，但是他翻譯了震動中國思想界的《天演論》，在翻譯理論方面，他倡導的“信”“達”“雅”成為影響翻譯文學至深的詩學原則。就“中學”而論，嚴復博得美名離不開其古雅的桐城文風，其譯著《天演論》取“雅”而舍棄“信”和“達”。從嚴復和桐城派大家吳汝綸的通信上看，嚴復曾反復謙虛求教于吳汝綸，請其修改《天演論》文稿。嚴復此舉的目的在于順應其目標讀者———士大夫階層的閱讀口味。耐人尋味的是，也許是受佛經(jīng)翻譯的影響，對西學知之不多的吳汝綸卻對翻譯的“異化”規(guī)則頗為熟稔。嚴復對《天演論》中來自西洋古書的引喻做了漢語歸化處理：“事理相當，則以中國古書故事代之”［5］1413。對此，吳汝綸則強調(diào)異化處理：若以譯赫氏之書為名，則篇中所引占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為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故非赫氏所及知……［6］1560嚴復顯然接受了吳汝綸的建議，但對于漢語沒有對應的西方政治經(jīng)濟學術語，嚴復既沒有保留原著詞匯，也沒有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資源，而是采取了仿照原文自造新詞的“異化”策略。嚴復拒絕使用當時比較流行的日譯詞匯，而是自創(chuàng)了許多新詞，但現(xiàn)代漢語中卻很少保留下來。吊詭的是，嚴復眼中的“西學”近乎完美，但他卻用“歸化”桐城古雅文風的譯筆來譯介異質(zhì)性的西方思想學說，這點看似十分矛盾。而胡適對嚴復的這種翻譯策略解釋為“不得已的辦法”：“當時自然不便用白話；若用白話，便沒有人讀了”［7］115。另一方面，嚴復未經(jīng)科舉，一直未得朝廷重用，在以科舉取士、官本位思想嚴重的封建中國，這無疑是嚴復的一大心病。由吳汝綸書信觀之，吳對嚴的境遇頗感不平：“以執(zhí)事兼總中西二學，而不獲大展才用，而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事”［6］1560。因此，嚴復的古文翻譯有以桐城文筆博取士大夫階層贊許進而通過社會高層傳播社會思想學說之嫌。簡言之，嚴復的“歸化”翻譯只是在文體形式上借用了符合中國古典詩學原則的桐城文筆，其真意卻在于推行異質(zhì)性的西方社會思想學說。雖然嚴復的“天演”思想在上層建筑的深層結(jié)構(gòu)———思想意識形態(tài)領域造成了巨大影響，但也只是在文化環(huán)境上為現(xiàn)代白話文的深化創(chuàng)造了條件，其譯詞并沒有豐富白話語言。林紓的“歸化”翻譯在文體形式和內(nèi)容上顯然不同于嚴復的翻譯。首先，在文體形式上，由于林紓本人不懂外語，對于原文的理解主要依靠口譯中介人，所以，他的翻譯近乎是一種以文言改譯的創(chuàng)作活動。雖然林紓不排斥直譯的方式，但他的譯文經(jīng)常意譯、譯述結(jié)合甚至有大幅度的改譯、改寫，對原文的偏離之處，遠遠多于嚴復的翻譯。林紓關注的重心顯然傾向于譯本，這也給了他發(fā)揮文言文筆功底的空間。他的翻譯不只是簡單順應文言文故有的語言規(guī)范，而且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了文言文的簡潔和動感之美，略去了西方文字笨重呆滯、繁文縟節(jié)。有時不免有所誤譯，成為新文學精英詬病之處，但并不能掩蓋林紓古文翻譯的精彩。例如，以“惟以此衣上漁夫，其狀當奇劣，然思之未敢出口”［8］19對照原文，便會發(fā)現(xiàn)，林紓行文之簡，令人稱奇，英語短句Imustacknowledge（我必須承認這一點）僅以“當”字表達。不可否認的是，林紓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屢屢流露出歐化語法挑戰(zhàn)和沖撞文言文故有句法的痕跡，新文學話語敘事在挖掘白話語法資源的時候卻忽視了這一點。其次，與嚴復傳播西方思想的翻譯不同，林紓向國人介紹泰西文學，以改造本土文化為目的。他的歸化翻譯經(jīng)常是對原文進行節(jié)略、改寫、增衍，不但以中國古典小說的體式和語言來歸化和改造西洋小說，還常把西方的人文傳統(tǒng)和社會倫理比附于中國傳統(tǒng)儒家倫理道德觀念。這種由文化價值觀念上的混雜而導致的翻譯嚴重變形，顯然是受到了以“中體西用”為宗旨的“實學”翻譯的影響。翻譯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利時學者AndréLefevere指出，導致文學翻譯改寫的詩學原則之一是翻譯作品的主題必須和目的語的社會價值系統(tǒng)相關［9］26。林紓以本土文化“孕化”西洋文化，致使很多愛情主題的小說帶有中國傳統(tǒng)道德色彩，這種文化變體兼具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審美體驗。簡而言之，一方面，嚴復的“歸化”翻譯以高雄古雅的桐城派文言文為語言載體，意在向主流文化精英傳播異質(zhì)性的社會學說，客觀上加深了人們對西方現(xiàn)代思想的認知，為白話新文學的成長作了文化鋪墊；林紓的“歸化”翻譯無論在形式和內(nèi)容上都以古典傳統(tǒng)文化為中心，在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中贏得了更廣泛的讀者群，將西方的文學觀念悄然地植入讀者腦海，從觀念上改變了國人對小說的偏見，為新文學造就了準讀者和作者。另一方面，嚴復和林紓的“歸化”翻譯混雜的“異化”成分，諸如直譯外來專有名詞、自造新詞、歐化句法的使用等，為白話的現(xiàn)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資源，也是值得重視的。
三、梁啟超的政治小說翻譯
的失敗讓維新派精英認識到政治重構(gòu)必須從啟蒙大眾做起，而文學是社會啟蒙的利器。為改造國民性，盡快提高國民政治意識，達到“新民”之目的，梁啟超把譯印西方政治小說作為文化參與政治介入（PoliticalEngagement）的首選。他把《譯印政治小說序》作為他翻譯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的序言，以歐洲各國及日本為例強調(diào)政治小說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彼美英德法奧意日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國民之魂’”［10］172。以翻譯政治小說作為“新民”的手段，就要使用大眾的語言。晚清民初，由維新派提倡的“詩界革命”“新文體運動”及“小說界革命”等白話運動初見成效，各地已出現(xiàn)通俗文體的白話報，這為白話翻譯政治小說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環(huán)境。梁啟超于1898年在《清議報》第一期開始連載自己翻譯的日本政治小說《佳人奇遇》，接著又翻譯《十五小豪杰》并連載于《新民叢報》2卷24號。這兩部小說都使用了雜糅部分文言的通俗白話，這在當時主流文化仍以文言行文的背景下，屬于難能可貴的“異質(zhì)”翻譯行為。《十五小豪杰》（轉(zhuǎn)譯日本作品）的前4回采用了白話翻譯，《佳人奇遇》整篇用半文半白的俗話翻譯而成。但這兩部翻譯小說通篇都間雜著文言賦詩，人名地名也都以中國本色的詞匯創(chuàng)制。《十五小豪杰》在體式上還是典型的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體。翻譯的方式上，這兩部小說以意譯為主，翻譯中附有作者評論或長段注解。與嚴復不同，梁啟超受到日本文體改良的啟發(fā)，認為由古語文學變?yōu)樗渍Z文學是文學進化的一大關鍵，他翻譯這兩部政治小說，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為了白話文寫作實踐。對于核心的政治詞匯的處理，梁啟超直接使用了許多日本翻譯的西方詞匯，諸如“社會”“議院”“自由”“權(quán)利”“國家”“國民”“立憲”等等。這些詞匯有些原本是日本從中國古代漢語中借用，但再次引入中國的譯作之中，經(jīng)過跨界旅行，已具有現(xiàn)代含義。不難看出，“議會”“權(quán)利”“自由”“民政”“獨立”等詞匯，表達了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情懷。小說還常以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影射當時的滿清社會，這種帶有類比性政治重構(gòu)的翻譯，和林紓以儒家道德、忠君思想來“孕化”西方社會倫理和人文傳統(tǒng)的“歸化”翻譯是截然不同的。整體看來，梁啟超采用了文白夾雜的語言、章回體格式等“歸化”手段來翻譯政治小說，以爭取底層社會的讀者，以利于宣傳民族獨立和君主立憲政治構(gòu)想，從而達到改造國民性的“新民”目的。梁啟超的政治小說翻譯不僅開啟了白話翻譯小說的先例，還帶動了社會譴責小說、虛無黨小說以及鴛鴦蝴蝶小說的寫作高潮，為新文學的誕生創(chuàng)造了必要條件。另外，他的“歸化”翻譯是一種混雜了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化的變異文本，他翻譯的政治小說常以書中的西方或日本社會與當時中國社會做類比，實際上是把西方的政治觀念做了本土化處理。這一點也體現(xiàn)了“新民”的政治教育以本土文化主義為本位。學習西方列強的政治文化正是為了改造國民，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富強，擺脫西方的侵略和控制。
四、《新青年》的“異化”翻譯
無論出于何種翻譯目的，清末的翻譯文學都出現(xiàn)了以中國本色文化“孕化”外來異質(zhì)文化的傾向。“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則進入了另一個時代，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學翻譯，在語言載體、翻譯選材、翻譯方式等各個方面都以“異質(zhì)性”的策略表現(xiàn)出“新”的面目。首先，最有特色的是，新文學精英借“《新青年》雜志來做白話文章的試驗場”⑵，文學啟蒙是從用白話翻譯入手的。《新青年》之所以占據(jù)了白話文運動開風氣的地位，是因為其無論是在理論建設還是在白話實踐方面，同期其他雜志都是難以超越的。同時期的《東方雜志》等刊物也刊載了文白夾雜的文學翻譯，但這些雜志都沒有提出白話文改革的理論性口號。1917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義》發(fā)表以后，陳獨秀才充分認識到白話文乃為文學革命必要部分，并發(fā)表了《文學革命論》進行聲援，此二文是白話文理論建構(gòu)的革命性綱領。理論摸索的過程中，陶孟和與錢玄同提議《新青年》模仿留美學生主辦的《科學》雜志，采用“左行橫迤”排版格式、采用西式標點和句讀、模仿歐式句法的主謂賓結(jié)構(gòu)，這些建議都被陳獨秀采納。與清末的文言翻譯相反，這種異質(zhì)性的白話翻譯以“差異”挑戰(zhàn)以至顛覆故有的民族文化價值觀，帶有強烈的破壞性。意大利后殖民文化學者LawrenceVenuti指出，原文差異只有通過打破目的語通行的文化原則才能存活⑶。用語言來表現(xiàn)差異，以胡適、陳嘏、劉半農(nóng)和周氏兄弟等為代表，他們是《新青年》白話翻譯的重要踐行者。胡適用白話翻譯了俄國作家泰萊夏甫的小說《決斗》，此譯和陳嘏用白話翻譯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弗羅連斯》一同刊載在《新青年》2卷1號上，掀起了《新青年》白話翻譯經(jīng)典的熱潮。需要注意的是，《新青年》的文言翻譯文學要遠遠多于白話翻譯，即使是白話翻譯也經(jīng)常是文白間雜，其他欄目的文章基本都使用文言文。以劉半農(nóng)的白話詩歌翻譯為例，譯詩混雜了大量的文言詞匯，也常借用古典詩詞格律及體式，文言味道比較濃厚。如：“我昔最懼死，不愿及黃泉。自數(shù)血戰(zhàn)績，心冀日當天。日當天，血腥盡散如飛煙。”［11］其次，直譯是《新青年》翻譯的又一“異化”特色。意譯曾是林紓和梁啟超青睞的手段，梁啟超在《論譯書》中認為：“凡譯書者，將使人深知其意，茍其意靡失，雖取其文，而刪增之，顛倒之，未為害也。”［12］50意譯和直譯關系到翻譯的“通順”和“忠實”，為“忠實”采取直譯，有時就要舍棄“通順”。《新青年》的讀者張壽朋對周作人直譯詩歌頗有微詞，認為胡適譯詩符合讀者預期，而周作人譯詩“中不像中，西不像西”⑷。讀者難以接受風格迥異的白話譯詩，體現(xiàn)了時代的詩學原則對讀者欣賞水平的限制。周作人在給讀者的回信中批駁了清末翻譯的“融化”之說，認為翻譯最好“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⑸。直譯是造成偏離主流詩學系統(tǒng)的異化方式之一，“譯文越接近原文的措辭，對讀者來說就越顯得異化”［13］129。周作人的直譯正是通過竭力保留源語言的詞句順序，造成對目的語主流話語文體的偏離，對抗主流話語的“歸化”翻譯，進而達到改造目的語文化的效果。再次，選材之“異”。《新青年》的選材經(jīng)歷了從翻譯“歐洲經(jīng)典”到“弱小民族國家”文學作品的過程。1915年11月15日，陳獨秀在《青年雜志》1卷3號、4號上發(fā)表了《現(xiàn)代歐洲文藝史譚》，倡議以翻譯世界大文豪的作品進行思想啟蒙。創(chuàng)刊之初的《新青年》翻譯了許多經(jīng)典作品。但是，從4卷開始，《新青年》展現(xiàn)了自己獨有的特色，雜志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都明顯轉(zhuǎn)向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弱小民族”的作品。據(jù)趙稀方統(tǒng)計，自4卷1號至9卷4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譯“弱小民族”文學16種，俄國作品8種，魯迅翻譯俄國作品2種［14］225。施萊爾馬赫認為，“異化翻譯的首要機會出現(xiàn)在外語文本的選擇上，譯者可以通過翻譯那些遭到排斥的文本，在英語中重構(gòu)外國文學律典，抵抗英美文化中的主流話語。”［15］129同理，《新青年》通過選擇當時主流文化認為比較邊緣的“弱小民族”文學，不僅影響了雜志自身的翻譯選材，而且引起了中國文壇在1920年代翻譯俄國和“弱小民族”作品的熱潮，在文化重構(gòu)中起到了引領作用。商務印書館旗下的《小說月報》在沈雁冰的倡議下，1921年出版了“被壓迫民族文學號”；《東方雜志》與《新青年》論戰(zhàn)后，于1920年開始改版，也翻譯了大量俄蘇作品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述的各種異質(zhì)性翻譯，都可以看作《新青年》翻譯文學對“陌生化”手段混雜的運用。20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把“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解釋為：“要審美主體對受日常生活的感覺方式支持的習慣化感知起反作用……使審美主體即使面臨熟視無睹的事物時也能不斷有新的發(fā)現(xiàn)，從而延長其關注的時間和感受的難度，增加審美感……”［16］339《新青年》翻譯文學運用“陌生化”手段首先表現(xiàn)在其語言注重傳達“異國情調(diào)”（Foreignism），挑戰(zhàn)讀者熟知的文言審美體驗。例如，雜志從1卷至3卷英美文學作品和部分非文學作品的翻譯，是以“英漢對照”的形式出現(xiàn)的；翻譯作品中常混入不做翻譯的外語詞匯，甚至有的文章題目直接是外語。其次，《新青年》翻譯文本的“陌生化”還經(jīng)常表現(xiàn)在古語、白話文、源語言、造詞的混合運用。以詩歌翻譯為例，上文劉半農(nóng)的譯詩就是混合了古詞、新詞、半白半文語言、格律詩的體式、英語對照格式的變異體；陳獨秀翻譯的美國國歌《亞美利加》［17］則使用了文言古體詩的形式，以文言為主、混雜白話新詞、配有英語對照。總之，這種“陌生化”的文化變體的文學翻譯，以“異質(zhì)性”的語言、文體形式和價值主題，挑戰(zhàn)了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念和審美體驗，為白話文的現(xiàn)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五、結(jié)語
后殖民主義學者霍米•巴巴在巴赫金“復調(diào)”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引用了生物學詞匯“混雜性”或“雜交”（hybridization）來研究殖民地國家的文化混雜。但他本人沒有對這一概念進行明確定義，DavidHuddart將霍米•巴巴的“雜交”理論總結(jié)為“混雜性是說不同文化間不是分離迥異的，而是相互碰撞和交流就導致了文化上的混雜化”［18］114。清末至“五四”期間，中國輸入外國文學的個體經(jīng)驗當然不同于后殖民話語中第三世界國家文化殖民經(jīng)驗，但霍米•巴巴的文化“混雜”概念，對翻譯研究卻不無啟示。用“歸化”或“異化”翻譯來定義清末至“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只是體現(xiàn)了翻譯強調(diào)了某一方面的文化價值傾向。不管是在語言還是在文化價值方面，各個時期的翻譯都體現(xiàn)了本土文化和“異質(zhì)”文化的混雜。綜上所述，翻譯行為不是一種單純的“歸化”或“異化”，而是一種混雜的文化行為，只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強調(diào)的文化價值不同。清末至“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不只是在上層建筑的表層———字、詞、句、語法等語言層面為白話的現(xiàn)代化提供了必要資源，更重要是在上層建筑的核心層———翻譯所強調(diào)的文化價值層面，為白話文的成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源。
作者：侯杰 單位：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