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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連續體理論在澳大利亞的誕生在世界各國檔案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中國也不例外。早在20年前,創制于澳大利亞的文件連續體理論就已經漂洋過海進入中國檔案學者的視線,并在中國檔案學者的努力下形成了一批本土化研究成果。我國對西方理論的移植并非一種復制過程,而是結合中國國情、摻雜主觀加工色彩、具有創造性的認知過程,本文將文件連續體理論在中國引入、傳播、發展過程中對理論的理解和闡釋稱為理論中國化認知。從理論引入初期迄今,中國檔案學界對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認知情況的討論接連不斷,學者們從理論中國化的認知現狀[1][2]、認知過程缺陷[3][4]、術語翻譯問題[5][6]等方面進行了梳理和批判,極大促進了理論中國化研究的發展。然而,目前有關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認知情況的研究只是基于文獻閱讀或學術經驗作感性描述,或對理論認知不夠深入,或僅從某一角度展開討論,研究深度和系統性不足。因此,本文將采用質性內容分析方法,對相關文本深度分析,考察和審視文件連續體理論從21世紀初至今的中國化認知情況,以系統呈現我國檔案界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認知過程和認知現狀,基于此總結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特征,以期幫助學界正視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進程中的問題,并為其他西方理論中國化研究提供思路借鑒。
1研究設計
1.1研究方法與數據收集。質性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常見的質性研究方法,它是用于分析質性文本數據的方法之一。與傳統內容分析法不同,它不再局限于顯見的文本內容或量化分析,而是依賴闡釋學的傳統理論,通過詮釋、分類和分析來完成編碼,其中的文本理解和詮釋所起的作用遠大于在傳統內容分析中的作用。[7]本文擬通過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相關文獻和專著的反復分析和詮釋達到識別認知現狀的研究目的,類目名稱和編碼數量歷史性變化則能夠反映理論認知的歷程和特征。由初步文獻檢索結果可知,中國學者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研究集中在檔案學專業內部,故從檔案學學術論文和專著入手考察我國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認知過程和現狀。國內至今仍未形成對“records”譯法的定論,故在檢索國內文獻時以“文件連續體”“檔案連續體”“記錄連續體”三個檢索詞在CNKI、維普、萬方等數據庫中分別進行主題檢索,檢索時間為2021年1月13日。經去重和篩選,最終得到相關文獻156篇(包括138篇期刊論文、14篇學位論文和4篇會議論文),相關專著16本,時間范圍覆蓋2000年至2020年共20年。每篇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單獨形成為一個分析單元;對于學位論文和專著,只選取其中與文件連續體理論有關的章節作為分析單元。
1.2數據分析方法。質性內容分析過程是非線性的,往往有重復和反饋的步驟,研究者逐步分析數據形成類目、修改類目的階段是分析過程中的重點。具體而言,質性內容分析過程包括:①開始分析文本,給重要文本段做標記、寫備忘錄;②創建主要的主題類目;③初始編碼過程:使用主類目對現有數據進行編碼;④編錄歸屬于同一主類目的所有文本段;⑤界定子類目;⑥二次編碼過程:使用詳盡的類目系統編碼所有數據;⑦基于類目進行分析,呈現研究結果。[8]在類目構建方面,對文件連續體理論認知觀點進行類別劃分可以借鑒國內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綜述的相關結論,因為文獻綜述的工作之一就是歸納已有研究中涉及的主題和內容,也就是從整體性的角度對主要認知觀點進行宏觀概括。據此,參考和整合相關研究綜述的分類觀點,并結合筆者的前期研究經驗,概閱所有文本后初步設置了四個主類目,分別是“理論形成”(文件連續體理論的起源與演變過程)、“思想內涵”(文件連續體理論及其模型的概念、性質、內容等基礎內涵)、“理論應用”(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應用方式、思路或場景)和“延伸思考”(中國學者對理論的主觀認知和思考,如理論評價與發展)。前三個主類目分別指理論的起源與演變過程、理論及其模型的思想內涵、理論的實踐應用,較為全面地概括了理論研究的各個層面,“延伸思考”則是中國學者在進行理論中國化研究時除了理論本身研究之外必不可少的研究內容,如對理論的批判和發展,其中同樣體現了研究者對于理論的理解和思考。構建出主類目后,再采用推論-歸納的類目構建方法,根據主類目從數據中尋找相關內容并大致加以概括,歸納式地建構子類目。隨著文本分析和編碼工作的開展,在主類目下不斷有新的子類目形成,筆者根據知識經驗將主題相似的子類目進行合并歸類,并在此過程中重復思考和檢查子類目的合理性和互斥性。例如,“思想內涵”主類目下包括“文件連續體模型”“連續體概念”“理論性質”“理論基礎”“實踐內涵”“其它”等8個一級子類目和27個二級子類目。子類目基本定型后,展開二次編碼。最后對所有類目進行縱向時間和橫向主題的分析,呈現分析結果。文本編碼和類目構建過程主要借助MAXQDA軟件來實現。根據上述方法,最終共形成19個一級子類目、52個二級子類目、1158個代碼。
2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認知歷程
從縱向時間視角來看,分析樣本的年度分布圖如圖1所示。年度分布圖直觀描繪了我國文件連續體理論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自2000年第一篇相關文獻發表之后,發文量一直呈波動上升的趨勢,直至2007年,學界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討論逐漸白熱化,發文量達到頂峰;隨后熱度降低,發文量逐年下降,進入低谷;2016年之后,學者們開始了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新一輪討論。結合各個時間段的學術背景、代表研究者與研究特征,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認知的發展脈絡可大致劃分為理論引入與爭鳴(2000年至2006年)、理論吸收與應用(2007年至2016年)、理論批判與發展(2017年以后)三個階段。結合這三個時間段對相關編碼進行頻次統計,可以看到不同時間段內子類目頻率的變化,從而總結出我國檔案學界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認知歷程。
2.1第一階段:理論引入與爭鳴階段(2000年至2006年)。本階段包括56個分析樣本,共有323次編碼,涉及31個二級子類目。本階段雖然樣本量不在少數,但析出的二級子類目數量最少,說明該階段的研究主題較為單一,正處于初始階段。2.1.1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初步引入。21世紀伊始,計算機技術迅速發展,辦公自動化普遍應用,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記錄產生于電子環境中,電子文件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思想成為檔案學研究的新課題,在電子文件時代應運而生并廣泛影響西方世界的文件連續體理論自然引起了中國檔案學者的關注。2000年,張寧編譯了《電子文件保管模式之爭》一文,其中首次將“recordscontinuumtheory”譯為“文件連續體理論”引入中國,此文指出“文件連續體”是“檔案文件管理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認為文件連續體思想與電子文件分散保管的要領緊密相連,體現了前端控制思想。[9]2001年,張寧在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中國首屆檔案學博士論壇上提交論文《文件連續體理論之比較研究》,該文揭示了文件的結構化過程,并對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異同展開比較。[10]安小米的《文件連續體模式對電子文件最優化管理的啟示》一文基于原始英文文獻對連續體的概念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并探究了文件連續體模式最優化管理機理,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電子文件最優化管理的框架。[11]該文中的內容在此后的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中被大量引用,它的發表一方面進一步激發了中國檔案學者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研究興趣,另一方面也打開了在電子文件管理領域應用該理論的大門。可以看到,早期的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與電子文件管理研究是分不開的,隨后,文件連續體理論被作為理論基礎初步應用于電子文件鑒定[12]、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13]、電子政務[14]、文檔一體化[15]等研究中,成為電子文件管理領域的“理論支柱”。2.1.2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早期質疑與批判。在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積極地引介和推廣之外,還有一部分觀點對理論內涵持質疑和觀望態度。這一階段對理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對理論所指的電子文件運動無階段性(即不同階段之間沒有明確界限)的批判。一方面,許多學者堅持認為電子文件的階段性不可磨滅,從根本上否認了文件連續體理論中“文件從產生的那一刻開始就同時具有了多重價值”的論斷[16];另一方面,有的學者即使接受了無階段性的論斷,也提出了其背后的其他問題,如它混淆了文件各相關主體間的義務、責任、權限[17],不利于更加細密地研究文件運動[18]等。其二,對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國情的質疑。文件連續體理論剛引入我國時,文件管理的對象仍以紙質文件為主,因此,這一被認為是針對電子文件管理的理論在適用性方面受到質疑,如有學者指出,用從文件形成到文件作為檔案保存和利用的連貫一致的管理方式來要求紙質文件的管理是不現實的,[19]必須將文件與檔案系統有效地銜接起來,否則文件連續體理論只能是一種理想。[20]2.1.3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關系探討。在文件連續體理論引入早期,對于理論本身的介紹,除了張寧和安小米之外,僅有一篇文章較為詳細地討論了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后現代主義和結構化理論背景,[21]而更多的學者則將注意力轉移到他們提到的另外一個議題: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關系以及“孰優孰劣”的比較。由于文件連續體理論對被我國檔案學界奉為圭臬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產生了挑戰,徹底推翻了文件流轉過程的單一線性模式,因此,在引入初期,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比較研究幾乎占據了整個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的半壁江山,眾多學者皆圍繞此議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22][23][24]對該理論的評價毀譽參半,取代論、補充論、兼容論、互補論、并行論等觀點不一而足,且相似的觀點被反復討論,產生了一大批重復性研究成果。在二者關系比較討論的基礎上,以何嘉蓀為代表的文件運動理論建構者借鑒并吸收了文件連續體模型的基本內容,開發了由軸、維、域三個結構要素組成的文件運動模型,[25]這是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最為典型的例子之一。此階段內關于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關系辯論的文獻占據大半,且對于該問題的(重復性)討論一直斷斷續續地維持到2010年左右,可見學者們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印象和認識是極具爭議性的。不過好在2006年出版的經典教科書《檔案學概論(第二版)》為這一棘手的問題統一了答案:“文件連續體理論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電子時代的補充和發展”,[26]這一官方回答基本采納了“補充、修正”的說法,[27]較為溫和中庸,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場激烈的學術論戰。
2.2第二階段:理論吸收與應用階段(2007年至2016年)。本階段的樣本量和編碼量都屬三個階段內最多,包括78個分析樣本,共有498次編碼,涉及45個二級子類目。值得注意的是,本階段對理論批判、結構化理論、連續體概念等主題的關注度有所上升,這說明除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文件連續體理論關系研究的相關主題之外,我國學者開始關注連續體理論本身的思想內涵,并提出了諸多獨到見解。2.2.1文件連續體理論內涵理解的分歧。經過理論的初期引入與激烈爭論之后,文件連續體理論對于我國文件與檔案管理實踐的意義基本受到認可。2007年以后,在繼續“溫和地”爭論兩個理論關系的同時,逐漸有學者回歸到對文件連續體理論本身的關注上來,這種關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理論內涵的透視,即再次對理論的各個方面進行綜合性的梳理和論述,如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定義及基本內容、理論基礎、文件連續體模型解讀、特點、意義、進步性、局限性等,[28][29][30]但多數是基于國內前期成果泛泛而談,總結性和重復性研究成果普遍。其二,對已有理論研究成果的質疑,即對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基點、研究過程、研究方法的批判,[31][32]然而這些批判性觀點當時未能引起其他學者的廣泛關注。不可忽視的是,雖然此階段對文件連續體理論內涵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觀點,但尚未形成統一的、徹底的認識。學者們對文件連續體基本內涵的解讀視角不盡相同,可歸納為三種派別:第一,文件運動視角。此視角多見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文件運動規律相關研究中,認為文件連續體理論全方位地揭示了文件運動過程、規律和特點。[33]持此觀點的學者普遍認為文件連續體描述的這種多維運動較為全面地揭示了電子文件運動過程中的各種因素,比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更具生命力。第二,文件管理視角。此視角主要關注理論在文件與檔案管理實踐中的應用,認為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各要素能夠對具體業務實施管理工作[34][35]。因此,許多學者將文件連續體理論歸為“操作層理論”或“具體的實踐理論”,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性。第三,思想本質視角。此類視角較為少見,它著眼于理論背后的思想本質,基于后現代主義和結構化理論點明了理論更深層、虛擬化的思想本質,及其對于社會發展的意義和價值,[36]而非對于文件運動和管理的解釋意義和指導意義。可見,三種視角的理論解讀見仁見智,未成共識,甚至在理論定位的問題上存在沖突。2.2.2文件連續體理論在應用型研究中的濫用。與此同時,受學術界研究熱點和實踐界理論需求的影響,學界高度認可理論在電子文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大多數學者在認可該理論實踐意義的基礎上開始了中國化應用研究。一方面,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文件連續體理論對于電子文件管理、科技文件運動等研究的“理論支柱”地位被進一步強調[37][38];另一方面,文件連續體理論被應用于某些具體類型的檔案管理實踐中,如企業檔案管理、人事檔案管理、核電文件管理、信用檔案管理等等。但此類研究多而泛,對理論內涵的介紹十分粗略,且基本雷同。此一階段與前一階段相比的特點在于,關于文件連續體理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都有了進一步發展,但作為根基的理論闡釋未能觸及理論本質和深層內涵,質疑聲音較多,導致這種發展并不穩固,所以此階段學術成果質量不及上一階段,理論在檔案管理實踐研究中被濫用了,因而產生的學術影響也不溫不火。在下一階段,也就是現階段,我國檔案學者明顯已經發現了這個根本性問題,即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實踐應用必須建立在全面清晰地認識該理論的基礎上。
2.3第三階段:理論批判與發展階段(2017年以后)。本階段覆蓋的年度較短,因此包含的樣本量較少,但未來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共包括38篇文獻,形成319次編碼,涉及49個二級子類目。雖然本階段的文獻量和編碼量都不及前兩階段,但形成的二級子類目數量最多,這表明該時期的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已進入相對多元化的階段。這種多元化直觀地體現在新增的二級子類目上,如“社會記憶”“數字管理”“主體多元”“管理系統”“參與式檔案管理”等。這與第一階段的二級子類目相比有了較為顯著的變化,學者們開始關注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多元化內涵,對理論的形成背景和具體應用的討論也持續深入,說明我國學者對理論認知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明顯加強。2.3.1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的國際視角。國際檔案學術交流的日益深入為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背景和平臺,我國學者逐漸揚棄前兩階段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積極借鑒文件連續體理論發源地澳大利亞和其他歐美國家的研究成果,轉向國際視野下的理論重新審視和發現,從理論定義等基礎性問題開始正本清源,形成了一批具有批判性的研究成果。有學者對理論名稱的翻譯提出質疑,也有學者基于豐富的外文資料重新闡釋理論本身的各個方面,盡力彌補早期研究中理論認識性研究的缺位,例如,一些學者在細致研究吉登斯社會學思想的基礎上,深入剖析了結構化理論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影響,從理論基礎入手重新解釋連續體思想[39][40]等。與此同時,隨著文件連續體理論在國際范圍內影響的不斷擴大,一部分學者緊跟國際研究的步伐,開始關注理論對世界檔案學和檔案工作的作用,并積極尋求其中可借鑒的有益部分,如馮惠玲等通過梳理國際檔案界匹茲堡模式和哥倫比亞模式的爭議,指出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檔案后保管思想具有深層的契合[41];周文泓、楊帆等聚焦于理論在國外實踐中的具體應用,探討了基于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數字連續性計劃在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中的定位和規劃,并由此提出對我國數字連續性和信息治理的啟示[42][43]等。2.3.2文件連續體理論本土應用的多元化。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本土應用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鮮觀點,文件連續體理論不再是電子文件管理和文件運動規律的“專屬”理論,而是被應用于一系列創新型研究中,如“第五維度理論模型”[44]、社會記憶建構[45]、數字檔案資源社會化開發模型構建[46]、區域政務微博全生命周期管護與開發[47]、國有企業境外檔案管理[48]等等。可以說,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應用價值在這一階段得以進一步擴大。雖然此階段時間跨度最短,但產出的學術成果的質量和深度都優于前兩階段。至此,我國檔案學者們紛紛擺脫電子文件管理和文件運動規律的研究局限,在更廣闊的領域探索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潛力和可能性,并正在向著深入、創新、多維的研究趨勢不斷發展。但是,由于先前研究中的視角和觀點已經隨著十余年來的檔案學教育和知識傳播先入為主、深入人心,而新視角和新觀點正在萌生和傳播過程中,還未被普遍接受,文件連續體理論對我國文件與檔案管理研究與實踐的作用尚未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3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特征
上述文本數據的分析反映出我國檔案學界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中國化認知歷程和認知現狀,總的來看,可以歸納出以下兩點特征。
3.1理論型研究與應用型研究此消彼長。無論在哪個階段,關于文件連續體理論的理論型研究與應用型研究始終并存。很明顯,理論型研究在第一、第三階段熱度較高,第一階段為理論引進的初始階段,自然需要對理論進行解釋,但此時學界的關注點并不在于全方位闡釋理論本身,而是轉向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文件連續體理論的關系研究。第二階段的理論型研究多為泛泛而談,未能形成代表性觀點,也未對理論內涵形成一致認識。第三階段的理論型研究則卷土重來,學者們的討論回歸到理論本身,與國際文件連續體理論研究近趨一致,且具有一定批判色彩,極大提高了理論中國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相比之下,有關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應用型研究則以第二階段為主。第二階段延續了第一階段的理論定調,“電子文件管理理論”成為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公認定位,理論在電子文件管理領域的應用成為熱門話題,但造成了理論濫用,似乎冠上“電子時代”的帽子,所有類型檔案的管理都可套用文件連續體理論加以解釋。第三階段的應用型研究雖然不多,但已呈現出多元化趨勢,說明學者們對于理論的宏觀性、時空性、建構性有了更為深入的認知,這是學界進一步加強了理論型研究的可喜結果。
3.2理論顯揚與理論批判并存。從前兩個階段來看,我國對文件連續體理論的評價褒貶不一,且不同觀點的兩極差異極大,認知態度十分矛盾。第一階段的理論支持者也是其積極引介者,他們以電子文件管理為理論研究陣地,宣揚理論在電子時代的諸多優越性;而理論批判者則從當時的中國國情出發,認為它不適用于紙質文檔的管理。誠然,這些觀點都最大程度地切合了中國檔案管理實踐,有其合理性,但是,在這一階段,無論是支持者還是批判者,都未能全面認識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宏大時空意義,即它既適用于紙質時代也適用于電子時代,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第二階段理論認知態度的矛盾則體現在,一方面,學者們對于理論內涵的分歧持續不斷,且對過往理論中國化研究成果提出了批評;另一方面,理論被廣泛應用于各類電子文件管理研究中。這就意味著,在理論內涵未解釋清楚的情況下直接開始了對理論應用的討論,理論的應用邏輯不夠明確,可能導致理論的實踐效力不足。而在第三階段,雖然文件連續體理論相關討論不像第一階段那般火熱,一些爭論也看似塵埃落定,但在國際學術交流日益繁榮的背景下,理論反芻和知識考古成為我國檔案學者在國際學術交流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話題,文件連續體理論本土化研究批判、理論重新審視、理論多元化應用等研究主題持續發展。在此階段,無論是理論顯揚還是理論批判,都擺脫了囿于中國語境“自說自話”的限制,學者們從國際視角全面地認識理論的內涵和應用前景,秉持著更為科學、嚴謹的批判性理念重新與理論對話,形成了一種相對良性的研究氛圍和環境。
作者:呂文婷 單位: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