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文化關鍵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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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再定義與“大眾”的再考察

在雷蒙?威廉斯看來,“文化”是英語語言中最復雜的兩三個詞之一,具有多義性[1]101,其概念也最為模糊和混沌,不同的學科領域、不同的思想體系有著不同的“文化”定義。威廉斯的研究就起步于這個多義而混沌的概念,在此后長達30多年的學術研究中,一直將“文化”這個“關鍵詞”貫穿于其思想的始終。勞工家庭的出身背景,長期從事成人底層教育的社會生活體驗,使得威廉斯對當時英國社會占主導性地位的精英文化強烈不滿。“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反對艾略特和利維斯,以及圍繞他們形成的整個文化保守主義———他們已經掏空了這個國家的文化和文學”[2]。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的指導下,威廉斯對“文化”和“大眾”這兩個概念進行了歷史的審視和重新的建構。20世紀以來,以阿諾德、艾略特、利維斯為代表的精英文化理念長期主導著英國的社會文化領域,他們習慣于按照階級二分法,將文化劃分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和工人階級的大眾文化,并利用自己的話語霸權為文化藝術制定所謂的經典標準,以此來進行藝術審美和價值評判。

在他們看來,文化屬于具有出身優先權的“少數人”,普通大眾根本不配談論文化。利維斯在《大眾文明及少數人的文化》一文中認為:“在任何時代,具有洞察力的藝術欣賞與文學欣賞依賴于極少數人;只有少數人才能夠作不經提示的第一手判斷……依靠這些少數人們,我們才有能力從過去人類經驗的精華得到益處;他們保存了傳統中最精巧和最容易毀滅的那些部分。”[3]325-326按照這樣一種精英文化邏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來自于下層的工人階級的文化或者說大眾的文化則被排除在主流論述之外,長期被忽略、被遮蔽和被貶抑。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威廉斯反對這種“少數人的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二分法,并強調了工人階級文化的價值和成就:“我們必須認識到,他們無論是在工會、合作運動,還是政黨之中,生產出的文化是集體的民主的機制。工人階級在其歷經的階段中,首先是社會的(在于它產生了各種機構),而不是個人的(在于特定的知識性或想象性作品)。放到它的語境中來思考,工人階級文化可被視為一個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成就。”[4]威廉斯通過對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社會文化的深入剖析,提出了“文化即生活”的理念,強調文化與社會實踐的聯系,主張把文學、文化研究置于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之中:“文化觀念的歷史是我們在思想和感覺上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的變遷所作出的反應的記錄。”[3]374在著名的《文化分析》一文中,威廉斯認為,合理的“文化”定義必須涵蓋三個范疇:“理想的”(ideal,即文化是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文獻的”(documen-tary,即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和“社會的”(social,即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5]。

他反對把文化當作抽象的觀念和空洞的價值理論,強調文化的物質性、社會性和日常生活性。威廉斯認為文化不只是思想家頭上的理想的光環,也不僅僅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傳統經典,而是與日常生活同義:“文化不只是一批知識與想象作品而已,從本質上說,文化也是一整個生活方式。”[3]403威廉斯所強調的“文化即生活”理念,跳出了長期以來對文化的靜態觀察的模式,突破了將文化立于生活之上的精英文化傳統,整合了劍橋“細致的文本分析”和“生活與思想”兩個迥然不同的研究流派[6],超越了精英與大眾的二元對立的文化模式,而將文化推進到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層面,從而豐富和發展了“文化”的觀念。跟“文化”一樣,“大眾”(masses)雖被人們經常使用,但在觀念上卻存在嚴重的偏見。威廉斯考察“大眾”這個概念時指出,在許多保守者眼里,“大眾”(或者說“群眾”)是個輕蔑語,具有“烏合之眾”的特點:愚昧無知、趣味低下、立場不堅定、容易被蠱惑和操縱等[1]281-289。威廉斯認為這種大眾觀念的產生實際上是對大眾的不了解、是話語霸權的一種表現:“實際上沒有群眾,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眾的那種看法……我們應該檢驗的是這個公式,而不是群眾。如果我們記住我們自己也一直被其他人聚集成群,將會有助于我們進行這種檢驗。只要我們發覺這種公式不足以詮釋我們自己,我們也可以承認它不足以詮釋那些我們不了解的人。”[3]379同時,威廉斯指出了這種“大眾”思維模式背后所潛隱的“權力”,或者說意識形態和控制功能。這種大眾觀念實質上是英國精英知識分子用以證明“少數人”文化的合法性、維護精英傳統和現行體制、對“大多數人”實行文化控制的一種方式。威廉斯通過對“大眾”概念的歷史審視與話語考察,認為“大眾”是工業革命以來社會導致的一種自然的組合,的確帶有一定的貶義。但進入20世紀以來,大眾逐漸脫離了負面意義,而主要指向積極活躍的政治革命意義和消費文化意義,被當作是正面的或可能正面的社會動力,前者諸如“群眾工作”(masswork)、“群眾組織”(massorganization)、“群眾運動”(massmovement)等,后者諸如“大眾市場”(massmarket)、“大眾品味”(masstaste)、“大眾媒體”(massmedia)和“大眾心理”(masspsychology)等。在威廉斯那里,“大眾”被放置到社會歷史文化之中來考察,不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而是具有一定社會關系、政治立場和利益關系的群體。“大眾”不是完全被動的受控對象和客體,而具有主體的潛質和功能。這樣的“大眾”觀念反駁了所謂的精英知識分子對“大眾”的貶低和偏見,肯定了大眾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性評價。

二、“關鍵詞”研究給予當下中國學術的意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雷蒙?威廉斯眼中的“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數人”的文化,而是與具體的社會生活緊密聯系的“大多數人”的文化,是一個意義相對開放的概念。在他看來,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闡發某些經典、偉大的思想和藝術作品,它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研究整個生活方式各因素之間的關系,闡明某種生活方式的意義和價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從總體上更好地理解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某些一般規律和趨向。而要理解這些規律和趨向,威廉斯主張在具體的社會語境和文化變遷中來思考和看待文化,即“社會-文化”的研究理念。威廉斯的“社會-文化”研究模式,在其代表作《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些詞匯本屬于《文化與社會》(1956)一書的附錄部分,成書時只有六十多個詞條,出版時被編輯給刪去了。威廉斯卻十分珍視這些詞條,后來將之拓展為一百三十一條,二十年后獨立成書。威廉斯認為該書“不是一本詞典,也不是特殊學科的術語的匯編”,而是“對于一種詞匯質疑探詢的記錄”,“我所做的不只是收集例子、查閱或訂正特殊的用法,而且是竭盡所能去分析存在于詞匯內部———不管是單一的詞或是一組習慣用語———的爭議問題”。他認為這些爭議與問題是需要我們去考察和分析的,“對一連串的詞匯下注解,并且分析某些詞匯形塑的過程,這些是構成生動、活潑的詞匯之基本要素。

在文化、社會意涵形成的領域里,這是一種記錄、質詢、探討與呈現詞義問題的方法”[1]7。威廉斯認為這些成為“關鍵詞”的詞匯應該具有兩種相關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景及詮釋里,它們是重要且相關的詞。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領域,它們是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1]7“文化”、“國家”、“民族”、“意識形態”、“文學”、“大眾”、“性別”和“媒體”等,就是這樣一些重要且相關、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匯。威廉斯對“關鍵詞”的考察,不作純粹的語言學的分析,而將重點放在社會和歷史的層面:“(一)關于意義的最大問題往往是存在于日常實際的關系中;(二)在特殊的社會秩序結構里及社會、歷史變遷的過程中,意義與關系通常是多樣化與多變性的。”[1]15為此,他提出了“關鍵詞”的研究應該應用“歷史語義學”(historicalsemantics)的方法,“不僅強調詞義的歷史源頭及演變,而且強調歷史的‘現在’風貌———現在的意義、暗示與關系”,既要看到過去與現在的關聯,也要看到其變異、斷裂與沖突[1]17。在他看來,意義的變異性就是語言的本質,語言的活力來自于引申、變異及轉移等變化層面。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重點即是“發現意義轉變的歷史、復雜性與不同用法,及創新、過時、限定、延伸、重復、轉移等過程”[1]9。正如該書中譯本的評語所言:“作者考察了131個彼此相關的‘關鍵詞’,追溯這些詞語意義的歷史流變,并厘清這些流變背后的文化政治;當其所處的歷史語境發生變化時,它們是如何被形成、被改變、被重新定義、被影響、被混淆、被強調的。”時至今日,文化研究雖不再是什么新的理論話語,但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仍占據著重要地位。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論述、布迪厄的文化資本和文化場域理論、伊格爾頓的文化政治批評等,都為今天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論視野。但我們不能否認威廉斯的研究對于今天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相當深入的影響,非一般人可以比肩,尤其是《文化與社會》、《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等著作,迄今為止仍是文化研究經常談及、必然參考的經典。

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從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到政治經濟文化的全球化。在這短短的一百多年里,我們曾經歷并正在感受急遽的社會轉型、動蕩的歷史變遷和劇烈的文化震顫,與此偕同的是思想的混沌、價值的多元和語言的錯亂。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后發的現代性國家,中國社會的一切都呈現出相當復雜的一面,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或文化現象都需要我們盡可能像威廉斯那樣結合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作認真的分析和考察。尤其是我們在考察研究“現代性”、“革命”、“大眾”、“民間”、“都市”、“鄉村”等關系20世紀中國社會的重大命題時更應謹慎。因為,晚清以降,中國的許多關鍵詞的語源是雙重的,既有漢字的語源,又有外來語的語源,這些概念的翻譯過程顯然較之威廉斯追溯的語源更為復雜。在這樣的條件下,語言的翻譯、轉義和傳播過程將更是錯綜交織,作為一種總體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形態也更加豐富而混亂,中國的關鍵詞的梳理也更加困難[7]。1991年,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最早被引介到中國,并引起學術界的重視。1995年《讀書》第2期刊載了著名學者汪暉的長文《關鍵詞與文化變遷》,對威廉斯的文化理論和關鍵詞研究作了深入的介紹和評價。此后,威廉斯的其他著作也紛紛進入中國,其“文化研究”的理念及“關鍵詞”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陳建華的《“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被相當多的中國學者推舉為中國現代性問題研究的典范之作[8],其成功應該說很大程度歸功于極有效地運用了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方法來解決中國的學術問題。他抓住了“革命”這一中國近現代社會最重要的“關鍵詞”:“在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天崩地裂之際,無論是本土思想的脈絡及其與外來思想的折沖斡旋之中,‘革命’話語無疑運作于核心深邃之處。”[9]

他綜合運用了中國傳統詞源學的訓詁和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將“革命”話語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翻譯、接受、衍化和流變,放到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變遷的歷史語境中去考察,在錯綜復雜的“現代性”歷史語義場中,展現中國“革命”話語的復雜性與獨特性。應該說,陳建華的“革命”話語研究在歷史與當下、思想與學術之間找到了一條很好的研究路數。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文化研究熱的不斷高漲,威廉斯的文化理念及“關鍵詞”研究已深入人心,我們從近年來學術界與出版界的“關鍵詞”熱可見一斑。陳平原先生曾打過一個比方,說是幽靈般的關鍵詞,并對這種“關鍵詞”熱作過詳細的描述[10-11]。就中國現當代文學及相關研究領域而言,眾多文學與文化研究著作①均與威廉斯及其“關鍵詞”研究有關。雷蒙?威廉斯和陳建華等的做法,是去考察“關鍵詞”的前世今生、發展流變,以及創新、過時、限定、延伸、重復、轉移的過程,來展示“關鍵詞”意義轉變的歷史,并以此為視角來探尋社會文化的復雜性。這樣一種研究路數,拋棄了傳統的所謂的科學的界定模式(“是什么”),而將重點放在理念、視角和方法上,通過考察、梳理、描述、辨析、祛魅和還原,最后達到對問題的認識。相對而言,這種研究模式似乎更適合于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