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構成及屬性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新民主主義構成及屬性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對新文化建設的認識及文化革命的早期實踐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從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角度來總結回顧中國的文化革命，他認為從1919年至1940年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兩年，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個時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現在的三年。”［1］(P699)說:第一個時期是以為主要的標志，“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1］(P699)“，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也指出了這個文化運動的歷史局限:“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1］(P700)第二個時期是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五卅運動、北伐戰爭為標志，繼續了并發展了時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吸引了農民階級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這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由于國共兩黨的合作和努力，“這種新三民主義便被推廣到了全中國，推廣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學術界和廣大青年學生之中”，其原因“是因為原來的三民主義發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1］(P701)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時期。在前一時期的末期革命營壘中發生了變化，中國大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群眾進行這個革命。這一時期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

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這一時期的斗爭，在革命方面，是堅持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在反革命方面，則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斬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斬了他的新三民主義”。［1］(P703)第四個時期就是已經開始的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時期又實現了四個階級的統一戰線，范圍也更放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很多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但在武漢失陷以后，政治情況發生了許多變化。在文化方面，“就出現了葉青、張君勱等人的反動和言論出版的不自由。”［1］(P703)以上四個時期的劃分大致勾勒出了1919－1940年中國革命的統一戰線和文化革命演進的過程。鑒于文化與政治、經濟的緊密相聯，作為政治領袖理所當然地要關注文化革命與革命文化的建設。這種關注與他個人的經歷和思想素養分不開。自青年時代起就關注中國及世界文化的發展，他少年時期接受了7年舊學(讀五經四書)教育，繼而接受了6年新學教育，初步學習掌握了近代文化知識如數學、物理、生物以及歷史、地理等知識。生活的時代，中國正處于外患內憂之中，一些啟蒙救亡的書刊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1893年)、康有為主張變法的書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等促使他憂慮中國的興亡，反思中國當時的思想文化。1917年8月，在致老師黎錦熙的信中重點討論了社會改造和文化改造諸事。他認為:社會之組織極復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之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故愚以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他還引證楊懷中先生的話說:“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2］(P85－86)

可見，青年此時就放眼全球，有同時改造東西方文化的遠大志向。改造舊文化的重心當然放在中國。1919年開始以后，他即積極投身其中。1920年在北京讀了《共產黨宣言》(部分譯文)以及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后，便致力于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新文化，典型的事例是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在1920年11月《大公報》刊登的“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書目中，就有《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以及《羅素政治理想》、《達爾文物種原始》、《新青年》等出版物212種。［2］(P541)在《發起文化書社》中，這樣指出:“澈底些說吧，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所以，“我們一種責任”是“如何可使世界發生一種新文化，而從我們住居的附近沒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2］(P498)因此，文化書社的同人便設立文化書社以傳播包括社會主義在內的新文化。傳播新文化不僅注重面向知識階層，更注重面向基層大眾。1917年還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時期，就積極從事工人夜學的教學工作，讓工人掌握知識文化。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1925年回故鄉韶山養病時，曾發動進步教師利用原來的公立學校、祠堂創辦起農民夜校。1926年，身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在國民黨設在廣州的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農民運動等課，并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為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學員講課。1927年三四月間，作為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在武昌參與開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并出席農講所開學典禮。當時這些講習所在宣講革命理論的同時，亦為學員補習文化知識。在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既注重對革命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識教育，亦注重對蘇區廣大革命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識教育。

1929年，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中，提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3］(P86)中央蘇區形成后，文化建設更是得到重視。中央蘇區各政府機關、蘇維埃政府所轄的廣大鄉村都設立了俱樂部或列寧室，并推行普及小學教育。1934年1月，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蘇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什么?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是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是努力掃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導斗爭的高級干部。”［4］(P331)與此同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專門頒布了《蘇維埃教育法規》。此外，一大批政治宣傳刊物如《青年實話》、《紅色中華》等也創辦起來。自青年時代開始的新文化建設實踐，特別是創立革命根據地的新文化建設實踐，為他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理論提供了厚實基礎。應當指出的是，在國民革命時期投身國共合作，有宣傳新三民主義的豐富經驗。

他在國民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除出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外，還于1925年10月起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盡管這時他已堅定“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然而在現實中他擁護并“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5］(P18，19)對國民革命加以熱烈宣傳。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政策的熟悉，使得在抗日戰爭期間對背叛、歪曲利用三民主義，實行文化專制能夠堅決抵制，并在較為系統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創立新民主主義文化。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超越，在于他的思想立場無比堅定。1936年，他曾對美國記者斯諾這樣說:“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6］(P131)正因為有堅定的思想立場，又長期投身并領導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建設，當中國的抗日戰爭遭遇危機，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思想泛濫，尤其是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泛濫時，他就需要并且能夠清楚說明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主張和文化主張。正如他指出的:“為了克服這種危機，必須同一切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思想進行堅決的斗爭，不擊破這些反動思想，抗戰的勝利是無望的。”［1］(P703)

二、反對國民黨文化專制斗爭的現實需要

從當時的情況看，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其社會現實機制是國民黨主張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并發起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圍剿”。自1927年開始，政權為了配合推行政治、經濟、軍事政策，既提出文化建設的口號，推行“新生活運動”，同時對革命文化思想進行“圍剿”。國民黨政權的文化“圍剿”，表現在一方面實行恐怖政策，殘暴鎮壓、迫害共產黨人及左翼文化工作者;另一方面指使御用文人對革命文化直接或間接地發起進攻。國民黨政府最注重的是用三民主義來統一國民的思想。1931年，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擬訂的《三民主義民眾教育具備的目標》提出:“民眾教育的宗旨對于長年失學者施以最低限度的國民教育，使能完成三民主義。”依照三民主義，把教育目標范圍固定為“民族主義教育目標”、“民權主義教育目標”、“民生主義教育目標”。該文件還說:深信中華民族應當自求解放，有中國固有的道德，修身治國平天下。［7］(P700，701)抗戰爆發后，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商討抗戰大計。會議通過了陳果夫等所提的關于確定文化建設原則綱領的提案，認定“我國文化工作之總目標，為三民主義文化之建設，而現階段之中心設施，則尤應以民族國家為本位。”［8］(P1)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游擊戰爭在敵后迅速發展感到擔心，因而想加以限制。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宣稱堅持用三民主義完成建國一貫之志業，除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外，還通過黨務報告決議案，并決議設立防共委員會，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同時，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會議通過的《對于黨務報告之決議案》宣稱:國民黨“革命之理論方略與步驟，均昭示于三民主義之中”［9］(P551)。它強調“今后本黨應著重革命理論之宣傳與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于社會，而于戰區及敵人后方，尤應特別注意。”［9］(P554)這顯然是針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信仰的共產主義。國民黨五中全會后，注意到態度的變化，他對黨內有人對國民黨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存在糊涂觀念作了提醒。在中央黨校等部門演講時，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對待三民主義是有區別的。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將來是社會主義，一定要把三民主義(現在的)變為社會主義(將來的)，這一條我們不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三民主義是到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經之路一樣，現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哪個說我們將來不實行社會主義?”［10］國民黨則把舊的三民主義的宣傳作為文化戰線的主要任務。1939年3月，國民政府為了支撐中國抗戰危局，動員和振作全民抗御外辱的精神，開展了一場國民精神總動員，并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等法令，明確規定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的目的、要求和辦法。國民精神總動員主要是想要國民達到三個共同目標: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要求:全國國民“確立同一的救國道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它“望吾國民對于建國原則之三民主義，必須鞏固其信仰”，“打破敵人精神制勝之毒計”，“抗戰而勝，則建國必成民族即得永久之樂利。”［11］(P117－118)而所要建立的國家的基本目標是:“外則為獨立自由平等;內則為民有、民治、民享，此人人心里之所同，而三民主義即為達此國家建設唯一無二之法門。”［11］(P118－119)針對國民黨的宣傳，同年4月出席延安黨員活動分子會議時作了《關于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回顧》的報告，指出國民黨的國民精神總動員之積極方面是號召全國人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消極方面是對付共產黨。［12］5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勞動節大會，在會上作了題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的講演，他認為延安各界開會宣誓，“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就是為了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我們中國在危難之中挽救過來，改造過來，變成一個新中國。”［13］

國民黨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前后，不僅國共兩黨及其軍隊之間摩擦加劇，國民黨及其中間勢力向共產黨的文化進攻也加劇，“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宣傳甚囂塵上。早在1938年底，國家社會黨人張君勱發表《致先生一封公開信》，主張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同討論“共產黨之理論”，謂等“既努力于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誠能如是，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14］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由共產黨的叛徒轉變為國民黨的理論家的葉青(任卓宣)便召集發起“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他宣稱:“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對于共產黨底主張置諸不理，反之，還非從檢討出發不可，檢討它的結果應該是批判，從而作為它底基礎的共產主義之不合于中國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來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就舍三民主義莫屬了。”［15］對國民黨內頑固派和中間黨派宣傳舊的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延安的共產黨理論界即組織反擊，提出要宣傳真三民主義而不要假三民主義。1939年6月，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反投降提綱》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既強調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更強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抗日過程中的區別，認為“在把三民主義照著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那樣解釋時，二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上基本上是不相沖突的。”黨內外許多人輕視三民主義，“是由于沒有把真三民主義與假三民主義加以區別而來。”［16］(P219)還指出:“在思想斗爭問題上，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其實，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合適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16］(P220)為了揭破假國民黨、假三民主義，讓在抗戰中得到迅速發展并已成為一個全國性大黨的共產黨公開走上政治舞臺中心，讓全國人民真正了解自己，決定正面反擊各種勢力對共產黨的進攻，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共產黨的旗幟下來，于是準備召開文化工作會議大造輿論，他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即在這一時期形成產生。193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部署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工作，聽取艾思奇關于準備陜甘寧邊區文代會報告內容的介紹。

當艾思奇說到新文化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特殊地說是三民主義文化，還有無產階級徹底的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化時，即發言指出:我認為不提三民主義文化為好，因為三民主義的本質就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有兩派，一派是徹底的民主主義，一派是不徹底的民主主義。以提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為好，即徹底的民主主義文化。邊區的教育方針應該是民主主義的，應該宣傳當前民主主義的任務，同時又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因此，學校也不能只教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而忽視當前的實際任務。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號為好:民族化(包括舊形式)，民主化(包括統一戰線)，科學化(包括各種科學)，大眾化(魯迅提出的口號，我們需要的)。［17］(P149)這里雖然還沒有使用新民主主義文化概念，但已將這種新的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概括為“民族化、民主化、科學化、大眾化”等四個方面。與此同時，已在組織或獨自撰寫相關理論著作，先后在1939年底、1940年初發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論著，全面、公開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主張。

三、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基本內容

《新民主主義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集中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新民主主義論》原是1940年1月9日出席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講演。②講演中，直接提出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目標，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1］(P663)對文化進行了解釋:“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1］(P663－664)在論述中國的歷史特點時，指出共產黨人所要革除的，就是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那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他把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民主主義已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其文化也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認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具有這種歷史特點在于它已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為界，“在這以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因為“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1］(P667)

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在于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已成為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這里的論述，表達了一種政治觀、經濟觀，一種政治構想，總體上是一種革命的文化觀。在論述了這些后，接著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他認為:“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化同它們的斗爭“是生死斗爭”。［1］(P695)進而，說明了新文化產生的社會階級基礎: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1］(P695)在概述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時，認為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最后這樣說:“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P698)“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P698)還明確提出:“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居于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并且我們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群眾。”

但他又強調“但整個的國民文化，現在也還不是社會主義的。”［1］(P704)故提出要防止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他指出:要把對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的宣傳與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就國民文化領域來說，如果以為現在的整個國民文化就是或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國民文化，這是不對的。這是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宣傳，當作了當前行動綱領的實踐;把用共產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去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當作了中國民主革命階段上整個的國民教育和國民文化的方針。“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對于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為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1］(P705－706)的這種區分是非常重要的，這對于犯革命急性病的人來說是一副清醒劑。進而闡明了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首先，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它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它“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1］(P706)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以及古代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

但應吸收其精華，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要使“民族的形式”具有“新民主主義的內容”。［1］(P707)其次，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1］(P707)再次，“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1］(P708)尤其重視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性。他強調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他認為“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1］(P708)最后，說明了共產黨的政治目標:“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1］(P709)顯然，所論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實質上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是從文化角度來論述新民主主義。為了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主張，除了反駁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理論，更注意爭取中間勢力，并特別強調“大力吸收知識分子”，壯大共產黨的整體力量。

他認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同時強調:“切實地鼓勵工農干部加緊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使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同時實現起來。”［1］(P618，619－620)鑒于革命者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更希望工農干部提高文化以作好革命工作。在《〈文化課本〉序言》中，說:“現在有大批精明忠實但缺乏文化基礎的干部”，“他們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16］(P387)在看來，只有加強革命隊伍內部的文化建設，才能壯大革命的整體力量，才能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歷史進程看，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文化理論因戰爭時期并沒有在全國范圍內付諸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1950年代中期即已到來，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形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但新民主主義理論在1940年代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發展的方向，它在當代中國的改革實踐中仍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