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的史詩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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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鄉村史———《白鹿原》:家族文化、社會政治與人性的多重書寫《白鹿原》
通過陜西關中白鹿村清末至建國前近50年的世事演變，描寫了近現代農民的生存狀態，探究了中華文化精神、民族命運。作者寫了宗法制家族文化對農民思想的浸染，寫了在急劇變化中“風攪雪”的農民運動、國共的合作與分裂。通過變幻莫測的社會風云揭示歷史的本真，展現了傳統農耕文化與現代階級斗爭交織中的中國特定時期的歷史。陳忠實也描寫了尚農重土的農耕文化，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民深層的文化基因是儒家宗法制文化，白嘉軒就是宗法家族文化的代表。他身上凝聚著傳統文化的力量，堅守仁義道德，竭力維護宗法制度的存在、維護家族利益，與現實政治勢力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制定鄉約，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著鄉村的既定秩序;他儉樸勤勞，重義輕利;為維護立身處世的綱紀，他鞭撻違反族規的兒子，不認不合理法的女兒。白嘉軒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精神上沒有絲毫萎靡，陳忠實對仁義精神和白嘉軒都充滿了禮贊。《白鹿原》完整地展示了宗法社會形態和家族倫理秩序，贊美了忠孝仁義等民族精神，也寫了它的缺陷，白孝文、小娥人性的墮落，是正統文化壓抑的結果。白嘉軒人格中包含了人性的善與惡、美與丑等多重矛盾，這種矛盾展示著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傳統文化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也有對人性的種種壓抑與迫害。
二、建國后30年鄉村史———政治話語下鄉村的想象與反思
建國后30年的鄉土文學最有代表性的是《創業史》，它是時代的產物，是政治話語下鄉村的想象與重構。《創業史》采用了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模式，具有理想化色彩，人物具有典型性和階級性。小說寫梁生寶互助組與“三大能人”———富裕中農郭世富、富農姚士杰和新中農郭振山的斗爭，政治理念過重，以階級分析設置主題和人物，對人物階級表述簡單化，對人物的豐富性和矛盾性展示不夠。但作家對農民生活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彌補了這種觀念“論證式”的弊端。陜西作家寫了一批反思小說，或正面描寫的殘酷，或寫“”給人們帶來的心靈創傷。賈平凹的《古爐》寫了1965年開始的古爐村的“”動蕩，村里所有人都投入其中，以往和諧的鄉村充滿猜忌、打斗。在反思文學興盛之際，賈平凹就有描寫“”武斗殘酷性的《鬼城》:一派在俘虜身上綁上炸藥點燃后任其奔跑，另一派將幾十名對立者捆上石頭投江。《二月杏》寫女知青二月杏被權勢者奸污，得不到同情，反而被污蔑、被侮辱。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紀事》描寫了“”中造反派整斗縣委書記的故事，揭露了的殘暴、野蠻。陜西作家直面現實，以鄉村的“”細節來寫國家和民族慘痛歷史，具有鮮明的批判與反思色彩。
三、改革開放初期鄉村史———多元漸變中的中國鄉村
陜西作家書寫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變革，寫了開放中多元的鄉村生活。有努力奮斗的青年、有價值觀變革中迷茫的情緒、有人性與鄉村權力相交織的鄉村生活。改革開放后農村的劇變，改變了傳統社會秩序，以往靠政治秩序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開始解體，民間倫理重新確立，也由此引發了鄉村社會的悲歡離合。作家們傾情書寫了背負歷史重負的農民在新時代的生活，書寫了改革開放帶給他們生活的新變化，書寫他們奮斗中的艱難、積極向上的人格，書寫了社會變革帶來的權力和人性的角逐。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人生》著力寫青年的奮斗史，獲得了很多農村青年的共鳴。《平凡的世界》以改革開放前后陜北城鄉生存境況為背景，展示了農民的生活變遷，概括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精神形態。土地所有制改變后，農民渴望過上好日子，相信通過個人奮斗可以改變命運。孫少平因家境貧困常遭受歧視，困境中他與郝紅梅相戀又遭遺棄。畢業后回鄉當民辦教師，學生流失后進城打工，偶然成了煤礦工人，他不懼井下惡劣的環境認真工作。所愛的小霞也離他而去，事故險些砸瞎了眼睛，這些都不能打垮他，他用博大的愛笑對人生。路遙的小說揭示了陜北人生存的艱難，發掘他們堅韌的拼搏精神、豁達的人生態度，通過苦難來寫人格、尊嚴、道德，寫他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熱情。賈平凹書寫了改革開放初期價值觀變革中人們的迷茫與躁動。商州系列《小月前本》《雞窩洼人家》《臘月•正月》《黑氏》《浮躁》描寫的改革開放給封閉的山民帶來的沖擊，表現時代的精神與激情。作者說:“欲以商州這塊地方，來體驗、研究、分析、解剖中國農村的歷史發展、社會變革、生活變化。”［1］《雞窩洼人家》圍繞創新和守舊觀念沖突，寫了價值觀不同的兩戶人家婚姻的破裂和重新組合。禾禾、煙烽不滿足“死守著土坷垃要吃喝”，回回、麥絨則留戀殷實平穩的小農經濟。不同的價值觀促使四人分離聚合。《臘月•正月》寫舊秩序的維護者———鄉村退休教師韓玄子所具有的恪守土地、重農輕商的觀念，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面臨著解體，他與食品廠廠長王才的斗爭，體現著守舊者與改革者之間的沖突。通過保守勢力的失敗，禮贊了農村的新變化。《浮躁》對改革開放后的農村作了全景式的描繪，寫出舊價值觀的毀滅和新價值觀的萌動。金狗復員回鄉后，組織了河運隊，帶動群眾共同致富，當地田、鞏兩大家族掌握著當地的各級黨政大權，為己謀利。金狗利用媒體揭露田鞏兩家的違法行為，使他們得到了應有的處分。賈平凹寫了改革開放初期各種機遇正在給人們帶來希望和問題，也反映了當時人們普遍具有的浮躁情緒。賈平凹不僅僅禮贊新生活，也看到了經濟變革中的問題，《黑氏》寫經濟開放催生出信貸員這樣的新權貴，他們利用政策空子，為富不仁，靠違法經營牟利。《商州》珍珍娘一伙的走私，《浮躁》田、鞏兩家的政治宗派，《廢都》里制造假農藥的黃廠長，《白夜》中的金礦總經理寧洪祥，《高老莊》里利用廉價原料和勞動力暴富的王文龍，莫不如此。馮積岐寫出了上世紀80年代前后農村生活的真實性和殘酷性，寫了人性與鄉村權力相交織的鄉村故事。《村子》寫農村體制變革后20多年來鄉村社會的演變，透視出農村社會深層的復雜性。寫了土地承包后權力弱化帶給農民的精神解放，農民從權力的奴隸變成土地的主人，祝允達這個地主的狗崽子進了村委會，成為松陵村的強者。小說集中寫松陵村的強權人物田廣榮，從開始，他長期占據黨支部書記職位，老謀深算，精于權術，又是人口最多的田姓的高輩分，“愛糧食、愛權力、愛女人”，他對上陽奉陰違，對下恩威并用。馬潤緒為了要回一畝六分一等地，被逼得自殺未遂發了瘋。他家蓋樓，石灰池淹死了小孩，他拒絕承擔責任。他強占養女馬秀萍，盡管內心充滿自責和痛苦。田廣榮也有人性善的一面，在村民生活困難時，挺身而出積極籌糧。隨著土地承包制的實行，他失去權力后，精神垮掉了。
四、21世紀鄉村史———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衰敗史
賈平凹的《秦腔》以商州清風街為背景，描繪了當代農民的生存狀態和時代變遷，是作者對農村蛻變的感慨和痛心。作品描寫了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被拋棄，青壯年離開農村，只留下老弱病殘，連抬棺材和挖墓道的人都沒有。老支書夏天義痛心疾首，無可奈何，最后殉了他熱愛的土地。原小學校長夏天智是儒家文化和秦腔藝術的守護者，一向以德服人，但兒媳遭到兒子的拋棄，給了他沉重打擊，他一生恪守的倫理道德遭到挑戰。淳樸的鄉村情感在老一輩身上還在，夏家四兄弟的親情讓人感動，“夏家老弟兄四個的友好在清風街是出了名的，但凡誰有個好吃好喝，比如一碗紅燒肉，一罐罐茶，春季里新摘了一捆香椿芽子，絕對忘不了另外三個。”［2］但下一代卻沒有堅守，夏天義的五個兒子常和父母鬧矛盾，對老人的贍養相互推諉。作者以悲情的筆調，描繪了鄉村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繁榮下的道德淪喪，表現了農耕文化的一步步消失。他解讀了中國農村20年來的世事演變，關注鄉村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人際關系和社會格局改變下的農村面貌，是對社會轉型期農村社會的深度思考。作者帶著對當代農村的擔憂，寫了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物質和精神全面衰敗，一些人信仰缺乏、傳統道德被拋棄，又沒有現代法律和新道德的約束，只有欲望在膨脹，物質上的滿足成為他們的生活目標。小說寫到了鄉鎮政權的權力爭斗，村干部為電力增容宴請鄉干部、鄉干部貪污、官場跑官要官;農民離開農村后土地荒蕪、村民因在退耕還林的地里耕種被罰款而自盡;鄉政府的攤派和稅收的沉重;村民賭博成風、男女通奸不以為恥;因環境惡化村主任和原小學校長患癌去世。
五、陜西鄉村史詩性書寫的審美方式
陜西作家的鄉村書寫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手法與中外文化的兼容并蓄。無論主體的情感態度，對環境、時代氛圍的描摹，情節結構的安排和人物塑造，都體現出現實主義的特征，表出對史詩性文學的自覺追求。在題材的選擇與主題的開掘上，注重時代性與重大性，他們的創作與歷史發展同步共進，顯示出時代的本質特征，是中國當代鄉村社會的編年史。他們善于對農村社會進行全景式的描寫。在空間上，有特征各異的陜南、關中、陜北書寫;從時間上，將20、21世紀不同時期社會變遷的面貌完整地表現了出來。陜西作家具有明確的史詩意識，構建具史詩品格、史詩意蘊的作品，從社會、文化視角反思民族命運、時代變遷。他們關注歷史，又注重現實，追求真實性。柳青深受《史記》的影響，《創業史》就具有史詩品格。盡管有著時代的烙印，但除去柳青的激進成分和特定時代的政治話語，《創業史》依然是那一時代的重要作品，展示了合作化初期的歷史風貌。新時期以來，陳忠實、路遙等堅守現實主義，以宏大敘事再現時代，布局嚴謹，氣勢恢宏，人物眾多，線索紛繁，體現出史詩特征，也體現出長篇敘事的才能。陳忠實注重對農民精神的整體把握和對民族文化的發掘，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農民形象，有積極上進的青年幸福、廉潔奉公的公社書記王玉生、傳統文化重壓下人格畸形者許慎行、政治重壓下心靈扭曲者梆子老太，展示了中國農民的精神狀貌，反思了從清末直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曲折道路。《白鹿原》秉承了司馬遷的“信史”精神，追求歷史的真實性，以宗法文化的正反因素和農民的抗爭為主線，正面觀照了民族精神和文化人格。他的小說既博大平實、渾厚凝重，又深邃幽遠、力透紙背。路遙追求真實性的美學原則，強調體驗的重要性，具有堅實的現實主義品格。陜北文化的熏陶、蘇俄文學的情感、柳青的時代感與鄉土氣息，影響了路遙深沉的藝術品格。《平凡的世界》是描繪當代中國生活的全景式長卷，把握新舊交替時期人們的心態。他的小說具有真實性這一現實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靈魂。《平凡的世界》的暢銷和走紅，說明現實主義沒有過時。陜西作家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但不拘泥于單一方法，紅柯、高建群、路遙的浪漫主義特征、楊爭光的現代主義特征、賈平凹的新古典主義特征都很明顯。《白鹿原》把象征主義、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方法，潛意識、非理性等現代主義融入其中。路遙說過:“我并不排斥現代派作品。我十分留意閱讀和思考現實主義以外的各種流派……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開始直至歐美及偉大的拉丁美洲當代文學之中，他們都極深刻地影響了我。當然，我承認，也許列夫•托爾斯泰、巴爾扎克、斯湯達、曹雪芹等現實主義大師對我的影響更深一些。”［3］他們注重對多元文化的吸收和多種創作方法的借鑒。高建群對西部草原文化、葉廣芩對滿族文化、紅柯對草原及伊斯蘭文化的借鑒，使他們的創作具有更加寬廣的空間，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對弗洛伊德、勞倫斯、川端康成、艾特瑪托夫等外來文學的養料。陜西作家深植于所生存的環境和故土，關注現實、關注底層平民的命運，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具有憂患意識、平民立場與人文關懷。他們都出身于農家，始終保持著與農民的血肉聯系，奠定了陜西作家平民情感立場、鄉土情結和民間文化價值，具有民族化、鄉土化、地域性的文學底色。人本意識、社會良知和理想人格，則是陜西作家追求的人生理想和文學理想，這是陜西作家和當代其他作家最大的區別。
作者：李兆虹 單位：西安文理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