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筑融入城市的集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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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韓冬青 單位：東南大學建筑學院
30余年的改革開放使國家和地方經濟快速增長，民眾步入相對富裕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對文化生活的渴望也越加強烈。近年來，這種日漸旺盛的文化需求在不斷發展的經濟實力支持下，已經并正在強勁促動著城市文化設施的急速發展。繼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開啟當代大型文化設施的建設大幕，各地文化建筑(中心)正雨后春筍般萌發爭艷。觀念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實踐的方向。在取得寶貴經驗的同時，規劃和建筑領域有必要就這場大規模實踐所觸碰的許多問題進行梳理和思考。
1融入城市，催化地區活力
文化建筑是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地方文化資源匯集和展示的平臺、彰顯地方文化特色的媒介，更是城市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場所。文化建筑的選址和布局與城市空間形態的關聯性對于城市活力塑造及其自身的利用效率具有雙重影響。
1.1集中或分散，各得其所
文化設施包括觀演、博覽、科教、群藝等類型。不同的功能類型體現了多元的文化屬性和不同的服務對象，其分布策略大致可分為集中和分散兩種基本傾向。首先，從共時維度看，集中與分散的選擇在宏觀上與城市的規模和空間形態相聯系，在微觀上與其周邊的地段環境相關聯。長期以來，城市規劃編制對城市公共設施的布局基本上采取分級配置。城市規模越大，梯級差異就越明顯。另一方面，土地利用規劃仍然基于城市功能分區布局的理念。梯級與分區是城市文化設施趨于集中布局的重要緣由。從歷時維度看，城市既有文化設施的區位分布狀態必然會影響新建設施的選址，而城市空間發展的態勢又構成對新建文化設施布局的牽引。
從總體看，我國大部分城市幾十年來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著文化設施長期不足的欠賬現象。這種普遍的饑渴狀態一旦遇到城市大規模擴張的機遇，就很可能產生新城區文化設施的時空集聚現象。而政府主導的這種公共設施的集聚建設也被寄予快速拉動城市空間拓展的厚望。其二，從建設成效看，集中或分散都各有利弊。集中模式顯然有利于整合資源，互補共融，吸引關注，從而有可能快速而完整地展現一個地區的文化建設成效。但也有可能導致文化集聚區的服務半徑過大，尤其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超長的距離會產生客觀上的服務不均衡。空間上的過度集中也會導致不同屬性的文化建筑遭遇統一還是多樣的矛盾，并由于慣常的“一步到位”的訴求而失去隨機調節應變的機會。分散布局因其相對的靈活性而易于融入并帶動所處地段的土地價值和環境活力，便于適時適地的改造和擴建，也有利于各自充分展現其個性特征。但分散布局難以形成彼此間的互補和呼應，同時也相對難以構成宏大的影響力。
上述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設施的分布格局受到多種時空因素的影響。從空間格局上看，城市規模及其整體形態特征具有關鍵性作用。隨著城市規模的生長和城市空間的拓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核形態。而這類城市往往也相對地擁有更多的既有文化設施。因此，其城市級文化設施的布局應當表現為既有文化設施的提升和補缺。由此有可能采用不同文化主題及建筑類型相對分散的分布策略，這也有利于服務區域的均好性。例如，南京主城區的文化設施就是在不同時期既有文化建筑利用的基礎上，新建圖書館和美術館沿長江路采用了相近但不集中的分布策略(圖1)。由于大城市各類文化設施建設標準的規模計劃和功能配置相對完善，因此其公益性文化建筑不同類型之間的空間集中帶來的集約效應并不明顯。借助城市軌道交通等捷運系統，不同文化設施之間以及文化設施與住區之間將可能形成新的網絡體系。相反，在中小型城市，由于規模和距離的相對壓縮，其公益性文化設施的相對集中顯然具有更大的功能互補、設施共享、空間共融、服務增值、成本節約等優勢。尤其是廣大的縣市城鎮，這種集中布局更可以進一步表現為典型的文化建筑綜合體模式。作為汶川地震災后重建項目的四川綿竹市文化中心即是以綜合體的形態實現了多館一體的文化服務集中場所(圖2)。
1.2整合聯動，促進活力
城市中的文化設施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置身于更大的功能體系和空間結構之中。在城市產業結構不斷提升與轉型的過程中，與土地資源的混合使用相呼應，文化設施與相關公共設施及產業的聯動將獲得效率的倍增，并因鼓勵城市公共活動的交融而促進地段環境的持續活力。深圳市蔡屋圍中心區的城市更新規劃以深圳大劇院為核心，將博物館、美術館等公益文化設施與以創意設計為主題的文化產業空間形成連續或相鄰的街區結構，通過有序的混合創建出融休閑和生產于一體的新型文化交流中心(圖3)[1]。文化設施的布局與城市綠地、商業、交通等其他公共設施的整合正在創造出新的形態活力。山西臨汾市即將新建的博物館、圖書館與汾河濱河綠地進行整合規劃，在提升景觀綠地環境活力的同時，也有利于文化設施的有效利用(圖4)。天津文化中心的整體設計在地面上下部空間利用、軌道交通的換乘接駁、道路下沉留出地面開放空間等方面都呈現出精細的整合聯動形態[2]。文化設施在城市功能空間及形態尺度層面上的一體化建構體現了其回歸城市生活的健康取向。這種整體思維凸顯出文化建筑設計與城市設計密切的關聯性，從而對建筑師提出了更為宏觀的思考視野和更加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要求。
2注重策劃，強化內容建設
與一般建筑類型相比，文化設施的建設往往被賦予更高的文化象征意義，而文化類建筑的設計也相對具有更多的主觀靈活性。在當代資訊的快速交互和建筑思潮求新求變的多元化時代背景下，國內近年來新建的文化建筑在整體上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絢麗風貌。設計領域從環境設計、外部造型、建筑材料到室內空間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理念探索和方法創新的激情。而新的創作理念客觀上也帶來了設計和建造技術的不斷突破。但在形式創新的熱情之外，對內涵及內容建設的拷問和探索依然面臨挑戰。一些項目建成后難以正常使用，華麗的外表掩飾著空洞的內容，顯然，內容的建設需要更多的關注。而當代文化設施的內容建設已經步入一個多學科專業共同參與、彼此互動整合的時代。
2.1因地制宜，策劃先行
項目策劃是工程建設的首要環節。從項目選址、土地利用策略到功能構成及規模，從建設資金投入和程序計劃到后期使用維護都是項目策劃的必備內容。完整的項目策劃對文化設施設計和建設的科學合理性具有前提性的影響，對于集中建設的大規模文化項目尤為如此。從近年來國內文化中心類項目的實踐狀況看，如下幾種現象值得在策劃過程中深入觀察和探討。
其一是土地的混合利用模式。基于土地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地區活力的塑造，一些綜合類文化項目正在嘗試與城市商業服務功能的結合。天津文化中心采用了在地段內部，各文化建筑與商業建筑以街區地塊為單元相鄰布局的策略。[2]常州文化中心則采用了地上文化綜合體，地下商業設施的垂直分區策略。兩種模式都有助于地區活力的提升，而前者更有利于不同投資主體建設訴求的實現，后者則更適合鼓勵和吸納民營企業參與公益性文化設施建設1)。
其二是文化服務功能的兼容與整合。不同文化類型的空間集聚帶來了功能與空間集約化組織的可能性，例如博物館與圖書館項目中用于學術交流的報告廳可以合并成組，群藝館和青少年活動中心中的各類培訓單元和多功能活動大廳可以彼此兼用。這種具有兼容性特征的空間集約利用方式不僅帶來設計策略的調整，客觀上也將挑戰部門縱向管理的傳統，并需要整合后期的物業管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設施整合以功能和空間的兼容性為前提，其集約效率往往與項目規模的增加成反比。
因此，其更適合用于較小規模的綜合性文化設施。其三是資金投入計劃。基于科學策劃的項目可行性研究是基本建設順利開展的重要前提。那種方案階段猛拼造型，設計后期因造價約束而被動地因陋就簡的狀況必然會使項目陷入窘境。由于公益性文化設施更多地是由政府投入，而文化建筑在形態設計上也具有更加靈活豐富的可能性，因此，建設費用和后期營運的費用對于文化建筑物質空間形態設計的約束力就具有更為突出的意義。
2.2功能為本，塑造場所
建筑的存在首先是因為使用的需求，文化建筑亦不例外。文化建筑的歷史演進總是伴隨著對行為需求的理解及其應對策略的變革。所謂功能形態正是對建筑中人的使用需求的研究和表述。觀演關系的不同類型導致不同的廳堂空間形態；博物館從單一的收藏轉向展示，進而發展為一種參與式體驗，由此推動了其空間格局的根本轉型。輔助性空間與主體功能空間應當保持恰當的尺度平衡和連續秩序。盡管文化建筑中公共空間的塑造具有服務、交往、儀典等多重意義，也是設計意趣表達的重要環節，但那種尺度過于宏大的門廳大堂并不足取。與基本需求相對應的主體功能空間的持續研究和設計塑造是文化建筑設計中最為關鍵的內在著力點。文化建筑核心空間的形態總是跟隨著文化觀念的演變、使用者行為心理需求的變化和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更新。例如，圖書館中藏閱關系的變革帶來了開放式書庫和開架閱覽的新形態。而20世紀初在北美被率先引入圖書館管理系統的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更是催動了圖書館新一代空間形態的誕生。深圳圖書館是我國較早采用RFID技術的城市公共圖書館，其最大限度的空間開放性完全突破了圖書閱覽空間的傳統并聯模式，為讀者創造了最大限度的自由選擇機會(圖5)。
另一方面，核心功能的設計合理性應當建立在因地制宜的觀念基礎上，不必一味追求最高配置，或所謂的幾十年不落后。劇院觀演設施的空間形態及舞臺設備應與地方最普遍的典型表演形式相適宜，并非一定是主臺加后臺，車臺、轉臺加升降臺。一些建成劇院的舞臺設備長期閑置，既占據空間，又難以持續維護，造成不必要的浪費。這也進一步說明了項目完整策劃的重要性，適宜的才是最好的。寓教于樂的文化體驗旅程是文化建筑的本質內涵，這種連續的體驗經由系統的場所營造而達成。我國許多地區的古代場院戲臺和茶館書場等傳統文化設施在場所感的塑造上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場所營造突破了狹義的建筑物體概念，而成為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這種特定的場所與地方的氣候特征相適宜，根植于地方的人文習俗，并融于日常的市鎮景觀和市井生活之中。場所營造的另一個關鍵在于對具體人群的充分尊重和關懷。在寧波幫博物館的設計中，風、光、庭、廊，室外與室內，空間與設施，構成一種連續交互的人文體驗，處處體現出對使用者行為心理的理解、支持和引導［3］。當代美術館中出現的互動式行為藝術，科技館中的參與式活動空間和基于多媒體電子技術的觸摸交互展示方式展現了文化建筑以公眾參與為核心理念的新的發展取向。文化設施不應只是一個個封閉黑盒子的排列組合，也絕不僅僅是一種景觀的標志或威武宏大的儀典，更應該成為鼓勵和引導民眾進入并參與活力再造的生機勃勃的公民場所。
由于特定的文化屬性和相對復雜的功能空間構成，文化建筑往往也具有突出的技術復雜性，其建筑設計、結構技術與設備技術乃至施工組織的協配關系也就具有更為突出的意義。現代以來，不斷進步的科技力量和日益強勁的經濟基礎幾乎使得所有的奇思妙想都可以轉變為現實的物質建造，但也可能由此助長一種違背科學理性甚至矯揉造作的設計風氣。這種虛華習氣往往假借文化之名，因此就更需要警惕。價值觀的判斷和理性的方法思維已變得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重要。建筑形態的有機性，不僅包含建筑與環境、形式與功能的統一，也包含了形體空間系統與結構設備系統的有機整合。建筑史中那些閃耀著人文光輝與科技創意的不朽經典總是不斷地提醒我們：技術絕不只是簡單的配合角色，需求引導下的技術創意往往成為推動建筑創新的不竭動力。反之，所謂奇觀造型一旦缺失了技術邏輯，就難以掩飾其內部結構的混亂和尷尬。在建筑面臨越來越復雜的人文和科技拷問的時代，我們迫切需要接受一種基于目標整合的系統集成思想。設計方法論學者喬治•埃爾文(GeorgeElvin)在其《建筑的集成實踐》(IntegratedPracticeinArchitecture)一書中提出了工程規劃設計中整體、聯系、共享、連續、適應等集成原則，為建筑的集成設計提供了基本的思維方法。筆者以為，建筑以空間需求為目標，而功能、結構、設備、陳設也都以其自身的系統網絡特性表現為不同的空間占據方式和建構方式。因此，可以認為空間是建筑內部諸系統彼此支持和協調的基本集成平臺。這種集成設計思想及其策略同樣可以運用于地段環境的連續整合，其實質是經由空間資源的高效利用而實現環境和諧和資源節約。集成設計不僅表現為內部諸元素通過緊密的整合和交互而達到系統功能倍增的狀態，同時也意味著相關專業工種之間傳統的線性設計過程轉變為一種網絡化的交互過程。例如，我國博物館設計中建筑設計與展陳設計長期習慣于傳統的前后交接程序。一些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建筑設計甚至是在對藏品不甚了解的前提下就已啟動，土建施工的同時才開始展陳設計。這種程序模式必然導致建筑空間設計與展陳格局的沖突與矛盾。建筑空間設計應以展陳目標為前提，而展陳設計的實質是以人與展品的最佳體驗為意旨的空間深化設計過程。唯有通過建筑與展陳專業的綜合集成過程，才有可能最終形成展品與觀眾兩相適宜的整體展示環境。專業互動與集成是未來文化建筑設計組織整合的重要方向。
作為城市物質和精神文明進程的突出表征，文化建筑的物質構成的復雜度及其建設和維護費用都明顯高于一般建筑，其與生俱來的公共性常使其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積極且健康的文化建筑設計理念與方法因此具有更為突出的示范意義。文化設施從規劃布局到建筑設計并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模式和套路，而是要根植于具體的環境和需求。不同地域的自然條件、城市規模和形態的差異、歷史文化的特色、經濟發展的不同狀況、具體的建設和運營策略等因素相互交織，決定了文化建筑設計和建設的多元路徑及表現形態。從封閉的單一設施轉換為城市功能結構中的開放環節，從華麗的造型走向關懷公眾的場所環境，從狹義的工程設計拓展到連續的全過程整合，文化建筑的內涵和外延都正在經歷新的洗禮并將煥發出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