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與建設的創新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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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滋養與國家品質

世界因文化而溫暖、因文化而別具聲色，先進文化更是人們獲得理想信念、生存意義、終極關懷的精神家園，它可以制衡市場邏輯、消費主義對人的異化與扭曲。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是實踐中國夢的強大動力。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文化日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建設關系國家發展，文化品質關乎國家品質并決定個人幸福指數和幸福層級。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當代中國需要把價值取向從對經濟增長的關注擴展到對公平正義的關注上，尤其是在社會公正、文化實力等問題日益突出的境況下。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立根于文化的復興與文明的養成。從更寬廣的視野“回到馬克思”，應對中國面臨的兩極分化嚴重、自然環境惡劣、人成為“單向度”的消費機器等；當代中國需要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審視改革開放與意識形態安全、文化的國家治理的政策體系更新與治理能力提升、文化產業的短平快與文化事業的精神凝聚等難題。消費時代需要人文價值關懷，更需要在全球化加快中建構本土文化的精神支撐、完成價值觀再整合。解決文化內容的質量問題，既需要制度正義的糾偏，又需要文化自覺的深入，而關鍵中的關鍵是切實提高文化開放水平、提升文化治理能力、改善文化創新機制。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沒有文化的整體復興作為拱衛、沒有文化的深度活力進行反哺將難以為繼。中國要建設文化強國，必須秉承科學發展觀，大力改善文化生存的制度環境，以更大政治智慧解放文化創造力，保障文化生成的創新性、多樣性并確保文化發展的先進性、厚重性。推進文化正義，首要加強公共政策的程序正義，加快公共文化立法與文化市場治理的修法。文化正義是主體正義、制度正義和交往正義等的復合建構。維護文化平等、保障文化自由、促進文化分享是文化正義的內在價值；尊重文化形象、優化文化環境、凈化文化市場是文化正義的外在價值。文化正義匡扶包括文化資源分配的公平公正性及文化享有的平等性，包括文化批判的美學標準，內含文化生態平衡和文化品質提升。傳統典籍《禮記•中庸》載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古訓，它確實是當下中國轉型發展過程中所必備的危機意識和戰略警醒。猶如惡補硬實力的經濟，當前我們亟需通過制度正義、體制調整與實踐創新等充實文化的實力、提升文明的水準，盡早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與和平崛起。文化引領及其發展戰略必須合法依規，合乎中國特色又符合國際慣例。多年的文化體制變革成效不大、文化生成機制創新不足，主因是舊體制的禁錮和制度正義的缺失。寬容的對話和協商式治理將推動社會公平與制度正義的實現，媒介素養提高與底線倫理的共識有助于文化內涵的豐富與精神品質的鍛造。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是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標準，特別是價值理念、發展道路、國民素質、國家形象等是否有競爭力，能否贏得更多的國際認同。中國應不斷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深化文化認同，以強大的軟實力形成國際親和力與輻射力。建設文化強國，當代中國要解決文化道統接續、文化走出去與國際話語權爭奪、大國形象塑造與文化正能量傳播等難題。文化的國家治理應該容忍差異性、包容多樣性，文化生產者的人文自覺、文藝批評家的美學引領、文化消費者的品位提升作為“三位一體”同樣不可或缺，在此基礎上，接續本民族的人文傳統、融合外來的先進文化，進而才有可能培育出中國的新文化與新公民。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魅力展現與價值傳播，寄望于新時代文化正義的匡扶與文化品質的提升。實現大國崛起，制度與信仰不可或缺。從更寬廣的視野看，現時代的精神信仰是本民族文明與世界先進文明產生化學反應后的普適性價值；中國要同時面對發達文化體的競爭壓力和內部的文脈接續的整合壓力。當前，由政府主導的主流文化并未顯示出足夠的包容性與化育性，民眾的道德滑坡和精神萎靡呈現普遍化，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作為新的意識形態深刻塑造著社會各階層，文化的品質提升與社會的倫理重塑迫在眉睫。

二、發展轉型與文化正義

經濟的高速增長令國家富強、民眾受惠，同時，經濟建設壓倒其他社會發展目標的格局卻在有意無意間被推向極致，舊的粗放模式難以回避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激化、發展代價巨大等問題，科學發展的新共識力倡不失時機的全面改革與深度調整。轉變發展方式并建成法治的市場經濟，推動新型生態文明建設并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落地，優化文化生態并大力推進文化正義，成為中國未來20年間發展轉型不可或缺的“三駕馬車”。正義是衡量社會的文明層級與健康良序的最重要標準，它具有時代性、民族性、自反性并日趨系統化、譜系化，其精神內核與社會語義又有延續性、共識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和而不同”應成為現代正義的基本原則。正義基礎上的文化生態和諧，兼具存在的多樣性與發展的博弈性，在精神層面是自由、溫潤、豐富而厚實的。整合全社會的精神資源，凝聚人心團結民眾，推動最大程度文化認同與文明共識的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中國夢的文化內涵。更好地協調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之間的“共構”關系，實現最廣泛的文化正義與發展公平，具備文化厚度、顯現文明力量的中國才算得上名實相符的文化強國。正面考察文化正義，它至少包含三層內容：一是指文化資源的公平分配、文化戰略的方向選擇、文化發展的制度決策以及國家發展的優先次序等，側重文化治理的分配正義、制度正義、決策正義與程序正義；二是指文化批評的美學標準，用以督促文化內涵的豐厚和藝術品質的提升，側重文藝導向的審美正義、詩學正義；三是指個體高品位，那些具備想象他者與去除偏見的能力、具備同情他人與公正判斷的能力的人具備堅守文化正義的能力、其個體文化品位就高。作為審美批判標準的文化正義以及被高尚、優雅、敏銳、仁慈的審美趣味熏陶出的個體素養，成為文化復興與文明崛起的基本標志。事關實體正義的文化建設與文明程度亟待改善，文化生存的制度正義、文化發展的程序正義和文化生成的審美正義亟待匡扶。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而是生存的必要，我們要充分發掘中外經典文化包蘊的生命智慧。文明的形成和推動，離不開政治的智慧引領、制度的頂層設計和社會的自覺遵守；國家強盛最重要的標志是國民的人格獨立和內在尊嚴的崛起，以及“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社會操守的形成。捍衛文化正義，應堅持保護傳承與發展創新并重、文化事業建設與文化產業發展并舉、歷史傳統與時代精神融合，通過深入的文化交流體悟中華優秀文化，在弘揚優秀傳統的同時努力吸納創新，增強民眾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文化生態的正義問題，既關涉文化種類保護、文化族群博弈及相關的體制轉型，更關涉精神品質與文化活力。考察中國文化生態應特別關注消費主義強勢下的文化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因素等對文化變遷與文化品質的影響，也包括作為觀念的文化的內部微循環、微生態對精神質量、審美品質的影響，尤其是人文性的經典文化的原型性和硬度、消費性的大眾文化的個性化與品質、主導性的官方文化的寬容度與彈性、原生態的民間文化的多樣性與抗爭以及文化生態在總體上的動態平衡。文化生態好壞的衡量指標是文化的多樣性與豐富性、文化的地方性與個體經驗性以及文化內部的平衡、活力與衍生。文化生態的暫時性失衡是正常現象，如文化主潮的時代興替、文化品質的局部下降、審美品格的調整性失調等，要堅決防止文化生態的持續惡化、文化正義的長期缺失以及世道人心的時代迷失。

三、文化產業與創新戰略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都將發展文化產業及提高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文化傳播支點。現在，中國的文化產業已經成為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調動了全社會參與文化建設的積極性，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國辦文化的單一局面，形成了多門類、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生產和服務體系。文化產業是二十一世紀的“朝陽產業”。黨的十八大指出，要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作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一部分，積極發展文化產業，既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切實“抓手”，又是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客觀需要。當前，如何借振興文化產業之機走出國際金融危機并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全球化挑戰中捕捉到隱藏的契機并實現文化中國的偉大復興，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內在使命。發展文化產業在中國不單單是一種純經濟的考慮，更是全球化大潮中如何面對強勢文化沖擊所實施的一項文化復興戰略。戰略性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出場，引發了中國文化體制的全面改革，開辟了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新方向。進入新世紀的十余年間，從“入世”到文化產業振興、從軟實力的強調到“文化中國”的復興，文化發展的外部環境日趨良好，其“內在品質”卻出現大幅度滑坡、與國外產品相比有較大落差，文化生產、營銷、消費與評價中出現的媚俗化、低俗化、惡俗化現象嚴重，有悖人性的自由發展。在內容為王的文化創意與生產時代，迅速提升國內文化產業的人文含量和精神品質，成為當代文化建設與產業升級的當務之急。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充分認同文化的娛樂屬性的同時，千萬不能偏廢了文化的審美本質。真正的喜劇精神所蘊含的清透、有趣、反諷與幽默，是治療文化時弊特別是“三俗”的良藥。文化觀念雖然受到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是，某一文化傳統或價值傾向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個影響認知和決策過程的相對獨立的變量，成為引導人們觀察外部世界和作出決斷的棱鏡。當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應該進行深入系統的觀念升級，盡早確立步步為營的“文化立國”方略，大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其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徹底調整原有的文化定位和產業定位，全面升級原有的政策體系和治理體系，構筑文化產業政策法律支撐體系，健全優化文化產業管理機制；進一步推動體制改革，對生產主體和民間資本松綁并建立市場調控的譜系。其二，在網絡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要與時俱進地將平面化的文化產業不斷發展為立體生動的“內容產業”，因為文化內容將成為推動信息社會發展的終極動力。其三，對于“文化產業”的概念理解應從“經濟形態”轉向“文明形態”，即作為“文明形態的文化產業”不斷替代“經濟形態的文化產業”，為學術界思考和把握文化產業發展演變規律提供了一個更為宏闊的視角。任由商業性文化產業以營利為目的在市場中博弈，這樣的文化產業將發展成什么樣子、發展到哪里去，可想而知。其四，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增強中華民族文化的魅力、重塑中國形象。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在“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我們亟需冷思考：中華文化拿什么“走出去”、以何種“形象”亮相于國際傳媒面前以及我們真正的“自律”是什么等系統性的文化建構和精神重塑。當然，文化產業發展如何體現中國的立場、中國的利益、中國的觀點、中國的價值觀，特別是如何體現我們優秀的文化，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文化產業的內容產業決定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更要注重內容的正能量；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充分認同文化的娛樂屬性的同時，千萬不能偏廢了文化的審美本質。畢竟，文化是“以文化之”，是心靈的洗禮和提升。文化在實現更廣泛傳播的“大眾化”的同時，應該思考如何去除其中“三俗”的因素，承擔起思想啟蒙、價值引導的功能；同時，倘若文化不再以文“化”人，而只沉湎爭名謀利，我們將無顏面對子孫后代。“通過市場體現價值”并不意味著文化產品以自貶身價的方式迎合大眾，而是要求我們為不同的文化產品和受眾之間建立有效的連接通道，讓真正有質量、有品位的精英文化產品與娛樂文化產品都有機會面對大眾，把選擇的權利交給大眾。文化“化”人，藝術“養”心；重在引領，貴在自覺，將是當代中國在文化發展與創新領域的總目標。

作者：傅守祥 魏麗娜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浙江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