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發展文化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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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確立了新的價值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黨不斷從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認識到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思想的提出，是對國家治理方式的新思考、新發展。正如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思想作為黨在新時期的重大理論創新，為文化產業發展確立了新的價值定位，即發展文化產業，不僅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完善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環，“是以經濟—市場經濟的方式實現文化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價值性轉換，進而改變和重塑國家治理模式。”國家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同樣適用于文化產業與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由于文化產業同時兼有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使得文化產業既受制于政治因素，又受制于市場經濟規律。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和市場經濟體制仍不完善，這些問題會以一定的方式制約和影響文化產業的發展，而文化產業的發展又會以一定的方式倒逼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因此，通過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與解決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發展困境，可以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二、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突出了文化產業的重要經濟地位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在文化領域的要求之一就是“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十八大報告提出的這一奮斗目標，使得文化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地位得到了正式確立。文化產業是否是一個國家的支柱性產業，關鍵是看它在國家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和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值。按照國際上的慣例，一個產業要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那么該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要達到5%以上。在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經成為本國國民經濟的重點和支柱性產業，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普遍在10%以上，甚至更高。而一些有先見之明的發展中國家，文化產業也正在增加其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分量，朝著支柱性產業的方向發展。按照黨的十八大部署，到2020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要占GDP的5%以上。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在《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這一新的統計口徑之下，2011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為15516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28%。2012年文化產業增加值為18071億元，比上年增長16.5%，比同期GDP現價增速高6.8個百分點。同時，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上升了0.2個百分點，達到3.48%，文化產業對當年經濟總量增長的貢獻為5.5%。這一方面說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勢頭良好，前景光明，是朝陽產業和國家新的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也說明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的產值規模較小，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貢獻還不夠大，還沒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三、以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為中心環節，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文化生產力決定文化生產關系，文化生產關系反作用于文化生產力。文化體制機制屬于文化生產關系范疇，當其不適應文化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時，必須對其進行變革，使之與文化生產力相適應。“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變革，所以，黨的十八大著重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為總綱，對文化領域的改革工作從文化管理體制、文化市場體系、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開放等方面進行全面部署，要求“以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為中心環節，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2014年2月28日，習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更是強調“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以此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由此可見，十八大以來，黨已經自覺地從文化生產力與文化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來認識文化體制改革，并且明確地把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作為新時期文化體制改革的重點，這一新提法是黨對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重大創新，實現了黨對文化體制改革重心的轉變，即從黨的十八大之前以國有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為重點向現在的以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為重點的轉變，目的是解決我國當前文化創新動力不足、創新活力不夠、創新能力不強的問題。如果說黨的十八大之前國有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是從外在層面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那么現在把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則是從內在層面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這是對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認識的質的飛躍，必然在實踐上為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強調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原則

正確認識文化產業發展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化產業發展與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這是重大的原則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前，我們一直強調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堅持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這一重大原則，因為文化事業是公益性的，主要在于滿足人們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們在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等方面的基本文化權益，而文化產業是經營性的，主要在于滿足人們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之外的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既具有意識形態屬性，也具有產業屬性。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如何推動我國文化事業全面繁榮、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2013年8月19日，習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則進一步指出，要“把握好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無論改什么、怎么改，導向不能改，陣地不能丟。”這說明正確處理好文化產業發展與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前提。而在文化產業發展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上，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這是對文化產業發展原則的新表述，而且還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放在總原則的前面，突出了“人民”的中心地位，這既是對文化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的強調，也是對文化產業的發展要體現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的新要求。2014年10月，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這再次表明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是文化及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則。“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

五、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指明了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方向

當前，我國文化產業規模不大、發展粗放、結構不合理、專業化程度較低、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制約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科學發展。對此，黨的十八大提出“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再次強調“推動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黨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這些重要論述，指明了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體現了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文化產業發展狀態和發展模式的高度認識，也為如何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明確了思路：

（一）要著力于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新型文化業態

文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支撐。當今時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興起，尤其是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物聯網、云計算等新媒體技術的廣泛運用，深刻地改變了文化產業的生產方式、傳播方式和消費方式，也賦予文化產業新的內涵、新的功能和新的形態。文化產業在運用最新科技成果和推動科技創新方面具有天然的敏感和優勢，如電影行業出現的數字電影、3D和4D電影等，都是內容創新和科技創新的結果。還有像文化創意、數字出版、移動多媒體、動漫游戲等新興文化產業，這些具有廣闊前景和高參與度的休閑娛樂方式，都是在加快發展文化產業的大背景下，文化科技創新的重要體現。

（二）要著力于推動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

這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做強做大文化產業的重要途徑。目前國有文化單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封閉式改革、分業分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傳媒領域，只局限于內部自身的兼并重組，如在報業與報業之間、廣電業與廣電業之間、出版業與出版業之間進行兼并重組，這是遠遠不夠的。現階段，報業不能做廣電、廣電不能做報業、電視網和電信網不能互相進入，雖然我們正在推進三網融合，但目前也只是有限制的部分融合。這種封閉式、分業分領域改革的格局不打破，我們就無法做到文化產品最大化和實現資源互補的效果，也無法適應當前和未來激烈的全球化競爭。

六、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經濟政策法定化，奠定了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法制保障

文化產業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治經濟，文化產業的發展所產生的經濟社會效應也是一種法治效應。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的立法起步較晚，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文化產業振興、文化市場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提高文化建設法制化水平。”其中蘊含了文化產業立法的思想。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部署，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法治框架也作了清晰的設計，提出“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經濟政策法定化，健全促進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的制度規范”的新思路，這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今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法制保障。這次全會不僅首次在黨的重要文獻中提出文化產業領域立法的具體名稱，而且還強調了立法的質量和有效性，要求所立之法是從“行之有效的文化經濟政策”而來。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之所以必要，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一）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是文化產業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

在文化產業發展的起步和初級階段，國家通過制定各種文化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起到主要推動作用。而在文化產業步入快速發展和走向成熟階段，則需要制度性力量尤其是法制力量予以規范，以確保市場行為的有序和健康。“2013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15%以上”，延續了多年的高速增長態勢。但與此同時也存在文化產業法制建設滯后、有關政策與市場經濟原則相悖等突出問題，這就必須通過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在法律的框架內予以解決。

（二）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是切實規范政府和市場邊界行為的現實需要

現有的文化管理和文化產業政策主要由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門制定，運行中存在多頭管理、條塊分割、各自為政，職能交叉和管理不到位的現象，導致行政力量干預太多和市場作用不明顯，這種政府越位和市場缺位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化產業的科學發展。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重大精神，必須要做好文化產業發展的頂層立法設計。

（三）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是國外文化產業強國的經驗借鑒

縱觀世界上的文化產業強國，其共同點之一就是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保護和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如日本在1995年發表《新文化立國：關于振興文化的幾個重要策略》確立“文化立國方略”后，陸續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法》（1995年）、《振興文化藝術基本法》（2001年）、《關于促進創造、保護及應用文化產業的法律案》（2005）等，推動本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成為文化產業規模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韓國也十分重視把發展文化產業納入法治軌道，于1999年首次制定了有關文化產業的綜合性法規《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在此基礎上，又陸續制定了《文化藝術振興法》《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觀光振興法》《電影振興法》等一系列文化產業法，奠定其文化產業強國的地位。鑒于我國文化產業法制建設滯后、不成體系的現狀，我國有必要借鑒國外文化產業強國的經驗，通過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經濟政策法定化，以強化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法制保障，這是十八大以來黨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又一重大思想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