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到電影的敘事倫理轉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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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言在小說《白狗秋千架》以殘酷敘事達成了主人公個體生命的構建，這種構建突破了倫理綱常，卻內含合理性。霍建起導演將該小說改編為電影并更名為《暖》，相較于小說原作，電影的敘事倫理發生了逆轉性的變化，主人公的苦難際遇被化解，形成了一種家庭敘事倫理的恒常穩定性，小說原作中的苦難鄉村轉化成電影中的詩意田園。

關鍵詞：小說；電影；敘事倫理；轉換

文學以語言文字建構世界，而電影則從畫面、聲音等方面來再現敘事對象、建構敘事客體，是一種多維媒介的視聽敘事，因此，從文學到電影的改編涉及到不同媒介符碼的轉換，甚至會出現改編作品與原作敘事倫理迥異的情況。莫言小說《白狗秋千架》的電影改編（更名為《暖》）就是如此：原作所表現的苦難意識，在電影改編中發生了本質性的位移，主人公“暖”的個體生命構建方式呈現出了與原作完全不同的走向。

一、從小說到電影的情節變化

在莫言小說的改編中，傳播最廣的莫過于電影《紅高粱》，電影和小說在諸多方面的高度契合，使得兩種媒介互相闡釋、互相成全，是小說與電影的雙贏。而莫言小說《白狗秋千架》的電影改編，雖然與原作在故事情節的構架方面保留了一定的相似性，但兩種媒介的敘事倫理卻如兩條航標不同的河流，各自流向了屬于自己的目的地。《白狗秋千架》是莫言“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的奠基之作（小說發表于1985年），文中涉及到了莫言小說創作的諸多元素，諸如苦難、殘酷、抗爭、對峙等等，這些元素在他此后的創作中不斷豐富和拓展，構成了莫言的文學風景。這篇小說以返鄉者“我”的視角展開敘述，故事的主人公是敘述者過去的戀人“暖”，她曾經年輕漂亮，渴望進城，但夢想破滅，后來嫁給粗俗野蠻的啞巴，生下三個啞巴孩子，一系列不幸使得“暖”生活在絕望中，面對返鄉的過去戀人，絕望中的“暖”為了要一個健康的孩子而向“我”提出野合的要求，使“我”陷入兩難境地，小說到此處戛然而止。小說中的秋千是“我”和“暖”美好情感的象征（電影中大量關于秋千的鏡頭充滿了樸素而歡快的鄉村氣息），但也導致了“暖”的殘疾（她從秋千上摔下來瞎了一只眼），因此“秋千”具有敘事線索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小說和電影是一致的。但白狗的形象在電影中沒有出現。小說中的白狗是女主人公“暖”的影子，小說開始時“我”就在村口遇到曾經熟悉的白狗，狗的眼神“遙遠而荒涼”，“暖”隨著白狗出現接著從高粱地里面出來，她極其艱難地背著大捆高粱葉，認出“我”之后，只有一只眼的她流露出凄涼古怪的表情——人與狗的眼神構成呼應，營造了小說悲涼的情感基調。電影的選景地卻是在江南，這與小說中描寫的有著密不透風的高粱地的高密東北鄉不同，電影畫面中小橋流水、粉墻黛瓦的鄉村景象顯得安逸和諧而又充滿溫情，返鄉的井河（小說中的“我”在電影中名為井河）在田間小路上緩緩騎行，兩邊有隨風起伏飄動的大片蘆葦，這充滿詩情畫意的風景產生了與小說截然不同的情感氛圍。拜訪暖的家，是小說的關鍵情節。小說中的“暖”貧窮、疲憊而邋遢。他的啞巴丈夫丑陋、粗俗、暴躁，對“我”很不友好。與父親相似的三個啞巴孩子“像三只羽毛未豐、性情暴躁的小公雞”，他們為了爭搶我給他們的糖果而擠做一團，小說中“暖”的世界幾乎令人窒息。但是，電影中的暖，僅是腿微瘸而已，她面目清秀（眼睛未受傷），神態也很安然。她的家雖然顯得有點老舊，但樸素而溫馨，爐灶上的水壺騰著熱氣，旁邊有一支古老的青花瓷罐顯現出一種優雅的格調。而尤其重要的是，暖的啞巴丈夫雖然殘疾，但他關心體貼暖，小說中三個粗俗的殘疾兒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電影中的一個健康聰明善解人意的乖巧女兒。電影和小說都采用了“返鄉—回城”故事構架，都以男主人公離開鄉村作為“卒章顯志”式的結尾。小說的結尾是開放性的，白狗引領著“我”，見到了在高粱地期望我到來的“暖”，面對這種特殊的拯救，“我”究竟該如何做，小說并無交代，這種未完成的結尾，帶給讀者心靈的震撼。電影則采用了閉合式結尾，村口送別，啞巴提出讓井河帶著“暖”母女進城生活，而“暖”則堅決地擁著自己的啞巴丈夫回家，井河對小女孩承諾，等他長大了帶她到城里上學，影片在一種令人感動的善與美的人倫情境中落下帷幕。這個圓滿的結局呈現了所有人的善良——啞巴善解人意、“暖”對丈夫溫存體貼、井河不忘故交，再加上健康懂事的小女孩，每個人的善良匯聚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電影的圓滿結局。

二、不同的敘事倫理形成不同的生命主體構建方式

小說《白狗秋千架》開啟了莫言文學世界中的核心問題，即關于苦難與拯救的問題，同時也涉及到作家關于生命個體在極度殘酷的現實中如何建構生命價值的問題。苦難書寫，是莫言小說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婚姻的不幸是女性苦難的重要原因，《紅高粱》里的“我奶奶”、《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檀香刑》中的孫眉娘，她們和《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一樣在不幸的婚姻中生活。在幾乎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們踏上了自我救贖之路——沖破道德規范，活出一種自由不羈、敢于破除一切倫理的生命境界，她們的抗爭使得道德的追問在此處不得不停擺，因為現實的殘酷使她們的要求發乎情、合乎理，具備了某種即使是傳統道德倫理也默認的合理性。正如布斯所說：“他早就確信，最‘富有人性’的主題是那些反映了生活的道德歧義的主題。”可以說，莫言正是循用傳統倫理的自身邏輯，通過對于女性所經歷的殘酷生活的描寫，來實現了主人公生命主體倫理的建構，也使得故事產生了很強的敘事張力。苦難敘事是文學的永恒主題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苦難可以看作是人存在的本質困境，且往往帶有一種深刻的悲劇色彩。在近四十年的創作里，莫言始終都在關注人生存的苦難與超越的問題，他的多部小說都書寫了現實生活的苦難，甚至觸及到了一些極其殘酷的極端處境，他的作品將人在苦難重壓下生命力的爆發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呈現出一種攝人心魄的強悍力量。然而，莫言對于苦難的書寫并非為了展示傷疤，更不是為了詮釋人類種種苦難的必然性，莫言出生于底層，成長于民間，早年的農村生活經驗使得他切身感受到了中國農民的悲哀與歡樂、痛苦與希冀，他通過自己個體的、具體的生活經驗營造了他的高密東北鄉世界，其目的既是要表達一種直面現實的勇氣，更為了完成一種靈魂的救贖與精神上的超越。相比較而言，電影《暖》對于《白狗秋千架》的改編體現出一個有著唯美主義追求的導演對于一部殘酷小說的化解能力。電影在整體氛圍上始終是平和寧靜而優美的，即使在最殘酷的秋千摔傷事件中，導演也只是用畫面上孤零零的斷繩表達了一種具有象征意味的淡淡感傷。這種安靜平和的韻律使得不幸漸漸幻化成為一種樸素與安然，也使得殘缺淡化為美：健康可愛的女兒，彌補了“暖”和啞巴的遺憾，使得“暖”的生活充滿了溫情與希望；啞巴對于“暖”的深情厚義，使得他的心靈超越了身體的殘缺而閃動愛的光彩。“暖”把代表無望的舊情物件（小鏡子、皮鞋）扔進水里，甚至放棄城里售貨員的愛情（電影增加的情節），是因為她一方面欣然接受了自己不能進城的現實，另一方面重新發現了屬于自己的愛情：只有啞巴發自內心的愛與尊重才是最值得珍惜的。這些細節在電影中以舒緩的節奏在富有江南小鎮美感的畫面中表現出來，緩緩地勾勒出今天的“暖”的生活輪廓：在莫言小說中所描寫的痛苦不堪的婚姻，在電影中變成了一個幸福溫暖的家，夫妻二人自然的體貼和關照，讓生活變成了一種日出日落的平靜與永恒。電影敘事在這種恒常的家庭倫理中確定了一種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經過一個善良可愛的小女孩得到了加固。電影消融了苦難，并以傳統意義上的家庭敘事倫理形成生命價值，以人物與生活的和諧解構了莫言小說以殘酷敘事所形成的緊張與對峙的個體生命構建，達成了主人公從苦難鄉村的殘酷境遇到詩意田園的幸福生活的敘事倫理逆轉。莫言以殘酷書寫彰顯生命的強韌，而霍建起導演則用日常的家庭倫理來表現生命的寬厚與從容，兩種美學追求下的藝術共同演繹出生命的豐富性，并提供了兩種媒介構成互文的新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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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吉象.《影視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2.

[5]馬軍英.《媒介變化與敘事轉換》，上海：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11.

作者：王愛俠 單位：山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