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領導下的文化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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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書生活與文化思想

鄧小平幼年時期在家鄉四川接受了傳統私塾教育和初級、中等教育，16歲赴法國勤工儉學，后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隨即回國參加大革命，此后一直從事革命工作。愛好讀書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共同愛好，鄧小平也是如此。據女兒鄧榕回憶：“父親特別愛看書，什么書都看，中外古典名著、歷史人物傳記、時事評論專輯乃至整本整冊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歡讀。在歷史古籍中，也最喜歡讀的，還是《資治通鑒》。父親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翻字典。”“我們家的藏書，什么都有。中國歷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等；中國文學的，有《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三言”“二拍”《儒林外史》《鏡花緣》《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和詩經、唐詩、宋詞、元曲，及現代作家魯迅、巴金、老舍的作品等等；外國文學，有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訶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巴爾扎克、雨果、羅曼•羅蘭、大仲馬、莫里哀、蕭伯納、泰戈爾、海明威等等的諸多作品；還有許許多多外國歷史、回憶錄、傳記、哲學等方面的書，當然，還有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在鄧小平被下放江西南昌期間，眾多的書籍陪伴他度過了三年多的時光，在閱讀這些古今中外經典的過程中，他對文化問題進行了深刻思考。鄧小平在會見國外友好人士時，時常提到一些外國名著。“1980年6月13日上午，會見馬文•瓦克曼率領的美國費城坦普爾大學代表團。指出：你們有一本小說叫《飄》，是寫南北戰爭的，小說寫得不錯。”“1986年10月28日上午，會見冰島總理斯坦格里米爾•赫爾曼松。說：歐洲一個著名的文學家寫了一部小說叫《冰島漁夫》，我在二十年代時就看過，了解到冰島人民當時的生活條件相當艱苦。”可見他閱讀興趣廣泛，加之早年在法國、蘇聯的親身經歷，使得他對中西方文化有著深刻的認識。這使他有機會從世界的、全局的視野思考中國文化建設問題。

二、文化建設不能閉關自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文化建設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由于長期受到“左”傾思想影響，也有很多失誤，造成了不良影響。對此，鄧小平十分重視。1978年8月在與文化部負責同志談話時，他指出：“文化部的任務是很重的。現在電影不多，讀物很少。我這里擺了一些以來出的小說，干巴巴的讀不下去，寫作水平不行，思想藝術水平談不上，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尾。電影也是這樣，題材單調，像這樣的電影我就不看，這種電影看了使人討厭。”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從理論的高度去解決這一問題。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不能固步自封，完全應該吸收和借鑒古今中外的經驗，他批評說：“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文化建設也是如此，不了解、學習外部世界的文化，是無法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因此，他強調：“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的藝術形式。”在這一思想指導下，20世紀80年代，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化作品，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呈現出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象。積極開展與國外文化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是文化建設的一條重要途徑。在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時，鄧小平說：“我們派人到教科文組織工作，主要是學習，我們將采取積極的態度。教科文組織派人來講學、辦培訓班，是好建議，很好。教科文組織舉辦的國際學術活動，我們也要參加。”此后，中國文化頻繁出現在世界舞臺上，改變了很多外籍人士對中國的誤解，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文化事業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推動，中國古代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發展。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科技停滯不前，中國文化也呈現出衰落之勢。鄧小平在訪問日本期間，參觀著名的松下電器公司時，專門到“展覽室參觀陳列的雙畫面電視、高速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像機、錄像唱片、立體聲唱機以及微波爐等產品”。可見，他十分重視科技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改變“閉關自守”的情況，需要向海外朋友宣傳、推廣中國文化。鄧小平在很多場合，不失時機地推動這一工作。1978年他訪問日本，“在唐招提寺參觀時，贊揚一千二百多年前負責建造這座寺院的唐代高僧鑒真的功勞，并歡迎森本長老同鑒真石雕像一起訪問中國”。在會見日本茶道人士千宗室一行時，“按照日本的禮儀，喝了千宗室親自沏的一杯日本茶后說：茶道在日本社會是很有影響的，也是發展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歡迎你們來訪，以增進彼此之間的友誼”。1986年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在聽說他去了新疆參觀后問：敦煌去了沒有？你們不是有敦煌學嗎？敦煌是個了不起的地方。去過天水麥積山嗎？那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在會見美國友人時，他提到：“中國同美國的交往歷史比較久，特別是文化交往，盡管當時的形勢、條件和性質都和現在的不同，但通過彼此之間的交往，對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是起了作用的。斯諾是最早一個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這也是文化交流。”在參觀天津市容和古文化街時，針對有人反對維修外國人所建小洋房的意見，說：“這怎么能拆呢？要好好地保留，這是文化。”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對外開放，并不限于經濟領域，在文化領域也是如此，實踐證明，中國文化在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發展，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三、文化建設的“后勤部長”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國家財政力量有限，對文化事業的投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在鄧小平主管文化教育時期，這一情況得到了有效改善。他曾對外賓談到：“我是自告奮勇管理科學、教育的。不過我是一個外行，只能當個后勤部長。”“我起的作用就是當后勤部長，就是做發現人才，支持科學家、教育家，撥款，搞設備等事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出于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的初衷，直接干預文化事業，但是這種做法的效果并不理想。而只作“后勤部長”的鄧小平在主管教育文化事業期間，吸取此前的經驗教訓，一直保持著謙虛謹慎的態度，不直接參與文化事業的具體事務。他說：“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于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針對1977年底推廣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中，許多漢字過分簡化，在使用過程中引起混亂的情況，鄧小平指出：“這一次簡化漢字不夠慎重”，“社會上反映強烈”。“中央領導同志講的也可能有不對的，我講的也可能有不對的嘛。”后來，在聽取各方意見之后，這套方案被停止使用。教育是文化事業發展的基礎，鄧小平十分重視教育問題。1977年復出后，他積極推動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高考工作，使高等教育事業走上快速發展的新階段。據《鄧小平年譜》記載，實業家李嘉誠籌資建設汕頭大學，包玉剛投資建設寧波大學期間，均得到鄧小平的熱情支持和幫助。他還曾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中山醫科大學、寧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河海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東吳大學等高校題寫校名。如今，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大發展，國家對文化事業的投入日益增加，但是也存在著投入與產出比較低的情況。可見，鄧小平同志甘當“后勤部長”的成功經驗，至今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文化建設與文化自信

改革開放之后，一些人看到當時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差距，感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之不良文化逐漸進入中國，并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結合在一起，社會上出現了否定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思潮。有些文化工作者“熱心于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嚴重影響了社會風氣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針對資產階級文化思潮的侵襲，鄧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銳，多次指出其危害性和嚴重性。他堅定地認為社會主義文化一定能夠戰勝資產階級文化，并指出：“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產品，要堅決制止壞產品的生產、進口和流傳。”“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只要社會主義文化得到了充分發展，那些喧囂一時、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化就自然會失去生存的空間。針對不良文化，鄧小平指出：“屬于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針對部分受到不良文化影響的人，他抱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一部分年青人對社會的某些現狀不滿，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導，不好好引導就會害了他們”。鄧小平從文化自信的角度，指出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方向，一個國家、民族、政黨，只有對自身文化有堅定的信心，才能有堅守的從容，奮發進取的勇氣，煥發創新的活力。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獨具特色、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就是因為有文化自信的氣度，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1990年，已經退出領導崗位的鄧小平在參觀北京亞運會體育設施后，說：“看來中國的月亮也是圓的，比外國圓。現在有些青年人總以為外國的月亮圓，對他們要進行教育。”實踐證明，鄧小平同志文化思想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結語

鄧小平同志對文化建設問題的思考，發展了馬列主義、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此后，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先進文化與先進生產力、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同志科學發展觀思想，包含著“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文化價值取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文化體制機制創新”做出專門論述，為建設文化強國指明了方向，都是對鄧小平文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它們是一脈相承的。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奮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建設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強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又一歷史重任。溫故而知新，今天，我們重溫鄧小平同志有關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論述及其實踐，深切地感受到他的高瞻遠矚，也更加堅定了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作者：姜慶剛 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