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文化安全綜合研究的多維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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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安全研究議題的多元生長點

（一）當下我國面臨的復雜的文化安全情勢，亟需我們將文化安全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利用其強大的軟實力對其他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和略，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圍內凸顯出來。由于國情的特殊性和文化的獨特性，我國首當其沖受到西方世界的文化滲透和意識形態顛覆，使當下中國文化安全形勢日益嚴峻。一方面，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防范和不信任也在不斷增加。全球一體化浪潮帶來了不同國家的文化碰撞，帶來了中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的沖突；最近爆發的“斯諾登事件”表明，網絡化時代不僅帶來了海量信息和無邊界交流，更帶來了國家間的全面網絡對抗；蘇聯解體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一枝獨秀，也引起了國外文化霸權的攻訐；此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交易的市場霸權，技術交流與技術保護的持續博弈，宗教及其他文化領域的不斷角力等，都給我國文化安全帶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文化安全情勢極為嚴峻。另一方面，改革開放30多年來，雖然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但文化發展始終是一條“短腿”，不僅與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不相匹配，也帶來明顯的文化安全隱患。一些人對我國五千年悠久傳統文化傳統進行詆毀甚至全盤否定，從而動搖國人的文化本位與傳統根基；一些人對西方反華勢力在文化領域對我國的滲透和擴張缺乏清醒的認識，拱讓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主陣地。再加上當下我們的意識形態工作在內容、形式、方法等方面長期缺乏創新，導致意識形態工作的功能弱化，實際上是變相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地。此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對傳統文化遺產缺乏重視和保護，30多年的“建設性破壞”在烈度、廣度和時間長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十年動亂；還有，我國在科技研發、教育發展、文化市場等方面的保護機制十分缺乏，文化安全問題叢生。凡此種種，足以說明我們對文化軟實力重視不足，對文化安全警醒不夠，長此以往必將自毀我國的文化長城，主動割讓文化主權，也為西方反華勢力的文化滲透打開方便之門。可見，隨著全球一體化時代的到來，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圖謀對我國進行文化滲透、價值顛覆乃至于輸出顏色革命，我國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脅十分嚴峻；而國內一些人陶醉于經濟繁榮，自陷于鶯歌燕舞，對西方與我國的意識形態抗爭視而不見，對文化遺產破壞和傳統價值缺失置若罔聞，對技術流失、教育失衡和文化沖擊等缺乏應有警醒，這些外部威脅和內部隱患勾連在一起，造成了我國深層次的文化安全和國家安全危機，亟需我們盡快深化對文化安全的綜合研究。

（二）西方文化安全研究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亟需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觀。文化安全研究在西方起步較早，在東西方冷戰時期尤其受到高度關注，冷戰結束后形成一波熱潮。隨著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東歐改變顏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意識到東西方較量已從鐵幕后面的軍事對抗轉型為軟實力背景下的文化較量，因此在加強對所謂“敵對國家”進行文化滲透與擴張的同時，更重視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將文化安全戰略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西方學者為配合這一圖謀，提出了一系列的關于文化安全的理論建構，試圖為西方國家的圖謀披上一層合理的外衣。其中，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論”、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等，是較有理論深度、較具國際影響力的理論建構。應該說，西方學者提出的文化安全理論，對于深化有關文化本質、跨文化沖突的研究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從理論上看，西方學者力圖掩飾國家間文化沖突背后的政治因素，片面夸大文化因素本身的作用，其觀點存在明顯偏頗和缺失。從深層意圖看，這些理論建構的出籠大多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一方面是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和文化霸權服務，為西方世界作政策辯解或詮釋的色彩甚濃，排他性的意識形態特征明顯；另一方面大多服務于西方國家對他國進行文化滲透和價值顛覆的需要，甚至針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顏色革命”，具有明顯的攻擊性指向，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文化安全帶來嚴重挑戰，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積極應對。因此，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論”、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等一系列關涉文化安全的理論體系和觀點，其本質都是對西方文化滲透與擴張受阻、亞洲國家文化不斷發展和崛起的一種深切優慮，其在理論廣度與深度上并沒有超出上世紀初馬克斯•韋伯提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視野。例如，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雖然影響廣泛，但基本上還是延續了西方的冷戰思維，試圖在蘇聯垮臺后給美國重新設定對手，以維護“普世價值”和“美國信念”，為美國繼續稱霸世界制造理論根據。顯然從國際層面上看，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議題，也不可能在學術層面和政治層面獲得所謂的“理論共識”。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國際政治格局發展的產物，與國家利益、國際競爭和意識形態爭端糾纏在一起。盡管在西方世界，也會有一些學者對西方文化霸權、文化殖民等議題進行揭露和批判，但他們的觀點并不被西方世界的決策層所重視，也遠沒有那些以服務西方文化霸權的學者受歡迎。目前，國際上關于文化安全的主流觀念和話語權基本上由美國既及西方國家的學者所掌控，幾乎還聽不到來自中國學術界的觀點和聲音，更遑論西方國家與我們坐在談判桌前平等討論文化主權、文化領土、文化軟實力等攸關未來發展的問題。基于此，我們迫切需要在厘清西方文化安全理論的本質、借鑒西方文化安全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特殊國情和獨特價值觀、關涉當下嚴峻的安全現實，從理論建構和實踐操作等不同維度來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理論和戰略，在國際上爭得與大國身份相符的文化話語權，營造一個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國際輿論和安全環境。

（三）當下我國文化安全研究與實際需求脫節的現實，亟需我們深化對文化安全的綜合研究在國內，文化安全問題雖然早已進入國家高層的決策視野，但目前學界的研究相對滯后，研究成果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發展的迫切需要。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文化安全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從總體上看還處于起步階段，仍存在諸多不足。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目前國內對文化安全的研究還處于概念辨析和借鑒西方成果的階段。不僅對對與文化安全相關的文化問題缺乏深入研究，也對文化安全研究的多學科合作缺少實際的動作，使得目前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不乏引進、模仿和借鑒的痕跡，與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學的目標還相距甚遠。在現實案例研究方面，目前國內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基本上還處于“紙上談兵”的狀態。一些研究成果鮮有社會調查的數據和國內案例的研究分析，與相關實際部門的對接與合作也明顯不足，導致許多研究成果成為“自言自語”的文獻資料、“隔空喊話”的務虛之論，尚不能真正進入決策領域和實踐操作的層面。在對策咨詢研究方面，目前國內對文化安全的研究也存在幾個值得注意的傾向。一是宏觀的研究較多，微觀的分析較少；二是理論研究較多，實踐操作建議與對策較少；三是研究文化安全的消極防御方面較多，將文化安全與文化建設結合起來的研究較少。總之，當前我國學界文化安全的研究雖然形成一定的聲勢，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總體上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初級階段。現有研究對理論層面的文化安全理論建構、國家層面的重大文化安全問題、社會影響較大的文化安全事件、特別是涉及國本的意識形態對抗等，缺乏足夠的關注和綜合的研究，既沒有與西方文化安全理論和戰略相匹敵的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理論，也鮮有應對當下我國嚴峻文化安全形勢的可操作性建議。嚴峻的現實呼喚學界和政界的合作，研究出系統的中國文化安全理論；更呼喚學者的學術良心，摒棄學術壁壘和門戶之見，深化文化安全的綜合研究，擬訂出國家層面的宏觀戰略與區域層面的具體措施相結合的文化安全戰略。

二、文化安全研究視角的多元維度

文化安全研究從來不是一個單向度論題，而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對象。因此，對文化安全的研究，除了堅持不同學科的合作創新與綜合研究，更要把握這種研究的多元維度。

（一）文化安全與文化建設相輔相成的二元維度對文化安全的研究無疑是為了維護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軟實力不僅彰顯出一個國家或區域的內在品格、精神風貌和人文特性，還在思想理念、價值體系、創新活力等方面體現出其發展潛力和競爭優勢。歷史經驗表明，提升文化軟實力，既要推進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本身的發展，也要構筑堅固的文化安全堤壩。文化發展提供了確保文化安全的物質基礎，文化安全則是文化建設的屏障，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特別是在一國的文化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后，保障文化安全，就成為保衛文化建設成果，拱衛國家文化領土、文化主權安全的重大政治經濟社會責任。在全球一體化格局下，“以文化論輸贏”成為當前國際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世界各種文化群體不約而同地研究文化安全理論、建構文化安全戰略、實施文化安全措施，就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文化安全，保衛文化建設的成果，保衛其獨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加強和深化對文化安全的研究，既要堅守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提防西方的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更要著眼于保衛我們“文化領土”的安全，拓展我們的“文化控制力”。比如，十八大文件提出要維護網絡安全，就是一個既要發展網絡經濟又要維護網絡安全的重要的“文化領土”；我國要在警惕和維護文化安全的同時，積極參與文化市場的國際博弈，這也包括知識產權的競爭、文化貿易規則的制定權、民族品牌產權的維護等多個方面。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文化自信，既要堅持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主流意識形態，也要勇于開拓不斷創新，促進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現代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斷創造出符合中國特色的文化形態。因此，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須堅持與文化發展相輔相成的二元維度，如果僅僅秉持消極的文化安全觀可能會埋葬我們民族的悠久活力。當前在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積極文化安全觀的同時，我們必須抵制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傾向。

（二）理論建構與實踐操作相互結合的二元維度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是一個具有深厚理論底蘊和經世致用特色的研究議題。鑒于文化傳統、意識形態、核心價值等文化要素對國家、民族的特殊重要性，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實際上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一個具有足夠開放性和防御功能的安全文化形態，能夠提供穩定的國內政治、輿論和文化環境，為發展經濟與科技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防御屏障，對經濟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等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一方面，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實踐導向，可以直接進入國家戰略層面和區域工作層面，減輕由于文化安全問題而造成的文化建設的損失，極大提升和倍增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在現實生活中，廣東汕尾發生的烏坎事件、南海的本田罷工事件、廣州的新塘事件及垃圾焚燒的網絡圍觀等大大小小的網絡及文化事件，都直接關乎文化安全乃至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從理論和對策上有預見性地做好研究，能為政府提供有益的處治方略和預案，減少社會動蕩和思想波動。顯然，我國最高決策層之所以對“文化安全”倍加重視與投入研究，恰恰是因為我國在現實領域受到來自國外的嚴峻文化挑戰，對國家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脅之故。而在國外，關于文化安全的眾多研究原本就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其成果也紛紛進入實踐操作領域，有力地推動了西方國家調整文化安全乃至國家安全戰略。另一方面，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又非完全工具性的，而是有著深厚的理論底蘊和學科特色。首先，對文化安全的研究是一門多學科聯合攻關的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涉及哲學、文化學、社會學、經濟學、傳播學、法學、政治學，宗教學、歷史學、民族學、外交學、情報學等多個領域，需要各學科的廣泛參與和協同創新；其次，西方國家學術界在多學科交融和運用多種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已經提出了眾多關于文化安全的理論建構，形成了許多影響到其他學科和社會意識的理論體系，比如文明沖突論、文化霸權論、文化殖民論、軟實力理論、知識產權論等。而中國學界的研究因為起步較晚，在文化安全的理論建構方面尚未有重大建樹，其理論貢獻尚不能望國外同行之項背，亟需研究和創造具有中國特色、國際影響的文化安全理論。這就表明，當前對文化安全的綜合研究必須著眼于中國特色文化安全的理論建構與經世致用的文化安全戰略這個二元維度。文化安全之所以成為當今“顯學”，成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維度之一，是因為這個議題既有深厚的理論支撐，也有明顯的經世致用特色。我們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須做到兩者齊頭并進，缺一不可。

（三）國家層面與區域層面遙相呼應的二元維度對文化安全的研究，還要體現國家層面的宏觀文化安全戰略與區域層面的具體文化安全措施這個二元維度。從全局來講，文化安全當然首先是國家層面的戰略，事涉國家主權和前途命運，必須上升到國家核心戰略的高度，無此則不會有國家其他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從局部來講，文化安全必須形成區域層面的文化安全意識和具體的文化安全措施，無此則所謂國家文化安全戰略只不過是一紙束之高閣的空文。必須是國家層面與區域層面二者合力，才能真正建構疏而不漏的國家文化安全體系，保衛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成果，保衛和提升我們的文化軟實力。一方面，我國最高決策層之所以明確提出“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是因為在當前情況下，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硬實力競爭轉入軟實力競爭，從物質經濟領域的比拼轉向非物質經濟領域的博弈。西方國家對我國搞“和平演變”，推行“顏色革命”，其背后不僅是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的較量，更是充分利用了文化的力量與手段。當今國際貿易中各種歧視政策、反傾銷法案、知識產權案等，又無一不是國家產業文化實力、文化市場安全等方面的較量；國家間在高新科技、高層政治、高端意識形態等領域無休止的諜戰和攻訐，其實都依仗著各自文化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這些都使得文化安全作用日益凸顯，上升為我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另一方面，從局部來講，區域（省區）與國家層面是點和面的關系，國家層面的國家文化安全戰略必須靠各個區域（省區）的具體文化安全措施來保障，否則便是無根之水、無本之木。對廣東來說尤其如此。廣東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深得率先與西方文化交流之利，也飽受與西方文化沖突之害，成為與西方文化融會與沖突的橋頭堡和主戰場。廣東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有許多案例、經驗需要研究和總結，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和困惑需要探索形成對策；同時，廣東的今天就是國內其他省區的明天，廣東在文化安全研究方面先行一步，可以為國內其他地方提供經驗和借鑒。因此，廣東應率先開展文化安全的研究，并成為文化安全研究的重點樣本，這樣可以掌握該領域的一定話語權，乃至建構文化安全研究的“廣東學派”。

三、文化安全研究內容的多維框架

基于西方的研究經驗和中國的現實處境，我們認為，當下我國文化安全的研究內容應構建基礎理論研究、中國案例研究及應用對策咨詢三大框架，以此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學和文化安全戰略。

（一）基礎理論研究：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學建構理論建構是現狀分析的框架和對策研究的前提。一方面，要重點突出文化安全的理論創新，著眼于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學。目前國內學界對文化安全的定義不是過于寬泛，就是相對狹窄，甚至還有相互抵牾的情況，因此需要借鑒西方文化安全研究成果，厘清文化安全的基本概念、論域邊界、邏輯關系，研究文化安全的內涵、外延、特征、性質等，形成系統的基礎性理論體系，為中國特色文化安全學的后續研究打下良好基礎。另一方面，要著眼于對西方文化安全理論的辨析與借鑒。西方學者先行一步，率先開展文化安全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維護其本國文化安全的具體戰略和可行措施。我們需對西方文化安全理論建構與實戰方略的社會背景、學術流派、理論視角、價值原則、思維范式、文化邏輯、理論得失等進行研究與評價，注意吸收其合理因素。特別是對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政治經濟與利益格局的新變化，美國單極獨大形成的文化霸權現象，高科技發展和網絡時代的到來，世界不同文化群體提出的文化安全理論與策略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總結分析其經驗與教訓，為我所用，為我所警。

（二）中國案例研究：文化安全研究的空間關照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化安全學，當然要全面分析和研究中國獨特的國情和嚴峻的文化安全情形，這是當下我國文化安全研究的空間關照，也是核心研究內容之一。需要具體梳理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面臨的文化安全現狀，條分縷析文化安全方面存在的問題、挑戰及其背后的結構性原因，為制訂國家層面的文化安全戰略和區域層面的文化安全措施打下堅實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將國家視角的文化安全戰略與區域的文化安全措施結合起來，必將拓展文化安全研究的視域和實踐空間，有助于提升國家文化安全理念構建與實踐戰略的可操作性，也使當下我國的文化安全研究更具有創新性、應用性和實戰性。就中國案例研究而言，要特別注意我國在文化安全領域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國際挑戰，這是文化安全之所以成為當下高層重點關切的主因之一。一方面，全球化、信息化給我國帶來的“雙刃效應”是文化安全研究的現實背景：我國雖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拓展空間與文化市場前景，但面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滲透、文化殖民與激烈的市場競爭；另一方面，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的抗爭也是文化安全研究的關鍵要素：我國特有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屢受西方國家的誣蔑和攻訐，在國際意識形態領域還缺乏必要的話語權，但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秉持政治強權和跨國公司之威，在我國肆意橫行，攻城略地，對我國的文化主權與文化安全生態造成了重大影響；此外，互聯網領域的發展已帶來的文化安全新課題，以文化、教育交流為幌子的經濟、軍事、科技間諜活動等，也是當下文化安全研究需要關注的重要議題。我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帶來的文化安全問題也不容忽視。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在現代社會的失落與重構，主流意識形態建構與公眾接受程度之間的偏差與逆反，和平崛起過程中經濟地位與文化地位的不相對稱，文化遺產和文化資源過度開發造成的民族文化與傳統價值的貶損與失落，社會文化生活中道德滑坡造成的“三俗”現象泛濫，西方文化滲透造成一些人對外國文化產生的依附心理，民族地區不斷洶涌的宗教與族群矛盾激化，大國形象塑造與社會公民素質之間的逆差與挑戰，凡此種種，其原因不外乎是國家經濟迅猛發展與文化投入下降的矛盾，人民生活日漸富足與社會道德底線不斷下滑的矛盾，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隔閡與沖突，主流意識空懸與草根意識泛濫的矛盾，西方文化勇進與民族傳統文化萎頓的矛盾，等，都需要我們引起高度關注，在深入研究基礎上進行理論回應。

（三）應用決策咨詢：文化安全研究的實踐維度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理論研究只有回歸到實踐應用才能煥發其特有的生命力。對文化安全的研究更是如此。對文化安全的理論建構、對中國案例的深度分析，必須返回到“經世致用”的目標才能找到其合理的歸宿。就全局層面而言，需要歸納和總結符合中國國情、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層面的文化安全戰略，建構我國的核心文化安全利益。要探索增強主流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體系凝聚力的綜合措施，積極推動有利于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的和諧文化建設；努力探索利于傳統文化保護與弘揚的基本國策和積極措施，保護民族文化獨特性，增強民族的文化認同。就區域層面而言，要特別強調全民文化安全意識的建立和和具體的文化安全措施的落實。國家層面的文化安全情勢，實際上是不同區域文化安全狀況的總和。省區和城市作為國家一份子，對于維護國家文化安全負有重要責任。在省區和城市的層面，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建立全民文化安全意識問題，特別是針對網絡時代的文化安全困境，提出維護文化安全的具體策略；其次要在經濟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文化產業發展與文化惠民、維護社會穩定和網絡言論自由等方面尋求合理的平衡，通過文化發展構建社會和諧；最后還要在具體的文化工作領域如對外文化交流、教育合作、宗教工作等各方面構建有效的文化安全堤壩，以保衛經濟建設與文化發展成果。

作者：涂成林單位：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