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傳播中的言語活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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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視角,網絡傳播中的言語活動可以分為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分別指向符號(意義)的兩端,關聯不同的敘事方式,構成了網絡世界的眾聲喧嘩。從概念上厘清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有助于更清楚地掌握網絡言語活動的傳播規律,創新網絡意識形態話語表述方式,進而為提高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提供有效的語言學支持。

關鍵詞:網絡語言;網絡言語;符號;能指;所指

隨著網絡自媒體的快速發展,幾乎每年都會有網絡熱詞出現。它們不僅在網民中間廣泛傳播,有些還被《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所使用,甚至被收入《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第三版)。這種語言現象,既讓我們感受到了網民的智慧,也讓我們看到了網絡對語言的巨大影響。當然,網絡熱詞也給突發事件的輿情處置帶來了挑戰。而網絡輿情的引導過程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情況:一邊是主流媒體苦口婆心地勸說,另一邊則是自媒體中網民七嘴八舌的“眾聲喧嘩”。這種情況,客觀上形成了以主流媒體為代表的官方輿論場和以網絡自媒體為代表的民間輿論場,構成了一幅奇特的網絡語言景觀。本文從語言學、符號學和傳播學等三個層面,對網絡傳播中的言語活動進行剖析,探討網絡言語活動的傳播規律,創新網絡意識形態話語表述方式,進而為提高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提供有效的語言學支持。

一、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

索緒爾對語言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對言語活動進行了二元劃分,將語言現象分為語言和言語。索氏認為,語言是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它不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是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一種社會心理現象;言語則是言語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帶有個人發音、用詞、造句的特點。一般來說,語言是穩定的,具有相對的靜止狀態;而言語因為是“個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為”[1],所以往往是異質的、主動的和個性化的。因此,言語相對于語言顯得千變萬化,無限豐富。李幼蒸教授將語言的特征概括為社會性、同時性、結構性、形式性、自主性、齊一性、內在性、系統性、規則性、關系性、潛在性、靜態性;將言語的特征概括為個人性、歷時性、事件性、實質性、受制性、多樣性、外在性、過程性、實事性、個別性、動態性。[2]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網絡語言指的是傳播主體共有的交際工具,是約定俗成并共同遵守的符號系統;網絡言語指的是網民為了交際而使用語言的結果,更加注重語法、詞匯的使用。語言和言語的上述特征在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比如對某一事件的敘述,網絡語言更多地關注事件本身的結構和造成的社會影響,因此內在的邏輯比較嚴密、體系比較完整,篇幅也比較長;而網絡言語則更多地關注個人在事件中的體驗,因此敘事的形式比較自由活潑,看起來較少邏輯思辨。在互聯網進入Web2.0時代以前,網絡傳播活動因為沒有網民的廣泛參與,基本上處于單線傳播狀態,網絡語言處于“霸權”地位。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隨著網民在傳播過程中的主動介入和網民之間的信息交流,網絡傳播慢慢轉向多項傳播的狀態,網民經常會發表一些具有即時性、碎片化和無深度性特征的言語,表達對網絡語言“霸權”地位的反抗,有學者將這種反抗稱之為對符號(意義)的惡搞和狂歡,認為他們以內容的多元化、語言的叛逆性和意義的拼貼來凸顯其反理性、反本質、去中心化的后現代特征,這種狂歡表現為炫耀性、碎片性、黑色幽默性和白色幽默性四種類型。[3]網絡言語的形成并非全是偶然,某一詞句之所以能成為網絡流行語,除了簡單形象、生動有趣外,更多地在于反映了某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情緒。在海量的信息中,只有那些最能觸動公眾心理的話語,才能迅速引起廣大網民的關注和認可,進而爆炸性地傳播開來。這一現象與后現代的社會文化語境不無關系。后現代主義否認真理及本原的存在,認為所謂的崇高事物和信念都是從話語符號中派生出來的短暫產物。實際上,索緒爾在晚年非常重視言語的語言學,“語言學研究的領域是十分寬廣的,一部分接近語言,另一部分接近言語,是積極的能量。言語是隨后逐漸被滲透到語言中去的那些現象的真正源泉”[4]。在索緒爾看來,言語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成為推動語言不斷發展的原動力。從網絡言語的發展來看,一方面它在慢慢影響著我們的語言習慣和思維模式,尤其是在高校大學生中間,他們喜歡創新、追求時尚,“促使語言演變的是言語,聽別人說話所獲得的印象改變著我們的語言習慣”。[5]因此,網絡言語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另一方面,網絡言語又在豐富著我們的語言,如《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就收入了“曬工資”“房奴”等網絡熱詞。由此可見,一些發展成熟的網絡言語已被社會大眾完全接受,由虛擬網絡走進了我們現實的日常生活,推動與豐富著我們的語言,這也正回應了索緒爾的初衷。

二、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的二元關系

符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推動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學者趙毅衡指出:“符號學就是意義學”,“任何意義都必須要符號才能表達、傳送和解釋”[6]。符號學理論認為,語言作為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由所指和能指兩部分組成。該理論認為就意義的傳達而言,語言的所指面指涉意義的內容,包括符號所闡述的實在事物、符號使用者的心理概念,為符號的不可見部分;語言的能指面指涉意義的形式,包括聲音、音響,是承載符號內容的表達層面。語言符號是概念和聲音形象的結合體。符號學理論的首倡者索緒爾指出,能指和所指的關系最初是任意性的,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社會化過程,任意性慢慢演化為約定俗成性,因此語言和言語在傳統語境下,呈現為比較穩定的二元關系,如作為概念的凳子和作為言說的凳子。從符號學的視角來講,網絡傳播中的網絡語言更多地側重于語言符號的所指部分,主要指的是有自己的價值系統和邏輯系統,講究規則、秩序和嚴肅性,注重傳播主流的、一元的價值;網絡言語則更多地側重于語言符號的能指部分,主要表現為言語簡潔、時尚、自由、犀利,具有無厘頭的特征,注重傳播非主流的、多元的價值,更打破了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社會化過程。當然,從理論上對能指和所指的劃分,僅僅是為了揭示意義的生成過程而進行人為的區分而已,在實際的符號運用過程中,是不存在這種劃分的,正如中國傳統哲學里常說的“得意忘象”。在網絡環境里,網絡語言與網絡言語之間不再是穩定的所指與能指的二元關系,雖然所指在符號意義的傳達上具有先天的優勢,但是能指在網絡環境里顯然比在傳統語境下更加強勢,經常以一種鏈條的形式,對所指表現出強烈的殖民和覆蓋,能指和所指之間呈現為拉康式的S/s。[7]在這個表述中,S表示能指,s表示所指,中間的橫隔線則表示能指對所指的覆蓋,讓所有對意義的探尋只能在能指與能指之間周游,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漂浮的能指”和“滑動的所指”[8]。比如“豆你玩”“向前蔥”,這種來自于網民口中的網絡言語,對傳統語境中的豆、蔥等所指概念,進行了徹底的顛覆和解構,并且還衍生出了許多新的意義符號,給人一種此豆非豆、此蔥非蔥的感覺。盡管網絡語言也一直努力捍衛自己的所指地位,但是以網絡言語為代表的能指鏈,則在不斷地挑戰網絡語言的權威,幾乎每天都會有網絡新詞出現,不管多么嚴肅的話題,都可能被網絡言語解構得體無完膚。雖然這也是當下互聯網信息文化的真實寫照,但是較之于傳統語境,網絡語境下所指與能指的游離關系由于缺少社會化的過程,可能暫時會因為能指的強勢而帶來新的意義,但這種意義的生成也深深地帶有時代(事件)的烙印,或者說是一種短暫的社會現象。網民編織的各種網絡熱詞,往往伴隨著一些熱點事件。這些詞雖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網絡事件的升溫,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又會被人們遺忘。所以網絡熱詞與網絡熱點事件之間幾乎是同生同無的關系,故而其對網絡語言的殖民,也只是暫時的。這種能指對所指不斷殖民的文化景觀,從學理上可以追溯為后現代主義文化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清算在網絡文化世界中的映照。[7]繼索緒爾提出具有解構主義色彩的符號學以后,以德里達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們,對索緒爾符號學里能指與所指的二元關系進行了破題,開展了對西方傳統形而上學“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清算和解構,以為能指騰出足夠的位置和地位,并賦予能指足夠的能量,讓所指日益從能指的殖民中退出,因此在網絡世界里才會出現“能指膨脹、所指喪失”的文化景觀。網絡上雖然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網絡言語,但是其究竟有何所指,意義何在,經常讓讀者無所適從,帶給讀者的卻是內心的虛無,大家稱之為信息快餐,后現代主義者則稱之為荒誕。[9]

三、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關聯的敘事方式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網絡語言關聯的是以傳統媒體為主體的宏大敘事或者元敘事,網絡言語關聯的是以網民為傳播主體的網絡敘事或者碎片化敘事。宏大敘事本意是一種完整的敘事,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和統一性,以宏大敘事為表征的網絡語言,注意錘煉語言,講究自己的語匯系統和邏輯系統。宏大敘事是指基于網絡傳播的個體化敘事,以網絡敘事為表征的網絡言語,注重網絡詞匯,講究個體的情感體驗。宏大敘事因為邏輯嚴密的緣故,容易給人一種死板的、老套的印象;網絡敘事則比較隨意,排斥一本正經的面孔,也不需要死板地恪守規則,抗拒主流價值和精英文化,對一切宏大的、神圣的、主流的敘事傳統進行解構。我們通過一個禪師體對話,就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兩者的顯著不同。禪師問:“一根魚竿和一筐魚,你選哪個?”施主說:“我要一筐魚。”禪師笑道:“施主,你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理嗎?魚吃完就沒了,魚竿可以幫助他們釣很多魚,可以用一輩子!”施主說:“我要一筐魚之后把它賣了,再買很多魚竿。然后把魚竿出租給別人收租金,再自己留一根竿。”禪師生氣地說:“貧僧不想和你說話!”實際上,網絡上像這類禪師類的對話很多,而且還會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在印象里,與禪師對話就是與智者對話,禪師說的往往都是一些人生的哲理和大智慧,但是在網民的調侃下,禪師竟無言以對。對此,已無法再簡單地判斷孰是孰非,實際上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以網民為使用主體的、碎片化的網絡言語對以宏大敘述為特征的網絡語言的抗拒和解構,這也是網民為什么比較抵制諸如大道理宣傳等宏大敘事的一個原因。宏大敘事和網絡敘事分別構成了兩個傳播主體的話語表述模式,也建構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輿論場。我們經常把傳統媒體形成的叫官方輿論場,把網絡媒體形成的叫民間輿論場。官方輿論場是大一統的體系,它有一個主旋律,一個意識形態,一個價值觀,它的背后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因素,更有數千年來承襲下來的文化;民間輿論場實際上比較散亂,由各種網絡自媒體組成,一些人為了吸粉,提高點擊率,往往采用夸張的表達,甚至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去敘事。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以宏大敘事為旨歸的官方輿論場,其語言表述呆板、敘事方式單調、內容空洞無味。以網絡敘事為旨歸的民間輿論場,其言語表述靈活、敘事方式多元、內容鮮活有味,二者形成鮮明的反差。從閱讀的視角來看,宏大敘事側重于深閱讀,尤其是對于一些重大命題的闡述,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去表述,而網絡敘事更加側重于淺閱讀,不需要高深的哲學思考,所以網絡敘事以一種娛樂化的形式開創了一種新的敘事范式,旨在打破和顛覆傳統的宏大敘事。在網絡世界里,宏大敘事變得似乎與這個社會毫無關系,解構與嘲笑似乎成了網絡世界的主旋律。對于解構,我們也要辯證地分析。事實上,就連解構主義思想家們也承認,并非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解構,比如德里達就曾提出“正義的不可解構性”,因為正義是對他者的無條件的義務或者說是責任,是一種“非對稱的責任”[10]。因此,從邏輯上說,如果一切都可以被解構,那么解構也將歸于虛無。所以,網絡世界里不僅需要個體式的網絡敘事,也需要集體式的宏大敘事。二者雖然話語體系不同,但在對意義的傳達上卻殊途同歸,對于一個健康的網絡敘事生態而言,缺一不可。實際上,就傳播的效果來看,在互聯網傳播世界里,我們不僅需要有完整的宏大敘事,更需要大量的微言大義式的網絡敘事,比如以央視為代表的主流媒體拍攝的《老爸的謊言》等大量公益微視頻,通過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來傳播主流價值觀的方式,不僅贏得了市場,更贏得了口碑,這應該成為主流媒體提高話語權的新形式和新方向。

四、結語

語言是意識形態的載體,一定的意識形態,總是借用一定的語言和術語來敘述自己。既不存在無語言載體的意識形態,也不存在無意識形態導向的空洞的語言形式。主體并不直接地與客體世界打交道,而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媒介去認識、理解和改變客體世界的。[11]因此,對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界定,與其說是個基礎理論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命題。網絡語言和網絡言語作為人類言語活動在網絡上的兩極,對之進行辨析,一方面可以讓我們比較清楚地了解網絡傳播規律,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們更有針對性地開展網絡意識形態工作。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廣大網民公民理性精神的慢慢培養,網絡語言的使用會更加靈活、豐滿和實在,將會涌現出更多建設性的網絡言語,兩個輿論場由此逐漸走向融合,我們的網絡敘事生態一定會更加和諧與理性,網絡意識形態話語表述也會在此過程中不斷地得到創新與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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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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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亞敏,閔建平.回到索緒爾[J].江西社會科學,2013(6):184-189.

[5]熊澄宇,孫暉.從符號學理論看網絡傳播[J].當代傳播,2002(4):64-66.

[6]趙毅衡.論符號學與現象學的結合[J].學習與探索,2015(1):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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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方海濤.論自媒體帶來的信息傳播價值嬗變[J].新聞界,2013(5):54-57.

[10]周志雄.網絡敘事與文化建構[J].文學評論,2014(4):185-193.

[11]俞吾金.意識形態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作者：方海濤 姚金蘭 單位：嘉興學院黨委組織部 浙江同濟科技職業學院